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体观范畴如何形成 本文关键词：范畴，文体，古代
古代文体观范畴如何形成 本文简介：摘要：中国古代文体观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先民在远古浑莽的人文活动中（人文行为整体），随着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在宏观上必然选择以“文”作为人类整体的存在形态（文学整体）；文章作为文学之体的一个层面，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与文饰士人个体的需要中，必然会逐渐滑落为一个整体（文章整体）。文章作为整体的范
古代文体观范畴如何形成 本文内容：
摘要：中国古代文体观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先民在远古浑莽的人文活动中（人文行为整体），随着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在宏观上必然选择以“文”作为人类整体的存在形态（文学整体）；文章作为文学之体的一个层面，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与文饰士人个体的需要中，必然会逐渐滑落为一个整体（文章整体）。文章作为整体的范畴在汉末魏晋以来的形成，经历了从文人整体到文学整体再到文章整体的过程。
关键词：文体观念；人文；文学；文章
中国古代文体观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的酝酿，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不是从来就有的，其范畴的确立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到东汉后期才逐渐形成的；由于古人整体的思维方式，人们把每个范畴的事物都看成一个整体，文体观念在形成独立范畴的同时必然会有其产生的范畴：文体观念乃是在最初笼统的人文行为整体的范畴中发展到以礼乐为代表的文学范畴而后才具体到文章范畴的。
一、人文整体观念
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在以自身———“人”为核心观察天地的漫长岁月中，逐渐形成了天、人、地的“三材”宇宙观念，《周易•系辞》：“《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在天圆地方的宇宙中，人居于核心地位，人类活动成为宇宙间的三大板块之一。夏商及夏商以前，由于生产力还不够发达，人类社会还处于比较质朴的阶段，人文建设尚比较缺乏，人文尚处于比较质朴的阶段。那时的文仅指事物交错的样子，《周易》：“物相杂，故曰文。”作为修饰意义的“文”尚没有凸显。先民尚未从远古的混莽中走出，在他们的观念中，整个世界全然一体，天地万物皆有灵。先民在远古仪式中获得生命的激情，为着各种仪式而产生的咒语之辞与仪式行为完全融为一体，浑然一体的仪式行为被包容在浑然一体的人文活动中。由此，文辞完全被包容在浑莽的人文行为整体的大范畴中。
二、从人文整体观念走向文学整体观念
西周时，统治阶层制礼作乐，形成了彬彬有礼的礼乐文化，欲使整个社会处于整齐和谐的状态。西周正是形成了以“文”为整体核心特征的社会制度，“文”成为人世间追求的目标：《周易•贲卦》：“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逐渐用来指经修饰的、美好的事物，到西周时，“文”已经成为一个评价相当高的词汇，“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文”，成为国家礼仪、法度、生活、个体等人世间方方面面事物的最高品评，整个人文之体呈现为“文”的状态。文辞存在的意义与被包容在与国家政治相关的礼乐行为中；小而言之，文辞是君子修容体的必要组成部分。虽然文辞存在的意义在本质上仍然承继于远古，直接指向礼乐行为，但是西周的礼乐之“文”却形成了一门学问。西周末年，礼崩乐坏，王官之学散为百家之学。在旧有制度体系被破坏的情况下，人们开始思索：人类社会究竟什么样的形态才是人类的理想选择？诸子百家光彩夺目的争论正是对未来社会人文之体的构想，墨家主张摈弃一切礼乐文饰达到质朴，儒家主张回到西周的礼乐文化。西周是孔子的理想社会，“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之所以向往西周，是因为西周的社会制度达到了最高标准———“文”。孔子率领众弟子学习西周礼仪法度，学习的正是以西周为代表的人文之学。孔门四科中有“文学”一科，也就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人文方面的学问。四科中“文学”这一词汇不见于春秋前的典籍，春秋战国之后才时见于典籍中。西周时期，以文为特征是整个国家呈现和追求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否有“文学”这个词汇，都没有和其他词汇形成区分性意义；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子百家主张的意识形态不同，有的学派主文，有的学派主质，客观上非常需要一个代表性的词汇概括指称某一意识形态的学问，于是，“文学”成为指称以西周为代表的礼乐文化的普遍性词汇。《荀子》：“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这里“积文学”是说要懂得古代关于以西周为代表的人文方面的学问，而且重要的是能够“身行”，“身行”的重要表现是“能属于礼义”。可见当时的“文学”重在“行”，是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词汇，并不单纯指书面形式。那时所谓“文学”的含义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首先包括属于国家层面的正面的仁德建设“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等诸多内容，包括制约性的刑狱法律知识，《史记•蒙恬列传》：“恬尝书典狱文学。”司马迁所记的秦代蒙恬熟知刑狱法律，这种用法应该是承自先秦而来，《韩非子》中有：“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曰：‘敬贤士，先王之道也。’”这段文字中的“文学”当指包括刑狱法律在内的人文学问，这样才更符合韩非的本意。且西周礼乐制度下未必没有刑狱法律，只是不显而已，其作为人为设置的法令，当然属于人文社会学范畴。第二层面是指以人为出发点的君子修为之学。最后一个层面包括书面文字，但这在先秦只是极为次要的一个方面。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认为只能在实践已充足比较有空闲的时候才可以学习一些书面文字。此时期，无论是社会事务、君子礼仪，还是书面文字，一概皆以一个“文”字称之，并不加以区分，人们多数情况下仍把他们视为同一范畴中的事物；但同时，孔子这句话显示出来把书面文字视为另类的意思———因为这些雕虫小技并不重要。却预示了文辞之“文”在后世有可能够独立的走向。汉代自武帝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独盛，文学建设得到高度重视，其主体意义仍然是承接战国时期的人文学问的意思，“及窦太后崩，武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整个国家的文学建设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不仅文化礼仪建设上“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而且国家法令建设日趋完善甚至繁多：“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汉代人才选拔制度中有“方正贤良文学”，懂不懂人文学问成为选官的重要因素，以致朝堂上官员“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文章写作情况有了空前的发展，不仅官员们上书记奏大量增多，出现了像谷子云、唐子高那样写章奏的高手；辞赋的数量也空前增加，使汉赋被后人视为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样式，并出现了像司马相如、枚乘那样的辞赋大家；史书方面从西汉司马迁私写《史记》到东汉官方成立东观阁专门任用班固等文才好的人修史书，但是这一切文章成就都是作为修饰国家的文学建设系统的外延光环而存在的，文辞本身并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人们总是在引起国家社会事物混乱的情况下才不得不辨析各类文章的事理意义与规范，尚缺乏对文类文体的自觉总结；各类文辞各依其实用性的事理意义而存在，这给各类文辞想成为独立整体带来了巨大障碍；在经学独尊的汉代，人们秉持着“述而不作”的观念，限制士人们追求个体文体的心理。汉代文章虽多，却不具有独立的范畴意义，完全被包容在国家文学整体建设中。
三、从文学整体观念走向文章整体观念
汉代文章没有获得独立的范畴意义，但是随着经学的松动与书写数量的众多，人们将书写之物归于同一范畴则是迟早必然的事情，《论衡•佚文》：“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疏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文章成为人才的选拔重要参考指标，与士子们的仕途相挂钩，文章写作获得了士人前所未有的重视。“文学”二字范畴从以前的用以指称人文之学逐渐变为用来指称文章写作之学。刘宋时期，宋文帝设置“经学、玄学、史学、文学”四馆，标志着文章之学在官方系统中的正式成立。一般认为四馆分立标志四门学术的分立，本文认为“经学、玄学、史学”这三馆重在学术思想意义，并不指其文本形式；而文学馆则重在如何写之意。观《南齐书•文学传》所记人物文学才能之篇目，不独有集部的记载，如卞彬的《蚤虱赋》、《虾蟆赋》之类，而是经、子、史都被包括在内，如《文学传》中介绍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注《九章》，造《缀述》数十篇。”贾渊：“撰《氏族要状》及《人名书》，并行于世。”崔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晋人物，为四十卷，半未成。”《文学传》所记实乃人物的各种文章，此时所谓“文学”，乃是指“文章之学”，文学是文章的抽象指称，文章是文学的具体指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章不仅是士人才情、能力的外在显现，还是其身份与品位的外在显现，于是华美之文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的普遍追求，各类各体文章如潮涌般层出不穷，这不能不引起少数理论家对文章之体应呈现的整体状态进行思考：“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刘勰从古代天地人三才的宇宙观念角度出发，指出日月乃丽天之文，山川乃铺地之文，世间万物莫不有文，连动植草木这些没有心识之物都有外在的美丽之文，更何况作为宇宙中心的人。文章正是人的外在显现之文的重要内容。天不能没有日月，地不能没有山川，日月与山川都是天地非有不可的、又自然呈现出无可比拟之大美。文章成为人所非有不可的外在美，是人自然就应该有的外在美。天道、地道、人道共为形成宇宙之本体，日月、山川、文章分别为三者本体的自然外显，并且“道因圣而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宇宙本体通过圣人垂现出它的外在之文，而文章正是道能够外显其文的最重要的方面：“《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动天下者，乃道之文也。”文章之美成为宇宙之美非常重要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文章整体特征必然呈现为“文”的特色。此时的文章，不仅在实践上，还在理论上，获得像日月、山川那样的独立范畴区域与必然的审美要求，并有它存在的崇高意义。从以上论述可知，先民在远古浑莽人文活动中（人文行为整体），随着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在宏观上必然选择以“文”作为人类整体的存在形态（文学整体）；文章作为文学之体的一个层面，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与文饰士人个体的需要中，必然会逐渐滑落为一个整体（文章整体）。文章作为整体的范畴在汉末魏晋以来的形成，使中国古代文体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日益清晰。
参考文献：
［1］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作者：吕红光 单位：浙江树人大学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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