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视阈中的“民主的联合战线” 本文关键词：联合战线，民主，经验，视阈中
经验视阈中的“民主的联合战线” 本文简介：[摘要] 在俄共（布）、马林、孙中山三方强势经验的复杂影响和交互作用下，处于经验弱势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二大上独立自主地制定出“民主的联合战线”策略，找到了实现民主革命阶段反帝反封建目标的有效途径。这一策略在后续运作过程中的偏离和依归，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关
经验视阈中的“民主的联合战线” 本文内容：
[摘 要]
在俄共（布）、马林、孙中山三方强势经验的复杂影响和交互作用下，处于经验弱势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二大上独立自主地制定出“民主的联合战线”策略，找到了实现民主革命阶段反帝反封建目标的有效途径。这一策略在后续运作过程中的偏离和依归，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联合战线；经验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10-0009-04
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在“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之后，如何让党在中华大地上“顶天立地”地站起来，中共二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尚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二大上制定出“民主的联合战线”策略，其间俄共（布）、马林、孙中山三方经验的影响和作用不可忽视。
一、俄共（布）的革命经验
为“民主的联合战线”提供了经验基础
十月革命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但革命成功后的俄国内外形势却异常严峻。为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和封锁，列宁于1919年3月组建了共产国际。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提出著名的殖民地战略，希望通过支持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达到削弱列强的目的。[1]列宁从这些国家和地区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判断出，这种民族解放运动必须由该国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实行“联合”共同完成。而各国共产党必须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中，帮助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同时坚持自身的独立，组织本身的阶级力量，准备在下一个革命阶段中赢得最后的胜利。
尽管革命的形势和需要是催生这一战略的重要因素，但是俄共（布）过去所经历的一切才是奠定该战略的经验基础。十月革命前，俄国政坛上的力量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党；第二类是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为代表的“民主派”；第三类是以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激进派。1917年二月革命后，沙皇制度崩溃，各种政团纷纷登台，布尔什维克最初在力量上并不占优势。在6月召开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占据绝对多数，布尔什维克只占有代表席位总数的约十分之一。
布尔什维克后来依靠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合，通过发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一举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类似“统一战线”的模式中，布尔什维克通过自己的正确策略起到了核心作用。在1918年1月10日召开的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们的“联盟”取代了长期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携手占据的“优势多数”。
但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政治“联盟”没能维持太久，两党终因在对德和约与农民及粮食政策两大问题上存在的尖锐的分歧和矛盾，走向了“合作”的破裂。1922年，俄共（布）正式宣布“剝夺一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集团的组织自由”。布尔什维克可能未曾料到，这种在客观历史情境中形成的既“合作”又“斗争”的革命经验，后来发展成为克里姆林宫指导世界革命的伟大战略。
1922年1月21日，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在莫斯科开幕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与共产国际二大精神，提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最大敌人，东方共产党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把国家从外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而中国共产党应该支持民族革命运动，与愿意合作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建立联盟，共同进行国民革命。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铁路工人代表邓培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向他们询问国共合作的可能性。列宁对国共合作的亲自过问让两党与会代表感到将其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以国共合作的方式在中国体现出来，已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愿望。[2]
1922年春，参加远东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回国，他们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了远东大会的情况和会议的精神。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同意远东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问题的决议”。[3]这标志着中共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政策开始发生转变，而俄共（布）的革命经验也得以借此传入中国，并对中国革命开始产生影响。
二、马林的“爪哇经验”
为“民主的联合战线”提供了参照样本
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1883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早年在荷兰铁路系统工作，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赴荷属殖民地爪哇，在东爪哇的主要报纸《泗水商报》编辑部工作。
1914年5月，马林倡议发起成立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随后，在他的推动下，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与组织松懈的伊斯兰教联盟进行合作，“不仅印尼社会民主联盟的成员可以不放弃盟员的身份加入伊斯兰教联盟，伊斯兰教联盟的成员也可以保留他们的身份进入印尼社会民主联盟”，[4]结果印尼社会民主联盟以惊人的速度渗进伊斯兰教联盟委员会的最里层，而他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个“合作战略”的创始人。
1917年11月，马林因发表文章宣传十月革命，遭到逮捕。次年12月，他被荷属东印度当局驱逐出境，1919年初回到荷兰。1920年7月，马林作为印尼共产党的代表之一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他在共产国际二大第五次和第十三次会议上做了发言。发言中，他首先介绍了荷兰对其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的残酷剥削。接着介绍了爪哇的革命运动，“希望大会能重视他这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地区中所取得的经验”[5]——“现在有一个重要得多的群众性运动，它的成员大约有150万人，从1912年起就联合成为一个工农联盟，取得了很大成果。这个组织虽然用的是宗教名称——伊斯兰教同盟，但确有阶级性。如果注意到，这个运动把同罪恶的资本主义作斗争列入纲领，而且它不仅同政府作斗争，还同爪哇的贵族作斗争，那就明确了，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必须同这个群众性组织——伊斯兰教同盟建立密切的联系……在那里，同革命的民族主义分子合作的必要性是不言自明的，因而假若我们轻视这个运动，并采取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那我们也只能做一半工作。”[6]在重大理论问题上，他完全赞成列宁的观点。认同处于前资本主义经济状态的殖民地国家可以在俄国无产阶级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那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从前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1921年6月初，受列宁和共产国际委派，马林来到上海。到上海后，他首先与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当了解到上海和其他各地共产党组织的情况后，他建议尽快统一全国的共产党组织。经征得陈独秀、李大钊的同意，中共一大开始筹备。1921年7月23日，会议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及其兄的寓所召开。马林虽未全程与会，但他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杰出贡献。
陈独秀回沪后，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上与马林发生重大意见分歧。马林坚持中國共产党应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上的援助，陈独秀则表示不同的意见，双方一时争执不下。就在这时，发生了陈独秀等5人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事件，经过马林等外界的多方努力，陈等5人很快获救出狱。陈独秀出狱后，与马林继续商谈，终于初步确定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领导的关系。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他回国时带回了会议的有关文件。马林从这些文件中看出，共产国际的新方针就是要求在落后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联合，共同建立反帝联合战线。此时，为了召开抵制华盛顿会议的东方各民族人民代表大会，马林积极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建立联系，在沪会见了孙中山的代表张继。张邀请马林访问正在广西桂林督师北伐的孙中山。
12月10日，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经过13天的艰难旅程抵达桂林，见到了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我在孙中山的总部大约住了两星期。我向他的军官们作了关于俄国革命的报告。我与孙讨论了群众运动和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的必要性等等。我告诉他爪哇民族主义性质的群众组织——伊斯兰教联盟的发展；孙则向我讲述了国民党的策略、它的历史、袁世凯时期在国外的非法活动、与太平洋各国华侨的联系和他们对国民党的帮助。”[7]马林表示希望孙中山与俄国建立联盟，孙中山表示国民党与苏俄的联盟在北伐吴佩孚取得胜利后即可以实施；目前愿与苏俄建立非正式的联系，以免招来列强干涉。
此时，“斯内夫利特虽然已经持有使国共两党携手合作的想法……到了孙中山那里听到的几乎是相反的结论，孙不知有意抑或无意地‘以守为攻’，索性说那些‘小组织’（指中国共产党）没有存在的必要，有他孙中山的国民党就够了。斯内夫利特感到处境非常尴尬，他甚至根本就不可能提出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他在印度尼西亚的经验也无从施展”。[8]
1922年1月初，马林一行抵达广州。他在广州逗留期间，正遇香港海员为争取提高工资而举行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大罢工。这场“罢工的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国民党的领袖们支持这次罢工”。马林由此认为：“支持民族主义运动的现代式的群众运动已经开始。”[9]他在广州广泛接触到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多对俄国革命持赞同态度，对苏俄和红军也表现出浓厚兴趣。马林经过综合分析所见所闻，形成了对国民党的一个“大胆”的判断。他认为，国民党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华侨、士兵、工人四部分人组成的政党。国民党的纲领，为不同派别的人加入国民党提供了可能性。基于这样的认识，马林认为，应该动员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以便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并在此过程中发展壮大共产党自己的组织。
回到上海后，马林向陈独秀说明了自己的想法，陈独秀当即表示反对。陈独秀认为，国民党此刻虽然号称有30万党众，但早已暮气沉沉，内部更无严密的组织纪律。而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新兴政党，不能与国民党开展这样的合作。一边是马林苦苦相劝，唇焦舌敝，一边是陈独秀等人立场坚定，不为所动。无可奈何之下，马林只有选择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寻求支持。
三、孙中山的政争经验
为“民主的联合战线”设置了实践障碍
孙中山是中国资历最老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他自1894年11月在美国檀香山创建中国近代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以来，就将自己的整个生命与全部精力献给了近代中国的自由和解放事业。但孙中山也有着历史人物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时代性。就国共合作而言，他于初始阶段表现出的矜持和自负，就给共产国际的红色使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马林在与孙中山的初次会晤中即感受到其对俄式共产主义理论的冷淡。对马林介绍的共产国际理论，孙中山很不以为然，他从几个方面介绍他所独创的思想体系——三民主义。他称“中国有一道统，尧、舜、汤、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余之思想基础即承认道统而发扬光大耳”。他甚至建议马林的翻译张太雷多读些中国传统哲学书籍，少接触那些共产主义之类的书。他认为中国的经典著作中已蕴藏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1922年2月初，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员谢尔盖·达林来华出席即将在广州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他奉命赴广州与孙中山会谈。当谈到苏维埃、红军和自由对人民大众的意义等问题时，孙中山竟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最荒凉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教化的县。那儿住着苗族人。他们比我们的城里人更能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了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你们就在这个县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个制度”。[10]面对难堪，达林还是从大局出发，建议陈独秀在广州召开讨论与国民党合作的会议。达林提出了自己的合作方案，“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但是要以保持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为条件。我们认为，这样加入国民党就是反帝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具体形式”。[11]
但无论是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还是达林提出的整个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孙中山对国共合作争取主导的“意识”影响。当然，这种意识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的产生亦有孙中山本人的“经验”作为基础。因为早在很多年前，他就曾和一群信奉“社会主义”的人打过交道。
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民主革命阵营实现了大联合。但短短两年后，同盟会就发生严重分裂。1907年8月，章太炎、陶成章、张继、刘师培等人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成立了“社会主义讲习会”。该会会员多兼同盟会会员，但他们与孙中山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均存在分歧。思想上的分歧，个人之间的不满，最终导致了组织上的分裂。1910年2月，光复会总部成立于日本东京，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该会收容了同盟会内包括原华兴会内对孙中山不满的分子，以同盟会的反对派面目出现。
革命阵营的分裂，既让孙中山痛心疾首，也在他的心中留下了难以消除的阴影。这段经历对其多年后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不能不产生影响。“孙中山曾对达林说过，从这个联俄政策产生了他的‘容共政策’，即容许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政策。所以，这个政策并不是同中共纲领一致，对中共同情的结果。恰恰相反，孙中山坚持这种党内合作形式，是因为他对共产党人不太信任，他的意图是‘以防不测’。容许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政策规定，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宣誓效忠国民党的原则，服从国民党的纪律。他希望，在共产党员成为国民党员以后，可以更便于控制他们。”[12]也正因此，当达林正式提出共产党整体加入国民党时，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了，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这些都透露出他过往政争“经验”的某种观照。
四、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制定“民主的联合战线”策略
1922年6月，成立不到一年的中国共产党，虽经验薄弱，力量单薄，但面对强势政治力量（或人物）的经验输出，仍坚持从实际出发，分析革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该主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党。但是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之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13]
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如果说中共一大因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而具有“开天辟地”的神圣意义，那么中共二大就因正确提出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而具有“顶天立地”的不朽价值。因为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有一个政党找到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钥匙，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如何完成最低纲领规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制定的于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给出了答案。“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的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胜利可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乃因为在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不如此无产阶级便无法得着为自己阶级开始团结所必需的初步自由，所以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和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14]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27年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大革命的失败与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正反两个方面验证了“民主的联合战线”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A].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142-143.
[2]姚金果，苏若群.国共合作史：第一次国共合作[M].济南：济南出版社，2016.21.
[3]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A].中共二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增订本）[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117.
[4]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A].中国社会科學院现代史研究室.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2-33.
[5][6]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266. 270-271.
[7][9]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3年的中国问题）[A].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4-25.25.
[8]李玉贞.马林传[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33.
[10][11][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03. 90-91.
[12]C·布兰德，B·施瓦茨，J·K·费尔班克.共产主义在中国[M].慕尼黑，1955.46.
[13]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A].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45-46.
[14]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A].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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