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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文化生态场域的内在逻辑

来源:免费论文网 | 时间:2017-10-23 10:08:14 | 移动端:论大学文化生态场域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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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文化生态场域的内在逻辑 本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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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大学文化生态场域的内在逻辑

  张绍荣1,张 东2

  (1.重庆邮电大学教育研究院,重庆400065;2.重庆市教育评估院,重庆400020)

  摘要:大学文化生态场域是大学基于“师生”主体,以文化资本为核心逻辑演化而成的

  “教学文化生态场域”、“学术文化生态场域”及“管理文化生态场域”关系构型。在这个构型中,大学教学文化、学术文化及管理文化既相互区别,自成子场域,又相辅相成,整合形成大学文化生态场域。在大学场域关系中,教学文化与学术文化是对立统一的,管理文化与学术文化是主体交叉的,教学与管理的关系是管理在调节教学与学术关系中衍生出来的。就大学文化生态场域资本流转所处的地位而言,教学文化生态是本,学术文化生态是根,管理文化生态是魂,三者权力主体交叉、资本交流多元,成为大学场域不灭的冲突和矛盾,也正是这种矛盾与冲突形成了“三域”的有机联动,为大学文化生态场域治理提供了现实的际遇。

  关键词:大学生态;文化生态;教学文化;学术文化;管理文化

  大学作为以文化为属性的公益机构,其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以文化人。随着文化传承与创新作为大学功能的正式提出,大学文化生态场域的形成与发展也逐步由抽象走向具体,从内隐趋于外显。作为一种客观性社会存在,在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大学文化生态场域,主要呈现为大学内部各功能系统间的客观关系网络构型,大学功能日益复杂化,职能界限更显模糊‘妇。大学教学、学术、管理三大功能系统既相互区别、自成体系分别形成各自文化场域,又相辅相成整合形成了大学文化生态场域,共同服务于大学发展治理的整体目标。

  一、大学文化生态场域的整合逻辑

  根据布尔迪厄场域理论,任何社会场域皆由“物”和“人”两大要素构成。其中,“物”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人”则由不同组织类别规定。“人”与“物”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大学文化生态场域“人”的要素由单一的师生混合体发展成为较为分明的教师、学生和管理者三大主体,他们构成了大学文化生态场域的主角圈层,而基于他们之间或与政府、社区、媒介之间因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彼此互动而形成的教学、学术、管理文化等构成了场域的主流圈层,两个圈层共同作用构成了大学文化生态场域的边界和活动领域,不断推动着大学文化关系的嬗变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等“物”的因素,主要表现为拥有的资金、掌握的文化知识、构织的关系网络和赋予的各种头衔。在这个场域中,“文化资本”始终是大学文化生态场域至关重要的入场券,通过影响教学、学术及管理实现再生产,是整个场域的核心逻辑和运行主线。作为一个关系性概念,大学文化生态场域是一个具有内在牵连的客观关系系统,是源于特定文化资本而来的诸种客观力量调整成型的关系体系,场域中的主体客体都会不自觉的赋予这种文化资本。大学文化生态场域阐释为基于大学“师”、“生”二元主体细化为“专任教师”、“管理教师”及“学生”进而相互着力关联分化为“教学文化生态场域”、“学术文化生态场域”及“管理文化生态场域”的关系构型,如图1所示。场域的结构可视为处于不同位置的客观关系空间,拥有权利或资本的份额决定了各自在场域中所处的地位。大学文化生态场域范畴的各种零散状态的实体性要素,在彼此间结成的客观关系在文化网络中得以互相确证。除了实体性要素外,更有因实体要素而生成的各种关系性要素。同时,作为分析认识教育活动的工具,大学文化生态场域又并非纯客观范畴,而是对大学的一种全新理解,现象分析的一种全新视角,是客观内容和主观形式的统一。

  文化生态本是大学场域的一种理想愿景,表现为大学内部的教学文化、学术文化及管理文化系统之间的平衡联系、互利共生及有机聚合。大学文化生态系统既是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有着自身的结构与功能。“教育是一个与社会系统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开放生态系统,它与其环境相互作用,在输入输出相对不变的作用下,建立起平衡的稳定状态。”‘21大学从强调教学,到注重科学,再到接触现实、服务社会,与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融为一体,展现出大学发展的不同生态图景。教师在自由互动中生活,学生在阳光雨露下生长,这就是理想的文化状态。通过大学的实践变革,与大学活动形态和组织规范相适应并凝结而成的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不懈追求。作为具有独立自主性、冲突不断生成的动态社会空间,大学文化生态场域的边界难以测量,具有自我调适性。在这个场域的空间里,不同的行动者位置不同,因为位置不同,所以需要通过资本的争夺来换取更有利的位置,进而使场域表现为人们不同的行动、选择策略,实现空间的改变或维持。在资本的激烈争夺中,对不同场域自身的形塑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各种资本的相对分量和划分改变并将引起场域自身结构的改变,场域的结构也因此具备了历史动态的变化调适能力。布尔迪厄认为:任何场域的结构都始终隐含着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即使存在普遍规则的自主性较弱的领域,规则的变通本身就是规则的重要内容。大学文化生态场域往往只在相信冲突的规则并能在规则生成中获益的前提下才存在。

  二、大学教学与学术文化场域的对立统一

  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是大学最为基本的两种职能,与之对应的教学与学术是大学教师身份的两个最重要的表征,然而二者之间的争论却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伯顿·克拉克曾说:在现代大学的各种教育关系中,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是最为根本的,是学术界和教育界最引人关注的核心问题‘3]。因此,教学与学术关系的协调与否,能否实现二者相长,在博弈中双赢,不仅决定了大学能否更好地发挥其价值,甚至关乎大学存在的合法性以及大学教师的身份认同。

  教学乃大学存在之要义。大学因为人才培养而开展教学,因为培育高层人才的教学而成为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制高点,也因此与纯粹的科研院所和社会其他机构等区别开来。自中世纪的早期大学产生以来,到18世纪的发展岁月里,大学的职能是唯一的,那就是教学。在纽曼看来,大学是一个专门仅仅以教学为使命的机构‘4]。雷恩斯特·马奇也持这样的观点,他认为第一所大学就是一个纯粹的教学机构,因为第一个学位就是从强调教学而来,其名字源于阿拉伯语“bac-calau,eu。”,意为“有权利命令他人”‘印。纽曼认为:大学要出色完成人的发展与培育目标,只有视教学为唯一使命和责任,重在传授知识而不是增进和创造知识,而在科学领域里从事新的研究应是科学院的职责。有学者将大学分为教学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三类,并将现代大学的理念归结为“首先是创造知识(学术),其次是传授知识(教学),最后是服务社会。”嘲但不管如何划分,大学都是以教学作为首要职能的。无论是教学研究型大学,还是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的教学始终都是根本。近几年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等知名大学连续开展人才培养专项建设年,推动本科教学综合改革,提升教学质量,就是要突出教学的中心地位。大学的初始职能就是培养人才,其次延伸到学术研究,再次发展到服务社会,三者整合形成大学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追根溯源教学是根本,教学始终是大学文化生态场域中的首要职能。

  大学之大源于学术,学术是大学的生命支柱。大学之所以谓之高等学府皆因通过学术培养人才,通过学术传承文明。大学学术资本是大学实现价值增值的资源总和。大学学术资本具有艰深性、复杂性、历史性、非均衡性、无形性和依附性等特征。大学学术资本不仅可以促使大学自治的实现,也可以促进大学职能的有效发挥。在高等教育急剧变革的今天,强调学术是大学不断提升知识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本质使然。政府对大学的投入往往与该大学的学术声望有关,大学往往因学术成为科技创新的集散地。从20世纪来看,无论是“曼哈顿工程”,还是“阿波罗”登月计划,都与美国研究型大学密切相关。正是依靠众多一流大学人才集聚和学术成果的不断涌现,才使得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科技及军事等前沿领域竞争中能够一枝独秀、一超独大。从中国科技发展而言,也在于此。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为例,每年大学在获得国家重大科技基金资助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大学在载人航天工程、登月计划及蓝海深潜计划等重大科研攻关项目方面都发挥了主力军作用。作为从事高深学问的场所,大学运用其雄厚的学术资本与外界产生广泛交换,不但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来源,而且因为由此带来的社会声誉和影响力的提升,还能实现更大程度下的大学自治。大学生源质量是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决定因素,而拥有较高的学术资本是提高生源质量的前提。每到高考结束时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全国名校都会组队奔赴全国各地争夺优质生源,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理念,那就是“集天下英才而育之”,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生源的质量就决定了学校的未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正是德国柏林大学因声名鹊起的学术研究,才使得全世界求学者慕名而来,德国也成为世界科学文化的中心。随着科学文化中心的转移,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为代表的北美高校成为全世界学术的殿堂,大量优质生源涌入美国,美国大学也成为世界留学的首选地,大量学者来此求学。无论是世纪之交的“211工程”、“985工程”,还是正在推进的“2011协同创新计划”和“双一流”建设方案,最终都是大学综合学术水平的比拼。

  对于一所大学而言,无论是教学的首要职能,还是学术的水平高低,大学的教学与学术文化最终都在文化资本上实现有机的对立统一。自洪堡提出大学教学与学术的双重职能以来,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也不断涌现。费尔德曼曾发现:教师学术与学生对于教师教学的评价之间虽正相关,但多呈微弱相关‘胡。韦伯斯特发现:学术产出和教学效果之间很多没有正相关‘9]。而拉姆斯登和摩西的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学术人员中,学术和本科生教学之间存在负相关或者零相关。反思这些研究,最大的问题是忽视了教学、学术的复杂性与不易测量性。无数研究事实证明:教学与学术之间是一种密切的正相关关系,教学推动学术,学术提升教学,二者在大学中的有机统一是大学文化资本发展的关键。大学教学与学术文化的关系,主要受大学的组织制度、社会环境和教师个体因素的影响。伯顿·克拉克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学术漂移”与“教学漂移”,更多是由于政府和工业界的利益驱动使然[11]。教学与学术的关系与教师个体因素密切相关,受教师个人经验、兴趣甚至年龄、职称的影响。在这个知识呈爆炸式增长的信息时代,如果不坚持学术,新知识就不能得到及时补充,教学就不能跟上知识更新的速度,大学教师需要在困境中不懈努力,在学校、学生及教师三者之间找到利益交汇点,在教学与学术二者之间找到契合点,让二者齐头并进。

  三、大学学术与管理文化场域的张力相持

  现代大学是一个基于学科而聚集知识分子的学术组织,是一个以学术为导向的文化场域,具有高度的自治性。伯顿·克拉克认为:大学是一个生产知识、创造知识的学术组织,是以知识为核心构建要素的专业性文化组织。不论在学术活动中,还是在管理活动中,大学的一切活动都深含着文化,而文化主要是以知识形态渗透于大学的各个场域。场域中的个体可以自由地入场或出场,在入场或出场的过程中与外界、与内部进行着信息交换和更迭。为平衡场域内外关系以及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实现自主发展,管理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马克斯·韦伯曾经假设指出:任何事务发展的背后都有一个强力的推手,这个推手维护着事务发展的方向和成败,这个推手就是无形的文化精神‘13]。在大学管理文化场域中,支撑发展的背后推手就是大学的学术文化。因学术而聚集知识分子群体的大学,其管理的基本特性就是学术文化性。在大学中,学者与管理者的界限并不清晰,有时交叉、有时重叠,脱离学术的纯粹管理者是很难服众的,不懂管理的学者在当前的时代境遇下也是很难生存的,因为学术资源的争夺内含管理能力的比拼,这些因素就决定大学管理与学术是内在统一的。

  最初的大学,管理并非独立的要素而存在。大学管理的目标模糊性正好迎合和顺应了大学学术文化的独立性和自由度。科恩曾经指出:“难以陈述清楚规范的大学目标,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意义并不大,或者令人生疑。”[12]20如今的大学已经成为一个巨型组织,在中国,很多大学规模都上万人,有的大学规模数万人,比如吉林大学、浙江大学、西南大学及四川大学等在校师生规模都在5万人以上。当前的大学本身就因规模庞大、交往频繁,呈现为组织复杂化、发展多元化的样态,人员往来更替流动频繁,这就决定了大学管理往往很难陈述清楚一个精准的目标。因为这些个体是源“学”而聚,而要做到真正的“学”,需要大学创造一个宽松、自由及独立的教学、学术环境。作为一种因理念而聚的松散结合体,凝聚的内核是精神,追求的是自由、民主与创新式的非专制主义文化,缺失规范制约和制度保障。大学管理文化应追求“有组织规范”的文化,要允许大学在学术自由中探寻。在大学,不论是学术生产,还是管理服务,两者应分享权力,相互包容,共同作用于大学的发展。

  然而,事实上,“大学并非纯粹的学者团体,因为在大学的学术团体中既有教授,可能也有校长和院长,而后者往往是从前者中抽调出来的,有的还是这个群体的精英。”[14]大学管理文化的创造者、推动者,本身就是学术文化的生产者,很多都来源于学者、教授,学而优则仕并非学者的诉求,而是管理的必然,大学管理人员和学术人员的主体交叉性十分明显。雅斯贝尔斯说:“一所大学的生活甚至风骨,是由参与其中的教授们的天性所决定的。”[15]这也为大学“管理”与“学术”的内在一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布尔迪厄认为:文化实践取决于一定社会历史语境下相对位置中的客观关系构型,并借此来分析在关系系统结构中每一文化要素的意义和功能。从大学千年历史演变的轨迹来看,在不同时期,大学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或者说取向的重心不一,但对自由、平等、效率及约束的追求始终存在于大学组织内部。大学作为一种学术组织,自由平等是学术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只有具有自由平等的氛围,大学学术之树才可能常开常新。效率约束是任何一项管理的内在要求,也是大学管理的内在要求,通过管理让大学学术在一定的道德规矩范畴之内,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担当。大学追求卓越,鼓励创新,“管理”和“学术”在大学组织的价值取向上具有二元融合性。学术自由是大学的内在特征。但如果只有学术自由,没有管理的约束,我们不可想象如何将知名的学者教授凝聚起来协同运转。这时“大学一学院一系”的管理层次性,良好的管理文化形塑至关重要。事实上,管理文化和学术文化都是为追求大学理想而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学管理文化的追求与旨趣是与学术文化发展相一致的,“管理”与“学术”互相依赖、相互促进。当前,大学行政权力僭越学术权力的根源在于人们没有认识到二者在价值取向上的内在一致性,而人为地制造了二者的冲突,背后的推手往往是大学的绩效工作改革,很难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更没有遵循管理文化的学术逻辑和学术繁荣的管理逻辑。学术文化和管理文化的融合主导大学文化的发展,他们内隐于大学办学宗旨和发展目标中,二者互动共生,融人教学文化,从而推动大学文化更加充满活力与生机。

  四、大学教学与管理文化场域的冲突衍变

  大学教学文化生态场域是以教学为主线,尊崇教育规律,以文化知识传播为主轴,以文化资本争夺为主的场域。教师和学生在教学文化场域中因文化资本的多寡而呈现出一种差序格局。一般来讲,教师因为文化资本拥有的绝对优势,在差序格局中占据着有利的位置,学生为了获得资本、改变差序格局中的不利位置而学习,反之亦然,如图2所示。

  图2大学教学文化生态场域“师生”关系演绎

  教师与学生基于课堂的资本单向传导关系有可能改变,甚至有时出现倒置的状态。学生的资本来源有可能在进入课堂之前已经拥有,而成为隐形教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反作用于大学师生,正是这种差序格局推动了大学教学文化生态场域的深入演化。学生既是大学教学的对象,也是管理的对象,更是学术的生力军,学生才是大学的主体。现在,学生缴费上学,为大学运行分担一定的成本,他们既是大学的投资主体之一,也是大学的主要消费者。大学的教学成效、管理成效,最终要体现在学生身上。大学教学、管理的目标就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学生是大学文化资本的传承者和创新者。通过大学文化生态场域的浸染,毕业时学生群体将会打上深深的特定的大学文化生态场域的烙印,实现学生人力资本的大幅增值。同时,学生群体增值着大学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每一位学生都要缴纳学费,学生群体增值着大学的经济资本。学生作为刚刚成年的群体,其自身的社会资本相对稀缺,但是作为这个群体背后的家庭,承载着丰富的社会资源。学生毕业后分布在各地,他们的业绩是大学办学效益的检验,他们的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增值着大学的社会资本,增值程度由毕业生的影响力和校友管理水平等因素决定。此外,学生群体是象征资本的直接受益者。在中国目前的高考制度下,在高考志愿的填报中,考生基本上还是依据大学的象征资本(如大学排名、学科水平等情况)做出志愿选择。对于进入学校的学生来说,大学的象征资本在其心中的位置逐渐转化为对大学内部管理和教师教授等的深度认同或部分否认,毕业后大学品牌等象征资本对于其就业和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

  随着大学学分制缴费的实施,学生作为消费者的观念逐渐受到认同。市场机制开始引入教育选择和教育服务过程,学生满意度作为质量保障的绩效指标进入教学评价体系,课程改革越来越趋向于围绕市场和吸引学生展开,所有这些都使大学组织文化和行为模式发生了微妙变化。从一定程度上讲,学生评教抑制了学术权力或教师权力的过分张扬,使教师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关注学生的需求,顺从学生的愿望和要求。但是,学生评教似乎也把教师置于不能拒绝学生任何需求的位置上,教师为迎合学生满意,甚至放弃了对学术性标准的坚持,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改进与学生的交流技巧上,进而使教学陷入和谐的平庸之中。随着质量保障体系赋予学生更多的参与质量评判的资格和权利,学生不再只是毫无怨言地接受学校所提供的一切,而是要求学校提供和承担更好的教育服务与责任,对大学的教学、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要求学生的利益诉求转化为教师或管理人员自觉的责任和行动。

  在大学教学运行文化与管理保障文化的关系中,大学教师在不同角色之间始终存在必然的冲突。英国学者迪兰认为:“大学教师担负着四种角色,即专业研究人员、专业培训人员、教师与知识分子,前两种角色日益面临着被后两种角色所覆盖的危险。”[16]在中国,谈到教师的角色冲突对质量保障的影响时,教学与科研的矛盾一直是热门话题。二者的冲突发生在教师群体内部,这就需要管理的杠杆调控,由于大学往往重科研轻教学的评价政策杠杆导向,使得原本教学与学术的冲突衍变为教学与管理的冲突。大学教师履行教学、学术职能,而要调节二者博弈的关系,管理的出现显得尤为必要。于是教师管理团体正式出现,基于“教师”一元的教学、学术及管理自然形成,加上“学生”的因素,大学文化生态的“三域”关联不断深化。正是由于大学管理评价体系的分割,导致了大学教师逐渐疏离于本科教学以及质量保障体系,大学教学与管理文化的冲突演变成为二者断裂的根源。

  五、大学教学、学术及管理文化的联动逻辑

  最初的大学没有管理可言。按照勒庞的观点,大学可能来源于一群乌合之众,无论他们属于什么民族、职业或性别,聚到了一起,形成了群体。随着大学群体的逐步分化,职能的进一步深化,大学群体分解成为教师、学生,慢慢的从教师中产生了专司管理的人员。随着发展,管理成为一种大学文化,并且在大学文化的三种构型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持和干涉作用,是大学场域中的“元场域”。从一定意义上讲,大学管理文化生态决定和影响着教学文化生态、学术文化生态,二者之中的冲突和危机最终都需要管理文化的杠杆来予以调节。在调节过程中,由于调节的力度也触发了管理与教学、学术之间的冲突。因此,大学文化总是在这三者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前行。如图3所示,大学教学文化场域与学术文化场域是大学文化生态场域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二元关系,管理文化场域对二者起着调节关联作用,与教学、学术产生后源性直接关联,最终三者聚合于大学文化生态场域。人类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组织的科层化过程,科层制就成为组织演变的一种必然。大学由早期的学者行会发展成为现代大学正印证着这一过程[17]。在大学中,教学是根本任务,管理是完成任务的保障,人是教学、管理中能动的要素,一切运行有赖于不同主体的协作。然而,现实中作为大学人的教师、管理者及学生,不同主体之间角色与行为的矛盾与冲突,降低了作为整体的运行效率[18]。

  图3大学文化生态场域的三域关联

  三域之中,大学教学文化生态场域是大学文化生态场域的本。教学是大学存在的第一要义,教学的目标是人才培养,人才培养是大学的原始职能,也是大学的基本职能。教学文化是大学良心工程,致力于照亮人性之美,使人成其为人。教学文化的长期效应是校友回馈母校、服务社会,短期效应就是通过本科教学促进更好地招生就业。以育人为目标的教学文化是大学文化之本,大学教育若舍弃本就不成其为大学,大学设置的学科和进行的学术活动就失去了它的主要服务方向。学术文化生态场域是大学文化生态场域的根。学术是人类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的总括,作为大学的细胞和承载大学职能的基础平台,大学的学科是大学学术研究的分支,源于学术研究科学的分解。世界任何一所著名大学之所以著名皆源于学术水平和学术声誉的影响。从短期效应来看,学术就是大学的声誉;从长期效应来看,学术推动社会进步,具有探索未知和由科学而达致修养的双重价值,是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就是要以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支撑高质量的教学,这是大学区别于纯粹的研究院所的重要标志,是大学以学术为根的重要内涵。管理文化生态场域是大学文化生态场域的魂。管理文化的形成与场域具有内在的契合性,表现为组织结构中诸多要素的协调运作与自主运作的过程[19]。大学以教学、学术为中心,管理是基础,是保障。大学运转的好坏,关键就在于管理是否有效得当。有学者认为:理想的大学管理是为天才留有足够的空间[20]。一个良好的管理文化生态的形成,能促进大学教学文化、学术文化的自主化再生产,从而通过人才培养、科研成果进一步提高影响,获得各界认可。因为认可,社会赋予大学的隐形权力便会无形增加。

  在内在的逻辑主体中,大学培养人才、探究学术主要依靠教师来实现,服务社会的职能也是靠教师通过培养人才,通过学术研究的学术成果服务于社会。大学教师是大学场域中主要流通的文化资本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与大学学科发展有着深深的契合关系。教师群体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大学的社会资本分量,相对于大学管理者而言,大学教师是大学社会资本的提供者和使用者。教师群体在创造文化资本的同时承载着大学的象征资本。这里的象征资本标志着一个大学的办学声誉和自治程度,是一所大学品牌影响力的显著标志。一所大学,教师群体拥有的文化资本总量、价值及影响力最终决定着大学象征资本的拥有情况。但大学管理者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的整合与流向,诸如财务处、资产管理处、教务处及科研处等部门决定大学经济资本的流向。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和大学结成相互信任关系而增值的社会资本需要进行系统管理,大学象征资本或者说品牌的运营,也有赖于管理者来实现。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办学规模日益扩张,管理活动日益重要并复杂,量化管理、程序化管理等技术理念开始替代传统的大学教师自主化管理,行政人员的权力堂而皇之地介入教师自主活动的领地,并在绩效评估过程中不断强化行政人员的话语权,教师很难在较为安静的状态下潜心教学改革和学术研究。由此,教师由传统的自主研究与教学的学者变成了可以检查和测量的知识工人,教师自由决定的权力已经被逐渐消解。实际上,我们并不否定外部权力对质量管理的介入,因为只要存在部分人试图逃避教学质量规则,就需要外部权力的制约。但这种制约应该是自发的,由内向外的制约,而非由外向内的干涉。为此,同行评价制度的建立显得尤为必要。无论是外部评估还是内部评估,同行评议本应是建设性的、互动性的及帮助性的,但由于同行评价者所代表的行政权力和指导性话语体系以及评估者的局限和不足,往往导致评价者与被评价着之间的心理隔离,沟通交流受阻。这就需要我们引导教师与管理在冲突中的合作,从而推动大学文化生态良好发展。

  总之,大学教学文化、学术文化及管理文化既相互区别、自成体系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子场域,又相辅相成整合形成了大学文化生态场域。由于大学的权力主体、资本交流呈现多元交叉的状态,从而制造了管理、学术及教学三种文化生态场域之间的持续永恒冲突,正是这种矛盾与冲突形成了“三域”的有机联动,为大学文化生态场域的治理提供了现实的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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