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读书心得之历史
读史可知兴替
吉林亚新“分享知识，传递书香”活动读书心得
一代圣君李世民曾说过：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不错，历史就是一面兴衰的镜子，大到一个国家生存灭亡，小到一个人的善恶美丑，都可以从历史中总结出经验教训和为人之道。
翻开长河般的历史画卷，从三皇五帝到溥仪退位，从庄园制到资本主义，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都在各个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我用了十多天的业余时间阅读了《中国石油员工基本知识读本》系列丛书中的《历史》读本，在其中我了解认识到了很多知识与道理。其中，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各方面介绍激起了我浓厚的学习兴趣，让我明白了任何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行为都必将被洪流所湮没。
仰望中国历史的长河，从三皇五帝的禅让制到后来延续了上下四千年的世袭制，华夏经历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变。促成这个转型的主要人物——“千古一帝”秦始皇。他横扫寰宇，灭六国而成一统，统一完善各种制度。虽然功绩显赫，可他却不知体察民间疾苦，大兴土木。阿房宫、万里长城等建筑劳民伤财，民间积怨极深，便有了那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天下也云集响应。曾经不可一世的秦王朝仅仅数十年间便土崩瓦解。可见无论多么高高在上的领导要是丢失了群众这最基本的根基都将背历史所淘汰。
与秦始皇恰恰相反的正是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他体察民情，知人善用，对己要求严苛，对人虚心纳谏，在他的治理下大唐王朝盛名远播，中国的经济与文化迅速复苏，并得到了“前无古人”般的发展。可见“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说是真理之至。
在这两个截然不同君主之间，还有一位争议颇深却又不得不说的皇帝——隋炀帝杨广。在众人眼里，他是一个荒淫无度、残暴无比、穷奢极欲的帝王，他的斑斑劣迹不胜枚举，但是他有两件事我觉得应该标榜。第一是修建“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的修成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的兴起均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为什么却为杨广留下了骂名，也许真的如唐代文学家皮日休的诗中所说：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隋炀帝开凿运河是对的，但是乘龙舟游玩却让他功亏一篑。第二是开创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在初期是选拔人才相对公正的方法和程序，打破了原有士族阶级垄断的九品中正制，使得普通人可以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功名梦。这两点都是隋炀帝不该被后人遗忘的功绩！由此可见，历史已经过去，但是我们后人在学习研读历史时应该求真务实，结合主观客观，把事物一分为二的去比较学习，不可随波逐流。
历史的车轮不会停歇，任何想去违背和倒转历史的人或事都将被碾碎淘汰。但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人类从历史中所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记取历史教训。所以我们当以平常心去对待历史，以谦虚心去学习历史，戒骄戒躁，踏实求真的来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篇二：读书报告范文
“传统中国社会”与法的生命力
——邱澎生《当法律遇上经济：明清
中国的商业法律》评介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值清廷效法西方修订新律之时，张之洞却在一篇奏折中明确阐述了相当一部分朝野人士对于这次法律改革的担忧：
夫立法贵乎因时，而经国必先布置。值此环球交通，从前旧法不能不量
加变更，东西各国政法取其所长，补我所短，揆时度势，诚不可缓。然必须将中国民情、风俗、法令源流通筹熟计，然后量为变通。1
然而即便如此，晚清的法律移植还是全面地铺开了。所以到今天，人们对于传统中国法律的特征和样貎已经相当陌生。而邱澎生先生所著《当法律遇上经济：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一书，则在一百多年之后接续了晚清国人的关怀，向读者呈现了17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商业法律的发展契机及其诸多面相。2本文即尝试对于此书的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评介。
这本著作的主体部分共有七章，由作者在不同时期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改写而成。3每一章的主要内容和结论，作者在本书的“导论”部分已有精炼的概括。4本文则重在归纳笔者在阅读过程中寻找到的三条线索，从而对全书的内容进行一个纵向的梳理：
张之洞：《遵旨核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收入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2页。
2 邱澎生：《当法律遇上经济：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 3 各章的标题分别是：第一章、由市廛律例演变看政府对市场的法律规范；第二章、晚明有关法律知识的两种价值观；第三章、讼师与幕友对法律秩序的冲击；第四章、刑案汇编中的法律推理；第五章、十七世纪的法律批判与法律推理；第六章、十八世纪商业法律中的债负与过失论述；第七章、由苏州金箔业讼案检视晚清的商事立法。下文提及本书各章时，将不再具体罗列其标题。
4 邱澎生：《当法律遇上经济：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第8页。 1
线索一：既为商业法律所规范，又影响和改变着这套法律的人们。具体地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1、政府机构的层面。第一章对于明清市廛律例的研究，第七章对于晚清商事立法的考察，揭示了明清中央政府在商业立法方面的态度；第六章对于浙江、湖南等省省例的探讨，则反映了清代地方政府在厘定商业法律细节方面所做的工作。
2、社会团体的层面。这一层面涉及到第五章中进行集体诉讼的江西和徽州商帮，第七章中已形成严密组织和规章制度的苏州金箔业会馆、公所，以及在政府和民间商人团体之间发挥着协调与沟通作用的晚清商会。
3、个人的层面。在这一层面，作者所选取的个案包括：熟悉司法审判工作，并对律例有深入研究的人士。如王樵、王肯堂（见第二章）、祝庆祺、鲍书芸、（第四章）、王明德（见第五章）等。这些人大多兼具官员和学者的双重身份；还涉及到在司法审判制度加严加密，诉讼案件大幅增加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民间法律从业者，其主体为讼师和幕友（见第二章）；此外，在本书的第五至七章中，作者还关注到当时一些商业讼案所涉及的普通工商业者。
循着这条线索，读者可以看到：在当时的中国，从各级官府到普通工商业者，都对商业法律有了相当程度的认知。他们或努力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或在学理的层面对于法律进行崭新的解读，或致力于提供专业化的法律服务，或利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经营权益，并促使国家制定法与民间商业习惯相融合。
线索二：商业法律的载体。
本书所论及的商业法律载体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由各级政府机构制订并保障实施的法律条文，如第一章中的明清市廛律例，第六章中浙江等省的省例，第七章中的《钦定大清商律》；第二类是对律例条文进行阐释，并对法律的核心价值进行探讨的研究性著作。如第二章中的《读律私笺》、《律例笺释》，第五章中的《读律佩觿》等；第三类是旨在指导基层司法审判和民间法律服务的实用性参考书籍，如第四章中的《刑案汇览》、《折狱明珠》、《审
看拟式》等；第四类是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形成的商事习惯。如第五章中用碑刻平息商业纠纷，第七章中会馆、公所用“把持”的逻辑来理解新法中“专利”的概念等。
循着这条线索，读者可以看到：在17至19世纪的中国，围绕着商业法律，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不断完善的律例条文是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日趋精深的学理探讨，拉近着这一知识体系与主流学术话语和通行的社会观念、民间信仰之间的距离；实用性的著述努力探寻着将这一知识体系用于司法实务的种种途径；而民间商事习惯则持续地为这一知识体系注入新的内容。
线索三、支撑着商业法律的价值观。
在这一方面，本书所呈现的内容也是多元的。在第五章中，王明德将法律视为天道演变的自然结果（“法天之学”），以“公平”为其核心价值。这可以视为一种立足于哲学思辩的超验价值观；而王樵对于法律“有资用世”的评价，王肯堂将传播法律知识视为“福祚子孙”的观点（见第二章），以及各级政府利用法律保障“两平交易”（见第一章）、依靠法律达致“民风淳朴”、“法足蔽辜”的期待（见第三章），则反映出一种旨在增进社会和谐与个人福祉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另外，讼师和幕友凭借法律竞争求胜、争取个人利益的行为，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
更具体地说，超验层面的价值观论证了法律知识的神圣性，实用主义的价值观推导出法律的正当性，以及扩充法律知识的必要性，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则极大地鼓励了人们将精力和智慧投入到钻研法律知识、处理法理实务之中。
总而言之，作者在全书各章中始终试图告诉读者：在那个时代，是什么样的人面对着什么样的法律？以及他们怎样去认知和操作这一套法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明清时期的中国没有产生与近代欧洲相似的“商法”，但是在商业法律的领域仍然出现了许多有意义的变化。“这些变化反映当时中国‘经
济、社会’与‘政治、法律’现象间相互补强关系的实际存在”。5
在反复阅读这部著作之后，笔者认为：本书是一部在方法和结论上都令人信服的成功之作。下面，笔者将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谈谈对于这部著作的感想，不尽之处，敬请指正。
首先，扎实的历史学研究为全书的立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探讨“如何撰写中国法制史？”这一问题时，徐忠明曾有过这样的论述：
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任意叙述历史？我的回答是：不行。一
如法官面对有待审理的案件，他的工作就是弄清案件的真实；然而这个案件的“真相”必须通过证据才能建构起来。因此，法官的工作纪律就是尊重证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6
而本书的研究正是呼应了这样一种认真对待历史的主张。
长久以来，近代转型前的中国被理解为一个“停滞”、“衰退”或“丧失了发展动力”的时代。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明清中国的法律也常常被认为是与“近代化”的需求相背离的。而在本书中，作者一开篇就对这样的认识表达了深刻的质疑，并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传统社会”是否也有自己的变迁轨迹值得探究？7带着这个问题，作者细致地钩沉了浩繁的史料，论述了与明清商业法律相关的种种问题。
而尤为值得敬佩的是，作者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随意地拼凑或取舍史料，也从未对有限的史料做过度的解读和演绎。而是在案例的细节中谨慎地提炼相关的信息，在每一则言论和每一部著作中细致地体察作者的处境与用意，在对法律条文的通盘考察之下判断法律变动的整体趋势。即使对于一些无关宏旨的问题，作者仍然秉持着一丝不茍的写作态度。如在探讨幕友起源的段落，虽然有王肯堂“今之仕宦者??于原籍携带讼师、罢吏同至任所??”的记载，但
5 邱澎生：《当法律遇上经济：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第208页。
徐忠明：《制作中国法制史：正史、档案与文学——关于历史哲学与方法的思考》，《学术研究》，2001年第6期。
7 邱澎生：《当法律遇上经济：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第1页。 6
作者仍然强调：“这似乎是‘讼师’作为‘幕友’前身的一个证据，当然这不能作为后来幕友都由讼师起源的证据??”。8从这样的一些论述中，读者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史学研究素养。
第二，本书超越了简单、片面的历史比较。
在这部著作中，自始至终致力于解答的问题就是：明清时期的中国有没有“商业法律”？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法律？但是，一提到“商业法律”，必然绕不开欧洲历史上的“商法”。而且作为一部针对“西方中心论”的学术著作，也不可能对于“西方”存而不论。所以，这部著作的许多章节必然会涉及到中西比较。但是这部著作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超越了简单、片面的历史比较。
作者在本书中明确提出：“不反对拿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做比较，但对片面性的比较则不得不予以保留”。9仔细阅读本书中的相关章节可以发现。而是往往首先从一种通行的观念入手，引出比较的课题。比如在第四章中，作者提到：许多研究者习惯于将中国的“援引比附”与西方的“罪刑法定”相对立，从而引出了对于中西法律推理方式的对比。在进入对比之后，作者会将中西双方的情况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进行仔细、全面的剖析。在比较的过程中读者会发现：一些看起来迥然不同的现象，其实有着某种程度的共通性。如“罪刑法定”同时也是一种“关于精密、有效和经济的权力技术学”10；而另一些看起来有相似之处的现象却可能完全没有内在关联。如第五章中王明德所提出的法律乃“自然之数”的观点，就与西方追求“清晰明确的通则”的理念完全不相关联。11
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会发现：中西历史的确存在着比较的可能，但是这种比较不应该是以中西对立的成见或某种既定的框架为出发点。而是应该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双方的情况进行全面的理解和认知。只有这样才能发现
8
9 邱澎生：《当法律遇上经济：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第125页。 邱澎生：《当法律遇上经济：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第125页。
10 邱澎生：《当法律遇上经济：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第173页。
11 邱澎生：《当法律遇上经济：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第125页。
篇三：中国历史通论读书报告
《中国历史通论》读书报告
张立方
王家范老师在《中国历史通论》中不仅广泛涉猎古今中外大量的历史史实，而且引用了
大量史学家和社会史家的观点和方法，如余英时、黄仁宇、韦伯、钱穆、顾颉刚、张荫麟、
布罗代尔等名家。作者对他们的观点进行综合分析，不但能巧妙引证，也能大胆质疑，推陈
出新。这本书尽管可以说吸收了很多名家的研究成果，但绝非人云亦云，而是带有十分强烈
的主观性质，通篇都涌动着作者深邃的思想和理念。
我们所接受的史学教育，是基于这样一种一元体系—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史和中
国通史。历史为政治服务，历史为某种理论服务，很多历史问题被曲解，历史已被篡改的面
目全非。作者在书中指出：“任何理论比较起实际生活，都要显出它的贫乏和单调。人类的
生活，也包括历史的人类活动，都是极其丰富多彩和奇诡多变的，史家只是在尝试‘理解’
它，任何一种理论都只是一种假设工具，必须拿它来与实际的生活情状相对质，清醒地意识
到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误差。”现在的教科书所采用的五种社会形态、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等
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为了迎合某种理论而随意篡改历史，无异于削足适履，危害极
大。
作者在书中并没有采用目前流行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在他看来，中国并不曾有过“奴隶
制社会”（不是说没有奴隶或奴隶制度的存在）。我们看到一个奴隶加五束丝等于一匹马这个
公式便断言中国存在奴隶社会，这未免太过肤浅。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最典型的奴隶制国家存
在于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南方，也广泛地利用奴隶进行生产，他们利用奴
隶的共同特点是为市场进行批量生产。在中国夏商周的大部分时期，铁器还没有出现，生产
力还非常低下，手工业产品和农产品不可能面对市场进行批量生产，那时候产生奴隶制的经
济条件还不存在。作者在书中写道：“周代既没有希腊、罗马那种‘奴隶制社会’的摸样，
也与西欧中世纪的‘领主制社会’迥然相异，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个案。在中国古代，奴
隶的生活境遇甚至比普通的农民还要更好，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很多人
不当自由的农民，而偏偏去当太监和奴仆呢？罗马帝国大规模奴隶制生产消失以后，家务劳
动中的奴隶长期存在，但家务劳动不能代表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我们不能以家务中存在奴
隶劳动而断言中国存在奴隶社会。
在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时，作者指出人际关系主要有三种连接方式：血缘、地缘和
业缘。以家长制为核心的血缘关系在中国社会中始终是最具有原生性的人际互动模板，属于
社会深层结构性质的东西，地缘和业缘无不受到血缘传统力量的浸染融解，往往变为带有亚
血缘或准血缘的混合型样式，与西方有别。费孝通就做过总结：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是
一种“差序格局”，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把一个小石子扔进水里，荡出一圈又一圈的涟
漪，这就是中国人所生活的圈子，他们与外界的交往总是受亲疏远近的观念的影响，头脑中
存在着内外之分，这些归根结底是血缘关系的放大或畸变。不少学者也多次指出，进入文明
之初，血缘纽带没有被打破，可能是中西歧途分走的一个症结所在。在当今中国，利用裙带
关系走后门现象为什么屡禁不止呢？我想就要从这里寻找答案。
观中国历史与现状，明显可以看出：中国是一个政治主导型的国家，作者在分析中国社
会三大系统时指出：政治是居高临下，包容并支配着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所谓“政治一体化”
的特殊结构类型。经济是大国政治的经济，即着眼于大国专制集权体制的经济，私人经济没
有独立的地位。文化是高度政治伦理化的文化，着眼于大国专制一统为主旨的意识形态整合
的功能，“儒学定于一尊”，异端思想和形式化的思辨不是没有，而却总被遮蔽，了无光彩。
一切都被被政治化，一切都以政治为转移。这种社会生态性的高度倾斜，造成了产生不出什
么别的力量去制衡，约束政治系统，政治系统出了问题，只能靠政治方法即权力斗争去解决，
即所谓“以暴易暴”，大乱之后才能大治，和平的改革常流于失败。即使在当代中国，政治
依然在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陆学艺就曾把中国社会分为十大阶层，其划分依据就
是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占有情况。毛泽东当年批了八个大字“合肥不错，居皖之中”后，
合肥便由一个小县城一跃成为百万人口的省会城市。而今天政府用行政权力来干预学术文化
已是屡见不鲜。
读了王老师的书后，我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传统政治是一个高度成熟的政治，当然，“成
熟”并不意味着“先进”，它依然是一种处在落后状态中的“成熟”。纵观历史，在君权与相
权的斗争中，君权不断加强，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斗争中，中央的权力不断扩大，中国政治
的专制集权色彩不断加强，国家机器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到明清时已达到登峰造极的
地步。中国古代的先贤们似乎很早就通晓驭民之术 ，战国时期的韩非子形成了“法”、“术”、
“势”思想，首先，君主要有“势”即权威和权力，有了它就能使臣民服从自己；其次，君
主要以“法”治国，依靠严刑峻法的惩戒和威慑作用维护社会秩序；最后，君主要善用驾驭
臣僚的“术”即权术。而一千多年以后的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写道“君主必须兼有狮
子和狐狸两种兽性：像狐狸以便识别陷阱，像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马氏与韩氏不谋而合。
中国的君主通过利益分享原则和无限禠夺原则来控制庞大的官僚系统，官僚们平时或荣华富
贵，或恩宠有加，而一旦犯事，可致株连九族、抄家，这种恩威并重的体制直指人的趋利避
害的天性，效果非常明显。马氏在《君主论》更是语出惊人：“对人的奖赏要一点一点的来，
对人的惩罚要一步到位。”勿使其东山再起，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历代统治者从来没有放
弃对人民的防范，所谓保甲连坐制度，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梁启超曾悲愤地
写道：“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可以说，中国
古代的当权者已经自觉地使用马基雅维利主义，并且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为何如此艰难，王先生从中国的历史结构方面去检讨，说中国有四大
难：“老”、“大”、“多”、“后”，单一个“大”字就很难对付。他指出：大固然有大的好处，
但大也有大的难处。大了，必须“统”，不统就神散形乱：大了，就难“统”，统死就生气全
无。这“统”字，在两千多年里始终是一门高深的大学问，里面有内外的应付，上下的应付，
纠缠不清的华夷之争，中央与地方之争，集权与分权之争，更深的还有秩序与自由之争，人
己之辨等。任继愈曾说过：“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政治的高度集中与经济的高度分散。”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成分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天生具有分散性，要
想把汪洋大海般的小农们统一起来，确实是一门难事。因此，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分析中
国社会的一些特质，离开了国情，就不能正确认识这些特质。“老”、“大”、“多”、“后”的
存在，有其深厚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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