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的清朝宪政认识 本文关键词：宪政，清朝，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的清朝宪政认识 本文简介：摘要：通过对戊戌变法运动的亲身考察，一方面，伊藤反对清朝改革急切冒进，主张进行合乎秩序、循序渐进之改革，希望清朝最终建立立宪政治；另一方面，伊藤认识到清朝多年之积弊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且处于列强环俟之中，面临列强瓜分之危机，改革之良机已错过，仅依靠腐朽的清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很难取得成功。伊
伊藤博文的清朝宪政认识 本文内容：
摘 要：通过对戊戌变法运动的亲身考察，一方面，伊藤反对清朝改革急切冒进，主张进行合乎秩序、循序渐进之改革，希望清朝最终建立立宪政治；另一方面，伊藤认识到清朝多年之积弊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且处于列强环俟之中，面临列强瓜分之危机，改革之良机已错过，仅依靠腐朽的清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很难取得成功。伊藤对清政府建立立宪政治的前途抱持怀疑態度。清末新政之际，随着伊藤对清朝宪政运动的深入了解，他进一步认识到清朝建立立宪政治的困难性，深感清朝立宪政治的建立并非易事，受各种因素制约，成功可能性极小。甚至相反还会由此引起国内动乱或革命，导致政权倾覆。连日本亦受其波及，发生不可预测的变动。
关键词：伊藤博文；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清末政治改革；宪政认识
中图分类号：K3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7）04-0042-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7.04.006
近代日本著名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伊藤博文（以下简称伊藤）亲自主持制定明治宪法，奠定了近代日本宪政体制的基础，被称为“明治宪政之父”。其对东亚立宪政治的影响不仅限于日本国内，也波及至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中国受1895年中日甲午之战惨败和面临被列强瓜分的严重民族危机的影响，1898年，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拥护光绪帝发起旨在建立君主立宪体制的变法运动，史称“戊戌变法”。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之役后，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开始推行宪政改革，目的同样是要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史称“清末新政”。在阅读相关史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伊藤与这两次以旨在建立立宪政治的改革①均有着密切关系，在伊藤与清朝上层政治人物的接触谈话以及归国后的演说中，体现出其对清朝立宪政治的认识。据笔者所知，国内学界主要侧重研究伊藤1898年来华访问是否促成戊戌政变的发生或伊藤访华对于戊戌变法的重要性[1-2]，但很少探讨伊藤与“清末新政”之关系，更鲜有伊藤清朝宪政认识的相关论述。鉴于此，文章拟以伊藤与“清末政治改革”为中心，对伊藤在戊戌变法期和清末新政期的清朝宪政认识做一探究和分析。
一、戊戌变法期的清朝宪政认识
1898年6月，第三届伊藤内阁辞职之后，伊藤带领随员中国语通译楢原陈政、英语通译头本元贞、诗人森泰次郎、随从时冈茂弘以私人漫游清韩
名义，游历朝鲜和清朝。盖其并非普通的考察观光，伊藤在途径朝鲜时作诗明确表达了与清朝结盟的期待，诗曰：“远辞韩阙向燕京。为是微衷寻旧盟。” [3]396在伊藤游历朝鲜和清朝之前曾入宫觐见明治天皇，表达了自己访华的政治目的。清朝国内舆论一般也认为伊藤“此来具有深意，甚望与中国协力同心相助，为理固不仅为寻常游历计也”[4]395，其访华是为了试探与清朝结盟的可能性，以图遏制俄国在中国日益增强的势力和权益。俄国自1895年联合德、法两国干涉日本归还清朝辽东半岛以后，与清政府签订清俄密约，相继在中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租借旅大，与日本争夺东北权益。与此同时，其他西方列强在中国争夺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的竞争也愈加激烈。受面临被列强瓜分的严重民族危机的影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诸人拥护光绪帝，发起戊戌变法运动，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样本，主张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与日英结盟抗击俄国，这自然也引起伊藤等日本高层首脑对维新派的浓厚兴趣。同时，日本政府高层也希望通过伊藤访华加强与清朝的政治联系，培植中国的亲日势力以抵制俄国在中国的扩张。
清政府听闻伊藤来华访问消息后，非常重视。在伊藤抵天津之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亲自派遣王苑生观察先期赴塘沽迎候伊藤，伊藤乘火车于9月11日抵天津，海关道李少东观察、天津道任毓华观察以及府县官吏，均事先在火车站迎接。伊藤于12日上午与荣禄进行会谈，下午6时，荣禄在北洋医学堂盛情款待伊藤一行。在宴会上，荣禄认为伊藤此次访问，对中国而言将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希望伊藤能对中国的改革提出建议，伊藤表示将尽自己的能力提出建议[5]212-213。伊藤在9月13日写给其妻子的信中反映了其在天津受到热烈款待的情况，信中这样写道：“一到天津，清国朝野欢迎我的盛况实非笔墨所能形容。明日当赴北京，皇帝陛下似翘首以待，想必能立即谒见。滞留天津之时，忙于日夜宴会，很多中国人咸来请求援助中国，实在难以拒绝。迄今所知，皇帝似很贤明，年龄仅27岁，赴北京闻有种种下问。”[3]396-397
伊藤一行在天津逗留至9月14日，下午乘火车入京。次日下午1时半，伊藤赴总理衙门，拜谒以庆亲王为首的总署王大臣，谈话内容开始涉及清朝正在推进的维新变法运动。首先，伊藤表示：“到贵国正是贵国朝廷改法之时，甚为欣幸”[4]410，表明支持清朝实施改革的态度。但同时他又指出改革：“用年少人固可，但必须才识胆三者兼备之年少人方可用，否则未有不败，尚不如用老成人而以年少者佐之。且改法须有轻重有次序，若杂乱无章，则必不可”[4]410，反对光绪帝任用缺乏政治经验的年轻新锐，对康梁改革急切冒进持不同看法，主张改革以老成持重者为主，新锐辅之，要循序渐进推进改革。伊藤主张改革根本在于“农工商，农能尽地利，工能制物品，则商务自然兴旺，国日以富。然欲兴农工商，尤非广设学堂不为功”[4]410。又指出“政府总署诸公，未必以改法为然，且近来用新进而退老成，亦不免太骤，且贵国君臣之礼实在过严，此乃必须改变之一大端，如此礼不能改，则诸事均不能改也”[4]410。鉴于朝廷大员对改革消极懈怠，因循守旧，伊藤深感改革阻力重重。因此，不准备向光绪帝主动上言，以免置身难以预测的政治漩涡。
伊藤从总理衙门告辞后，赴贤良寺拜访刚被罢免总理衙门大臣职务的李鸿章，双方谈话主要围绕李鸿章联合俄国以抗衡日本的话题，虽然李鸿章暂时下台，但因其与西太后的密切关系，再度复出指日可待，因此，伊藤从长远政治利益考量，不愿放弃与李鸿章的个人交往。访问李鸿章后，伊藤直接返回日本驻华公使馆。9月16日上午，李鸿章回拜伊藤。下午，总署王大臣回拜伊藤。
伊藤在北京的政治活动引起当时清朝国内报纸的广泛关注，如《国闻报》刊载新闻，称“近日京朝大小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用为顾问官，优以礼貌，厚其饩廪，持此议者甚多”[4]407，又透露伊藤将于“初五日入觐皇上”[4]407。这些新闻报道无疑增加了以西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和以光绪帝为首的维新派对伊藤一举一动的关注度。朝廷众臣也奏请皇帝召见伊藤，如宗人府主事陈懋鼎奏请光緒帝召见伊藤，贵州举人傅夔上奏，主张聘请伊藤为相推行新政。维新派官吏也积极建议朝廷重用伊藤推行新政，如御史杨深秀和御史宋伯鲁分别上奏折大力推荐伊藤。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对伊藤此次北京之行寄予厚望，更希望伊藤能够对维新变法运动助一臂之力。9月18日下午3时，康有为专程赴日本驻华公使馆拜访伊藤。在谈话中，虽然康有为表达光绪帝和维新派对伊藤访华的强烈期望，但伊藤只是反复强调清朝改革的前提是要消除华夷意识和排外言行之外，并未向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提出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建议和支持。这是由于在来华之前，伊藤虽对清朝维新变革抱有浓厚兴趣，也希望与康梁等联合，但当其来华后，通过在天津与荣禄会谈、北京与总理衙门诸大臣的会谈以及自己亲身接触，发现维新派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过于激进，与其一向秉持之渐进主义改革格格不入。再加之康梁改革遭到以西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反对，保守派依旧掌握朝廷大权，变法很难深入下去，变法成功希望非常渺茫。因此，伊藤从现实利益出发，对清朝维新变革兴趣逐渐降低，开始与维新派保持一定距离。康有为虽对伊藤访华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外部势力推进维新变革，但见伊藤态度冷淡，对清朝维新变革兴趣不大，故退而求其次，只希望伊藤能向西太后建言，使其支持维新变法，以调节太后和光绪帝之间已日趋激烈的矛盾。对此，伊藤也未给予明确回答。
9月19日，伊藤与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进行了一次长谈。由于莫理循作为《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无论是在英国新闻界还是中国新闻界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力，为了向英国表明日本重视日英同盟的立场，伊藤对莫理循的提问，回答比较详尽。首先，伊藤谈及自己对维新运动的直观感受，表示“对中国的变法维新很失望，认为没有政治家，没有人愿意负责，没有人在他的追随者们面前勇敢地、公开地站出来”[6]111，缺乏强有力的改革领导者，故虽然“皇帝颁布了大量变法维新的诏书，但是这些诏书从未付诸行动。皇帝发出一道敕令，指出官吏们应该正直、廉洁，这并不能改造那些不可救药的贪官污吏，这些人经过几百个世代的世袭遗传，已经贪污成性”[6]111-112。改革诏书形同空文，各级官吏对改革持消极态度甚至抵制改革。其次，伊藤具体提出清朝维新变法应该如何推进的问题，他主张“中国必须修订她的岁入（制度）——她可以靠建筑铁路改善交通工具的办法来增加收入。她可以靠削减或者废除大量满族旗人每年吃掉朝廷大约三百万英镑俸禄的办法来减少支出。要这样做，最容易实行、最有效力而且明智的办法，莫过于把宫廷迁出北京。只要皇帝留在北京，朝廷的改革就不可能实现。”[6]112再次，伊藤指出清朝的“监察御史制度必须废除。这个制度是一切罪恶和贪污的根源。它在阻梗变法维新的一切努力方面所造成的危害是无穷的。没有比这种制度更加腐朽不堪的了。监察官员们没有薪俸，他们的生活收入，全靠敲诈勒索。弹劾的威胁可以从那些最贪得无厌的官吏们手中勒索钱财。只有那些没有贿赂监察官员的人，才会受到弹劾”[6]113。最后，伊藤认为清朝“必须有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必须由外国训练，并且配备外国军官——而这件事必须由英国和日本的军官来办。这样就必然促使英国、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更加密切”[6]112-113，以此掌握对清朝军队的控制权。
伊藤一行于9月20日上午觐见光绪帝于勤政殿，光绪帝待伊藤“优礼攸加，仪节一如待亲王者然，赐坐御座之侧，位在庆王之次”[4]446。据史载伊藤觐见光绪帝时谈话，并无实质性内容，只是光绪帝询问伊藤的来华行程等象征性的客套之词。光绪帝虽然希望倾听伊藤对维新变法的意见，但可能身不由己，当时已开始失去权力。而伊藤对清朝改革已失去热情，预感失败在即，故没有主动提出任何有价值的建议。
伊藤在觐见光绪帝后，应某大臣要求，谈论变法问题。在谈话中，伊藤主张改革之要在于兵制，建立士官学校，培养军事人才。由于各国改革面临的国情不同，必须要依据本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了解本国弊端之所在，切忌在未建立新制度之前，就将旧有制度全部废除，改革需要一个过渡期，要在学习西方制度的基础上根据本国国情实行渐进变革，反对一味模仿他国。再次强调清朝改革应以老成持重者为主，新锐辅之。伊藤深切感到光绪帝和西太后之间矛盾重重，由于西太后掌握实权，如不能征得其同意，光绪帝将很难推进改革，甚至改革有夭折的危险。果不出伊藤所料，次日即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抓捕维新派人物。戊戌变法运动宣告失败。
政变之后，伊藤授意日本驻华公使馆保护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出逃，并通过外交途径营救刚被光绪帝任命为驻日公使的黄遵宪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等人，以图保存中国的亲日派。伊藤在9月26日写给其妻子的信中叙述了北京之行的概略，其中也提及自己对戊戌改革失败原因的看法，并对清朝政治的混沌感到无奈和迷惑。伊藤在信中这样写道：“14日进入北京，出席各种宴会，20日谒见皇帝。至今日，如此殷勤而亲切的招待我，尚无先例。其后，相当于总理大臣的皇族庆亲王又设宴款待我，也是迄今未有之事。然21日突然发生政变，太后重新执政。此乃当今皇帝改革过于操切，万事效仿日本，连衣服也要改从西洋，传到太后耳中，则大不以为然。又有一说，皇帝欲排斥太后。清朝之事，究竟何者为真，实难判断。”[3]399
伊藤与保守派、维新派相继接触后，按照原定计划，进入华中，与地方实力派见面会谈。伊藤于9月29日离开北京，经天津，10月5日抵上海，13日赴汉口会见湖广总督张之洞，19日又赴南京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会谈。22日返回上海，本来预定去华南旅行，但11月4日，因国内政局变动，奉天皇之命回国。临别在致张之洞信中，伊藤又一次提出自己对清朝维新变法的看法，信中这样写道：“惟变法自强之说，行之今日，既非容易，即使之为，时已晚，果否能济刻下艰难情形，是必待乎旷古未有之一大英断。倘犹迁延依违，缓不济急，则博文岂独为贵国担忧，窃谓东亚存灭之机，全系于此矣。”[3]402指出清朝改革迫在眉睫，不改革不仅国家之命脉难以维系，且与东亚之存亡息息相关，但改革之艰难并非易事，且改革之良机已错过，未来如何发展难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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