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跃迁与新时代特点

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跃迁与新时代特点 本文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跃迁，新时代，发展观

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跃迁与新时代特点 本文简介：摘要：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我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意义更是非同凡响。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跃迁表现在:从历史逻辑看,发展经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大时期;从内容看,由经济走向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从形式看,发展从单纯的数量增长走向多向度发展;从空间看,发展溢出

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跃迁与新时代特点 本文内容：

　　摘 要：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对我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意义更是非同凡响。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跃迁表现在:从历史逻辑看, 发展经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大时期;从内容看, 由经济走向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从形式看, 发展从单纯的数量增长走向多向度发展;从空间看, 发展溢出民族国家的范畴, 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诉求。这些代表了一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对发展的最新思考, 对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　改革开放40年; 中国共产党; 发展观; 跃迁;

　　Abstract：　Development is the everlasting theme of human beings, which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China as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witnessed the transition of the CPC's outlook on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historical logic, our development includes three major phases from“standing up, getting rich to getting strong”; as forits contents, they stretch from economy, politics, society, and culture to ecology etc; for ideology (that of the ruling party) , we are approaching towardshumanism; in terms of form, the development shifts from sheer quantity growth to poly-dimensional development; with regard to space, it surpasses thecategory of nation-state and becomes the common aspira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These represent the latest thinking of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on development and will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human peace and development.

　　“发展”在现代性的语境中看似不证自明, 但它首先是历史性的, 我们不能用它来解释、评价任何对象性存在, 它本身就需要被解释、解构, 通过内在的否定性来推动发展观本身的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发生了跃迁, 我们可从历史维度及内容等方面对其加以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启示

　　西方发展观起源于古希腊哲学, 泰勒斯提出, 万物不是静止的, 而是变化、运动、发展的;赫拉克利特更是提出“一切皆流”“一切皆变”的命题。亚里士多德提出“万物皆动变”的思想, 认为世界就是由潜能向现实发展的过程, 并指出运动有六种, 即生成、毁灭、增加、减少、变化和位移, 后来合并为生灭、增减、变化、位移四种, 生灭是本体存在与不存在的变动, 增减是数量的变动, 变化是性质的变动以及关系和其他一些属性的变动, 位移是空间的变动。[1] (pp.177-178) 另外, 他的“四因说”也为西方发展观提供了第一个“矩阵”, 其中质料因是事物生成变化的基础, 动力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推动者, 目的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终极目标。这为人们理解“发展”提供了重要哲学依据。总之, 古希腊的数学、物理学 (主要是关于时空、运动等的思想) 以及哲学等对后来西方发展观的形成具有奠基性的作用, 也对西方发展模式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随着工业革命的来临, 发展观经过古希腊哲学超验的阶段后, 到康德先验的阶段, 1再到黑格尔的“绝对”阶段, 近代西方的发展观进入成熟期。黑格尔首次把自然、历史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 并试图揭示这些发展的内在关联, 从而形成一种“绝对”的发展观。恩格斯对此高度评价:“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2] (p.602) 但是, 黑格尔所说的发展是绝对精神的运动, 是意识精神的发展, 不是社会存在的发展, 所以他的发展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尽管黑格尔的“内在否定性”思想把康德的外在否定变成一种“内在性”, 并认为可以在更高的肯定中重新确立自身, 从而呈现出一种“螺旋形的上升”, 但说到底还是一种“精神现象学”, 不是真正的社会存在实践论的注解。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主要阐明了以下三点:首先, 发展是辩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 黑格尔的发展观是头脚倒置。在批判地吸受了黑格尔发展观的合理内容后,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辩证法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主张从事物内部、从事物间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 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运动。同时提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不在事物的外部, 而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与源泉。其次,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还扬弃了传统发展观抽象性的特质, 强调实践性, 并且这种实践性不是个体的, 而是群众性的社会变革、改造与进步。再次,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指向是人的解放与发展, 这是人类历史上关于发展观的一场革命。列宁认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 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 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3] (p.255)

　　二、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跃迁

　　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我党对发展的认识与理解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发展观

　　对一个脱胎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迫切要求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新中国来说, 发展是头等大事。尽管有《论十大关系》、“八大路线”等一系列成功的理论探索, 但当时我们在政治与经济、致富与贫困、农轻重、积累与消费、冒进与反冒进等重大问题上摇摆不定, 以极左来反右, 在具体工作的推进中过于强调“政治挂帅”。这表现在发展观中, 就是既存在合理正确的思想, 也存在一些不尽合理的因素。

　　党的八大提出“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思想。在1958年“大跃进”后, 1961年, 毛泽东提出:“现在看起来, 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 越急就越办不成, 不如缓一点, 波浪式向前发展。”[4] (p.533) 这是毛泽东关于发展的哲学思考。

　　这一阶段正是我党发展观的萌芽期, 有发展的意识 (如提出“四个现代化”) , 还没有形成较成熟、稳定的发展观。但是, 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 习近平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5] (p.691)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召开

　　1978年后, 我们党的主要角色与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由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由发动广大人民搞运动转为协调、整合各阶级、阶层的关系, 进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三是由主要抓敌我矛盾转入主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四是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五是由封闭逐步走向全面开放。在认真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我们党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从国情出发, 发展观也不断与时俱进, 结合各阶段指导思想, 先后经历了改革发展观、先进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新时代发展观等几个阶段。

　　首先是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正式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 它既是对以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也是对时代主题和中国国情的精准把握。邓小平把发展定义为时代主题, 把发展纳入唯物史观的正确轨道, 把发展理解为尊重客观规律, 靠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来保证。从此, 中国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

　　邓小平改革发展观的主要内容为:一是把发展定义为时代主题。二是将“改革”作为发展的动力, 认为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靠改革开放, 从而赋予邓小平发展观以鲜明的时代特征, 其中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三是邓小平改革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说:“发展生产力, 不解放思想是不行的”“讲发展, 第一要有一个长期的战略设想, 第二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既要大胆, 坚持现行的方针和政策, 又要步伐稳妥。要求过急, 往往是犯大错的根源。”[6] (p.1253) 将衡量、评估发展的标准确立为“三个有利于”。邓小平还提出, “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7] (p.265)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 以及“共同富裕”思想。

　　其次是从“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到科学发展观。

　　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后, 新的问题和矛盾接踵而至, 当时主要表现为物质发展与精神进步的脱节, 实践需要新发展观的引领与指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需要进一步推进与创新, 在发展观上突出表现为通过“先进性”来引领、拉动经济社会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主要内容包括: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必须相信和依靠人民;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进入新时期, 党的十八大又将科学发展观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 提出:“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全党必须更加自觉地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 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11]

　　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包括: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坚持以人为本, 不断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 积极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科学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正确处理好增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这一阶段我党发展观的基本特征是与时俱进 (主要表现为改革开放和顺应科技发展等方面) , 紧紧抓住发展的时代性、先进性、科学性, 从而迎来我国4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但中国在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的同时, 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环境污染等。改革开放之初, 邓小平就曾预言,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6] (p.1364) 再加上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修昔底德陷阱”初露端倪, 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创新发展理念、发展模式。

　　三、新时代的发展观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 特别是出现人口红利渐失、“中等收入陷阱”、基尼系数高企等一系列问题, 这就需要新发展观的引领。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党的十九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再次强调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新发展理念, 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主线、总体目标、总体布局和总体任务。

　　五大新发展理念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 寄托着广大人民的期盼, 是对中国经验的澄明。2如果说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增长使中国模式出场, 那么五大新发展理念才真正使中国经验具有了无遮蔽性和敞开性, 并且具有一定的世界性意义, 它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最新表述, 代表了中华民族对全世界和平与发展大业的巨大贡献。

　　(一) 重视作为发展动力的创新

　　一种发展观是否具有生命力和活力, 要看这种发展观是否注重创新。只有把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上, 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 才能探索出全新的有别于其他发展模式的中国经验。创新注重解决的是发展的动力问题, 是我们党与时俱进精神的突出表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9] (p.31) 以往中国经济发展被诟病较多的是照搬或模仿其他发展道路, 但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 我国已初步摆脱单纯模仿的路径依赖, 自主创新的比重逐步上升。《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称, 我国在“国内市场规模、知识型工人、提供正规培训的公司占比、知识影响力、高技术出口减去再出口在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创意产品出口在贸易总额中的占比等多项指标排名均居全球首位”。[10]同时, 我们也要看到, 我国的基础研究仍相对薄弱, 原创性技术、颠覆性创新相对不足, 而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也不高, 不少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必须更加有效地集成科技资源, 加快突破。党的十九大更是规划了未来几十年我国创新发展的新领域、新方向, 即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这是我们“强起来”的主要标志。

　　(二) 注重解决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问题

　　协调注重的是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 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兼顾、注重平衡、保持均势, 把分散的部分系统化, 把发散的局部功能整体化, 把薄弱区域、环节补起来, 形成均衡发展结构, 增强发展后劲。协调发展强调要尊重客观规律, 强调事物间的联系, 坚持对立统一, 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协调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 而是强调发展机会公平, 注重资源配置的公平与均衡;树立协调发展的理念, 还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 正确处理发展中的各类重大关系, 增强发展整体性。习近平指出:“下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全国一盘棋, 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11] (p.206) 协调发展不是单一的发展, 而是多元的发展, 强调的是整体性、综合性和内在性的发展聚合。

　　协调也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中的“均衡”思想, 均衡的过程是“帕累托改进”, 而“协调”则更可能是“卡尔多改进”。3“均衡”强调发挥市场作用, “协调”则还注重政府、组织、社会等“非市场”力量。“协调”是达成目标条件下相互关系的理想状态, 既定目标下, “协调”是唯一的最优均衡解。蔡昉认为:“过去的改革叫作‘帕累托改进’, 一定会给某个群体带来好处, 同时不伤害其他任何群体。这种改革机会现在已经很少了。这时候很重要的是看改革的整体收益是不是正的, 是不是很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 就可以形成‘卡尔多改进’, 即可以用总的改革收益, 补偿一部分可能在改革中受损的群体。”[12]市场不是万能的, 不可能自发调节各类资源要素的配置, 特别是在分配领域, 政府在其中可以起主导作用。

　　(三) 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不容忽视

　　推进绿色发展, 需要促进中国从低成本要素投入、高生态环境代价的粗放模式向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双轮驱动模式转变;促进能源资源利用从低效率、高排放向高效、绿色、安全转型。不断推动节能环保产业和循环经济快速发展, 加快产业集群绿色升级进程, 加速扩散和应用绿色、智慧技术, 从而推动绿色制造业和绿色服务业兴起, 实现“既要金山银山, 又要绿水青山”。绿色发展已成为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动力, 成为推动中国走向富强的有力支撑。

　　绿色发展新理念的主要内容包括:首先, 生态是发展的底线, 习近平强调:“环境就是民生, 青山就是美丽, 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把不损害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的底线。”[13] (p.233) 其次, 发展不是“零和游戏”, “竭泽而渔”式的增长要不得, 而是“既要金山银山, 也要绿水青山”。再次,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面对我国日益严重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原退化以及耕地逼近18亿亩的国情, 习近平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3] (pp.233-234)

　　笔者认为, 弘扬中国发展观, 需要我们大力宣传绿色发展的新理念, 为子孙后代营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优美生态环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建设美丽中国, 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9] (pp.22-23)

　　(四) 正确应对发展与开放的关系

　　开放聚焦的是发展的国内外联动问题, 我们要完善互利多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中国的对外开放既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式的零和游戏, 也不同于东亚、拉美式的依附性增长, 而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道路。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潮流, 坚持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后来居上;同国际社会一起努力, 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发展模式。我国的开放正处在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期。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 我们要正确处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原则、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的关系、进出口的平衡问题, 更强调完善互利共赢的模式,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局面。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 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9] (pp.34-35)

　　(五) 正确认识作为发展价值目标的共享

　　发展最终是为了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造福广大人民群众。改革开放初期, 我们就提出通过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先富带动后富,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 我国的确实现了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但这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部分成果。进入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我们及时引入“共享”的新理念, 进一步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013年3月17日,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 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14] (p.40)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9] (p.49) 使广大人民群众有更多的成就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更加契合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共享发展还存在一个国际向度, 即世界各国都应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 最终打破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或零和博弈的“游戏”规则, 这是五大新发展理念中最体现中国智慧的。2013年3月, 习近平在访问俄罗斯时提出:“我们主张, 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 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 世界才能更好发展。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 也难以持久。”[14] (p.273)

　　综上,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既是手段, 又是目的, 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联合体, 也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在实际运用中首先要坚持系统的观点, 注重整体性与相关性, 要齐头并进、兼顾各方, 不能单打独斗、顾此失彼;其次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既要抓主要矛盾, 区分轻重缓急, 又要顾及次要方面, 抓大带小;再次要遵循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 善于把握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必然性与偶然性、渐进性与飞跃性, 既求真务实, 又勇往直前。除此之外, 新时代发展思想还包括:发展既要靠“摸着石头过河”, 更要靠顶层设计;发展要依靠“四个全面”来推动, 即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坚持“高质量发展”理念与思路。

　　四、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哲学思考

　　(一) 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发展是走柏拉图的“理念”路线还是亚里士多德自下而上的经验路线, 关键是要厘清“共相”与“殊相”的关系, 强调“共相”就是强调西方的现代性, 而认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否就是认同还存在着另一种现代性方案?要想走独立发展的道路, 必须消解西方式的二元对立模式 (对内, 消除两极分化, 建立共享发展模式;对外, 坚定“一带一路”倡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认为, 不存在所谓普世和终极的发展观, 每个民族和国家都要根据本国国情, 探索具有民族性、多样性的发展模式与道路, 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现在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靠的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目的是从一种“他者型”发展模式转变为一种“主体型”发展模式。

　　(二) 发展的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及思维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 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与灵魂。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不提GDP增长目标, 本身就预示着我们党开始从注重数量、速度增长向注重质量、效益增长, 从追求高速度发展到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最好的发展应该是适度的发展:发展不必遍地开花, 不必“赶英超美”, 更不要“四面出击”, 那种粗放型发展可以休矣。美国发展伦理学家古莱认为:发展使手段绝对化, “问题不是反对发展, 而是反对许多当代先进社会的伪发展。以上述目标与原则来衡量, 许多发达国家达到的不是真正的发展而是大规模异化与伪发展”。[15] (p.238) 我们已逐渐告别数量式增长时代, 进入高质量的发展新时代。

　　党的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发挥市场经济与政府的作用, 推动发展开放型经济等。当然, 对发展观的认识与理解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深化与加强的。为此,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丰富、完善了新发展理念, 它包括三个层次:首先, 突出发展的重要性,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9] (p.21) 其次, 突出科学发展和五大新发展理念, “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9] (p.21) 再次, 进一步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9]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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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美]古莱.残酷的选择:发展理念与伦理价值[M].高铦, 高戈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注释:

　　1 康德以“天意”来定义人类历史进步的先验逻辑。
　　2 海德格尔对“澄明”的注解是, 照亮某物意谓:使某物轻柔, 使某物自由, 使某物敞开, “这种形成的自由之境就是澄明”。
　　3 卡尔多改进, 也称卡尔多-希克斯效率, 为1939年约翰·希克斯提出的, 以比较不同的公共政策和经济状态。如果一个人的境况由于变革而变好, 因而他能够补偿另一个人的损失而且还有剩余, 那么整体的效益就改进了, 是福利经济学的一个着名准则。

董必荣,魏南海.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跃迁[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12):27-3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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