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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研究

来源:免费论文网 | 时间:2019-02-11 12:30:18 | 移动端:国际关系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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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研究 本文简介:一个被规避的挑战    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呈现出深深的不确定性,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式微及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剧变更在某些方面增强了这种矛盾状态。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现存思想模式和国家体系的挑战使其被学术界所排斥,而马克思主义追求者或掌权者的武

国际关系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研究 本文内容:

一个被规避的挑战
  
  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呈现出深深的不确定性,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式微及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剧变更在某些方面增强了这种矛盾状态。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对现存思想模式和国家体系的挑战使其被学术界所排斥, 而马克思主义追求者或掌权者的武断、论争和简单化则使这种排斥更为加深。另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自身就是启蒙运动以来激进自由主义传统的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些学科一道, 是对工业社会的兴起所做出的反应, 和一些学科享有共同的知识背景并以多种方式影响了它们的变化。如果说在社会科学的某些领域里已经出现了可确认的“马克思主义”潮流, 这表明它具有了广泛的影响力并得到进一步的传播, 结果是最初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方法论已经获得普遍的接受。在这个意义上, 借用葛兰西的话, 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常识”.

  
  如果说这种矛盾状态被共产主义者的挑战和冷战所加剧, 那么随着冲突和共产主义的官方挑战的终结, 这种矛盾状态则进一步加大了。现在很容易说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享有盛誉, 某些方面本章和本书后面的章节中都将做更详细的探讨, 这里只想说, 任何一种建立在含蓄的历史目的论基础上并与结果主义的伦理学结合在一起的理论, 或是一种极为不同的社会可以在这个地球上被创造出来的假想, 都已经不再为人们所信服。然而承认这一点并不是为了推断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必须承认它极有可能在解释和应对当代世界问题时做出一些重要贡献。
  
  如果说现实主义理论能够与其表亲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和权力政治加以区分, 那么, 解释性的马克思主义也能够与工具性的马克思主义相区分。这项工作首先包括认真检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 同时也要考察那些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着作, 他们寻求另外一种解释以代替教条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①在社会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 这一独立的、更为宽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潮流已经创作出得到学术界认可的丰富的分析性成果, 因此, 他们在国际关系学领域也可能取得同样的建树。本文将要探讨国际关系学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的互动。
  
  尽管历史唯物主义和国际关系学之间潜在的互动已经有很长时间, 但是两者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的工作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在国际关系学发展的不同阶段, 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关系学的意义一直在被探究并已确认了某些联系点。①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许多学者倡导展开进一步的理论研究, 无论是采用一般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去解释国际关系学, 抑或是拓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领域, 都能够通过吸收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特定元素来强化国际关系的分析能力, ②在一项革新性的、富有智慧的研究中, 安德鲁·林克莱特考察了“批判性”马克思主义对于国际关系学的意义, 同时强调国际体系对任何解放性课题 ( emancipatory project) 所强加的约束。③
  
  与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 如社会学、经济学或历史学形成对照的是, 历史唯物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从来没有占据过牢固的地位。很多学者明确试图限制历史唯物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应用, 例如马丁·怀特、汉斯·摩根索等部分学者试图彻底否认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有一部分学者把历史唯物主义放在一个次要的位置, 或是将其视为选择性阐释, 以至于其关联性受到限制。④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遮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问题来完成的。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 资本主义是其现代社会分析的核心范畴, 国际关系学对此三缄其口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暗示性意义。冷战不仅仅表现为战略利益冲突, 而且表现为不同经济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 这一事实同样被多数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
  
  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在国际关系学中未能占有一席之地, 根源就在于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一门学科, 国际关系学主要产生于英美大学, 并且其理论主要来源于其他社会科学, 因此无论从制度背景或者理论影响来说, 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获得一个显要的或一个被认可的地位。
  
  另一方面, 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也没有发展出一套明了易懂、对国际关系学有所贡献的理论议题。以马克思主义名义出现的大多数着作通常是通俗化的论争, 这在某些标准化、公式化的马克思主义读物中反复出现, 集中于政治利益辩护。马克思主义者将国际的讨论限定于“帝国主义”问题, 并对这一现象进行单方面的解释, 对此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负有责任。⑤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立潮流中, 那些一直试图将马克思主义方法应用于国际关系学的学者面对理论上的困难踯躅前行, 这种理论困境同样是那些寻求在特定国家自身范围内分析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学者所面对的。
  
  与此同时, 马克思主义对于国际层面经济因素的强调不利于其解释政治、意识形态、安全等国际关系学的核心问题。“国际的”概念本身给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了问题, 因为“国际的”与“国家的”二者之间暗含的对比是他们无法欣然接受的: 自从《共产党宣言》所发布的世界主义主张开始, 马克思主义者就自信地以一种单一世界进程的视角来考察国际事务, 其结果是研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迫切需求似乎变得无关紧要, 从而偏离了对于影响世界政治的真实、普遍的力量的分析。马克思的民族主义观点, 并不像之后的批评者认为的那样充满敌意, 但他否认国家形成与国家-社会联系增强之间任何必要的的对比或矛盾。⑥
  
  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关系学内部的三大“论战”
  
  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关系学之间没有建立普遍的联系, 这一状况由于理论探索中遇到的大量具体困难而变得尤为严峻。国际关系学自诞生以来的七十多年中, 经历了三次重大理论论战, 这些争论往往界定了国际关系学进一步研究的文献和术语, 但是马克思主义却很难被纳入其中。
  
  第一次论战是在“乌托邦主义”与“现实主义”方法之间展开的。这两个概念本身都是人为的术语, 但是被用于构成意识形态的对立。在这一框架中, 马克思主义分享了两者的要素: 如果在其假设中有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规制政治的方法以及将一套道德观念引入政治分析中是“乌托邦主义的”, 那么它对于构成人类行为基础的物质利益的强调, 及其对政治生活中的伪善、谎言和犬儒主义的强调则是“现实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两种并行的理想主义事业---共产国际和国联, 作为对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反击, 列宁主义的乌托邦截然不同。
  
  第二次论战中出现了相似的问题, 这次论争发生在传统主义者和行为科学主义者之间。马克思主义对19世纪的科学方法论非常关注, 并且受到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影响, 因此必然强调社会分析的科学潜能: 定量和“规律”的形成在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中处于核心地位。与19世纪大部分激进思想一样, 早期进步主义被达尔文的进化论赋予了虚假的科学性。①然而马克思主义仍然保留了另一种方法: 它不仅仅是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的领域, 而是历史唯物主义: 从事件的意义上说, 历史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传统的国际关系学而言同样重要, 但是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历史就更加重要了, 它确认了史实性以及社会或思想的起源和再生产的条件。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在判断的语言, 还是在强调规定和行动的命令上都极富道德色彩。这的确是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本质区别, 后者强调改变世界的必要。②
  
  国际关系学内部的第三次论战发生在国家中心主义和世界体系论者之间, 这次争论支撑马克思主义者获得更多的成就。毫无疑问, 马克思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世界市场, 随之出现了在世界范围内运行的阶级力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 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只能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存在, 他们既是世界历史中经济过程---资本主义的扩展---的结果, 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的施动者。③世界阶级、世界政党、世界革命---这一共产国际的纲领概括了马克思的观点, 正如早期的《共产党宣言》所做的那样。
  
  然而, 19 -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致力于探索有关国家的理论和实践: 分析国家的力量、坚韧性和根植于其中的阶级利益。④国家的概念化、国家与其他社会力量的互动一直以来都是马克思主义或者其他理论争论的主题。然而所有文献的前提条件是国家没有消失或者被超越, 面对内外的压力国家依然在政治中占据中心地位。马克思主义既承认国家作为政治权力目标的重要性, 也认可民族国家作为一项根本的组织原则的重要性, 体现在无论是在争取权利的民族主义运动中, 还是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巩固革命政权的过程中。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自由主义或跨国主义的下述两种观点高度怀疑: 作为阶级权力的核心, 国家作为国际政治基本要素的作用正在受到侵蚀; 作为一种阶级统治的核心工具或至少是后备力量, 武力和高压政治已经被取代。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历史唯物主义和国际关系学之间这种明显缺乏沟通的状况有所改善, 国际关系学领域给马克思主义让出了一席之地。但是, 除了林克莱特等少数几个学者外, 这种让步方式本身就造成了难题。有人认为一种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能够被用于解释国际关系学, 这种通常被称为“结构主义”的范式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⑤历史唯物主义至少看起来在国际关系学占有了一席之地。
  
  但是, 把作为理论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结构主义”这一在国际关系学内部构成的范式是否合适仍有疑问。首先, “结构主义”概念派生于语言学和考古学, 它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主要方面存有差异。结构主义是一种决定论, 它否认结构中诸元素的行动自由或能动作用。反观马克思主义, 尽管它强调历史的“铁律”以及社会-经济背景的决定性作用, 但仍然包含了以下元素: 自由、意志、唯意志论的可能性, 甚至是必然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了很大篇幅分析阐释生产模式的规律, 宣称当所有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冲突达到特定的某个点, 工人就将起来反抗。①《共产党宣言》是行动的命令。
  
  随后的政治性马克思主义历史掌握在列宁、毛泽东这样的革命领袖手中, 很难坚持认为普罗米修斯这样的人能够被社会存在的结构所束缚。同样, 即使独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这一问题上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虽然一些理论家, 特别是路易·阿尔都塞 ( Louis Althusser) 强调决定论, 但其他学者却认同个体和政治力量不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去追求解放、并通过自觉行动去挑战社会公认的约束的能力。
  
  通过与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的“批判理论”, 马克思主义其他重大内容被引入了国际关系学。从这个角度考察, 以罗伯特·考克斯的着作为例, 他着重强调群体、个体的解放潜力以及建立一种适当的理论回应的可能性。哈贝马斯的伟大贡献之一是区分了知识的三种类型---实证的、解释的和批判的, 而批判构成人类解放的基础。②
  
  结构主义同样是一种误导, 从其常规的用法看, 它表明影响体系内任何一个元素发展的多重关系。尽管历史唯物主义认可影响的多样性和阶级、国家、性别、地点、文化及历史背景等多元决定论, 但它同样强调某些因素的首要作用。它假定存在阿尔都塞所称的“支配性结构”, 这一优势是物质的、社会-经济水平所赋予的。与常规的结构主义的偶然性相比,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经济决定论理论。
  
  国际关系学文献中偶然决定论 ( contingent determination) 的例子很多: 苏珊·斯特兰奇提出了国际关系中四个“结构”理论, 加尔通提出帝国主义“结构化理论”.③迈克尔·曼关于权力的四种来源的概念化也有类似的不确定性。所有这些理论都认可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的生产和经济剥削分别作 为决定方式的重要性, 不过二者与其他形式的约束条件同等重要。支配结构被随机性决定所取代。
  
  传统国际关系学中的“结构主义”映像产生了另外一个难题, 即范围的局限性。例如, 教科书的一项调查显示, 与“结构主义”范式紧密联系的是国际关系当中的一个特定部分, 即南北关系。如果说结构主义提供了南北关系的一般性解释理论, 但它同时也宣称南北关系是国际关系的核心部分, 可以说此前并不为人所认可。然而, 这一方法存在着两个重大局限。
  
  首先, 归入“结构主义”名下的理论部分地解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内容: 虽然大部分文献强调了剥削、帝国主义的主导性, 但是另外一部分文献, 并且可能更忠实于马克思最初的认识, 提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案例: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产物, 它兼具毁灭性和创造性双重影响, 毁坏已有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形态并锻造出新的形态。马克思在其着作中表达出这一观点, 他虽然一方面谴责资本主义的传播给人类造成的灾难, 其中包括成为世界殖民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伪善的说教, 但马克思同时看到了资本主义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无论马克思或列宁关于俄国早期的着作中, 都没有对前资本主义社会流露出伤感。只是后来, 特别是马克思的反殖民主义读物和依附论兴起后, 马克思主义开始被这样一种观点主导, 即资本主义具有无可争论的负面影响。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在工业化和政治变革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功, 受其影响, 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传统倾向变得日益明显。①
  
  除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进行有选择的解释外, 这种将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同的做法产生了进一步的问题, 即限制了研究范围。任何一种理论范式都试图通过重新定义本学科的研究问题来施加自己的影响, 但是, 完全聚焦于“结构主义”不可避免地使理论范式的视野变窄。无论北方和南方之间的经济关系如何重要, 都无法构成世界政治的核心。因此, 对于南北关系的强调, 限制甚或是抑制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野。结果导致北方国家也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南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战争和相关事宜以及作为个体的国家之特定的民族历史、文化、阶级构造的作用等都不能以一种适当的方式表现出来。国际体系的大部分历史由此被排除在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这种界限的划定是由于误读了据称是“结构主义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实际上这本书并非研究南北关系, 而是探讨帝国主义列强于1914年走向大战的原因以及社会主义者应该如何应对战争。②因此,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时, 不必放弃“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 而应该扩展其理论范畴。无论对国际关系学做出怎样的“结构主义”调整, 都必须保留这一学科的中心主题。如果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潜能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 它需要经历双重的过程, 一方面重新界定研究议程, 另一方面扩展它的理论范围, 从而将这一学科的整体研究主题都包括进来。
  
  历史唯物主义的潜能
  
  如果说引导历史唯物主义和国际关系学产生互动的理论工具可以信手拈来, 这一点难以令人置信。作为一种理论方法, 马克思主义仍然处于变化之中: 虽然在其存在的一百五十年中, 它已经涵盖了诸多内容, 但是依然有很多尚待分析的内容。在这一点上, 它与自由主义或传统经济学方法无异。迄今为止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着作中, 未见对于国际关系的分析, 这项工作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寄望未来。基于以下两个原因可以断言, 这种努力是可能的, 并且能够产生出一种新的、全面的研究范式:
  
  首先, 从对其他社会科学的影响来说,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涉及政治、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全面的一般性理论, 声称能够包含所有社会行为的重要领域。在过去的一个世纪, 历史唯物主义的确一直试图提供一种关于社会的全面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这三个领域中的影响是最显而易见的。但问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在国际关系学领域并没有被赋予一个与之相配的地位, 同时也没有对国际关系学的挑战做出适当的回应, 原因在于前文所述的某些特定的理论和历史的干扰。
  
  同其他理论一样, 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很多概念也具有可以应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潜能。国际关系学自产生以来从其他社会科学中汲取了大量理论工具: 从芝加哥学派的权力理论到行为主义、理性行动理论、法律和哲学的最初影响、冲突理论、功能主义乃至当前的“批判”理论, 其他社会科学对国际关系学的影响可见一斑。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来充实国际关系理论这一想法值得考虑, 即使与历史学或社会学一样, 这种理论拓展并非建立在与国际关系学直接相关的工作之上。
  
  其次, 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产生了一大批与国际关系传统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和一种在20世纪70年代末得到认可的方法, 这种方法超越了“结构主义”对于战争、暴力、国家、国际冲突、跨国经济问题、国际体系自身的发展等问题的特定阐释。20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 马克思主义者尝试围绕“帝国主义”概念来建构国际体系理论, 用“帝国主义”来指代国家间的战略竞争, 这是他们曾经做过的最有抱负和创造性的努力。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 另外一大批关于国际问题的着作诞生了, 除了大量关于帝国主义的研究外, 还出现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对于冷战的争论和资本主义国家间关系的分析。沃勒斯坦提出了与传统国际体系完全不同的一套理论体系, 虽然两者关注的历史时段都是从1500年到现在。与现实主义强调政治和外交的分析不同, 沃勒斯坦的研究方法强调体系中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世界体系论强调等级制的创建, 它试图将国际冲突和国内社会、政治层面的变化联系起来, 这与现实主义对国内维度的否定形成对照。①与此同时, 沃勒斯坦的着作也招致来自历史唯物主义内部的大量批评: 世界体系论过于强调流通而不是生产; 它对于“反体系”力量的支持有些幼稚;它过于依赖对帝国主义所做的片面的、具有“依附论”导向的解释。②
  
  对冷战的讨论涵盖多种研究方法, 但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主义和国际关系学中的其他方法不愿意使用理论术语来分析冷战形成鲜明对照。对于现实主义来说, 冷战不过是国家之间竞争的继续; 对于独立和结构理论 ( independence and structural theories) 来说, 冷战是令人尴尬的副业, 分散了它们对其主要议程---发达国家间和南北关系---的注意力。这一切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含义在《反思国际关系》一书中8 -9章中有大篇幅的讨论, 这里只做如下述要: 事实上围绕冷战这场20世纪后半期最主要的国际冲突的性质所发生的唯一理论争议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范式内部。③
  
  有关资本主义国家间关系的分析着述则不局限于历史唯物主义内部。这是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相互依存论者的惯用手法, 反应在基欧汉、吉尔平和斯特兰奇等人的着作中, 他们也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关于美国“衰落”的争论。但是这些学者自己也承认, 一战前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就资本主义国家间关系做了大量研究, 他们只是在一种新知识背景下的回归。范德皮杰 ( van der Pijl) 、科尔科 ( Kolko) 和吉尔 ( Gill) 等学者在该领域做出了贡献。④
  
  与国际关系学事业并行的是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出现, 二者同源, 但国际关系史并不正式属于国际关系学。两种学术方法间传统的学科分野及长期的竞争, 使国际关系学没有足够重视国际关系史领域的大量文献。
  
  马克思主义已经对其他一些特定的历史学研究领域做出了实质性贡献, 这些领域涵盖民族、政治、社会与经济。但是,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量受历史唯物主义影响的国际关系史, 它与传统外交史学家的研究方法明显不同。艾瑞克·沃尔夫、佩里·安德森、埃瑞克·霍布斯鲍姆等人的研究值得关注。沃尔夫的着作全面地、令人信服地分析了非欧洲世界如何被欧洲政治经济体系所征服。⑤ 安德森的着作追溯了国家直到民主新纪元的演变, 涉及国家内部的社会与政治发展和外部竞争。⑥霍布斯鲍姆的着作可能是影响最为广泛并对国际关系学最具直接意义的, 这可以在其三部关于现代国际体系演进的着作中反映出来, 即《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和《帝国的年代》。⑦
  
  霍布斯鲍姆的着作与国际关系学直接相关并且涉及很多国际关系学强调的问题: 国家、民族、市场的出现; 经济、政治和战略因素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社会内部和不同社会之间冲突的来源。无论是传统的国际关系史还是国际关系学中关于“国际社会”的研究领域, 都没有一本着作可以与之媲美。尽管依据经验和审慎的判断, 霍布斯鲍姆的研究仍然把自身定位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这种方法所提供的调查与解释两大范畴之内。以《帝国的年代》为例, 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四十年纳入考察范围, 以工业社会的发展及其扩展作为大背景, 对民主和民族主义的传播、帝国主义的扩张以及导致一战爆发的事件等进行了全面的历史和唯物主义视角的分析, 而不限于简单的就事论事。然而, 霍布斯鲍姆所描绘的并不是某些抽象的国际社会的发展, 或者是均势运用的另外一个典范, 而是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文明和危机。
  
  作为一种全面的社会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有潜在的理论价值, 同时, 它能够对国际关系学做出特殊的实质性和概念上的贡献。这两个因素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宣称为国际关系学提供一种全面的解释, 前提是不必虔诚地相信这种方法足以解决它所面对的问题, 也不必隐瞒它自身的弱点。
  
  在下文中, 我将把到目前为止所有讨论的含义聚拢在一起, 并概述几个思路: 首先略述历史唯物主义范式的一般参数, 其次讨论历史唯物主义对国际关系学某些特定主题所做出的贡献, 这样就有可能确定这项理论工作中所涉及的某些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式
  
  马克思与恩格斯就“国际”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论述, 既包括构成资本主义国际化的理论问题, 也有他们那个时代的国际政治大事。①在他们的着作中存在着大量的论述, 无论其内容、概念和语气都与历史唯物主义与国际关系学的交结相关。但是,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经典作品本身不足以成为这项理论尝试的基础: 首先, 理论着述与事件写作是两种明显不同的类型, 这些经典作品没能将理论与分析整合到一起; 其次, 集中关注于“国际”层面的写作, 缩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对国际研究的贡献范围。与其他理论家一样, 马克思与国际关系理论最相关的部分或许不在于他对国际关系的直白论述, 而在于他的宏大理论中暗含的内容。在寻找理论家们有关国际问题最具创意的理念时, 我们首先想到的并不是马基雅维利对殖民地或者雇佣兵的描述, 也不是卢梭对科西嘉独立运动美德的冥思苦想, 或是康德的种族观念, 而是他们宽广的理论方法与洞见。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众多着作当中, 存在着四个一般性研究主题, 它们界定并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知识立场。第一个主题是“物质”决定论, 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社会-经济因素决定论, 在这里“物质”特指社会-经济因素。简单地说, 马克思将社会视作一个整体, 其中的任何一个要素从广义上说都受到整体特质与趋势的支配。任何一个社会的中心活动都是经济生产, 这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主体框架: 生产的“水平”是什么, 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 “生产力”处于什么发展阶段? 什么是界定生产力所有权的财产和有效控制体系? 也即什么是生产“关系”?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合在一起构成了“生产方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通过物质决定论, 一条更为宽广的通道、一种特定的社会或是“社会规划” ( social formulation) 便建立起来。社会规划内部的思想、制度、活动不会与生产方式的构成基础相背离或是孤立于它, 而是必然与社会整体和社会内部的物质决定论有关, 即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决定。这并不意味着如“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或众多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所宣称的那样, 一切都被简化为经济活动: 这不是马克思所主张的, 他对所处时代的政治事件与冲突的分析, 如19世纪40年代和1870年的法国, 或他所处时代的国际事务的分析证明了这一点。而且, 他的资本主义概念不仅仅体现在具体的生产力与经济所有权上, 还体现在与经济事务相关的更为广泛的一系列制度上, 即政治、法律和文化机制。②
  
  “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这些广泛的概念决定了人类社会任何领域的分析都要置于社会-经济背景之下, 而不是与之相分离。因此, 任何国家、任何一种信仰、任何冲突、任何权力都不能独立于这一背景。引申开来, 没有任何一种“国际体系”或构成要素---无论是战争还是外交---能脱离生产方式。事实上, 国际关系学并非是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 而是对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关系的研究。当我们采用这种观念研究国际关系问题时, 研究的重点自然发生了明显转移。国家不再被视为国家利益与司法中立的化身, 而成为由社会-经济结构所界定的、特定的社会利益或社会形态的化身。阶级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国家或是与之分离一直是这个领域内争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同样, 主权也变成了特定社会力量的主权, 而非通用的法律概念。主权的历史成为社会权力形态的历史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形态内部合法化的历史。安全问题也远离其原有的独特的理论范围, 出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原因而成为特定社会群体的安全。
  
  体系的历史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审视: 现代国家体系 ( inter - state system) 出现于资本主义席卷全球以及征服前资本主义世界的背景之下。这一社会-经济体系既加强了个体国家的特征也巩固了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任何对国际关系的分析都不能抛开资本主义和它产生的社会形态及其构成的世界体系。①
  
  第二个中心主题体现在范式本身的术语上, 也就是历史和历史决定论。首先, 马克思认为历史会对现在的行为产生影响。他曾经这样写道: “亡灵的传统如同噩梦般压迫着生者的心灵”.这句话的内涵很丰富: 马克思认为任何社会的活动和特点都只能在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人们必须就以下问题发问: 研究对象是如何产生的、以往的活动有什么影响、过去对于现状的塑造发挥了什么作用。②正如马克思所主张的应该在社会-经济背景下去观察社会, 因此他相信对于任何分析而言, 社会产生的条件和承认其偶然定位 ( contingent location) 都是重要的。为了理解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 人们需要考察它是如何产生的, 它受制于过去的问题和倾向是什么, 它是如何限定了人们自认为是自己的选择, 并引导他们不经意间受到源于过去的激情、幻想、认同的影响, 或者完全由这些因素决定他们的选择。
  
  任何一个熟悉国际体系运作的人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来自体系起源的意识形态压制, 即倾向于否定体系创建中的暴力因素和国际事务中的武力, 尤其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因素。因此马克思提出的历史的普遍作用可以适用于任何一个特定国家: 一国的对内与对外政策、领导人的直觉与公众的反应、实施政策的机构、驱使人们采取行动的不满与恐惧---都是对过去的某种反映, 只是常常没有得到相应的承认。更为重要的是, 历史决定论同社会-经济因素一样, 马克思认为这些制约性因素侵蚀了所有社会活动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自然”或“永恒”的表象: 任何社会里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使社会中存在的事务看起来是难以避免和不可改变的。国际领域本身及其与之相关的民族、国家、主权等相伴形式同样如此。在最初的历史背景下定位这些社会特征有助于反驳这些自然的和永恒的表象, 同时也暗示着存在更为合理的选择。
  
  历史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比较尴尬, 这一点是公认的。这既有理论上的原因---国际关系学寻求界定一个独特的概念领域, 也有实际的和专业的原因---国际关系学希望自己有别于过于迷恋档案和年代的、意识形态化的外交史研究, 并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历史起源问题很少得到关注, 历史经常以叙事的形式呈现, 或是更为常态的接二连三的举例令读者望而生畏, 这鲜明地体现在詹姆斯·德·代元《论外交》和马丁·怀特的着作里。
  
  其结果是国际关系学中思考的许多问题脱离历史背景到了一个危险的程度。这首先体现在许多国际关系学着作缺乏历史文化, 对历史的参照经常缺失。行为主义将摒弃历史作为一个中心信条。此外还体现在将特定的概念从它们所产生的历史情境中剥离出来。国际关系学文献中常常反复宣称当代英国和美国代表着和平、非革命的发展路径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实际上西方社会或是国际社会的“扩展”是通过征服、掠夺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对殖民地社会的屠杀实现的。近期的一个例子就是流行 的关于“相互依存性”概念及有关“难以治理性”问题的讨论, 这几乎忽略了从政治层面将该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的特定事件的意义, 即越南战争及其对美国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影响。③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第三个中心主题是阶级在国内和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④通常, 所有权和生产资料的归属定义了阶级。阶级是一种权力, 它界定了其他形式的社会权力。如果在一个特定国家内, 阶级采取行动去统辖和控制比自己弱势的力量, 那么在国际上, 阶级在有利可图时与和自己类似的集团结盟, 当竞争成为首选时, 就会采用和平或军事手段与之竞争。“阶级斗争”因此发生在两个层面: 处在社会-经济阶梯不同位置的集团之间以及地位相似的集团之间。阶级斗争既发生在国家内部也发生于国家之间: 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传播扩大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规模, 在国际层面与其他统治阶级的敌对和特定国家内部的冲突并存。每一个统治阶级都能利用资本主义的国际特性, 通过与他者结盟寻求支持, 从而巩固自己的国内地位, 同时将国际舞台视为扩张自己利益与实力的领域。
  
  将阶级的突出地位作为分析国际关系的工具产生了两个直接结果。第一, 它使得国际政治的重大冲突具有了鲜明的社会-经济性质。虽然释义马克思的观点, 把国际关系的所有历史都归结为阶级斗争并不正确, 但它确实成为一个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要素。欧洲帝国的强势扩张、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31年的金本位危机、1971 - 1973年欧佩克国家提高油价、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西洋联盟内部关于贸易与利率的争论、20世纪90年代美日之间贸易摩擦---宽泛地说, 这一切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老牌资本主义霸权和它们新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冲突。20世纪历史上许多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争论成为帝国主义之间、资本主义之间的争论, 超越了特定的国家、地理与历史特性。如前所述, 一战之前关于帝国主义的辩论中, 大国之间的冲突问题而非“北-南”关系的动态是列宁等人提出的主要问题。
  
  第二, 就此而论,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中很多激烈的争论看来是建立在一些可疑的前提基础上。既然国家不是一个不受约束的实体, 而是处在特定的社会-经济与阶级的背景下, 那么关于国家权力是否让位于非国家行为体的辩论就改变了性质。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国家自1945年或1970年之后是否将首要地位让给了非国家行为体, 而是一直影响国家权力和特性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国家或者其他途径来发挥作用。这些非国家行为体, 也即阶级, 一直存在并通过多种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力。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的界限在多大程度上已然消失的问题也获得了新的意义。自16世纪银行家和贸易公司出现之后, 资本主义的阶级一直在国际层面运作, 并由于国际经济与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影响其在国内的运作。①
  
  因此阶级的首要地位在讨论“民族-国家”概念时发挥了双重作用: 首先, 它表明国家自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广泛的社会力量的集合; 其次, 它显示出国内政治的封闭性只是一个表象, 其下隐藏着永久的、根本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国际化。在马克思个人的着述中, 关于该问题存在一个有趣的张力: 他的政治直觉使他强调无产阶级的国际属性, 认为无产阶级渴望并有能力通过国际联合对抗他们的阶级敌人; 但马克思的理论中包含着另一种暗示: 资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才是最为国际化的阶级。一方面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和文化, 另一方面是经济利益促使他们的行为越来越国际化。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历史的发展表明, 统治阶级的国际化进展很快, 速度甚至超过了工人阶级的国际化。因此, 正如杰夫·弗雷登 ( Jeff Frieden) 、斯蒂芬·吉尔、基斯·范德皮杰和其他一些人所指出的, 欧共体、三边委员会、七国集团等都是精英跨国合作的典范,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国内与国际经济。
  
  历史唯物主义的第四个中心主题就是冲突及其最高潮---革命。许多论述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着作都与哲学和方法论层面的冲突问题相关, 体现在“辩证法”问题上。辩证法是黑格尔对于马克思影响的遗物, 同时也是19世纪普遍流行的观点---单一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是可以被确定的---之遗风。冲突在此被视为一个历史与社会概念, 涉及不同阶级和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 冲突产生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由于当代社会财富与经济地位的不平等, 这种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同时提出无论在国际体系或个体社会的政治中, 冲突都是一个主要的动力因素。
  
  这种冲突的顶点是发生战争或革命, 抑或战争与革命一同发生。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战争代表着具有相似特征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 他们为了垄断市场、资源与领土而展开争夺。马克思区分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 “政治”革命仅改变政府形式, “社会”革命则改变阶级统治的制度。马克思关注后者。革命代表着国家内部具有不同特征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革命源于社会-经济结构内部深层次的冲突, 导致国家的社会性质改变和国际政治特征的重大变化。这些革命绝非正常政治生活中的偏离、崩溃或是中断, 它们是国家历史及国际共同体历史中普遍而重要的转折点。用马克思的话说, 它们是历史的火车头。①
  
  如果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扩展至国际层面, 那么意味着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中心问题不再是安全问题以及民族-国家旨在扞卫和加强安全的行动, 而是冲突以及产生、处理与解决冲突的方式。在国际事务纷繁复杂的表象下潜伏着社会冲突, 既有一国内部冲突也有跨国冲突, 对于财富和经济实力的追逐成为这些复杂问题的根源。②考虑到特定国家的历史决定论因素, 探寻冲突从何而来, 或者更确切地说, 冲突的历史根源是什么变得尤为必要。表面上看最爱好和平的国家也可能有着极端残忍的过去---看似宁静的荷兰历史上充斥着革命、入侵和血腥的国内冲突。目前在德国与日本运转顺利的民主体制不过是两代人之前由外国的军事干涉强加的结果。人们经常认为1945年后世界舞台上突然出现的近100个新生国家只是数量上的增加, 或者是国家体系复杂化或稀释化的扩展, 而事实上, 这一进程是殖民地与殖民者当局激烈斗争的结果, 源自二战之后殖民帝国力量的削弱, 但是这一重要前提却没有得到适当的关注。
  
  马克思在其19世纪中叶关于欧洲五大强国的均势受到挑战的着作中, 警告可能会出现第六个强权: 革命。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安全问题是20世纪国际政治的主要问题, 但是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遏制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和社会革命同样是国际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的两个议题。换句话说, 社会冲突的管理是政治家与外交政策分析人士最为关注的问题。③正如阿诺·迈耶 ( Arno Mayer) 所指出的, 像1919年凡尔赛和会这样表面上中立的国际会议也全神贯注于反对革命与遏制无序。马克思错误地赋予革命以神秘主义和革命所带来的决定性的寓意, 并且认为某种极为不同和被解放了的社会将在这样一个动荡的世界中产生, 但在把社会冲突、对所有制的控制、权力和资源视为政治的核心特征方面他是正确的, 并且追问这种冲突是如何隐藏于这个看似自治实则充满政治争吵与国际冲突的世界里。
  
  当有人声称国际政治追求的是“秩序”时, 应该询问“秩序”是为了谁, 符合谁的利益? 同样, 当赫德利·布尔声称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时, 他既承认又回避了问题: 一方面承认冲突存在并认为冲突是国际体系的常态, 但另一方面又否认在国家体系之外存有潜在的冲突根源, 并将体系的连贯性仅仅定位于管理冲突的机制或是所谓的“体制”层面。但是无政府状态的断言隐藏了一个事实: 表面上不连贯的冲突本身是某种可确定和可理解的因素之产物, 即使它们无法如主要行为体所愿得到控制。此外, 对马克思主义而言, 最重要的并不是国家间体系的无政府状态, 而是市场与资本主义本身具有决定性作用。④
  
  冲突这一主题打开了一条通道, 它可以评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触及到的议题---人类活动的意志和意识问题---的地位。马克思强调社会-经济与历史决定论的重要性: 这些因素对人类活动施加了重要影响, 并为人类活动所能取得的成就与人类活动的方向设定了界限。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中心主题是承认必然王国以及未知因素影响人类行为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 马克思断言未得到承认的社会与历史因素亦具有重要作用, 在某些方面与弗洛伊德的个体潜意识同等重要。但是, 同弗洛伊德一样, 马克思相信人的意志和使潜意识变为明晰的意识这一行为是有目的的, 并且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实现的。此外, 这种认知不会避免和改变在决定论面前束手无策的状况, 但却能够成为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自由的前提。如果各社会群体能领会决定其状况的因素范畴, 他们就能够更容易改变自己的地位。
  
  同样, 改变现存国际关系体系的行动和某种程度上成功发起一场冲突的可能性依赖于对必然规律的认识。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失去理智的行为体或那些不能为自己制定理性目标的行为体所发动的。在国际关系中, 用黑格尔的话说, 这种“历史的狡黠”使得国际体系的面貌看起来随意、无序或者无法改变。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替代性的解释和解决方案。它暗示了可供替代的国际体系, 虽然这种可能性只能通过不懈的努力与持续承认人类行为体都受到社会与历史力量的影响来实现。历史唯物主义坚称人的能动性创造了一个世界, 一个资本主义世界。
  
  理论的禁忌
  
  上述四个主题提供了一个大纲, 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可能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的启示, 尽管有些简明而不充分。这一范式至今还没有产生出国际关系学方面的理论与经验主义着作, 这表明该范式包含抑制了自身发展的重大难题。
  
  马克思主义中最强大的抑制因素就是其整体方法的论调, 该因素制约了它的理论发展并弱化了人们对它的理解。这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名下出现的部分分析内容具有教条主义和褊狭的倾向。教条主义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历史目的论的无所不在, 即相信历史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朝着一个特定的、最终解放的方向前进。这种教条主义是其运用者的政治考虑的产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它为或许是正统共产主义所创造的唯一的国际概念提供的矛盾辩护确实具有普遍有效性, 这个概念就是“力量对比” ( correlation of forces) , 一个宽泛的动态概念, 用于描述不同集团间的关系, 综合了军事与文化、政治和经济诸种因素, 它比“均势”概念更为精巧复杂, 然而这种力量对比前进的方向却是错误的。①
  
  但是在一些专制国家中, 教条主义不仅仅与国家权力联系在一起, 它同时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某些根深蒂固的因素的产物, 它源自于资本主义必然发生危机和社会主义必然来临的信念。决定论意识催生了正气感, 也由此导致不容异说。这种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是彻底的非马克思主义的, 其原因在于它认为历史与社会-经济的偶然性引发了永恒性。这种教条主义与范式内部有些特定观点的不断宣称绝不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 对此国际关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都心知肚明。但它的确是历史唯物主义内部一股非常强大的、扭曲的、阻碍其发展的力量, 也使得它的对手更容易驳斥或曲解它。关于“帝国主义”的思考最为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 一系列有关工业化国家对第三世界影响的绝对论断阻碍了对这些社会实际情况以及社会内部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之分析。
  
  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局限涉及“决定论”概念: 政治事件或行为体甚或国家本身, 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仅仅是基本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体现。这个问题与国际关系学和其他人类活动的分支---艺术、心理学、社会行为、哲学等都有关联。尽管独立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论述能够避免这一局限, 但是简化论倾向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极大地损害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看起来更富有成果并且在经验主义上看似真实的, 是如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样避免从绝对意义上来看待决定论 ( 完全决定论意味着抽空全部有意义的非物质现象和个人行动和改变的能力) , 而是认为它提供了一个背景、一组限制要素和意义, 在这个限定范围内来评价其他因素。在社会-经济背景之外考察个人、政党、政府或意识形态这些因素, 就是将它们从其产生的诸种动力中抽取出来, 并赋予它们更多的效力。
  
  社会-经济决定论层面的普遍问题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另一个领域的限制: 政治的相对自主性。作为热衷政治的实践者,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其继承者们撰写了大量关于政治的着作, 但在他们的着述之中仍然保留着一个深层次的、尚未解决的问题, 即如何分析政治自身。这一问题对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同样适用。除了证明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影响政治之外, 历史唯物主义者经常不能成功地准确界定政治运转本身, 政治并非社会-经济的简单表现。
  
  马克思关于他所处时代的政治论着暴露了这一问题。他有关大国冲突的论述是一个恰当的例证, 对沙皇俄国深深的敌意将他引入了一个说教和阴谋论的世界, 而这与他的总体理论方法没有实质性关系。1917年初列宁关于革命国家的简单看法与他对于1918年之后新独裁危险的忽视都表现出同样的弱点。国家终将消亡的幻想被复制到国家间的分歧将会被资本主义的相互依存或社会主义革命所克服的幻觉中。也许最大的和最有说服力的低估国家的例子就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解释20世纪政治两个最持久的特征---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民主---时所遇到的由来已久的难题。作为动员大众---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工具, 民族主义持续地证明自己比阶级忠诚更胜一筹。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民主在半个多世纪时间里使统治阶级借助于有限的高压与恫吓手段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忠诚, 他们至少对民主持默认态度。
  
  这些难题对于国际关系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在国际关系学学科中, 有众多具体的分支学科---国际法、机制、安全、决策、经济关系与哲学---构成了整体的研究主题。一方面应认可这些学科的理论与实践依赖于社会-经济因素与历史决定论, 如此才不会使这些分支从其所处的语境中脱离或被拆解出来, 另一方面应该承认不能仅仅从社会-经济角度来思考这些子学科, 因为就国内政治而言, 它们受到规则与各自发展趋势的掌控。例如, 如果将北约组织仅仅视做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盟而不参考任何地理、文化与历史特性, 人们就会将其视为国际关系中的普通联盟而不考虑创建与延续北约的这些政府的社会-经济利益, 这同样具有误导性。与此类似, 人们在分析欧佩克国家时, 应既将它们视做为不稳定的石油供应者, 其中大多数是中东的阿拉伯国家, 同时也应将它们视为战后资本主义综合的、不平衡的发展的产物。
  
  超越冷战的马克思主义
  
  综上所述,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系列宣称全方位分析社会行为---其中涵盖了国际关系---的概念。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法的学者已经对国际关系领域的某些问题和事件做出了专题分析, 并提出一些有可能被应用于国际关系学科的普遍概念。历史唯物主义能够提供一种可供国际关系学科选择的理论和经验主义的替代方法。但要做到这一点, 它必须应对国际关系学本身所提出的挑战, 同时需要发展自身的分析潜力以公开回应当代世界的事件和其他理论方法。
  
  在冷战终结与共产主义体系瓦解后论证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 乍看起来即使不是毫无希望, 也是有悖常理的。然而这种努力是可能的, 尽管形势发生了变化, 而且在某些方面恰恰是形势的变化促成了这一可能性。在最直接的层面上, 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作为一种解释性体系从不依赖于专制活动的成功, 同样资本主义也并非依靠独裁主义、种族主义和好战的政权来获取成功。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足以说明这一点。除此之外, 这种考虑还在于存在一种可能性, 即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解释体系其重要性可能一如既往, 因为在其起源和发展阶段, 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起点和重点恰恰是资本主义这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支配世界的现象。
  
  马克思主义曾错误地断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性替代的迫近, 并一贯低估资本主义内部变革与改良的潜力。实际上认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这一断言最终可能会成为历史, 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反映的是那些没有完全民主化的国家的情况。在今天看来, 马克思主义两个密切相关的论断---生产方式为分析国内和国际政治现象提供了背景; 资本主义体系被根植于社会-经济因素中的冲突、危险与失败所撕裂---同过去一样有其合理之处。
  
  《反思国际关系》一书的结语部分提供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一系列回答, 即探索一个广泛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如何解释冷战及其所带来的令人不安的后果。随着与共产主义长期对抗的终结以及不再刻意掩盖社会-经济问题, 国际关系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特定的政治与社会利益将决定国家的议题和对外政策: 在这样的背景下, 从教条主义和墨守成规中解脱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 也许会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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