《文昌杂录》中的元丰官制记载 本文关键词：文昌，官制，杂录，记载
《文昌杂录》中的元丰官制记载 本文简介：Abstract：AmongthenoteswrittenbymanyscholarsoftheSongDynasty,thereweremanydetailsabouttheevolutionofthepoliticalsituationintheYuanFengperiodandthenewof
《文昌杂录》中的元丰官制记载 本文内容：
Abstract：Among the notes written by many scholars of the Song Dynasty, there were many details about the evolution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Yuan Feng period and the new official system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One of them, the Wenchang Miscellaneous Records, has a lot of historical records of Yuan Feng' s official system which were registered during the new reform of Yuan Feng system re-construction and many descriptions of new system were recorded in the book which became an important document reflecting the reform of the official system of Yuan Feng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is paper, taking the the Wenchang Miscellaneous Records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and by referr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such as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Zi Zhi Tong Jian, and so on, compa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otes and the orthodox books to probe the social background and reform process of the restructure so as to add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to this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
Keyword：Northern Song Dynasty;Yuanfeng official system;Wenchang Miscellaneous Records;
元丰改制, 作为封建官制发展史上的一件具有深刻意义的改革, 对其研究备受学术界关注 (1) , 已有成果对元丰官制改革的背景、内容、利弊等作了不同程度的介绍, 但无论着作、论文还是史书的校补, 其史料基本上都来自《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 (以下简称《长编》) 《宋会要辑稿》 (以下简称《宋会要》) 《文献通考》《宋朝诸臣奏议》等正统史料, 而学界对发掘新的史料, 从新的角度多元化地去研究元丰官制改革尚有匮乏。因此, 探析《文昌杂录》所载元丰官制史料, 显得尤为重要。
一、《文昌杂录》概况
《文昌杂录》为北宋庞元英撰。庞元英, 字懋贤, 北宋单州成武 (今山东菏泽市成武县) 人, 宰相庞籍之子。至和二年 (公元1055年) , 庞元英赐同进士出身, 为光禄寺丞。元丰初年历任群牧判官、都官郎中。元丰五年 (公元1082年) 任主客郎中。生卒年不可考, 大致政和中病卒。《文昌杂录》记载内容丰富, 上至朝章礼拜, 下至杂事杂说, 成书后被史学家、目录学家、藏书家等广泛征引, 其史料价值备受学界重视。《四库全书总目》对其评价称:“至朝廷典礼、百官拜除, 记载时日之先后异同, 多有可以证《宋史》之舛漏。”[1]605
《文昌杂录》共有10种版本。最早的为宋刊本, 已亡佚。元明以来仅以钞本流传, 入清以后, 刻本渐行。存世的有《说郛》本、《雅雨堂丛书》本、《学津讨原》本、《四库全书》本、《古今说海》本、《续百川学海》本、述古堂钞本、传是楼钞本、《学海类编》本等。通过版本比较, 《学津讨原》本为善本, 脱、恶、舛、漏之处最少。2006年, 大象出版社出版《文昌杂录》点校本, 该本以《学津讨原》本为底本, 收录于《全宋笔记》第二编第四册。下面以《全宋笔记》中金圆点校的《文昌杂录》为底本, 对元丰官制的动态变化过程做具体分析。
二、元丰官制改革背景
宋初, 承袭唐制, 设三省六部。宋初皇帝吸取五代灭亡教训, 在原有机构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机构以相互牵制, 这样, 三省六部职权被分散的同时, 也造成了“一官而数人局之, 一事而数人治之”的混乱现象, 冗官问题愈加严重。
(一) 弊乱丛生的北宋前期政治
北宋前期设置的臃肿机构不仅造成了权力分散的混乱局面, 还导致了“冗官”“冗费”等问题。
第一, 权力分散。宰相的军权、财权、行政权等被一分为三:设置枢密院分割宰相军权;设置三司史分割宰相财权;仅仅保留的行政权力也被后来增设的参知政事所分散。除此之外, 六部权力相比唐代也大大削弱, 被一些新增加的机构所代替。吏部, 原本掌管所有文官的任免、升降、调动等事务, 后增设流内铨 (负责京官七品以下官员的任免) 、审官院 (包括审官东院与审官西院, 负责考核、差遣诸司使武臣) , 这样, 吏部选官、差遣等权力被分散;户部, 原本掌管全国户籍、财政, 后增设三司 (包括盐铁、度支、户部, 三者共同掌管全国财政) 、大府寺 (掌管国家财货政令, 以及商税、贸易等) , 户部财政与赋税管理权力被分散;礼部, 原本掌管吉、嘉、军、宾、凶五礼以及科举考试、全国学校事务、与外国往来之礼等事务, 后增设太常寺礼院 (掌管宗庙礼仪) 、礼仪院 (负责相关礼仪的修订, 并裁定举行典礼所用的仪仗、法物等) , 与礼部重复礼仪管理与祭祀事宜;兵部, 原本掌管军令、兵械、武官任用及兵籍等事务, 后增设枢密院、三衙分别掌管军政要令和握兵之将, 兵部仅掌管兵械而已;刑部, 原本掌管法律刑狱等一系列事务, 宋太宗时又增设审刑院负责审判、复核案件, 其权势甚至在刑部之上, 刑部权力被分散;工部, 原本掌管土木、城池、工役等事务, 后增设判工事部, 工部权力被分散。这样一来, 六部几乎没有多少实权。
第二, “冗官”“冗费”等问题出现。《宋史》记载:“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着, 职以待文学之选, 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2]3768又《文献通考》载:“宋代设官之制, 名号、品秩一切袭用唐旧……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 互以他官典领, 虽有正官, 非别敕不治本司事。”[]可见, 虽设三省六部, 但形同虚设, 仅作为领取俸禄之用, 实权则转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职同宰相, 并以参知政事作为副相。“冗官”不仅使行政效率低下, 而且增加了一系列不必要的开支, “冗费”情况严重, 造成国库空虚。
北宋前期弊窦丛生的混乱官制产生了许多严重后果。首先, 官、职、差遣分离。官名与实际职权不符, 官只代表品级与俸禄, 并无实际权力;职是虚衔, 如大学士、待制等;差遣才是实际担任的职务。由此导致, “居其官不知其职, 十常八九”[]职能部门互相扯皮的现象。官、职、差遣分离, 致使官僚机构不断膨胀, 官员数量也成倍增加。据《文献通考》记载, 唐代官员最多时有18 850余人, 而宋代官员最多时竟有4万余人, 其官员冗滥程度可想而知, 也因此导致了“冗官”现象。其次, 寄禄官制度混乱。宋代前期, 正官、阶官、寄禄官融为一体 (宋代的所谓“正官”“阶官”, 也就是寄禄官) , 都只是代表官员的品秩、地位、身份等, 是作为领取俸禄之用, 与职事相分离。比如三省六部官员“虽有正官, 非别敕不治本司事”, 这种混乱的寄禄官制度最终导致各机构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而无法正常运作。再次, “冗官”加剧“冗费”。官僚队伍过度膨大, 中央官与地方官、新官与旧官、实官与虚官等层层重叠, 再加上北宋的官员俸禄在历代封建王朝中可以说是最优厚的, 各种福利补贴也比较多, 因此大量散官、闲官不仅造成了冗官, 而且也增加了国家财政支出, 导致政府财政入不敷出, 使“冗费”问题日益严重。面对官制的种种弊端, 自宋真宗朝后, 有识官员纷纷上奏要求“裁官”“去冗”, 因此, 官制改革势在必行。
(二) 元丰年间宋神宗对官制的整体调整
北宋元丰官制改革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官制改革从对《唐六典》的校订开始, 实行以阶易官。元丰三年 (公元1080年) 六月, 宋神宗设立“祥定官制局”, 仿《唐六典》, 制定新的职官制度。同年八月, 宋神宗颁布改革诏令:“朕嘉成周以事建官, 以爵制禄。大小祥要, 莫不有叙, 分职率属, 而万事条理, 监于二代, 为备且隆……国家受命百年, 四海承德, 岂兹官政, 尚愧前闻。今将推本制作董正之原, 若稽祖述宪章之意, 参酌损益, 趋时之宜, 使台、省、寺、监之官, 实典职事, 领空名者, 一切罢去, 而易之以阶, 因以制禄。凡阙恩数, 悉如旧章。”[4]7462同年九月, 宋神宗颁行“寄禄新格”, 就是详定官制所进呈的“以阶易官寄禄新格”, 主要是以新阶更换旧官, 统一了职官的品与阶。第一阶段的官制改革主要是改变北宋前期官制混乱的局面, 恢复唐代的官阶制度。
第二阶段, 主要针对省、部、寺、监等中央机构的改革。元丰五年 (公元1082年) 二月, 宋神宗颁布“三省六曹条例”, 对三省、枢密院、御史台、秘书省等部门的执掌作了详尽规定, “其书起三省、枢密院, 次以六部, 而九寺、五监随所属部附焉。分列科指, 条析庶事, 以类相从, 下至一时之务, 咸有秩叙, 大纲大纪, 无不备具”[5]4544, 全面恢复了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等职官部门的实权。元丰五年 (公元1082年) 五月一日, 北宋政府按照“三省六曹条例”正式施行新的职官制度, 称之为“元丰官制”。针对元丰官制第二阶段的改革, 《文昌杂录》记载:“元丰壬戌五月朔, 上御文德殿视朝, 仗卫如式。既退, 三省已下职事官各厘新务……新除省、台、寺、监官祥定官制所已, 着所掌职事。如被选之人, 不循分守, 敢有僭紊……执政官委御史台弹奏, 尚书已下听长官纠劾以闻。”[6]114由此可见, 改制的内容之一就包括恢复三省六部及九寺、五监之职。同时, 此诏令也表明了改制决心之大, 凡有违抗之人, 必究罪责罚。
元丰五年至元丰八年 (公元1082年~公元1085年) 庞元英任尚书省礼部主客郎中, 《文昌杂录》即这一期间所作。因此, 《文昌杂录》对于三省、六部官员的编制情况, 尤其是六曹二十四司官员的任命与调动, 多有细致的记录。
三、《文昌杂录》中的元丰官制记载
尚书省掌管的六部, 在北宋前期被其他机构所取代, 几无实权。新制初行, 尚书省吏、户、礼、兵、刑、工得以正名, 由各部尚书、侍郎主管六部之事。《宋史》载:“元丰官制既行, 三司所掌职务散于六曹诸寺、监。”[2]4356六部编制也随之变化, 《文昌杂录》卷一第3条记录了元丰五年 (公元1082年) 五月朔六部二十四司 (吏部:吏部司、司封司、司勋司、考功司;户部:户部司、度支司、金部司、仓部司;礼部:礼部司、祠部司、主客司、膳部司;兵部:兵部司、职方司、驾部司、库部司;刑部:刑部司、都官司、比部司、司门司;工部:工部司、屯田司、虞部司、水部司) 的官员编制情况。
尚书省官:左仆射王公珪、右仆射蔡公确、左丞蒲公宗孟, 右丞王公安礼、吏部尚书李清臣、户部尚书安焘。四曹阙:吏部左选侍郎苏颂、右选侍郎何正臣, 寻出知潭州, 除李承之。户部左曹侍郎陈安石, 右曹侍郎李定, 礼部侍郎谢景温, 兵部侍郎许将, 刑部侍郎崔台符, 工部侍郎熊本。郎中员外互置不备员。左司郎中吴雍, 右司员外郎王震, 吏部郎中曾肇, 员外郎刘奉世, 司封员外郎王祖道, 司勋郎中穆珣, 考功员外郎范峋、蔡京, 户部郎中刘珵, 员外郎黄好谦、王陟臣、马珫, 度支员外郎陈珦, 金部员外郎晁端彦, 仓部郎中韩正彦, 礼部郎中刘贽, 员外郎王子韶, 祠部郎中赵令铄, 主客郎中元英忝冒焉。膳部郎中鲁有开, 兵部员外郎潘良器, 职方员外郎黄萃, 驾部郎中王钦臣, 库部郎中林积, 刑部郎中胡授、杜纮, 都官员外郎韩宗良, 比部员外郎宇文昌龄, 司门员外郎王谔, 工部郎中范子奇, 员外郎高遵惠, 屯田员外郎张叙, 虞部员外郎李闶, 水部郎中李文卿。未逾月, 而兵部、都官、屯田三员外相继以病卒。于是杜常、许安世补兵部员外郎屯田阙。六月, 勑吏部增员外郎一员, 除文及甫。潞公之子也。[]
此段材料是庞元英对元丰五年 (公元1082年) 官制初行时六部官员编制的记载, 现以此段材料为基础, 对比《文昌杂录》与《宋史》等史籍记载的六部官员吏额之异同, 如表1所示。
表1 元丰官制初行时期六部吏额对照表
吏部:《宋史》记载吏部设官员13人, 《文昌杂录》记载设官员9人。对于吏部官员的编制情况, 《文昌杂录》的记载与《宋史》《四朝志》的记载互异。按照《文昌杂录》记载, 当时吏部的官员设置并不像《宋史》中所说的那样齐备, 比如, 司封员外郎1人、司勋郎中1人, 不同于《宋史》记载中的郎中、员外郎各1人。
户部:《宋史》记载户部设官员13人, 《文昌杂录》记载设官员10人。对于左、右曹的设置, 《宋史》载“左右曹各二人”, 《文昌杂录》载“左、右曹各一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元丰官制, 户部尚书、左曹侍郎各一员, 掌经赋, 右曹侍郎一员, 掌常平、苗役、坊场、山泽之令。”[7]380《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与《文昌杂录》对官制初行户部左、右曹各设置1人的记载相同。
礼部:《宋史·职官志》与《神宗正史·职官志》都记载了元丰官制初行, 礼部设官员10人。《文昌杂录》记载礼部设官员6人, 并指出官制初行, 礼部并未设置尚书一职。《长编》在《神宗·元丰五年》中载:“降授中大夫、龙图阁直学士、权发遣三司使安焘试户部尚书。礼、兵、刑、工四部尚书皆阙不除。”[4]7825又《宋会要》记载:“元丰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通议大夫、知潭州、新除守户部侍郎谢景温改守礼部侍郎。侍郎自是始正除, 尚书阙。”[5]3371虽然《文昌杂录》记载的是元丰五年 (公元1082年) 五月朔新订官制情况, 《宋会要》记载的是元丰五年 (公元1082年) 四月二十三日, 但二者日期相差无几, 说明元丰官制初行前后这一时间段内的确未设置礼部尚书。因此, 《长编》和《宋会要》关于官制初行, 礼部未设尚书一职的史料记载, 与《文昌杂录》同, 可证《宋史》之异。
兵部:《宋史·职官志》与《神宗正史·职官志》记载相同, 官制初行时兵部设官员10人。《文昌杂录》记载设官员5人, 并且指出官制初行, 兵部未设尚书。《宋会要》也记载:“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朝散郎、龙图阁待制、知郑州许将试兵部侍郎。侍郎自是正除, 尚书阙。”[5]3397《文昌杂录》与《宋会要》关于官制初行兵部未设尚书一职的记载相同。
刑部:《宋史·职官志》与《神宗正史·职官志》记载同, 刑部设官员13人。《文昌杂录》记载设官员6人, 与《宋史》记载设官员13人相异。
工部:《宋史》记载工部设官员10人, 《文昌杂录》记载设官员6人, 并提到官制初行, 工部并没有设尚书一职, 与《宋史》记载的工部设官员10人相异。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 《文昌杂录》与《宋史》的记载差异很大, 尤其是六部是否设置尚书一职的记载。《文昌杂录》记载官制初行, 六部官员之中仅仅设吏部、户部尚书, 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四曹尚书并未设置, 而《宋史》记载官制初行, 六部尚书都各有设置。对此, 笔者参校《长编》《宋会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史籍, 发现《长编》《宋会要》关于元丰官制初行时六部尚书的史料记载, 与《文昌杂录》同, 都指明官制初行时, 六部之中仅有吏部、户部尚书。《宋史》对于研究宋代历史的价值和地位是不可否认的, 但对于某些细节问题确有疏漏之处, 如《宋会要》引《哲宗正史》对刑部官员的记载:“设官十有二, 尚书、侍郎各一人。”[5]3410可见, 《哲宗正史》记载哲宗朝刑部官员为12人, 《宋史·职官志》记载刑部官员为13人, 《宋史》记载的是宋神宗时期的官额, 而刑部官员设置在宋哲宗时期实际上已有所变化, 由13人降为12人。可见, 《宋史·职官志》仅载有理论上的吏额, 缺少对这一变化过程的详细记录。鉴于此, 有必要将《文昌杂录》中六部官员的任命情况做一具体分析, 如表2所示。
表2《文昌杂录》各卷记载六部官员任命情况表
由表2, 再结合表1, 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六部吏额及六部官员的任命情况。《文昌杂录》对于六部某一职务的任命与补替, 以及某一官员的仕途履历, 都记录得非常详细, 且在时间上能够前后呼应。如《宋史·安焘传》记载, 安焘曾任户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等职, 《宋史》对安焘任同知枢密院事一职有时间可考即元丰六年 (公元1083年) , 但对安焘何时任户部尚书一职却没有明确记载。《文昌杂录》记载安焘于元丰五年 (公元1082年) 五月任户部尚书, 元丰六年 (公元1083年) 七月“以户部尚书安焘为司知枢密院事”。《文昌杂录》与《宋史·安焘传》都记载安焘于元丰六年 (公元1083年) 任同知枢密院事, 但《文昌杂录》具体到月份, 较《宋史》更为详细。
四、结语
《文昌杂录》中的元丰官制记载有《宋史·职官志》与《宋史·人物传》等正统史籍所忽略的重要史料。众所众知, 《宋史》乃元人编撰, 以当时存在的国史档案为基础, 传抄时不加以细致分析, 虽然卷帙浩繁, 但也是漏洞百出, 经常出现一人二传, 一事数见, 前后称呼、职官等不一致的情况。《文昌杂录》作为宋代笔记的一种, 是当时人撰写当时事, 其对新定官制的记载, 对元丰官制改革中一些细节等问题的记载更加具体、详实。因此, 《文昌杂录》可以与《宋史》《长编》《宋会要》等史籍相互印证补充, 从而为元丰官制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史料, 对该时期的历史研究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永.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 1965.
[2]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3]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 2011.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 1992.
[5]徐松.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6]庞元英.文昌杂录[M].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6.
[7]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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