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关中祠堂
关中祠堂
作者：吕向阳 《光明日报》（ 2016年04月29日 14版）
金台区的葛河村紧挨着贾村塬，黄中泛白的条条上塬小路，与穿村而过泛着金光的金陵河，像数条彩带缠绕着村子。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在这里散步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背依平台，龙脊青瓦，粗粗的廊柱，红红的门窗，我以为是盖什么庙，走进去一看，一头发稀少的中年人正蹲在大梁上描龙绘凤，四壁已画满了古装戏上的人。我说能画庙手艺一定不错，那中年人却说是画先人呢！原来是画祠堂呢！问及祖上出过什么大人物，他回答道：“明代时出过个大将军，保驾朱元璋有功！”我细看一面墙壁，上面是宝塔状的人名，葛家爷爷的爷爷、奶奶的奶奶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这虽是一座只有三间大的仿古祠堂，却点燃了我记忆深处的老祠堂。
幼年的我，乡村早就没了族长的影子。我哪知道祠堂是安顿先人灵魂的圣殿，是珍藏家族脉气的宝匣，是倾诉心愿祈求福禄的密室，要说对祠堂的记忆，最多的却是一肚子的疑团。我怀疑祖先是猿猴变的，猿猴怎能变成人？那猪羊骡马怎么就不能变成人？最早的祖先是谁，他们也吃的是臊子面吗？他们怎么知道臊子面要放葱花韭菜萝卜木耳黄花菜呢？先人为何不住在鱼虾蹦跳的海边，却住在远离城市缺这缺那的荒山下？每当我冻得嘴脸乌青、饿得头昏眼花，却看见祠堂先人轴子上的先人坐在阔气的厦房下，一身绫罗绸缎、珠光宝气，大方桌上摆满了果蔬美食、诗书画卷，还有闪闪发光的金锞银锞，两旁还站立着侍奉丫鬟，几盆鲜艳的牡丹花或含苞或怒放，心里就更多了七分委屈三分抱怨。哎！要是我生在我先人那时光，爷爷奶奶肯定也让我穿金戴银、吃饱喝足的！农村孩子，都是在无数次跟着大人给祠堂叩头烧香时长大的。老人哄娃娃说，要学乖娃、要学勤快、要好好念书，千万不要说谎、不要偷懒、不要走歪门邪道，你做啥事老先人都知道，老先人喜欢老实娃，总在暗地里给老实娃指路，要榜上有名，要走州过县，就得恭恭敬敬敬先人。于是，我叩头时比伙伴们叩得
响，献礼时比伙伴们拿得多，平时我也爱在画得花里胡哨、盖得飞檐斗拱的老祠堂转悠，我要让老先人记住我，千万不要把我与狗蛋、六喜、科娃、引弟他们搞混了。
然而，祠堂的学问却远不止这些朴素的感情与肤浅的概念，起初我以为它只是乡风民俗，甚至是装神弄鬼，哪懂得它的学问贯穿着整个人类社会，充满了“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社会治理理念。它不仅仅是一处供烧香叩头的建筑，它从里到外联结着整个社会。周人在它里面找到了礼的精华，懂得了少数人如何统治多数人从而实现长治久安的奥秘；孔夫子在它里面找到了仁的本原，懂得了它影响人们的道德素质、风俗习惯以及对整个民族有着巨大的凝聚力；秦人在它里面找到了勇的砝码，懂得了刚直威猛才能横扫六国。我不知道西方是否也有宗祠，但革命导师马克思正是从宗祠、族长、公共财产、赋税差役这些司空见惯的枝节，从《资本论》到《共产党宣言》，逐步构建起了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理论大厦，从而描绘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它因此也走进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伟人在文章中把它的代言人——族长的族权，与政权、神权、夫权，一起列为全部的封建宗法制度，并尖刻地批评它们“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巨人围绕祠堂在战斗，文豪也不甘寂寞，郭沫若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主编《中国史稿》，对宗族势力以大量笔墨抽丝剥茧，回答着来龙去脉。鲁迅则以《祝福》《药》《孔乙己》《阿Q正传》等，斥责封建制度是“吃人的礼教”。而我与我的父老乡亲，绝不知道各式各样的祠堂有这么大的来头，它的角角落落、里里外外竟是哲人们竞相争鸣的战场，那些泥巴塑造、颜料勾画的祖先肖像，那些生前一文不名、艰难困苦的祖先，怎么就属于文绉绉、怯生生的“上层建筑”呢！如此高深的哲学问题，农人显然是琢磨不透的。但有一点必须承认：关中的祠堂虽不比皇宫结实，却比皇宫耐久。一般而论，皇宫被烧了，重建的是另一个朝代；祠堂倒塌了，新建的仍属于家族。只要这个家族还有一个人，劈块板子、写上姓氏，这个人就有了皈依，走到天南地北，也不是孤魂野鬼！
到祠堂去寻根！趁着关中的“上层建筑”还没有消失殆尽，我应当“抢救性”地为后人留下一个祠堂的模样。
昔日关中乡村，祠堂正中都悬挂着“某家祠堂”的雕漆牌匾，里面是一张两头翘起的供桌，供桌上是一排排按嫡庶、按支系、按辈分罗列的先人名字，五服之外的则笼统以“祖先”而论，祠堂正中悬挂着正襟危坐、栩栩如生的始祖肖像。有讲究的大族还把先人创业的历程画成精彩故事，有余力的则设法把修好的族谱放在香案上。上香奉献念祷文，当是族长的权力，为先人唱戏、耍社火以及修缮支出，则是族人自愿出资或均摊。婚娶、添丁、亡故以及日常邻里纠纷、田产争讼、违法犯罪的均要到祠堂奉告。祠堂的大门不像庙门经常大开着，只有过年和清明、端午、中秋、冬至才香火缭绕、张灯结彩。当然，因金榜题名、受封旌表等光宗耀祖的，少不了要随时锣鼓喧天一番。
国人祭祀先人由来已久，这正是“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古训。古时祭祀天地专属天子，祭祀山川则由诸侯大夫，士庶人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史记·礼书第一》说：“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而宗祠、家祠最早立于汉代，位于逝者墓旁，也叫墓祠。宋代朱熹出台《家礼》后，才大兴祠堂，将家庙改为祠堂，明嘉靖年间“许民间皆联宗立庙”，于是，每族不论大小，也不分穷富都大建祠堂。山东曲阜的孔庙、安徽旌德的江氏宗祠、山西代县的杨家祠堂、无锡的过家祠堂甚至韶山的毛家公祠、陕西眉县的张载祠等，皆排场极为考究，是中国祠堂的代表作。祠堂成了光宗耀祖的徽记。姓氏与故里，对国人而言，永远是座斑驳陆离的大迷宫，对祖上的追根溯源，对姓氏的探赜索隐，从人一懂事就挂在嘴上，常常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祖上是一棵大树，孩童会看自己能长多高；祖上是一口油井，孩童会看自己能否发生井喷；祖上是一座窖藏，孩童会掂量自己是什么宝物；祖上是一面镜子，孩童会看出自己能长成什么样子；祖上是一根脐带，孩童会在亲情温暖下崇德尚礼。他们把先人芝麻大的事都看成英雄事迹，把先人的善德善行夸张成《一千零一夜》故事。先人成了他们的庇护神，他们懂得没有先人就没有他们。先人虽已埋在地下不出气了，
但他们是先人的影子、先人的复活。于是大年初一，这个家族的老老少少，都要进祠堂献白馍、献果子、献羊头、献猪头、献美酒，击锣敲钹，三拜九叩，族长重申家规家法、族训族约，神圣的灵光四处弥漫，先人的灵魂立马钻进后人的血脉中。家境贫穷的孩童面对先人，会庄严宣誓：一定要发愤图强，活出个人模样，为祖上争口气。而更多的族人，眼中流露出丝丝惶恐，希望先人保佑平安健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族人也消除了隔膜，捆绑得更结实牢固了，也没有了是非曲直，与同族不论哪个人过不去就是与自己过不去，本族中不论谁的仇人都是自己的仇人，一个家族成了一张脸，说话成了一口腔，吹号成了一个调。就是面和心不和，遇事也要看祖先的面子，看族人的面子。乡村的话语权就看族强族弱、族富族穷。族大的就是老虎，族小的就是绵羊。同一族的人在繁衍生息中流落他乡，也要辗转寻根祭祖。岐山蒲村乡有个村子叫孙家庄，几户人家遇饥荒扎寨青化乡，后又分支出另一孙家村，同根同族使青化孙氏人家大年初一必来拜祖。四十多里路程，顾不上喝口水，赶到时已是晌午。族长常埋怨拜祖错过了良辰。青化孙家人就想出良策，于某年的大年三十偷偷牵着牛来到孙家庄，说是提前来虔诚祭祖，结果到半夜三更时分，偷出“先人牌”用牛驮回村上，独自供奉。这种用牛驮走先人牌的事，曾发生过不少，也往往是怎么要也要不回的。“先人牌”是不能用人背的，也不能用马拉，用牛驮寓意先人是很牛的，后人会像牛毛一样密密匝匝、红红火火。
祠堂是族长惩恶扬善、施行族法的“乡村法庭”，是宣讲圣谕、劝世勉励的“道德讲堂”。族长往往是一个族中德高望重、说一不二的领袖。他们按照传统伦理给每个族人打分，也把法律的鞭子抽向每个族人，把礼治与法治请在祠堂中，族约、家规训词大都提倡“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有些族规对越轨者处罚甚严：“不孝不悌者，众执于祠，切责之，痛治之。”有些族约规定：“本支子孙有作过者，有败俗者，有婚姻不计良贱者，有弃卖坟墓者，俱以不孝论，并鸣众，揭谱除名。”有些族长一怒之下，除罚站、罚跪、鞭笞、拷打外，也会发生把人活活吊死或打死的惨剧。被关中人骂作“羞先
人”“丧德”者，是不能进祠堂祭祖的。祠堂是乡间的法庭，族长就是法官，族规就是法律，这里没有律师，也不容辩解，族长说对就对，说错就错，说打说罚都由他。中国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祠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基础就是根须。“听话循规”也就成了乡间人教育孩子的座右铭。祠堂是维持乡间秩序的皮鞭，也是反对革新的道袍。每年初一的大祭祖，有做错事者，都要受到族长点名训斥，这无异于面子扫地、尊严丧尽。所以，平素祠堂是威严高大的，族长也是威严高大的。
祠堂是族人的旗帜和纽带。先人就是本族的宗教领袖。而本族就是一个堡垒，一个团体。常常为了利益争执，发生族与族之间的械斗。如果谁被打死了，会在族人中无上光荣。在平时，一个族大大小小的人会受到宗族的保护。小孩一出生，就在宗族圈子中成长，大人爱谁他就爱谁，大人与谁有仇他就与谁有仇。一些族与一些族有仇，子女是不能通婚的，而且通婚要讲名门望族，讲门当户对。春节期间的一些宗族活动，迎神赛会、演戏等，更让族人有了自豪感、荣耀感。族人去世，全族人要打墓抬棺；族人结婚，全族人要帮忙贺喜。遇有红白喜事、盖房打墙之事，族人都要放下家中事出劳相助。在农耕时代，宗族是互依互存、互帮互衬的合作社，在迎击外来欺侮、土匪骚扰上，更显示出“全民皆兵”的威力。
关中祠堂，大都于“文革”中被毁坏，有些做了仓库，有些做了校舍。不少人不知三代以上的祖先。祖母在世时，我曾问到我的“爸爷”（曾祖父）是何等人？祖母说：“他是个医生，也是个善人，一生救过好多穷人的命。”祖母还说：“我一到你吕家，一天要做十几次饭，都是做给要饭的。我一生谁都不服，就服你爸爷。你们兄弟三个能端上公家饭碗，能在外面干点事，不是你们本事有多大，是你们先人积下了德。”据村上上了年纪的人回忆，我的曾祖父吕万统，有炼丹绝技，把药装在钵中埋入地下，用木炭烧一天一夜，药味几十里远都能闻见，开炉时全村会落下一层蚊子。此药叫“九转还阳丹”，可根治不少顽疾。在没有青霉素的年代，有神奇功效。有一年，他在路上遇到一逃荒要饭、奄奄一息的川人，背回家后服侍了半年，川人大病痊愈，走时用此药方答谢救命之恩。幼时我从家中的“先人案”
篇二：沧海桑田古祠堂
在赣西的三板桥农村，矗立着五十余座古老祠堂。墙上长着许多小草和斑驳青苔，显得古朴厚重而又雄伟壮观。千百年来，作为乡村保存最多的古建筑群，犹如一颗颗明珠，镶嵌在村舍之间，留给后人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无限的追思遐想，带领你穿越千年，去感受时光深处的沧桑巨变。祠堂起源于原始社会人们对自然和祖先的崇拜。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产生了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观念，出现了祭祀行为，有了祭祀场所。东北东山嘴、牛河梁两处红山文化的大型祭祀建筑群，甘肃青海地区齐家文化的祭祀建筑遗址和浙江余杭安溪乡瑶山祭坛遗址的相继发现，表明原始社会已开始了庙祭。夏代祭祀的宗庙已有一定规模。商代已有初步宗庙制度和祭祖规则：其左祖右社、前庙后寝的布局，强调直系父子相承、重近亲的设置原则，宗庙以及祭品的不同规格，告庙、宗庙占卜、同姓贵族共祭及对久远的亲属采取逐渐淘汰的办法等，都影响了后时代王朝的宗庙制度。周代宗庙礼制完善，建制规定是：“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就于寝。”《诗经?小雅?巧言》：“奕奕寝庙，君子作之。”《诗经?小雅?天保》：“吉蠲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尝，于公先王。”《诗经?小雅?楚茨》的歌词为我们再现了两千多年前周人宗庙祭祖情景，生动形象，活灵活现。宗庙祭祖成为国家头等大事和日常生活重要内容，标志着祠堂的诞生，对后代宗族家庙、祠堂制度产生极为深远影响。汉代祠堂称呼已很普遍，但这时的祠堂一般建在墓旁，即所谓墓祠。宋人司马光在《文潞公家庙碑》中指出：“汉世多建祠堂于墓所。”《后汉书?马援》：“永平初，援女立为皇后。显宗图画建式武中名臣列将于云台，以椒房故，独不及援。??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树，起祠堂。”受朝廷建祠影响，民间墓祠也发展起来，《盐铁论?散不足》描述：“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罳。”三国开始，战乱不断，民生凋弊，兴起了薄葬之风。到晋朝，禁止建造坟墓祠堂。名士皇甫谧自为葬送之制《笃终》告诫家人：“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琀之物，一皆绝之。礼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设席以祭，百日而止。临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皇甫谧连墓祭都不要，墓祠自然不会设置了。唐代祭祀的场所发展成为家庙，且立法对庙制作了规定。《新唐书?礼乐志》载：“庙之制，三品以上九架，厦两旁。三庙者五间，中为三室，左右厦一间，前后虚之，无重栱、藻井。室皆为石室一，于西塘三之一近南，距地四尺，容二主。庙垣周之，为南门、东门，门屋三室，而上间以庙，增建神厨于庙东之少南，斋院于东门之外少北，制勿逾于庙。”立家庙之前，官员要上章，皇帝准后，告知礼司，令其依式修建。家庙建筑很具规模，维持并非易事，举行一次家庙祭仪，动用人力物力，需一笔不小开支。史载：“宰辅憬特承恩顾，性清俭，虽为宰辅，居第仆使，类贫士大夫之家。所得俸人，先置私庙，而竟不立第舍田产”。宋朝，随着士族门阀制度衰落，带有宋朝时代特色的宗族体系开始成形。宋仁宗后，形成了官僚宗族为主体的新型宗族群体，他们强烈要求朝廷制定新的庙制，以加强、巩固新的宗族制度。中庆历元年，揭开了家庙建设之序幕。皇祐二年，提出了初步文本方案。大观四年因修订《五礼新仪》，制定了大观四年文本。朱熹《家礼》载：“今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首，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据以考焉。”朱熹撰写《家礼》，全面论述了祠堂建制、重要性等问题，成为中国祠堂的基本理论，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田南刘氏族谱》载：“宋南渡，田南刘氏始祖儒官庆甫自吉水徙田南。家必有庙，庙必有主，月朔必祭，荐新必祭，立春冬至忌日必祭。祭时须仁孝诚敬，以致如在之情。祭品祭器各自量力，祭仪当依朱子《家礼》。”镇背村周姓，南宋年间家族兴旺，曾分三房，一百余户，建有爱莲堂，一进三栋，规模不小，毁于清初，遗迹犹在。族人修建宗族祠堂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报恩，即把出仕、宗族兴
旺堪称是祖先荫庇所致，为报祖德而建祠堂祭祖。二是合族，祭祖虽然是表达对祖先的哀思，也是用血缘纽带连结族人，加强凝聚力。明代的宗族祠堂数量猛增，遍布城乡各地，内涵丰富，建筑豪华，管理规范，功能齐全。万历《吉安府志》卷一一说，当地“故有世胄，族有谱，家有祠”。吉水人罗洪先《如在堂记》载：“永新刘文序尝出赀建田南祖祠寝室，名之曰: 如在堂。恐后人之慢也。则因刘生行甫求余文记其役，且请广如在之义。” 据《三板桥乡志》统计，明代全乡建造了六座宗族祠堂，它们是：田南村的南周公祠, 荷花形的世德堂，湖边村的孝思堂，桥头的李氏家庙，神泉村的咸正堂和刘家屋的世德堂。有明一代，宗族祠堂取得突破性进展，归功于礼部尚书贵溪人夏言上《献末议请明诏以推恩臣民用全典礼疏》。“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议”载：“臣按宋儒程颐尝修六礼，大略家必有庙，庶人立影堂，庙必有主，月朔必荐新，时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水木本源之意，恻然而不能自己，伏望皇上扩推因心之孝，诏令天下臣民，许加程子所议，冬至祭厥初生民之始祖，立春祭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之先祖，皆设两位于其席，但不许立庙以逾分，庶皇上广锡类之孝，子臣无褅祫之嫌，愚夫愚妇得以尽其报本追远之诚，溯源徂委，亦有以起其敦宗睦祖之宜，其于化民成俗未必于小补云。臣愚不胜惓惓。”冬至是在祠堂祭祀祖先的重要时节。他们为祖先送上丰盛祭祀品，整肃衣冠，如有族人缺席，或是其行为不合礼仪，则会遭到处罚。祭祀后，宗族举行会餐，分发祭祀过的胙肉，让在世子孙感受祖先的恩泽。冬祭之日，也是族内新丁上谱之时。冬至这一时节在人们精神生活中具有特殊意义,子孙们向祖先贡献祭品，族内新生人丁加入族谱。人们在祭祀远祖之际，仍不忘承担宗族延续的后代子孙。人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宗族历史，并对宗族延续充满期待。大清一代，清王朝于清初顺治九年颁行了朱元璋的《圣谕六言》，康熙九年颁布《上谕十六条》，雍正二年再将其扩展为十六篇“训言”， 世称《圣谕广训》，清朝宣传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思想纲领由此而逐渐完善，建立了一种自上而下的传导系统，使之深入到广大的乡村地区。《广训》对“立家庙”、“设家塾”、“置义田”、“修族谱”和举行家族祭仪等都给予肯定和提倡。从雍正四年开始江西还切实了族正制度，特别是乾隆年间江西布政使陈宏谋在江西大力推动族正制度，给予族正一定的对族人的审判权，认可家族祠堂具有实行家法权力：“如有乖戾之徒不知率教者，小则处以家法，重则鸣官究惩”；“轻则会同族房长，将本人传至祠堂，令其长跪神位之前，剖别是非，直言指饬，如果认祸悔罪，许其具结自新，如怙恶不悛、暴戾不遵及所犯情罪重大，即报官惩究”。 族正制度促进了家族建设并产生深远影响，聚族而居成为居民聚落的基本形式和日常生活内核。清代对祠堂的规定，最为详尽。《大清通礼》载：“家祭于寝堂之北，为龛，亦板别为四室”。宗族祠堂作为祭祀祖先场所，与统治者教化为先、孝治天下理念是相吻合。祠堂不断发展，更符合明清统治者意愿。《三板桥乡志》记载，清代三板桥乡建立家族祠堂的规模、数量及祭祀的时间等等，都远远超出国家规定。村村祠堂林立，牌楼高耸，一派浓重的宗族文化景象。全乡创建了二十余座宗族祠堂,它们是：田南背屋三公祠、兰家屋王氏宗祠、村溪感谦公祠、金家屋金廷玺公祠、邹家屋是礼堂、湖边长房大本堂、二房爱敬堂、三房致和堂、院背朱氏述伦堂、俞氏宗祠、钟家至德堂、湖塘陈氏养正堂、肖家坊彭氏敦伦堂、敕古塘贺氏正家堂、镇背怀德堂、荷树下谭氏家庙、山口垅江家崇本堂、塘家冲朱家芝信堂、横岭背刘氏世德堂、桥头李氏五子祠、桥头上街刘姓汉章祠、淡竹头陈家德星堂等等。出现这种局面，除了官员的提倡和推动外，其更重要最基本的动力，来自清康熙以后百余年间的社会生活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出现的人口不断增加、地区开发不断深入的需要和可能。以祠堂为其聚族的外在象征和场所，已不仅仅体现为一种是否“有文化”的标志，而且成为各家族聚集更多族人于此祭祖、议事、欢宴进而达到认同的一个公共空间，也可借以展示和炫耀其实力和人气。创建于清代的宗祠,多数是二进或三进。第一进称“仪门”，或曰“大门”、“门厅”、“过厅”等；第二进称“享堂”，或曰“大堂”、“正堂”、“大厅”、“正厅”等；第三进称“寝室”，或曰“寝”、“室”、“正寝”等。名闻赣西的田南刘氏总祠，座落在田南村长房和义门间，背
屋后。由正门至寝殿，逐步升高，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总祠全长36.8米，宽17.5米，总建筑面积达644平方米。砖木结构：大门有三，七十二对半柱子，十八级台阶。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典型三进式赣西派祠堂建筑。宗祠建筑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清咸丰九年，田南刘氏扩修总祠，时物力艰辛，囊涩财窘，然二十九世嗣孙九品官永辉公卖田买砖，凑钱捌仟文，祠乃告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宗族祠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态势。政府命令取缔封建性宗族组织，传统宗约族规被废除，祠堂活动受到遏制。1950年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各地开展，祠堂土地分给农民、有的充作公用、或作为农民协会、或作为小学校舍、或改作集会礼堂等等，宗族也丧失了最后空间依托。在“大跃进”形势下，很多祠堂被拆掉，砖木大多被挪作他用。祠堂中与宗族有关的文化符号，如族谱、祖宗牌位、祭台香案、木楹联等实物，均遭受损毁。宗族原有的各种仪式、生活习俗都无一例外被视作封建社会的糟粕而遭禁止。外显性的宗族制度在乡村地带难以存续，剩下的只是个体性质的祭祀祖先仪式，昔日的祠堂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宗族遗存。 “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活动所到之处，与“四旧”有关的祠堂大多成为“专政”的目标。祠堂牌位、堂号、牌匾被砸，祠堂人物雕像被拆。剧烈的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斗争破坏了宗族内部结构和外在生存环境，宗族活动走入低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逐步克服“左”倾影响，一度荒芜、人们不敢问津的祠堂又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八十年代以来，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城乡掀起了修祠热潮，宗族概念有所恢复。各级党委和政府增强了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树立了保护文物的科学理念，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对遭受破坏的祠堂建筑及时进行维修和保护，各地宗族组织又开始了祠堂重建。政舒则民从以舒，民舒则乐从以嬉。《重建田南刘氏总祠记》载：“祠宇年岁届百，风雨旁射，梁栋朽蠹，四壁岌岌，鸡豚出没,破败不堪,重建迫在眉睫。癸巳春，爰聚各房老成贤达极虑覃思，佥谋复建,公举冬九首事。同族丁口共襄此举，捐献者亦慷慨乐助，使得集腋成裘。乃聘良工，垫堂基，立栋梁。祠经始于癸巳仲夏，越年乙未始告厥成。规制如旧，三门三进两天井，钢筋水泥立框架。十三对柱，梁檩交错。石勒基，硬山顶，枣红脊，瓷宝瓶，琉璃瓦，三叠式马头墙。水磨石面，洁白墙壁，二侧檐廊，三块匾额，八角藻井。扩修广场，新筑坦道。”此时的宗族已不是传统宗族形态的简单再版，也非传统意义上的家族复活，而是传统宗族转型过程中的一种新生产物，其功能作用与传统的宗族组织已有明显区别。此时的祠堂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传统宗族祭祖的场所，也不再是宗族内部的司法场所，而是在某种程度上的一种精神依托和文化传承。祠堂作为文物建筑，承载了诸多历史、人文、科学、艺术、建筑、民俗等方面信息，是我国历史文物的组成部分。被列为文物的祠堂经修缮后对外开放，起到了很好的历史文化教育作用。祠堂墙壁上家训、族规、家法的牌匾，包含以忠、信、孝、悌为核心的传统伦理道德，这些观念长期延续，代代相传，积淀为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2008年，乡政府把湖边村孝思堂粉刷一新，并制作精美对联，贴在祠内大柱上，把我国颁布的十大法律印成大幅，贴在祠堂中栋和下栋，成为全乡“法律进祠堂”的样板，为祠堂的功能赋予了新的内涵。祠堂是宗族祖先的“根”，随着人们观念改变，寻根热的兴起，文化认同成了很多人热衷关注的问题。重建或重修宗族祠堂，往往会召开盛大的典礼仪式，邀请海内外同族人士共同见证自己的祖宗大祠，开展一系列的宗族活动，感受博大精深的祠堂文化，获得家族根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2016年正月初八，田南刘氏总祠重建竣工庆典，堂内张挂灯火，锣鼓喧天，宾客云集。村里男男女女都来看热闹，村庄路边小车停得密不透风。宴席之上，我举酒向冬九叔祝颂道：“我读先世家谱，文序公侠义，捐资扩修如在堂后，诸孙济济科贡，名显至今，各族称不绝口。您与文序公倶子吉公后裔，总领重建其事，与文序公同其受福啊!”冬九叔向我敬酒，又端着酒杯向前道：“祠堂是祖宗遗物，有开于先。当今社会平静，百姓安宁。老朽乃无用之叟，竭力成祠，已诏于后。而名流传，不亦异乎?”千百年祖宗如在，亿万世子孙同泽。刘氏总祠创建于宋，扩修于明，重修于清，迄今将近千年。虽然当
年的祠堂早已化为尘土，但刘氏后人一直在仿照它原来的样子不断重修重建，可谓年愈久而名愈新。这难道只是因为有了罗洪先状元的《如在堂记》写得好，而横跨古今、称绝百代吗？而整个富庶的赣西，历代大族富家所建高楼大厦、歌台舞榭，不知其数，今皆消失殆尽，默默无闻，唯独刘氏总祠一直为后世所仰慕，虽历尽风雨沧桑，仍然经久不衰地矗立在赣西的大地上。我想，宗族祠堂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应是其所承载的独特的文化内涵，有效迎合了人们“把根留住”的情结和焦虑。一种建筑一旦被赋予了某种思想、某种文化、
某种血脉意义，就等于有了自己的生命，无论岁月如何流转，都会生生不息、鲜活永续。
篇三：浅析广州祠堂文化特征
《建筑美学与岭南文化》 调 研 报 告
(2013 -2014学年第一学期)
题目：浅析广州祠堂文化特征
学生：罗菊菊
摘要：广州祠堂既是家族文化的寄托，更是一朵雅俗共赏的艺术奇葩，有着深刻的寓意和深厚的广府文化底蕴，是值得我们去仔细品位的艺术明珠。
关键词：广州祠堂 陈家祠 广府文化 历史 雕塑
一、广州祠堂的历史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家族观念相当深刻，往往一个村落就生活着一个姓地一个家族或者几个家族，多建立自己的家庙祭祀祖先。在日本祠堂也经常出现，这种家庙一般称作“祠堂”，其中有宗祠、支祠和家祠之分。宗祠即俗称的祠堂，它是支祠或若干家庙（家堂）升格积聚而成的。支祠为宗祠下属的分祠或各房支的支祠，由同一个家族支派的血脉组合，地域范围更小，血缘关系更近，长幼字辈十分明确。“祠堂”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汉代，当时祠堂均建于墓所，曰墓祠；南宋朱熹《家礼》立祠堂之制，从此称家庙为祠堂。当时修建祠堂有等级之限，民间不得立祠。到明代嘉靖“许民间皆联宗立庙”，后来倒是做过皇帝或封侯过的姓氏才可称“家庙”，其余称宗祠。北方由于接近政治权力中心，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宗祠活动并没有南方发展迅速。而且发达的经济还为南方宗祠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北方的祠堂多在建国时期被毁，南方比较重视传统，因而祠堂大多保存得比较好。
二、祠堂的建筑特点
祠堂除了用来供奉和祭祀祖先，还具有多种用处。祠堂也是族长行使族权的地方，凡族人违反族规，则在这里被教育和受到处理，直至驱逐出宗祠，它也可以说是封建道德的法庭；祠堂也可以作为家族的社交场所；有的宗祠附设学校，族人子弟就在这里上学。正因为这样，祠堂建筑一般都比民宅规模大、质量好，越有权势和财势的家族，他们的祠堂往往越讲究，高大的厅堂、精致的雕饰、上等的用材，成为这个家族光宗耀祖的一种象征了。祠堂多数都有堂号，堂号由族人或外姓书法高手所书，制成金字匾高挂于正厅，旁边另挂有姓氏渊源、族人荣耀、妇女贞洁等匾额，讲究的还配有联对。如果是皇帝御封，可制“直笃牌匾”。祠堂内的匾额之规格和数量都是族人显耀的资本。有的祠堂前置有旗杆石，表明族人得过功名。一般来说，祠堂一姓一祠。
三、广州地区祠堂的空间特点
1、祠堂的选址及外部环境
A、一般祠堂都会位于村口附近最突出，最显眼的位置。而且其选址和外部环境也
会符合中国古代的风水学理论，一般都会处于一个风水较好的位置。
B、祠堂的空间特点一般都是符合中轴对称，并且等级分明，秩序井然对外封闭，对内开敞，以实体建筑为何庭院空间单元建筑形制稳定，群体间联系灵活有效。
、
2、广州祠堂建筑的装饰特点
由于祠堂在传统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其往往倾尽家族之力来建造，其装饰程度和规模都是普通民居不可比拟，在祠堂各装饰部位中，最突出的是屋顶装饰。
A、祠堂屋顶装饰，常见的有船脊，博古脊，陶瓷瓦脊这三种形式。
船脊是较为古老的的屋脊形式，珠江三角洲河网密布，先民以“舟楫为生”，舟船形象久而久之便化为屋脊，又因为正脊两端高翘行似龙船，故也称龙船脊。
博古脊是清中期南粤地区盛行的屋脊形式，展现了封建社会盛世的瑰丽。典型的博古脊由两端对称的博古头、鳌鱼、小品、花窗和中间一组主画组头，主画和小品的工艺均为灰塑。
随着艺术陶艺的发展，又出现陶塑瓦脊，即将泥塑的造型经窑烧制好安装到屋脊上。陶塑题材大多为人物，主要见于当时一些发达地区的大型祠堂，最典型的就
是广州陈家祠。
B、祠堂的其他装饰特点
（1）装饰工艺的多样、体现当时当地装饰的最高水平
一座祠堂往往综合运用了木雕、砖雕、石雕、灰调、彩绘等多种装饰工艺，
且同一种工艺也有多种技法。
(2)装饰丰富多彩、生活气息浓厚、寓教化于装饰
广州民间祠堂少有庄严肃穆的氛围，更多地洋溢着轻松活泼的生活气息，这体现在鲜艳色彩的运用和贴近生活的题材上。祠堂会采用岭南特有的荔枝和石榴，象征着多子多孙，而菠萝就象征着吉祥如意。而民居中常用的福鼠在祠堂装饰中也会见到。大量的装饰主要传达两个主题，一是祈福，二是教化。教化功能主要由墙楣壁画实现，这些壁画就像无字书，讲述着一个个礼义廉耻、精忠报国、教人向善的故事。
（3）多种文化融合的产物
广州文化是古越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海洋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在封闭条件下形成的古越文化石岭南的底本；唐宋以后，中原汉人不断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正统的儒家文化，所以广州地区的祠堂建筑在功能布局及装饰寓意上呈现德更多的是儒家文化的传统情怀；从三国至南朝，全国外贸的重心逐渐转移至广州，自此岭南领海洋文化之先，在祠堂建筑上突出表现地表现为灵活变通和经世致用的品性。其中“夔龙 卷草纹”在祠堂中大量运用。夔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独角兽、长相似龙，广东地区的粤人自古以蛇为图腾，蛇为龙的原型。这种g构图手法为“多变的海草水藻和草龙纹饰图案”，其中“海藻水草纹饰线条流畅优美、轻盈飘扬；草龙纹饰以夔龙头为首，龙身却变为盘旋飘舞的水草纹饰”。所以大量使用夔龙纹样作为建筑装饰绝非偶然，二是古老的南岳文文化影响的积淀和显现。夔龙 卷草纹在广州地区甚至珠三角地区的民间装饰也有很广泛的运用，正是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融合的体现。
四、广州祠堂的文化价值
家族祠堂是祭祀祖先、举行宗族活动的公共场所，祭祀祖先、举行典礼、合族议事等宗族活动都要集合族人一起在祠堂中进行，届时族人将族人祠墓祭扫、祠宇休憩、修撰宗谱、瞻顾孤寡、迎神赛会、唱戏娱众等各种活动。祭祀是家族中最重大的活动，具有比较固定的仪式。祠堂中实行春、秋二祭，祭品包括全猪全羊和各种菜肴，
水果等，祠祭是举行三撰、三爵和帛文三献礼。
祠堂是家族制度的具体标识，是宗族意义的物质象征。族人在祠堂开展的祭祀祖先，举行庆典、执行族规，劝诫子孙、宣讲祖训、教育新人、宴请功名等系列活动都意在培育宗族意识。祠堂的规模都代表了门第等级，祠堂的辉煌代表了家族的兴旺，名门望族的祠堂通常建筑宏伟，气势恢宏，具有很高的建筑艺术成就。可以说，祠堂在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团结族人的有力工具。并且而祠堂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它既蕴涵淳朴的传统内容，也沉淀着深厚的人文根基，还能从这里寻找到人类前进的足迹。
在今天的广州，祠堂举行的许多古老仪式被越来越淡化，人们对对祠堂所代表的的宗族意义也越来越概念模糊，然而我认为祠堂并不应该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在现在的社会，祠堂还是有很多的积极意义。
A、我们可以把祠堂建设成为一个村民进行健康聚会的主要场所。祠堂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它除了“崇宗祀祖”之用外，族人平时有办理婚、丧、寿、喜等事时，往往利用宽广的祠堂以作为活动之用。有时候族内有名望的人为了商议族内的重要事务（如对贫困人员捐资帮助、修桥补路），也利用祠堂作为会聚场所。有的祠堂又增加了村史展馆、曲艺社、专题展览室、老人活动中心和健身娱乐区等多种功能，使广大村民也能享受精神文化生活。
B、祠堂是对人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
人们对于祠堂的记忆，往往是一种血缘的牵连，因此给人的感觉是一种与现代社会相悖的“落后文化”。续家谱、修祠堂、建祖坟、寻根问租、宗族联谊等活动仍是不少百姓热衷的事务。宗族文化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衡量应该说是一种落后的表象，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恩格斯把原始社会称为野蛮社会，他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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