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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圣陶先生读后感

来源:免费论文网 | 时间:2017-06-21 05:48 | 移动端:怀念圣陶先生读后感

篇一:怀念圣陶先生

怀念圣陶先生

吕叔湘

我认识圣陶先生是在成都,1941年春天的一个细雨濛濛的上午。那时候我在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圣陶先生在四川省教育科学馆工作。教育科学馆计划出一套供中学语文教师用的参考书。其中有一本《精读指导举隅》和一本《略读指导举隅》,是由圣陶先生和朱佩弦先生合作编写的。计划里边还有一本讲文法的书,圣陶先生从顾领刚先生那里知道我曾经在云南大学教过这门课,就来征求我的意见,能否答应写这样一本书。

我第一次见到圣陶先生,跟我想象中的“文学家”的形象全不一样;一件旧棉袍,一把油纸雨伞,说话慢言细语,象一位老塾师。他说明来意之后,我答应试试看。又随便谈了几句关于语文教学的话,他就回去了。那时候圣陶先生从乐山搬来成都不久,住家和办公都在郊外。过了几天,他让人送来一套正中书局的国文课本,供我写书取用例句。

大约半年之后,我写完了《中国文法要略》的上卷,送给圣陶先生审阅,那时候他已经把家搬进城里了。后来开明书店设立成都编译所,就设在圣陶先生家里。圣陶先生一直在主持《中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后来又跟宋云彬先生合编《国文杂志》,他邀我给这两个刊物写稿子。我的《文言虚字》、《笔记文选读》、’《中国人学英文》以及《石榴树》(即《我叫阿拉木》)的译文,或全部,或部分,都是在这两种刊物上发表的。因为送稿子到圣陶先生那里去,也就常常留下来,一边说着话,一边看圣陶先生看稿子。圣陶先生看稿子真是当得起“一丝不苟”四个字,不但是改正作者的笔误,理顺作者的语句,甚至连作者标点不清楚的也用墨笔描清楚。从此我自己写文稿或者编辑别人的文稿的时候也都竭力学习圣陶先生,但是我知道我赶不上圣陶先生。

写《中国文法要略》以及《文言虚字》等等,是我对学术工作的看法有了变化的表现,哪是因哪是果可说不清。原先我认为学术工作的理想是要专而又专,深而又深,普及工作是第二流的工作。我自己思想中本来就有这个倾向,我在那里工作的研究所的主持人更是十分强调这一点。可是我现在认识到普及工作需要做,并且要把它做好也并不容易。回想起来,我确实是受了圣陶先生的影响。圣陶先生把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编《中学生》,值得吗?非常值得。现在七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人里边有很多人曾经是《中学生》的忠实读者,在生活上和学问上是受过它的教益的。

在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个故事。1949年初,开明书店收到魏建功、萧家霖等几位先生从北平寄来的编字典的计划,圣陶先生认为这个计划很好,复信说开明可以接受出版。这就是后来由附设在出版总署内的新华辞书社出版的《新华字典》,那时候圣陶先生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新华字典》出版之后,新华辞书社并没有解散,圣陶先生打算让这个班子继续编别的辞书,并且希望建功先生辞去北京大学的职务,继续领导辞书社的工作。建功先生不肯,态度很坚决。后来有一天圣陶先生跟我闲谈,谈起这件事,他说:“难道在大学里教课一定比编字典的贡献大吗?”现在建功先生和圣陶先生都已经作古,我也不需要保密了。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圣陶先生一家随着开明书店由长江出川回上海,第二年我也随金陵大学回南京。为写稿的事,也时常有书信往还。1947年,圣陶先生约朱佩弦先生和我参加高中国文读本的编辑工作,我建议把语体文和文言文分开,编成两套,他们两位都同意。到1948年冬天,淮海战役的胜负已成定局,南京城里人心惶惶,很多人家避居上海,我也扶老携幼投奔开明书店。我在开明书店工作了一年有余,认识了章锡深、王伯样、顾均正、徐调孚,贾祖璋、周振甫、唐锡光等“开明人,’,也多多少少感染上了那难于具体描写却确确实实存在的“开明作风”。圣陶先生不久就去香港转道去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第二年我应清华大学之聘也来到北京。虽然住得不近,也还时不时有机会见面。1951年2月,我母亲在上海去世,我奔丧回南。回到北京,家里人告诉我,圣陶先生找过我,说有

要紧事儿。我去了才知道是要写一个讲语法的连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主要是供报刊编辑以及一般干部参考。发起这件事的是胡乔木同志,他曾经问过语言研究所,语言研究所不愿意承担,才找到圣陶先生,圣陶先生说可以找吕某人试试。这就是《语法修辞讲话》的由来。这件事在我的生话中形成又一个转折点。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时候,我被分配到语言研究所,做语法研究工作,还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兼任一名副总编辑(圣陶先生是社长),照料语文课本的编辑工作。如果没有《语法修辞讲话》这件事,很有可能我会跟着清华大学中文系并入北京大学,或者调到别的大学去。

《语法修辞讲话》给我惹出许多事儿。首先是到处邀请做报告,其次是回答纷至沓来的读者来信。过了几年,好象没事儿了,忽然有一天接到圣陶先生一个电话,说是某方面的指示,要写一篇批判《语法修辞讲话》的文章,并且点名要圣陶先生写。圣陶先生在电话里说,这篇文章他不会写,“解铃还是系铃人,还是请你勉为其难吧。署名当然还是署我的名字。”这可把我难住了。对于《语法修辞讲话》我也不怎么满意,可是我的不满意跟那位不知道名字的发指示的同志的不满意,大概不是一回事。所以这篇文章很难写,既要让考官满意,也得让挨批者不太难堪。好在已经过多次政治学习,如何发言才算“得体”已经多少有些经验。饶是这样,一千多字的文章还是写了一个星期,登在《人民日报》上,也不知道命题人是否满意。

《语法修辞讲话》的发表引起了一阵“语法热”,一两年内就出版了十来种语法书。圣陶先生大概也看过几种,好象都不满意,有一天跟我说“能不能写一本不用术语的语法书:,容易懂,而且实惠?”我说:’’不用术语恐怕办不到,少用几个,象`名词,、`动词’、`主语’、`谓语’等等,也许能够办到。至于实惠,也就是对说话、作文有帮助,那就更难了。”圣陶先生当然没有叫我试写,我可偷着试过好几次,都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我希望有人能满足圣陶先生这个遗愿。

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照料初中汉语课本的编辑工作,当时的计划是要把汉语和文学分成两套课本的。实际工作是张志公同志负责,但是我得认真审读,提修改意见。这套课本仅仅试用两年就不用了,汉语和文学又合流,恢复原先的语文课本的编法。这时候我已经不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职务,但是圣陶先生叮嘱我好好审读新编的语文课本。不久,我在语言研究所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初稿陆续出来.圣陶生先和朱文叔先生都是审订委员会的委员,也只有他们二位认真提了些修改意见。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彼此不通音问。我听说周总理设法保护文教界的一些老先生,估计圣陶先生会在内,也就放心了。我自己则由隔离反省而集中学习,而下干校,又和二十多位同志于1971年初提前放回北京,仿佛做了一场希奇古怪的大梦。这时候虽然仍然受驻机关的军宣队、工宣队管束,已经基本上可以自由行动,于是有一天我就去访问圣陶先生。大概这个时候圣陶先生那里还是很少有客人来吧,看见我非常高兴。寒暄几句之后,他睁大眼睛问我—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你是什么罪名?”我说:“反动学术权威加走资派,双料打倒对象。”圣陶先生叹了口气,半晌不说话。后来互相交换熟人的消息,圣陶先生扳着指头算了会儿说:“我认识的人里边,死了的和下落不明的,十七个。”

圣陶先生和王伯祥先生是幼而同学,长而共事,交情很深。伯祥先生那时候身体不好,在家里很寂寞,圣陶先生常常去看望他,有时候乘公共汽车,有时候步行。二位老人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因此,我也过些时候就去看看圣陶先生,尽管没有多少话要说。

叶圣陶先生不是以书法知名的,可是书以人重,来求墨宝的还是很多。我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得到他一副篆书短联。1976年有人送我两张高丽棉纸,我拿去请圣陶先生给我写点什么。他写了两首诗送我,是楷书写的。

华西初访犹如昨,既接清芬四十年。邃密深沈殊弗逮,斌存虚愿欲齐贤。并臻信达兼今稚谓使用现代语,译事群钦夙擅场。颇冀移栽名说部,`卑因橡笔得深赏。

这里既有溢美之辞,也有勉励的话,希望我翻译外国名著。我又何尝不想在这方面多做点工作,

但是我也跟很多人一样,时间不能完全由自己支配,也就顾不上了。

在这以前,圣陶先生也曾经在我女儿吕霞写的《在抗战中度过的童年》的前边题过一首《洞仙歌》,那些短篇是原先发表在《开明少年》上,后来剪贴成册的。

华西初访,记见垂髻觑,小试文心不吟絮。叙离乡,辗转汉浦湘奉,更绕道遥傍滇池侨寓。晨曾摊手稿,开载于今,重读依然赏佳趣。观感本童心,暗喜轻愁带幽默,时时流露。待掩卷津津味徐甘, 却不免追怀西南羁绪。

1977年8月,谢刚主(国祯)先生发起去承德避暑山庄游览,邀请圣陶先生、唐搜同志和我同去,圣陶先生由至善世兄随侍,唐恻同志和我也都有家属陪同。那时候避暑山庄还没有正式开放,游人很少。我们住在文津阁楼下,非常清静。早晚在松林中散步,虽少花香,不乏鸟语。尽管只住了一个星期,但是来去自由,没有多人迎送,也不要讲话和应酬,圣陶先生

心情很舒畅,后来还屡次提到。第二年夏天圣陶先生参加政协的视察组去四川,路上患病,回到北京去医院检查出来是胆结石,做了手术,在医院里住了三个多月,健康大受影响。这以后,除1982年到烟台作短期旅行外,就没有再出京了。

我最后一次晤见圣陶先生是1987年9月8日。这一年他的健康情况比较稳定,那一天正好有新华社的老摄影记者邹健东同志来给圣陶先生拍相片,也给我们两人拍了一张合影,圣陶先生兴致很好。H月17日上午我去看望圣陶先生,他因为晚上没睡好,早餐后又睡着了,我没有惊动他。至善有事出去了,我跟满子说说话就出来了。后来我自己闹病,住了一程子医院,回家休养,一直想去看圣陶先生都因循未去。有一天张志公同志来看我,说起圣陶先生,他说他也好久没去看望了。我们相约过几夭去看他老人家。又过了几天,志公在电话里告诉我,圣陶先生又住院了。最近几年,他常常住院,所以我也没放在心上,打算过些时到医院去看他。二月十六日早晨,志公同志来电话,说叶老去世了,我后悔没早去医院。第二天我自己患感冒躺下了,追念往事,做了一副挽联:

交情兼师友,四+八年,立身治事,长仰楷式。 道德寓文章,一千万字,直言曲喻,永溉后生。 也只是在心里念道念道,没有写出来送到民主促进会举行的追思会上去。下联是天下的公论,上联却是说出我个人的感受,可是我相信,象我这样受过圣陶先生言谈的影响、行事的感染的真是不知道有多少人啊。

篇二:读后感

读《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有感

尧都区临钢小学 王翠霞

暑假读了于永正老师的“封笔”之作《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我的为师之道》,这本书,使我陷入深深的思考。现在的学生究竟喜欢什么样的老师呢? 尽管每个学生喜欢一个老师的原因都不一样,比如有的学生喜欢她的幽默,喜欢她写得很漂亮得板书,甚至只因为你对他说了一句:恩,做得很好,加油!但我认为他们喜欢的是尊重学生,了解学生需要,注意与学生交流感情的老师。他们喜欢是对学生真诚、坦荡,能得到学生真心与信赖的老师,他们喜欢是有丰富阅历的、能言、善辨、谈古论今,严肃而不失活泼,庄重而不缺幽默的教师。他们还喜欢与他们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并能积极参与他们的老师。教师要放下架子,把学生放在心上。“蹲下身子和学生说话,走下讲台给学生讲课”;关心学生情感体验,让学生感受到被关怀的温暖;自觉接受学生的评价,努力做学生喜欢的教师。

教师要学会宽容,宽容学生的错误和过失,宽容学生一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步。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有时宽容引起的道德震动,比惩罚更强烈。每当想起叶圣陶先生的话:你这糊涂的先生,在你教鞭下有瓦特,在你的冷眼里有牛顿,在你的讥笑里有爱迪生。身为教师,就更加感受到自己职责的神圣和一言一行的重要。

教师除了对学生宽容,关心外,表扬与赏识也是播种爱很好的方式。表扬与赏识能使学生感觉到自己的价值,自己的才能,从而能促进学生的成长。每一个人都喜欢能够受到别人的肯定,这样才有信心的干下去。根据皮格马利翁效应,如果我们对学生多加赏识与表扬,学生的行为会随之走向正面发展,受到积极因素的牵引,随即便能朝着老师所期望地发展,如果整天的受到批评,那么就会像负面发展。

比如上课的时候我鼓励学生多举手,不论回答对错,只要学生举手了,都应该鼓励,举手就是好的。如果我们在大多数同学面前表扬了举手积极的同学,夸他们积极来肯定,那么学生们很可能有积极性。他们不仅想多举手,而且定会更努力地想回答对问题,班级的学习氛围就会变得浓厚起来。再比如说平时作业做

的很不好的学生哪天作业哪怕是有一点点变化,就可以抓住机会表扬他。告诉他:你的字原来可以写得这么漂亮,你看,这些题许多好同学都不会,我看你很聪明,上课时一定是听得很仔细呢!诸如此类的话能使学生信心百倍,潜意识里他们也会想好好表现给老师看。也许这次他并没有像老师表扬的那样很认真对待作业或者刻意把字写好了,但是他绝对会因为老师的表扬而想努力做的更好,这样效果不就达到了。还有些班级里成绩不好的学生,他们平日里喜欢调皮捣蛋,惹是生非,但是见到老师时却能点头或敬礼问好,文明礼仪方面做得很好或者很讲卫生,这就非常难得。偶尔在班上表扬这样的学生,刻意让他们多发现自己的闪光点,也许也能改变他们的日常行为。另外在批评学生之间先表扬一下他们说说他们身上的闪光点,然后再说出他们的不足,这样他们能容易接受些。我想大多数调皮捣蛋的学生很可能是因为家庭或生活环境的原因,希望惹人注意他。

那么教师的赏识与表扬很可能让他感到温暖,让他觉得自己是被关注的,是有优点的。所以教师们,别吝啬,尽情地播种你们的爱来温暖学生吧!

篇三:生活即教育读后感

范文一: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什么是生活教育?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既然生活教育是人类社会原来就有的,那么是生活便是教育,所谓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他还指出,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

可见,生活即教育的基本含义:第一,生活即教育是人类社会原来就有的,自有人类生活产生便有生活教育,生活教育随着人类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第二,生活即教育与人类社会现实中的种种生活是相应的,生活教育就是在生活中受教育,教育在种种生活中进行。第三,生活即教育是一种终身教育,与人生共始终的教育。

社会即学校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命题。陶行知认为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就是学校,如果从大众的立场上看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统治阶级、士大夫为何不承认此,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学校给他们的子弟受特殊的教育。陶行知反对这种特殊的不平等的教育,提出社会即学校,以此来推动大众的普及教育。

陶行知提出社会即学校,在于要求扩大教育的对象、学习的内容,让更多的人受教育。他指出:我们主张社会即学校,是因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的增加,学生、先生可以多起来。陶行知提出社会即学校的主张和生活即教育一样,也在于反对传统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相脱节、相隔离。他认为学校即社会,就好象把一只活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在笼里一样。它要以一个小的学校去把社会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而且这种教育在学校与社会中间造成了一道高墙,把学校与社会生活隔开了。陶行知提出社会即学校是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使他任意翱翔,是要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高墙,把学校里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里去。

范文二:

近期,我认真拜读了《陶行知教育名篇》这本书,读着读着,对陶先生这位教育先行者的敬佩油然而生。他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办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教育。本书汇集了陶行知先生平生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精髓,他独特的教育思想,经过八十多年的考验,不仅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今天的中国教育改革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下面我想就生活即教育这一观点,结合自己的教学,来谈谈体会。按照陶行知先生的说法,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的向前向上的需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教育结果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什么是生活教育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他还指出,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进棺材才算毕业。生活

教育强调的是教育要以生活为中心,反对传统教育以书本为中心,认为不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是死的教育。

陶行知先生把生活教育提高到这么一个高度,是我前所未闻的,更给了我一丝震撼,震撼于他的精辟和深刻,同时感叹教育家的前瞻性,这不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素质教育吗?这不就是我们的新课程标准所提倡的吗?

不由得让我联想到了语文教学,从生活即教育想到了生活即语文,生活处处皆语文,语文时时现生活。这是大语文观所体现出来的语文和生活的关系。语文和生活是不能分割而论的。语文产生于生活,应用于生活,二者本身就是一体。汉语是我们的母语,从我们出生,我们就生活在语文教育中。从咿呀学语到熟练的用语言表达自己及与他人交流,走在大街上,处处可见精美的大条幅、图文并茂的灯箱广告等等,上面的汉字无一不是小学生或渴望识字的人的学习资源。当领着可爱的孩子逛街、散步时,你可以随机交给孩子这些生字;当坐在家里陪孩子看电视,读报纸的时候,也会有很多需要你适时教给孩子的文字,还有去商场、超市购物,去山南海北旅游,坐汽车、火车或轮船时.....处处都可以变成我们学习语文的环境和资源。

生活才是是语文教育的活水源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语文教学中的字词句篇,因为有了生活的积累和体验才有了神韵,有了精气神。否则,它们只能是干巴巴的、乏味的文字。

在教学中,我们应将教学活动置于现实的生活背景中,从而激发学生作为生活主体参与活动的强烈愿望,同时将教学的目的、要求转化为学生作为生活主体的内在需要,让他们在生活中学习,在生活中吸收语文的养料,提炼语言的精华,提取生活的结晶。在学习中更好地生活,从而获得有活力的知识,并使情操得到真正的陶冶。力求教学与生活紧密结合。

就如我们的作文教学。我们不难发现假、大、空、抄、编的作文在小学生作文本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学生惧怕作文的心理负担未真正减轻。原因之一就是脱离了小学生的生活实际,教师在教学中往往用自己的认识水平让孩子他们写他们不熟悉的生活或成人才有的那种深刻的社会生活,逼儿童硬写,儿童感到无话可述说。如果非写不可的话,只好乱编了。写千篇一律的套话,对作文这件事不能产生兴趣。

要让学生不怕习作,就必须让他们注重生活的积累,接触生活,观察生活,到生活中去实践,要让学生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空口念着是没有用的,应去寻找到它的源头,有了源头才会不息地倾吐出真实的水平。源头在哪里,就是我们充实的生活,作文原是生活的一部分,叶圣陶先生认为:学生作文要写出自己的经验所写的必须是他们积累的。他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作文这件事离不开生活,生活充实到什么程度,才会做成什么文字。他的这一观点,与陶先生生活即教育的思想同出一辙。

生活即教育,生活即语文。鉴于语文和生活这样紧密的关系,就必须把生活引入语文课堂,把语文教学推向生活,让二者互为表里,生活有多广阔,语文世界就有多广阔,教育就有多广阔。

范文三: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陶行知先生在生活中时时处处寻找着教育孩子的活教材,他心里总装着孩子,时时事事注重培养孩子动手动脑能力。文中有则事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陶先生给母亲买了块手表,手表没用多久就坏了,陶先生拿到钟表铺请人修理。他没有像我们多数人那样,把手表修理完就算了事,而是跟修表工讲定价钱,约好时间,带孩子一同去看修表工修表。孩子们在一旁饶有兴致地仔细观察,用心记忆手表的部件组成及修表的每个细节。修完表后,陶先生又和孩子们一起组装手表。陶先生利用生活中的小事,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学会技能,学会生存。由此我深受启发,教育不能脱离生活,要把社会和自然作为最好的学校,不要把孩子圈在学校只读圣贤书,我们应有意识地创造各种机会让孩子走进生活,去观察、去思考、去动手、去做事。

教育之路漫漫而修远,让我们怀揣一颗对教育、对学生真挚的心,在实践中慢慢解读陶行知先生教育理论,用它指导教育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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