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拒绝网络谣言
拒绝网络谣言，从我做起！
首先引述一条资讯： 我国刑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多部法律法规对惩治网络谣言作出了相关规定。对于网络谣言泛滥之势，互联网信息办、工信部负责人表示绝不容忍利用互联网造谣传谣、损害公共利益。据不完全统计，3月中旬以来互联网相关部门会同通信、公安等部门清理的各类网络谣言信息达21万多条，依法关闭网站42家。新浪、百度、腾讯三家网站负责人近日分别表示，坚决支持和配合政府有关部门依法打击查处网络谣言的行动，响应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出的抵制网络谣言倡议，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坚持守法自律，加强网站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抵制网络谣言的传播.网络各界积极响应！
大家都知道，网络是时下资讯传播的新媒体，因其信息量大、时效快速、传播性广而深受广大网民喜爱，逐渐成为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更是不少网民的一片精神家园。
然而，由于互联网开放性、互动性等特点，网络信息鱼龙混杂，谎言、谣言、不文明语言、低俗之风、
违法行为等，污染着网络环境。近年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目的，利用网络平台传播虚假信息，煽动网民情绪，破坏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不久前，多个网站和论坛转载了《云南绝症男子杀死八名村官称为民除害》这条帖子，在网上引起很多网民关注。然而经过云南省公安机关调查，这条帖子所写的内容为虚假信息，事件纯属子虚乌有，发布者因触犯法律而受到行政拘留的处罚。又比如“盐荒风波”、地震传言等层出不穷的网络谣言，混淆了网友的视听，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境外敌对势力唯恐中国不乱，一些网民的言论更是被他们作为工具加以利用，借机对我国大肆污蔑和攻击，不择手段妄图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净化网络环境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党和政府有决心、有信心通过强化监管，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切实加强网络舆情引导，提高舆情监督效率，让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淫秽色情与低俗信息无藏身之所。
我一直十分讨厌网络谣言，之前就曾举报过类似于“新一届领导人名单、转发‘明*慧’诡异事件”等等十分容易辨识的网络谣言，却又有所谓河南高考孩纸伤不起的不实帖子流传，我想不明白在官方尚未公
布今年最终高考人数之前，有别有用心者以2011年高考数据混淆视听竟然已经有近2万网民转发，你们在转发时究竟做何打算？！要故意吓住考生还是仅仅想加剧河南人民对教育不公的不满？！
为此，我搜索近期网络谣言让大家明辨：
2010年2月，一则“金庸去世”的传言在微博上出现，相关讨论在1小时内突破5万条。借助微博核裂变式的传播能量，消息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大肆传扬，但这则消息最终被证实为谣言。
有人通过微博、QQ群及手机短信等形式传播有关“新疆籍艾滋病人通过滴血食物传播病毒”的信息，和所谓“武汉大三女生求职时被割肾”、“玉溪将发生
8.6级大地震”、“黔西部分乡镇儿童被抢劫盗肾”、“海南支教女学生被灌醉轮奸”等信息，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规定的47号公告”、“网传歼-10B战机试飞坠毁”等信息。这些信息事后均被查明属编造的谣言。
近期，还有个别网民在互联网上特别是微博中编造、传播所谓“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等谣言，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对此，北京市公安机关迅速展开调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在网上编造谣言的李某、唐某等6人依法予以拘留，对在网上传播相关谣言的其他
人员进行了教育训诫。相关人员对编造、传播谣言的行为供认不讳，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悔过，并作出检讨。
【赵本山回应移民传闻：做名人要有抗谣言能力】 赵本山(资料图) 中国著名笑星赵本山15日在其家乡辽宁省铁岭市莲花镇出席“本山中学”奠基仪式暨“本山何氏光明行”活动。面对近期网络传相关部门限制其出国、移民等一系列热点问题，他一一进行说明和反驳。他称自己是“老人参”...
近年来，谣言在网络上的传播成为一大社会毒瘤。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认为，网络谣言有以下新的特点：隐蔽性、知识性、炒作性、自炒性、攻击性、报复性、宣泄性、预言性、诱惑性、强迫性。“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 网络谣言的传播出现的这些新变化，使其成为引发社会振荡、危害公共安全的因素。”夏学銮说。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系主任廖圣清表示，在信息传播领域，自由和责任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公民在传播信息时也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必须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进行评论和转贴。他同时也表示，要进一步建立完善应对网络谣言的法制程序和相应的信息公开机制，让网民有足够的知情权。
我们每一个网民也要进一步提高甄别网上谣言、不良信息的能力，自觉抵制网上谣言、谎言，不信谣，不传谣。构建文明和谐的网络环境，坚2011俗低俗之风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让我们齐心协力，将和谐融汇到网络这个联系全世界的大环境中，给心灵一片净土，还网络一份和谐！对于网络谣言，虽然大多数人认为应该由政府机关出面处理严治，但也有学者认为网络谣言是新时代通病，全世界都有，我们也应该像国外一样持开明态度。对于这些学者究竟是何居心，代表谁的利益，我就不多评价了，只是强调无论对政府怎样影响，网络谣言首先影响的是我们民众的生活，类似于“碘盐”风波，没有人会为我们花出的冤枉钱负责，我们必须为自己负责！
对于谣言，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的险恶用心，而这种谣言做的比较“真实”，辨认难度比较大；而对于一般谣言，有时只是网友恶搞或者单一为了增加人气而采取的虚构、夸大事实，比较容易辨识。
我支持网络打假、网络扶弱等健康积极行动，但大家千万不要不负责任的“宁可信其有”而让自己成为不实信息的传播者！政府已经确定要严打了，所以大家就不要那么随便了！我们我们要强化证据意识，莫让自己害了自己，最后奉劝那些网络造谣者，害人者必
篇二：抵制网络谣言、坚守思想底线)
抵制网络谣言、坚守思想底线
课题：抵制网络谣言、坚守思想底线
备课人员：大冶消防中队指导员 XXX
授课重点：重点了解网络谣言的形成原因，如何抵制网络谣言 授课内容：
如今的战士是“互联网的一代”，据统计，截至201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6.32亿，居世界第一位，网民的生活已全面“网络化”。战士有疑问，不找战友找网友；有困惑，不问指导员问“百度”，这表明，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网络，不仅带给我们海量资讯、便捷我们生活，更是一座沟通社会各界的桥梁，其作用怎么高估似乎都不过分。
然而，网络却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其乱象让不少无辜者被伤得“血淋淋”的。“蛆橘事件”让全国柑橘严重滞销；地震谣言令山西数百万人街头“避难”；响水县“爆炸谣言”引发大逃亡；QQ群里散布的谣言引发全国“抢盐风波”，雷锋、黄继光、张海迪等时代楷模被别有用心者肆意抹黑……“三人成虎” 、“众口铄金”，其威力在网络一再得到验证，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高度警惕。
网络谣言的危害：威胁社会稳定，损害国家形象
网络谣言既有针对公民个人的诽谤，也有针对公共事件的捏造。小而言之，网络谣言败坏个人名誉，给受害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困扰；
大而言之，网络谣言影响社会稳定，给正常的社会秩序带来现实或潜在的威胁，甚至损害国家形象。
2011年3月，在日本发生特大地震后仅一周，中国多地发生群众抢购食盐的事件，而这一切都源于一则“食盐能抵御核辐射”的网络谣言。“抢盐”闹剧不但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影响了群众的日常生活，甚至闹成了国际笑话，被外国媒体广泛报道，给国家形象造成了损害。
2009年10月，在某网站上出现一篇所谓的“自述”文章，以当事人的口吻讲述自己在北京卖淫的经历。其中最骇人听闻的“猛料”是她已感染艾滋病。随后，此人继续发文整理出了一份279人的“性接触者通讯录”。该文引起了网民的极大兴趣，纷纷在各论坛上转载、评论。一时间，“艾滋女”三个字成为最热门的网络搜索词。
但经警方调查，这是一起典型的网络谣言，是杨某针对受害人的恶意诽谤，整个事件中，那些看似可信的所谓“自述”、“通讯录”和“照片”全是伪造的。
虽然事件最终真相大白，但包括受害人在内的整个社会都为之蒙羞。在传播过程中，似乎大多数网友都沉浸在道德优越感里，人人都可以口诛笔伐，却极少有人反思事件本身是否真实，也极少有人想到在一次次的转发和评论中，当事人将受到怎样的伤害。
在诸多网络谣言中，针对社会公众人物、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基本制度的谣言，危害是最为广泛的。这类谣言从根本上破坏公众对政府、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信任，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影响群众对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信心。
比如，有人曾在网络上造谣，说北京市公交系统的一位全国劳动
模范因贪污腐败被抓。虽然相关部门及时澄清，消除了谣言，但这则谣言把“全国劳模”和“腐败分子”相联系，客观上影响了公众对劳动模范这一崇高荣誉的信任。
比如，有人曾在网络上造谣，说“军车进京”、“北京夜里响起了枪声”。但实际上这是子虚乌有的凭空捏造，相关责任人已被处罚。这类谣言极易造成群众的恐慌心理，影响社会稳定。
短短的一篇网络帖子、一条手机短信、一则网络笑话，看似无足轻重，最终却会玷污公民名誉，威胁社会稳定，影响群众生活，破坏国家形象，后果不可谓不严重。
网络谣言形成的原因
当前，社会谣言的形成原因十分复杂。有些是因为民众对某些问题的不了解，而有些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故意造谣，制造社会混乱，以达到其险恶的目的。
第一，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为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温床。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许多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人们很难为自己的未来制定准确的预期，在心理上和思想上难免会出现迷惘和浮躁，进而衍生出怀疑、猜忌、不满和攻击等负面情绪，这些情绪往往是社会谣言产生的心理动因。同时，近年来，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加剧了民众生活的恐慌心理，也为谣言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瘦肉精火腿肠、染色馒头、硫磺生姜等食品安全事件，使百姓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大打折扣。此外，少数极端突发事件给人们的心理带来的创伤，也造成了社会心理的不安全感。
第二，科学知识的欠缺，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 历史
上许多谣言的形成，都是基于迷信或对科学的无知。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科学知识的普及，这类谣言已经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而如今更多的谣言则往往是打着“科学”的旗号，利用普通群众科学知识有限、对科学盲目崇拜等心理来实现的。近些年来，伴随着一些破坏性较强的地震、冰雪灾害、旱灾等的发生，一些迷信的宿命论者将灾害的原因归结为日月食、太阳风暴、流星雨等正常天文现象。这些夸大其词的言论由国外传入国内，经网络、手机短信等渠道进一步放大，在社会上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有关专家认为，类似的以讹传讹、谣言四起，屡屡引发公众情绪集体失控的事件，是公众焦虑感和安全感缺失的集体释放，是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缺失的一种表现，但根子还在于科学知识的缺失。2010年底，中国科协公布了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的调查结果：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
3.27%，也就是说100个公民中，仅有不到4人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比2005年的1.60%仅提高1.67个百分点。因此，人们在信息面前往往容易失去判断能力，听信谣言。
第三，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公信力的下降，使公众的不信任感增强。个别权力部门和贪腐官员的劣迹让人们产生了对政府、官办机构及官员的不信任感。例如，江苏响水化工园区2007年曾传言化工厂爆炸，当地政府当时曾在第一时间出面辟谣，而最终却被证实，当地政府由此失去公信力。因此，2011年2月10日凌晨2点，有人传言江苏响水县陈家港化工园区大和化工企业要发生爆炸，陈家港、双港等镇区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陆续产生恐慌情绪，并离家外出，引发多起车祸，有4人死亡、多人受伤。没有人在谣言传播的第一时间向政府报告，也没有人向政府有关部门求证。有记者曾问：“如果谣言再来一
次，还会出现万人大逃亡吗？”当地官员言之凿凿地回答：“不会！”但不少村民却回答说：“还得跑，我们宁愿相信这是真的，保命要紧。”响水事件反映出居民对化工企业安全生产缺乏信任、对政府也缺乏信任。此外，近十年来，从凡事听信专家观点，到对专家持普遍怀疑态度，专家的话也越来越丧失了公信力，这就更使人们对信息难辨真伪，谣言借机散布开来。
第四，国内一些媒体及少数党员干部纪律观念淡漠，助长了政治谣言的传播。近年来，少数党员、干部纪律观念淡漠，通过短信、境内外非法出版物，传播和喜欢追逐诽谤中国高层的“秘闻”、“政治斗争史”；在酒宴和小圈子内传播小道消息和政治谣言，发表不利于团结统一的言论，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助长了政治谣言的散播。同时，某些小报、网络刊发、转载不实新闻，甚至制造谣言，恶化了社会空气。
第五，网络推手制造谣言，强化了谣言的扩散，挟持了网民的意见。在微博上传播重大信息、拥有强大动员能力的并不是一般网友，而是意见领袖。近年来，一些网络推手在网络上散布谣言，许多网民难辨真假、信假为真，并发表一些非理性的意见和看法，致使网上舆论距离事实真相越来越远。谣言一旦形成规模，群体效应将会显现，即便有人发表质疑的言论，也可能很快被淹没。虚假信息被广泛炒作后，更会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催化剂”，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虽然许多传言事后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但通过网络迅速传播，谣言仍然很快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蔓延开来。
第六，商业利益的驱动，是谣言滋生的经济动因。当前，谣言与经济活动的联系愈益密切，一些谣言的“制造者”为了扩大市场份额、
篇三：“自从有了互联网”演讲稿
“自从有了互联网”演讲稿
——姜慧娟
毫无疑问，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我们即媒体”的自媒体时代。博客、微信及其他便捷、大众的传播方式正在改变新闻等宣传类行业的整体面貌。 当人人都可以拍DV，都可以写（网志）博客，他们也都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记者或者“议员”。在这个“反客为主，人各有志（博客本是他人创始却为我们所用，人人都会写网络日志）”的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地记录自己的生活与遭遇，并且借助网络等新兴媒介在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做一个寂寞而真实的桅顶瞭望者。若得幸运之神的眷顾，还会凭着自己无意的一瞥，撞开历史多情的一页。
或许正是看到这一改天换地的变革，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将网民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过去，在网上冲浪被当作一种时尚，而现在更是一种必需的生活方式。网络不仅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而且正在创造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众型历史。下面我将用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我对于自从有了互联网后的一些个人看法：
第一章：作为社会软件的互联网
阿尔文·托夫勒在《再造新文明》一书中断言：世界迎来了第三次浪潮。第一浪潮是以锄头为标志，第二浪潮以流水线为标志，而第三浪潮则是以电脑为标志。第二浪潮的大众化社会如今已经为分众化社会所取代，同质性社会为多样性社会所取代。如今，伴随着各种社会性软件和社会性网络的兴起，“电脑”早已经开花结果，网络也借助各种载体基本上发展到了“全民参与”的阶段。 对于流行于网络上的意见，有人可能会说，网络意见是一种不全面的意见，不代表民意。这种批判多少带有一种乌托邦的意味，因为直至今天，历史上大概也没有什么民意是全民一致达成的，要不怎会有更像是权宜之计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事实上，在分众化社会到来之际，如何维护少数派权利更是现代政治的首要任务。如果我们将网络意见视为民意中的一部分，就应该相信
任何网络意见，哪怕只是从网上发出的一个孤独的声音同样值得政府与社会重视。
尽管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谣言”与“错误言论”的传播，让一些多愁善感的正人君子心怀忧惧，甚至竭尽所能掩饰这个时代亟须医治的溃疡。然而，即使如此，在关键时候互联网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温暖、惊喜与光亮。自从有了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格局产生了巨大变化，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松地成为一个“新闻社”、一个“编辑部”、一部“电台”、一个“权利的终端”。从“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到2014全民反腐官方网站开通等事件无不表明：如果有可以持续的自由权利，每位公民都能顶天立地。
中国民意之崛起，来自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来自现代网络科技的发展。如果承认在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暗合了“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承认中国在逐渐地告别过去那种一切以政治为中心的“上下高度一致”的时代，就不难发现，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互联网发展，客观上都是在个体平等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横向的联合。众所周知，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差异就在于，前者的信息是垂直流动的，而在市场经济中，信息主要是水平及对角流动，买卖双方在各个层次交换着信息。
尽管一直乐见互联网在中国的成长，但是我们同样发现世界上鲜有这种中国式的狂热。有理由认为，互联网的过度繁荣映照出的恰恰是现实生活满是无奈。试想，若不是现实生活不尽如人意，无处可去，谁会整天泡在网上？若不是没有相濡以沫的爱情，谁又何苦天遥地远地与未来网恋？所以我说，网络更像是现实世界的流放之地，寄居其中有时亦不过是在失乐园后与自救。互联网见证了转型期中国人的怕与爱，当人们不能种好自己现实中的田地，无力在大街上获得权利的收成，便只好对着小小的鼠标称颂不已，仿佛那是漂荡在浩瀚波涛之上的装载着国家未来的夜航船。
第二章：互联网执政与媒介的贫困
费正清先生曾经如此评价中国：“迄今为止，中国仍然是记者的天堂、统计
学家的地狱。”所谓“统计学家的地狱”，是因为旧时中国没有真实可信的“数目字管理”；而“记者的天堂”则一语道破转型时期的特征。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时代。旧事物尚未消褪，新事物正在生长，置身其中，有理想的记者会知道自己身处怎样的时代，知道这个时代正在跨越怎样的难关，坚守怎样的价值并呵护那些事关进步的默契。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民意崛起并非可以取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有时还可能毫无作用，因为民意会遭遇强力的抵抗甚至反噬。比如说，虽然公民被宪法赋予了言论自由，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却看到许多无法无天的官员使其治下的公民因言获罪。另一个“经典”得让人心痛的对比是，2007年周正龙拍老虎，不仅没被老虎伤到半根毫毛，而且在2007年年底成为无数网民心中的“年度风云人物”；魏文华拍城管，短短几分钟却被被拍的一群城管活活打死，“城管猛于虎”的说法随着这个鲜明的对比不胫而走。2007年的问题没解决，于是便有了发生在2008年初的“天门惨案（7日下午5时许，湖北天门市湾坝附近，天门市水利局下属建筑公司一负责人用手机拍下城管执法人员粗暴执法过程，城管人员发现后要求其删除图片，男子拒绝，遭城管围殴，在送医院后不幸死亡。这就是著名的天门惨案，在2008年某天发生在一片被“诗仙”李白称赞过的土地上）”。
民意崛起并不难，真正难的是民意如何能够获得执行力，使那些获得共识的意见能够推动制度变革与具体的操作层面。对比“民意崛起”与“天门惨案”的发生，或许，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不幸的不是已经发生的不幸，而是大家知道不幸的根源却不知道它何时消失或消灭，而是舆论与民意一次次胜出而悲剧与恶行却继续堂而皇之地上演，而是民意没有执行力。
有目共睹的是，互联网正在改变执政观念。执政党对互联网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网络时代中国政治进入一个新阶段。与此相关的背景是，截至2007年6月30日，中国网民达到1.62亿，仅次于美国的2.11亿。网民的政治参与，部分弥补了现实政治表达的“贫困”，日益影响着政治决策和高层思考。即使是
那些曾经视互联网为洪水猛兽的人也渐渐相信，与其把互联网视为挑战，不如顺势而为，使其变成可以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一次机遇。互联网不仅是一种认识真理的工具，同样是一种新的治理工具。如今每年“两会”上，中央领导人希望网络能成为民众与中央沟通的平台，互联网将从学用、商用、民用走到政治生活前台，更加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地方官员也在不同场合鼓吹学习、用好网络，“如果党政官员不愿、不会、不能利用网络和群众保持沟通的话，那可能就会变成现代社会的聋子和瞎子”。当代中国官员群体正放弃对互联网的厌恶感，更多地亲近和利用互联网，广纳民意和汲取民智，形成和民间频繁的互动，这将引发更多政府职能深刻转变，或可推动中国各级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岭南十拍”的出现，则是政府与社会互动的典范。
“互联网执政”，这是我最早在《南方周末》上、在新闻执政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概念。它不过是“新闻执政”的拓展。“新闻执政”的提议源于美国白宫发言人，它区别于传统政治传播中的“宣传统治”。不难发现，在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路途中，中国同样经历着由“宣传统治”到“新闻执政”的转变。国务院新闻办的官员亦表示，中国政府应对新闻媒体的态度已由“媒体控制”、“媒体管理”过渡到现在的“媒体合作”。
政治是管理公共事务的艺术，善治的实现必然离不开公众的广泛参与。 然而，在毫不吝惜地赞美互联网为中国正在形成的开放社会立约的同时，同样应该看到，互联网议政与互联网执政的过度繁荣，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其他治理途径的严重缺位，尤其反映了主流媒体——诸如报纸、电台、电视台——作为舆论平台的实效。在中国，网络更像是政治与社会表达的一个替代品或者集合器。它集街头运动、议会辩论、舆论监督与社会监督等于一身。它表面上热烈无比，却又有着杂烩一切的暧昧。作为博弈工具的互联网，它一次次见证了原本可以在法院解决的问题，却不得不首先经过一场场轰轰烈烈的“媒体审判”或者“互联网审判”才能推动；原本可以在日常行政中解决的问题，却要通过互联网上风起云涌的声讨“定止纷争”。
记得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经济刚刚兴起时，人们时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便是“眼球经济”（或者说“注意力经济”）。拜30年改革之所赐，中国人权利意识日益觉醒，伴随着各地有责任心媒体的积极参与，一些维权者在维权受阻时往往会想到通过“吸引眼球”的方式来为自己争取权利。
然而，媒体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尽管媒体时刻关注社会，但从产业角度和新闻规律来说，并非所有关注都源于救济社会的目的。如尼尔·波兹曼所说，新闻播报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有残酷的性质。如今，“好、现在”时常被用于广播和电视新闻节目，其目的在于指出我们刚刚看到的或听到的东西同我们将要看到或听到的东西毫无关系。“再残忍的谋杀，再具破坏力的地震，再严重的政治错误，只要新闻播音员说一声‘好、现在'，一切就可以从我们的脑海中消失”。克林顿的新闻班子会适时地把信息透露给守在白宫外的记者，并将此视为“给野兽喂食”。不幸的是，转型时代的公众同样像渴望正义之肉的野兽，他们通常会在间歇性发作的正义声讨中“尝鲜即安（获得最新发布之后便不再帮助当事人）”。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新闻当事人在媒体轰轰烈烈的关注“寂寞如烟花”之原因所在。显然，互联网上的拦轿喊冤和随之而来的互联网执政并不能实现人们期许的普遍正义，因为互联网并不足以支撑起一套行之有效、一以贯之的规则，不能消解制度上的贫困。
媒体与政府在互联网时代的作为有目共睹。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如果一个社会凡事都要靠民意来推动，那么其制度建设就一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显而易见，民意更需要在制度上落实，而不是依靠网络上风起云涌的街头运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零星的社会工程诚然需要所有人的努力，但是这种“计件式的维权”终究不如扶起一种制度更有效力，更符合一个宪政国家的政治伦理。
第三章：自从有了互联网
100多年以前，在信息时代尚未破晓之时，大概是意识到人们对信息的过度攫取会毁掉自己的生活，梭罗离开了喧闹的城市，走近了瓦尔登湖。就像今天，拔了网线，关了电视，过不被信息垃圾包围的日子。显然，对于绝大多数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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