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更张与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分析 本文关键词：戊戌变法，甲午，失败，原因，分析
甲午更张与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分析 本文简介：摘要：19世纪后期中朝两国同样面临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入侵,虽然两个国家都对殖民入侵进行了应对。但是种种努力均已失败而告终。本文拟对甲午更张与戊戌变法的全过程进行全面的剖析,并结合当时国际社会的大环境得出两者从“殊途”到“同归”的原因。 关键词：
甲午更张与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分析 本文内容：
摘要：19世纪后期中朝两国同样面临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入侵, 虽然两个国家都对殖民入侵进行了应对。但是种种努力均已失败而告终。本文拟对甲午更张与戊戌变法的全过程进行全面的剖析, 并结合当时国际社会的大环境得出两者从“殊途”到“同归”的原因。
关键词：甲午更张; 戊戌变法; 失败; 殊途同归;
19世纪末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 欧美的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并过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 阶段。为了掠夺原材料和对外进行资本输出, 新兴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向外扩张, 开始了输出资本掠夺殖民地的争夺。甚至刚刚通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亚洲国家日本也开始向外扩张势力。在这种大国际背景下, 依然由封建势力掌握本国政权的中国和朝鲜均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当中。虽然两国具有进步思想的人士早已看出这种大国际趋势并且进行了变革希望摆脱这种危局。但是由于受到多重因素的干扰以及资本主义必然会取代封建主义的影响, 努力最终失败。
关于甲申政变和戊戌变法众多的学界前辈已经有了丰厚的研究成果, 由于门类繁多, 范围广泛, 笔者在此就不一一列举。而对甲午更张和戊戌变法进行对比研究的则不多, 笔者接触到的仅有《朝鲜甲午改革与中国戊戌变法之比较》, 王培文、魏晓立,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04年第二期。) 这也是笔者写作此文的目的。
一、甲午更张的情况
(1) 国际背景和国内情况
19世纪末, 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 各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日本纷纷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地处东北亚中心地带的朝鲜半岛就成了各种势力争夺的前沿阵地。日本通过“甲申政变”当中的外交讹诈取得了与朝鲜的宗主国清几乎同等的权利。日本为了实现“征韩侵华”的既定目标加快向朝鲜渗透的速度, 借用出兵朝鲜半岛镇压甲午农民战争的机会挑起了甲午中日战争。老牌的沙俄帝国也为了寻找终年不冻港积极向远东地区扩展势力, 也试图染指朝鲜半岛。英国因为和沙俄在中亚地区争夺势力范围的矛盾而想插手朝鲜半岛。
由于封建王朝末期所固有的统治危机以及种种衰败迹象, 加上甲午农民战争给原本就已很衰弱的朝鲜王朝所带来的重创, 当时的朝鲜王朝危机四伏。在这种情况下以统治阶层中的开化派为代表的先进人士纷纷要求进行改革。
(2) 改革的情况
在甲午农民战争被平定之后日本仍然继续驻兵朝鲜, 并进一步无理的要求朝鲜政府实施内政改革, 对此朝鲜政府一方面拒绝另一方面也积极启用以金弘集为代表的亲日派开化派人士进入政府。尽管如此, 遭到拒绝的日本为了达到向朝鲜扩展势力的目的, 还是采取了武力手段。1894年7月23日, 驻日公使大鸟圭介率领日军闯入景福宫, 挟持了高宗和闵妃, 并且请大院君进宫主持局面。之后成立了以金弘集为首的新政府, 设立军国机务处全面负责改革。 (1) 军国机务处所实施的改革内容主要包括:
政治方面:改革官制, 推进行政制度的近代化。军国机务处宣布停止使用清朝年号, 改以朝鲜王朝开国纪年, 即改“光绪二十年”为“开国五百三年”。其次对中央机构进行改革, 废六曹, 改为八衙门, 政府首脑改称“总理大臣”, 各衙门首长称大臣, 次长称协办;将捕盗厅改为警务厅, 废除义禁府, 设立会计审查院, 并将官员的品级由九品十八级变为11级。实行宫府分离, 专门设立宫内府管理宫廷事务, 而政府事务归军国机务处。另外, 还废除了科举考试, 改由“国文、汉字、写字、算术、国内政治、外国事”来铨选官吏, 并且革除了文尊武卑的惯例。
经济方面, 主要是对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改革, 开始实行产业化, 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统一国家财经, 实行一元化管理。军国机务处规定全国财政和税收统归度支衙门管辖, 这样就避免了过去王室、户曹和宣惠厅等多个机构分别收税的弊端。废除实物税, 改由现金交纳。并设立地方银行和米谷商社, 以活跃经济, 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统一度量衡。颁布《新式货币章程》, 整顿货币, 实行银本位制。这项措施是最能体现日本对朝鲜的干涉和渗透的。因为当时朝鲜还无法大规模制造新式货币, 在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的指示下, 军国机务处允许日币和新币混合使用。这就使日元在朝鲜的流通范围由通商口岸扩大到朝鲜全境, 从而威胁朝鲜的经济安全。
社会生活方面, 开始触动封建旧习俗和等级制度, 逐步引入文明开化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包括在废除缘坐法, 废止公私奴婢法, 严禁贩卖人口, 破除嫡庶之分、门第之别, 不分贵贱登用人才, 简化朝服, 改革养子制度, 禁止早婚 (男子20岁、女子16岁可结婚) , 允许寡妇改嫁, 严惩贪官污吏, 改善贱民待遇等等。另外, 军国机务处中的俞吉濬等官员提倡使用国汉文, 即政府公文不再只用汉字, 而将朝鲜文 (国文) 和汉文混合使用, 这是朝鲜文字的一次重大变革。 (2)
(3) 政策的实施情况及失败:
这次改革始终是在斗争中进行的。部分人对改革有抵触思想, 表示不满, 致使金弘集先后3次提出辞职, 出于顺利进行改革的需要高宗并没有批准。改革的内容虽然并不十分彻底, 但许多的内容还是很符合朝鲜的发展方向的。
日本督促朝鲜进行改革的初衷是为自己的势力能渗透至朝鲜服务。甲午更张触犯了日本的这种意图。日本驻朝官员在报告中说:若放任军国机务处, 不知将带来何种后果, 日本苦心经营的一切, 就会变成画饼。朝鲜出现这种局面是日本所不能容忍的。于是1894年11月日本改派内务大臣井上馨为新任驻朝公使。 (3) 井上一上任便开始了对甲午更张的种种破坏行动。
首先, 井上以大院君企图废黜高宗而立其孙李埈镕为王将大院君赶下台。 (4) 高宗重新成为名义上的国王, 这样井上只需控制高宗即可掌控整个朝鲜的局势。其次, 井上在上任伊始就提出了“二十条改革案”。所谓“二十条改革案”是完全根据日本对朝鲜的扩张需要而制定的。1894年12月井上馨迫使高宗同意发表谓《洪范十四条》。《洪范十四条》是大鸟圭介的“改革案”和井上馨的“二十条改革案”的综合体。目的旨在推翻朝鲜政府的改革, 甲午更张最终以失败告终。 (5)
二、戊戌变法的情况
(1) 国际背景和国内情况:
19世纪末, 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各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外倾销和掠夺原材料。早就在19世纪中期就被英法叩开大门的中国亦不能幸免。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当时在京的康有为便联合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给光绪帝, 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 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 史称“公车上书”。
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也日渐完善。康有为等人为了能使变法顺利开展, 先后创办了《万国公报》 (后改名《中外纪闻》) , 《实务报》, 《国闻报》等报纸以及强学会、救国会、保国会等组织用来宣传维新思想, 为变法的开展创造必要的舆论条件。在康有为、梁起超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 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 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 新式学堂17所, 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 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1897年11月, 德国强占胶州湾, 法国强租广州湾, 英国强租借后来被称为新界的地区和威海卫, 全国人心激愤, 维新运动从理论宣传转到政治实践。12月, 康有为第五次上书, 陈述列强瓜分中国, 形势迫在眉睫。1898年1月29日, 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 4月, 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 为变法维新作了直接准备。 (6)
(2) 变法的情况:
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和以翁同龢为代表的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 1898年6月11日, 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 宣布开始变法。变法从此日开始, 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 历时103天, 史称“百日维新”。
在此期间, 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 颁布了200多道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
a) 政治方面:准许官民上书言事;取消闲散重叠机构, 裁汰冗员;废除旗人寄生特权等。
b) 经济方面:强调以工商立国, 才能富国养民;因为官办企业弊病多, 所以着重鼓励民办企业。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 并在各省设分局。广泛开设农会, 刊印农报, 购买农具, 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 编译外国农学书籍, 采用中西各法切实开垦。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在各地设立工厂。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 保护商务, 推广口岸商埠。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 命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倡办实业, 促进生产。鼓励私人开办工矿企业。
c) 军事方面:改行西洋军事训练, 遣散老弱残兵, 削减军饷须支, 实行团练, 裁减绿营, 举办民兵。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 筹设武备大学堂。武科停试弓箭骑剑, 改试枪炮。
d) 文化教育方面:开办京师大学堂, 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堂, 郡城设中等学堂, 州县设小学堂。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等速成学堂;派皇族宗室出国游历, 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废八股举试, 定期举行经济特科。设译书局, 颁发着书及发明给奖章程, 保荐格致人才。 (7)
(3) 政策的实施情况及失败:
戊戌变法的政策从制定时期就遭到了来自各种守旧势力的反对。帝党首领翁同龢被罢官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朝廷当中的守旧派官僚极力阻止变法的实施。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匡、大学士刚毅是典型代表。在中央机关当中戊戌变法就遭到了如此强烈的反对, 所以变法政策在地方的执行情况可想而知。唯一能够贯彻执行变法政策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在戊戌政变以后就被革职。
9月16日, 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 面谈后升任他为候补侍郎。另一方面, 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为由, 催促袁世凯紧急回天津。根据袁世凯的日记, 谭嗣同于9月18日夜访袁世凯住处, 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 诛杀荣禄和包围慈禧太后住的颐和园。两日后 (9月20日) , 袁世凯回到天津, 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9月19日, 慈禧太后回宫, 9月21日即临朝听政, 宣布戒严, 火车停驶;幽禁光绪帝, 废除新政, 搜捕维新党人, 这就是戊戌政变。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以失败收场。维新党人当中, 康有为早就离开北京, 梁启超避入日本使馆。谭嗣同拒绝出走, 表示:“各国变法, 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 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 请自嗣同始。”共数十人被捕, 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于9月28日被斩杀于菜市口。除京师大学堂 (即现北京大学) 和各地新式学堂被保留外, 其余主要新政措施均被废止。
戊戌变法被称为近代中国最有可能成功的变革, 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戊戌变法是19世纪末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 是一场旨在挽救国家危亡的爱国运动;同时又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但是由于封建经济基础的牢固, 封建政治力量的强大、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根深蒂固, 初登历史舞台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弱小, 经验不足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决定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带有必然性。
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是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决定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极低下, 经济基础很薄弱, 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不足以同封建腐朽势力相抗衡。
三、结语
在甲午更张之前由于清朝在与日本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处于不利的局面所以日本当时几乎成了朝鲜实际意义上的“宗主国”。所以甲午更张的背景是日本一国在意欲控制朝鲜的情况下以朝鲜政府中的开化派以摆脱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的而进行的改革。而日本帮助朝鲜政府进行改革完全是打着帮助的幌子为自己进一步控制和占领朝鲜而做准备。由于当时日本实力的强大以及朝鲜政府的软弱无能, 最终这次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改革在日本的干涉下以失败告终。
戊戌变法是在19世纪中国维新思想传播和发展以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情况下由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一场变革运动。这次改革从制定政策之初就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的强烈反对。虽然光绪帝积极支持和推动这次改革运动, 但是贵为皇帝而没有实权, 不能够在实际行动上支持变法运动的贯彻实施。
就当时的国际大环境而言, 19世纪90年代末, 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阶段, 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 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也不会允许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繁荣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 所以戊戌变法所处的国际环境也非常不利。加上民族资产阶级的经验不足和先天的软弱性, 戊戌变法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综上, 虽然“甲午更张”与“戊戌变法”有着许多的不同, 例如国内情况的不同, 领导阶级一个是封建的两班贵族中的开化派另一个是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民族资产阶级。国内的其他阶层对变革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朝鲜王朝中的大部分人士还是很坚决的支持甲午更张的政策的, 而戊戌变法的政策在一开始就遭到了清廷中的封建贵族的强烈反对。因为封建贵族害怕自身的利益受到冲击故而不可能支持变法。可见当时两国的统治阶级对待变革的思想认识程度是不同的。
纵然“甲午更张”与“戊戌变法”有着许多的不同, 但是当时两国所处的国际大环境和时代背景是相同的。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 各个资本主义列强急剧向外扩张自己的势力。所以帝国主意列强是不会允许两个国家通过变革走上独立富强的发展道路的。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说,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必然取代封建生产关系的。所以“甲午更张”和“戊戌变法”这种在没有触动封建王朝统治根基的情况下进行的变革必然会遭到失败。
参考文献
[1]《论戊戌变法中的帝党》, 莫世祥, (《学术论坛》, 1982年1期。)
[2]《戊戌变法:近代中国唯一可能成功的改革》, 王也扬, (《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3期。)
[3]《朝鲜甲午改革与中国戊戌变法之比较》, 王培文、魏晓立,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04年第二期。)
[4]《试论朝鲜甲午改革的性质》, 金燕惠, 延边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005年。
[5]《朝鲜简史》, 朴真奭、姜孟山、朴文一、金光洙编着, 延边大学出版者, 2007年版, 专着。
[6]《韩国的历史与文化》, 杨雨蕾、魏志江、蔡建、崔学松编着,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专着。
[7]《谈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谷月, (《理论界》, 201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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