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情况汇报
人民法院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情况汇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对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促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重大意义。为进一步完善法制，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严厉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与社会稳定的犯罪活动，切实做好司法本职工作，依法保障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顺利进行，XX法院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和最高法院的要求，深刻认识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的重要性基础上，密切与各部门的配合，以上级法院及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实施意见》为基准，切实做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取得了良好成绩。一、2012年以来涉及“两法衔接”案件的审理情况2012年以来，我院共审结涉及“两法衔接”案件179起，其中。案件类型复杂，涉及部门众多，总体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9.8%左右。二、“两法衔接”实施工作中遇到的问题1、我市各单位之间联系沟通不够。由于行政执法涉及单位众多，而且需要单位之间的沟通交流。一旦沟通不足，容易造成案件信息渠道不畅。
篇二：“两法衔接”工作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其对策
“两法衔接”工作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其对策 “两法衔接”这个概念是国务院在2000年10月组织开展打假联合行动中第一次提出。它是指检察机关会同公安机关和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实行的旨在防止以罚代刑、有罪不究，及时将行政执法中查办涉嫌犯罪的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工作机制。尽管从2001年7月国务院发布《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至今，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四川省检察院、四川省政府法制办、南充市检察院相继出台了“两法衔接”的相关规定及实施细则，但各县级检察机关的“两法衔接”工作成效并不明显，笔者就营山县“两法衔接”工作为例，对“两法衔接”工作目前的情况、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提出相应对策。 一、近年来营山县院“两法衔接”工作开展基本情况 自“两法衔接”工作开展以来，我院和县监察局、公安局与相关行政执法机关会签了一系列文件。特别是2011年中央部署开展“两法衔接”专项监督工作以来，我院与公安局、监察局、经信局、工商局、质监局、药监局、烟草局、卫生局联合签发文件成立了领导小组，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17件23人，办理了一些较有影响的、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例如2012年郭某某生产、加工“地沟油”案件、2013年董某、李某、胡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
全标准食品罪的案件、胡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案件等，有力的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及时化解了社会矛盾。
二、“两法衔接”工作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一)移送刑事立案案件数量少
我县各行政执法单位行政处罚案件总量在六七百件，但每年平均移送刑事立案的案件不超过5件，移送立案率不到1%，与实际情况差距较大。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执法机关处于自身利益考虑，以罚代刑。
虽然我院不断地创新工作方式，主动走访、联系县各行政执法单位，并与县法制办召开联系会，强调“两法衔接”工作的重要性，但仍有很多行政执法机关不按时上报行政执法案件信息，不愿主动接受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过程，是其自身权利和利益得以体现和实现的过程，而司法机关的介入可能会触及到行政执法机关的这一“软肋”。因此，行政执法机关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往往各自为阵、暗箱操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政处罚后不了了之。
2.“两法衔接”工作制度不健全
“两法衔接”工作涉及面广、要求高、突发性强，需要多个执法单位的配合，缺乏有效的衔接机制，“两法衔接”工作就处于松散、随意和模糊的状态，无法满足实际工作需要。我们走访时发现，对“两法衔接”工作，有些行政执法
单位没有明确负责人、联络人。有些是有负责人，但管理不到位，频繁换人，导致工作衔接不上。
3.缺乏统一、有效的信息监督平台
目前全省统一的“两法衔接”工作信息平台尚未建立，各院都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完成对行政机关执法案件的监督。南充市除南部县检察院与27个行政执法单位建立全省首个县级“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外，其他院均缺乏专门的案件信息监督平台。我院是每月通过政法党政网来审查行政执法案件信息，但在缺乏专网、专门软件、专门设备的情况下，有些行政执法单位上报书面信息材料、有些通过QQ传送，有些上报的信息不规范、不全面，有些行政执法机关在当月没有行政处罚案件，干脆不报，严重影响了监督有效性。
4.法律、法规不健全
尽管国务院制定和最高检制定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各地也联合制定了一些实施细则，但是缺少法律强制性规定，加上基层行政执法部门人、财、物都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很多工作就往往流于形式。检察机关派员去各行政执法机关抽查行政执法案卷材料，在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投诉、举报的情况下，自己多少也显得底气不足。
（二）移送刑事立案案件质量不高
部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刑事立案案件质量不高，经常是因证据问题导致无法立案、逮捕及起诉。
1.未严格依法取证。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未严格按照规定现场取样、记录、封存、标记，取证的方法简单、措施不当，甚至有些该取样的未进行取样，证据出现重大瑕疵，以致案件存在争议。例如，2013年我县畜牧局查办的董某等人销售病死猪案件，现场查获4头死猪，现场执法人员只对其中的一头疑似病死猪进行了取样，其他三条均未取样并进行了深埋处理，导致这三头死猪的死因存在争议。
2.取证时机把握不准。我们知道在《刑法》分则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第一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包含九个罪名，如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等等，都事关百姓切身利益。而这九个罪名都是以生产、销售为前提，因此在取证的时候，要以“生产、销售”环节为切入点。如2013年县公安局提请批准逮捕的刘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一案，执法人员在刘某家中当场查获4头病死猪，刘某承认是收购而来，但否认拿到外面销售，而是用来喂狗。本案的关键就是取证时机把握不准，导致证据不足而无法对刘某批准逮捕。
3.取证的重点没有厘清。面对证据，行政执法机关不知道如何去抓重点证据，往往是证据取了不少，但还是立不了案，定不了罪。抓问题就要抓关键，取证的重点就是案件的焦点，取得了关键证据往往事半功倍。例如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当中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有三种：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报酬、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报酬。比较常见的行为就是犯罪嫌疑人逃匿，并且通常是没有能力支付的情况下逃匿，这种情况是否构成犯罪存在争议。因此在收集逃匿这方面的证据尤为重要，主要取证重点应放在逃匿的原因、时间、地点、方式、逃匿后嫌疑人是否有积极工作或其它方式筹钱归还劳动者报酬的行为。如果有证据证明嫌疑人逃到外地后仍旧工作、生活、娱乐，没有归还过劳动者的欠薪，客观表现证明其逃匿是为了拒付欠薪，才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三、“两法衔接”工作机制的完善和对策
（一）建立起覆盖省、市、县三级的“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
依托政府电子政务网和云计算平台，全省各级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机关按照各自权限统一在省级平台上进行网上移送、网上受理、网上监督，实现全省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信息互联互通。“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所拥有的行政执法案件排查系统，可以对行政执
篇三：“两法衔接”工作机制现状及完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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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法衔接”工作机制现状及完善研究
作者：阮祝军
来源：《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18期
摘 要 本课题以S市Z区“两法衔接”工作机制的运作为例，从实证视角对两法衔接进行论述，分析“两法衔接”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为解决当前“两法衔接”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
关键词 两法衔接 现状 完善
基金项目：本课题是上海市法学会2012年一般课题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阮祝军，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6-052-02
一、“两法衔接”工作概况
2000年10月，国务院组织开展打假联合行动，第一次提出“两法衔接”的概念。2001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确立了“两法衔接”工作机制的基本框架，规定了行政执法机关向司法机关移送案件的基本程序、时限及法律责任等，强调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应当接受人民检察院和监察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2004年3月，最高检与全国整规办、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后，各地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和制度，标志着“两法衔接”工作机制的初步形成。2006年1月，高检院、全国整规办、公安部、监察部又联合下发《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明确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对符合刑事追诉标准、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制作《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及时将案件向同级公安机关移送，并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2011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该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参与两法衔接工作的行政执法机关、刑事司法机关及监察机关应履行的职责及工作程序，并对两法衔接工作的开展提出完善监督制约与加强组织领导。这份最新文件的出台和执行标志着两法衔接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据统计，2010年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督促行政执法机关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9862件，比年均增加4%。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针对一些领域存在的有案不移、以罚代刑问题，部署专项监督活动，督促行政执法机关依法移送涉嫌犯罪案件6414件，立案侦查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涉嫌犯罪的行政执法人员121人。 应该说，当前全国“两法衔接”工作已取得很大成绩，但同时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行政行政执法机关主动移送案件意识不强；检察机关的监督不到位；行政执法机关接受监督观念不强；多数地方尚未建立“网上衔接，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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