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五大发展理念的逻辑与重要意义 本文关键词：五大，重要意义，逻辑，理念，发展
形成五大发展理念的逻辑与重要意义 本文简介：摘要：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时期高速增长,也因此积累了大量发展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五大发展理念做了进一步阐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指导解决中国发展中形成的各类问题。五大发展理念诞生于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目标的冲刺阶段,起到了重要
形成五大发展理念的逻辑与重要意义 本文内容：
摘 要： 改革开放后, 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时期高速增长, 也因此积累了大量发展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五大发展理念做了进一步阐述,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指导解决中国发展中形成的各类问题。五大发展理念诞生于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目标的冲刺阶段, 起到了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厘清其形成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有助于理解这一理念体系的重要历史贡献。
关键词： 五大发展理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生产力;
通过三十多年的实践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 积累的问题与矛盾日益凸显。基于对我国目前所处发展阶段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发展趋势的深刻认识, 十九大重申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反映出中国正专注于破解发展难题、培育发展新优势、积蓄新的发展动能。五大发展理念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刻哲学命题, 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通过从理论与历史两个角度梳理五大发展理念的形成逻辑,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五大发展理念的历史贡献。
一、五大发展理念形成的理论逻辑
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在中国经历了长时间的理论准备, 它坚持了“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人为本等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阶段成果一脉相承。其产生的理论逻辑可以概括为, 邓小平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申了其中实践主体的地位并统一了思想认识, 而科学发观则是其直接导源, 其中发展生产力、发展为人民思想一脉相承, 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解决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一) “创新、开放、共享”等理念是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部分, 奠定了五大发展理念的理论基石
邓小平判断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初级阶段,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 也是初级阶段的根本性任务, 要用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来衡量一切工作的成败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坚持改革开放就是一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全局性“革命”, 就是正确处理初期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间关系的手段[1]。由此可见, “创新、开放、共享”等理念在邓小平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夯实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 90年代初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思想上的共识, 并通过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决定”的形式得以确立, 成为行动纲领。由此解决了关系到中国十三亿多人口生存与发展、富强与文明的全局性重大问题, 发展路径越发明确。更为重要的是, 中国“上层建筑”始终是制度变迁的积极推动者、参与者, 而不是被动接受者, 它保证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发展。新时期五大发展理念继承了邓小平理论精髓, 为解决特定历史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等各方面关系问题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 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新发展。
(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申了实践主体的地位、解决了思想统一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诞生于世纪之交, 其时国内、国外政治、经济思想激烈碰撞、形势复杂, 党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者、建设主体, 必须要明确回答自身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应持什么样的立场、如何开展各项工作等重大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此给出了答案, 厘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主体与客体辩证关系, 统一了思想, 发挥了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发展是解决当今中国遇到的一切重要问题的基本手段,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回应, 是初级社会主义各阶段指导思想的核心内容。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国家里, 深厚的文化积淀既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沃壤, 也容易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包袱, 处理新技术、新经济、新型生产关系需要新的思想和精神动力,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顺应了这一需求, 重在提升全民族道德与科学文化素质, 致力于推进我国软实力建设, 同时为我国争取国际话语权及发展理念认同创造了条件。社会主义事业所有的发展最终都要归结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使人民群众成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参与主体并获得发展中的利益, “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这种终极关怀。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群众利益三位一体, 分别代表了物质基础、精神动力以及发展的终极目标。
(三) “科学发展观”更新了发展观念, 是五大发展理念的直接导源
在确定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式以及统一的思想指导下, 我国经济经历了长时间的高速增长, 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开始显现, 如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资源环境承载超限等问题, 科学发展观由此顺势诞生。它承袭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精髓, 一以贯之地关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把发展的目的定位于造福人民, 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内生性变量。科学发展观因此强调发展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 是要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和谐社会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通盘规划、协调推进[2], 并以其纠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十八大召开后, “科学发展观”成为全党全社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 我国发展理念有了质的飞跃, 各领域工作在其指引下都充分考虑到环境生态、民生保障、长期短期等科学因素。由此可见, 五大发展理念直接导源于“科学发展观”, 是面对新的历史机遇与问题时对后者的深度发掘与发扬光大。
二、五大发展理念形成的历史逻辑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 农村综合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等均取得重大进展, 各领域发展成就显着。与此同时, 一些民生、环境、公平、公正等经济社会问题逐渐成为人民群众关心的首要问题。五大发展理念即产生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其形成的历史逻辑可以概括为, 客观认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成就与不足, 在经济步入新常态, 发展动力转轨、整体结构转型、新经济发展亟需新助力、社会治理理念亟需转换的大历史背景下, 从国家战略高度提出并以之指导我国关系全局的深刻变革。
(一) 社会“均衡式发展”成为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各领域建设事业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坚持在一定限度内的“非均衡式发展”对这种工程的推进是十分必要的。邓小平发展理论中非均衡发展理念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如关于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整体发展以及关于建立发展经济特区的论述等。以此为指导, 我国改革开放诸多实践均可以看到“非均衡式发展”理念的体现, 在区域经济发展上, 首先突出东南沿海地区, 并从制度、政策上安排其与后发展地区间互动。这一举措部分解决了发展动力问题, 起到以点带面、以先进带动落后的作用;在国计民生重点领域上, 优先进行经济建设, 解决了财富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问题, 只有经过积累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公平分配的目标。但在社会治理、民生建设领域方面方法、观念则稍嫌落后;在制度改革推进方面, 以可实现低成本改革者优先, 通过边际修正等方式从制度外围逐步推进到核心区, 使我国制度供给既能够保持较为平稳的状态, 又能够不断适应发展的新需求。非均衡式可以打破原有僵化、低效的均衡状态, 实现系统向高级有序状态跃迁, 对我国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应该看到, 非均衡式发展只是一种手段, 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理论、思想最终落脚点还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经过一段时间后, 中国经济社会出现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局面, 尤其部分民众参与感、获得感降低等问题开始为人们普遍关注, 此时发展理念的转变势在必行。
(二) 经济由需求侧驱动向供给侧驱动转变的必然要求
我国经济长期以需求侧驱动为主, 一方面需求管理主要依靠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管理的边际效益不断下降, 出现产能过剩、资产价格泡沫风险上升、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加大、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等问题。另一方面, 对于低端需求过度依赖, 导致过度依赖劳动力和资源要素禀赋优势, 经济整体粗放式成长, 其结果是国民经济结构性问题突出, 在产业结构上, 低附加值、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比重偏高, 部分地区突破生态承载能力, 造成灾难性后果;在区域发展上不平衡、不协调, 人口分布状况不合理, 大城市人口压力不断上升, 而落后地区人口大量迁出, 与其发展乏力形成恶性循环;在要素投入上, 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等方面比重仍偏低等。综上所述, 我国现在面临的是整体转型升级关键时期, 从需求侧驱动向供给侧驱动转变, 从关注量的增长转向关注质的提升,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结构的优化。解决结构性问题需要推进几乎包括所有领域的重要改革, 如行政管理、产权制度、土地制度、国有企业、财税金融、社会福利等, 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实现协调、共享等可持续性目标。这种驱动模式的转变必然需要新的理念加以系统性指导, 五大发展理念正切中时下发展要害。
(三) 经济技术、思想理念发展迅速并亟需提高理论指导高度
新型工业革命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 赋予中国重大战略机遇, 亟需新理念加以指导。本轮工业革命超越了劳动、资本、技术三大要素结构而成的传统生产函数, 加入了数据信息、互联网络、创新创意、市场加文化等内容, 追求数量增长的同时, 更加注重结构的优化以及质量的提升, 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成为各国战略性行动, 部分国家开始实施诸如“再工业化”、“工业4.0”等具体措施。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与广泛运用, 深层次改变了经济运行模式, 并使得普通民众能够更加充分地享受国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红利。在这一过程中, 传统要素在生产活动中配置比例被极大改变, 降低了人们从事创新、创意活动的门槛, 减少了原始资本积累程度的限制, 业者成功概率大增, 而全球范围内的互联、信息透明使得产业集聚更加迅速、方式更加灵活, 这些均使得创新、创业变得更加大众化。2016年, 中国共享经济市场规模达到3.95万亿元, 提供服务者人数约6000万人[3], 成为新经济发展的代表。以“互联网+”、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正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是管理与对接新需求的新型供给, 指导理念的更新势在必行。
三、五大发展理念的历史贡献
五大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逻辑的必然产物, 是对中国历史与现实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必然产物。它坚持了中国问题导向, 向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 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发展的指导思想。
(一) 五大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发展
五大发展理念立足于我国实践和各项发展的目标要求, 系统性回应了关系我国长远发展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首先, 以马克思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指导, 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回应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从以上理论逻辑分析可以看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所有重大成果都有一条清晰的主线, 即“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这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终极力量。在此过程中必须把握自然、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判断什么才是科学的、可持续的, 怎样才能增进人民福祉。五大发展理念的核心主线也是如此。其中, 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以创新理念表现最为明显, 技术、管理、制度、理念等任何领域创新最终都会体现在生产要素的实际生产能力上, “创新”正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推动本轮工业革命的核心动力, 是我国在“新常态”期间积蓄力量, 成功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所在。“网络强国”、“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国家战略行动势必会极大推动生产力发展, 而只有创新为民所用、环境绿色平和、发展协调均衡、社会多元竞争开放才能真正使创新具可持续性, 五大理念一体共生、相辅相成, 指导发展生产力、释放社会活力, 从而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其次, 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 五大发展理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改革开放后, 中国在各历史阶段发展不断取得突破, 其中关键就在于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五种理念明确了实践思路、实践方式及各项工作的着力点, 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破解当代难题, 实践中国式发展模式。习近平特别强调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做到中国化、时代化, 即与中国具体实践情况相结合。五大理念禀承了这一点, “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五大理念来源于中国实践, 以实践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来说, 五位一体中创新是动力, 绿色重质量, 开放是路径, 协调、共享是基调, 突出“以人为本、以民为本”, 阶段性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践路径明确、靶向清晰。以解决脱贫问题为例, 要使现行标准下的5000多万贫困群众“一个不能少、一个不能掉队”地实现全部脱贫, 必须做到因地制宜、扎实精准, 创新实践、更新发展理念是唯一解决办法。五大发展理念赋予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以新的时代内涵。
(二) 五大发展理念坚持了中国问题导向
上述内容已对创新、协调理念有所论述, 应该看到, 产业化的创新是解决当前结构问题的关键所在, 而马太效应加剧发展不协调同样引人关注。此外, 从绿色理念来看, 当下必须关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发展初期利用低端要素禀赋优势有其必要性, 但长期粗放式成长导致资源、生态问题凸显。据统计, 中国每创造1美元GDP的成本远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国家, 资源、能源效率低下。随之伴生的是生态文明理念缺位, 绝大部分企业尚未建立起全生命周期的生态友好生产方式, 尚未意识到环境生态成本最终也要由企业负担, 而国家层面相应的排污权、碳排放权等制度性安排落后, 近年来生态灾害事件频发、癌症村频现, 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从开放理念来看, 我国社会、经济长时间高速发展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开放是解决我国内部就业、产能过剩等问题、矛盾的重要手段, 开放红利仍有待进一步挖掘。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 开放也是与其他国家进行博弈、寻求更广泛支持与认同的重要策略。有学者提出的全球化4.0版本, 描绘的是一个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竞争更加激烈的世界, 只有顺应这股潮流深化改革开放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4];从共享理念来看, 公平正义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后, 我国民生问题得到巨大改善, 大量人口脱贫致富, 但贫困人口规模依然十分庞大, 贫富差距情况严重, 2016年我国基尼系数微幅提高到0.465[5], 超过警戒水平。与此同时, 医疗、教育、养老等资源分配不合理, 民生问题凸显。这种状况若长期持续, 必然会引起人民群众的被剥夺感、被遗忘感, 透支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全面、务实、系统解决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五大理念提出的初衷。
(三) 五大发展理念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金融危机以来, 全球经济复苏缓慢, 部分国家经济下行压力大, 特别是过去引人注目的新兴经济体增速回落明显。中国近年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相同趋势, 然而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整体上仍保持较高增长速度, 有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中国发展模式、发展速度长期以来备受关注, 甚至有和“华盛顿共识”并称的“北京共识”之说,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肯定, 也是中国对世界发展多样性的贡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 各国经济、金融互联互通不断加强, 世界舞台上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中国的发展采取什么样理念、政策, 对全球经济有着无法忽视的影响, 中国的发展必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在这一背景下, “十三五”规划建议以及十九大报告中对新发展理念的阐述更具全球性视野, 五大理念在指导中国实践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如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上、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G20”杭州峰会上以及世界经济论坛上, 中国为全球经济治理、世界经济再平衡提供理念、思想及实践支持, 其中很重要的主题就围绕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展开, 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外部效应越来越明显。在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上, 习近平提出四大模式解决三大矛盾, 特别强调了创新驱动、协同联动、公平包容, 这些关键词的表述与五大发展理念同出一源, 是中国经验的总结概括, 同时也是可供世界共享的理论成果。
(四) 五大发展理念是引领今后更长时期工作的灵魂
近年来, 中国一系列战略、布局、理念、思想层出不穷、环环相扣, 目标明确、道路清晰。从发展目标角度看, 十八大报告中着重重申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大愿景, 这就需要适时转变理念与指导思想, 需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勇气。从战略布局角度看, 2012年至2014年,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逐渐完善。其中,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核心目标。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原有发展模式受到挑战的情况下, 必须破除体制机制积弊、破除思想观念滞碍, 充分释放经济社会活力, 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指明了实现目标的动力源泉, 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则提供了法治保障和政治保证。“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当代中国治国理政总体思路和框架, 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所进行的战略布局, 几乎涉及到了中国发展的方方面面。从发展理念角度看, 在总体目标明确、战略布局清晰的情况下, 五大发展理念以创新为动力, 坚持走繁荣发展的开放之路, 正确处理发展中重大关系,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愿望以及共享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发展理念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 理念决定行动方式, 最终也决定事业成败, 五大发展理念将成为今后较长一段时间的指导思想。首先, 新常态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五大发展理念指明了破解新常态问题的根本路径;其次, “十三五”规划建议是第一个百年最后一个五年规划, 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五大理念是决胜之策;第三, “十三五”规划接连起了两个一百年, 起到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因此必须筑牢发展之基, 规划当中提到的五大发展理念为今后三十多年的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6]。
四、结语
中国经济新常态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持续, 经济增速的回落暴露了长期高速发展所掩盖的问题, 同时也给处理各类问题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解决这些问题, 一方面必须要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这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则, 另一方面必须坚持从中国现实情况出发, 把准国际、国内发展的时代脉搏。五大发展理念从其理论基础、历史渊源两方面充分体现了这种坚持, 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 也是当前整个中国社会的重要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十九大报告中一个重要的判断, 五大理念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式、发展目标与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支撑, 同时也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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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祝黄河, 张吉雄.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J].社会主义研究, 2006 (4) .
[3]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2016年度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EB/OL].http://b2b.toocle.com/zt/gxjjbg/, 2017-05.
[4]李永贤.五大发展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J].新丝路, 2016 (4) .
[5] 中国新闻网.统计局:2016年基尼系数为0.465较2015年有所上升[EB/OL].http://www.csmayi.cn/cj/2017/01-20/8130559.shtml, 2017-01-02.
[6]李君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J].理论与改革, 201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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