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甲午殇思读后感
甲午殇思读后感（一）
牢记历史，珍爱和平
现代战争不是单纯军事力量的博弈，而是国家整体实力的较量，只有通过全面深刻的改革，才能推动国家整体实力的跃升。洋务运动由地主阶级自身发起。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因此不想也不敢触动封建旧根基，不能进行全局的改革。尽管购得部分"坚船利器",发展制造及重工业，但政治腐朽和体制落后以及形成的腐败最终阻碍了军事变革，导致单一领域的改革最终失败。
甲午战争的历史告诫中国，腐朽与落后是貌似强大的北洋舰队惨败的总根源。只有通过全面改革，实现强国梦强军梦，才能真正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甲午战争的失败中断了中国近代化和工业化的势头，中国国运衰败从此加速，民族灾难从此加深。然而，正是在这场巨大的灾难后，中华民族的觉醒有了新的转折，从而揭开中国近代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新篇章。
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国最深刻的教训就是缺乏应战准备。总是幻想和平外交，寄希望于国际调停，使失败成为必然。今天的日本，一旦突破和平宪法，就是最危险的战争信号，中国唯一的选择就是常备不懈，做好防止战争的准备。
今天，我们不仅要从武器装备、战术技术、军事思想、人才素质结构及军队编制体制等进行全面建设与改造，还要塑造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和坚韧勇毅的民族精神，加快建设一支能打胜仗的人民军队，平时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产生震慑，战时确保能打必胜。
最后，我们还应团结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一切和平力量，坚持走共同发展的和平道路。回顾人类文明史特别是甲午战争120年来的历史发展经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进步大多是在和平的变革中实现的，战争和暴力不能带来真正的进步。战后，日本正是因选择了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才迅速发展为高度现代化的经济强国，日本正是和平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目前，日本右翼当局妄图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这种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必然引发地区不稳定。我们要团结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团体，共同向日本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揭露日本安倍政府的真实企图，让世界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野心，阻断日本右翼分子绑架日本人民走向战争的通道，防止日本再度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日本当政者应该清醒认识到，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趋势下，如妄图再走侵略扩张的老路，与亚洲邻国和世界为敌，必将重蹈失败覆辙。同时，个别大国也不能忘记当年因"纵虎为患"的绥靖主义而导致的惨痛教训。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的本质没有变，若个别大国再为一己私利，被日本右翼极端主义分子离间利用，纵容日本，养虎为患，必将重蹈历史覆辙的悲剧，给包括自己在内的亚太各国带来灾难。
甲午殇思读后感（二）
我们的海洋
以黄海大海战为主线的中日甲午战争，距今已经过去整整120个年头了。曾经硝烟弥漫的碧血战场，浴血奋战的北洋将士，以及耻辱的《马关条约》，如今统统化作了历史的注脚，用来诠释中华民族的又一段国难与家仇。诚然，近代历史留给了中华民族太多难以愈合的伤口，但甲午海战无疑是其中伤痕最深的一块。2014年9月，刘亚洲、金一南等28位解放军现役将领集体编著的《甲午殇思》出版，该书以一种近乎史诗的创作手法，向国人再现了那场发生在19世纪末期中日为争夺东亚领导权而展开的海上决战。
故事的叙述背景被定格在公元一八九四年，即中国农历的甲午年前后。经过洋务派三十余年的惨淡经营，战前的清政府已经拥有了实力号称当时"世界第七，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
和威海、抚顺两座近代化的军事港口。正当老大的中国急于在郑和下西洋500年后重新向世界昭示自己海上实力的时候，作为海军主力的北洋舰队却在骤然爆发的黄海海战中被日本海军击败，花费整整一代人心血铸造的精锐水师全军覆没，并最终导致中国固有领土台湾、澎湖、钓鱼岛列屿及其周边大片海疆的为日本所窃据的惨痛结局。
历史多次用血的事实向我们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世界上每一场大的海战都会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不重视海权的民族注定会在海上吃亏。读书至尾章时，我似乎已然不在书外，而是正亲眼目睹致远号在日舰的火炮轰击下徐徐沉没，太阳旗于黄海水域中肆意的张扬，愤懑之情，难于释怀。上学时历史老师讲授甲午战争史，是以丁汝昌等北洋将领集体自戕谢罪作为终点的，在读《甲午殇思》之前，我对这次战争的认知也便止于此。
篇二：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1-15)
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1-15) 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就是压在中国人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今年，又逢甲午。
中国，又被触痛。为了痛定思痛，为了痛定思痛，为了噩梦不再搅碎好梦；为了坎儿不致成为跨不过去的鸿沟；为了伤口不再被戳，为了流泪的人不再流血，为了流血的人不再流泪———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与《参考消息》联合推出“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大型专题报道，将连续刊发金一南、丁一平、皮明勇、肖裕声、罗援、彭光谦、孟祥青等一批军事研究领域名家大腕
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成果、心血文章。同时，新华网、新华社新媒体中心、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及其手机电视台等也将同步展开集成报道。
舒健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教授，军事学博士，大校军衔。
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对中日两国历史命运、对东亚战略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站在新的甲午坐标上回望过去，是为了让历史的智慧之灯照亮未来，让我们对未来看得更远、更准，以便更好争取和平美好的明天。>>
一、构建顺应历史潮流的大战略
甲午战争的失败，首先是清王朝维护其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安全战略的失败。
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调整、大洗牌的时代。西方列强以工业文明为核心，依靠近代化的军事力量，掀起掠夺瓜分世界的狂潮。面对这样复杂的战略环境，如何维护并发展自身的利益，是对清王朝战略能力的巨大考验。
但是，清王朝驾驭复杂环境的战略能力极为薄弱。
首先，在长期专制思想禁锢下，当时中国人的活跃思想被牢牢桎梏、扼杀，每一名社会成员都如同带着沉重思想镣铐的囚徒，已经完全缺乏时代迫切需要的战略创新能力。
其次，清王朝长期闭关锁国昧于历史浩浩潮流，很晚才认识到外来威胁是来自海上，很晚才认识到海上威胁绝非海盗行为，而是对整个王朝和制度的挑战。
第三，当此转型关键时期，最需要一个雄才大略、胸怀天下的领袖及其团队的筹划和决断时，运转200多年的大清王朝却正走向没落，权力核心昏庸无能，缺少必须的战略统筹能力。
第四，政治体制僵化落后，官场上下人人各怀鬼胎、尔虞我诈，早已失去战略执行能力。正如曾出使中国的日本政治家副岛种臣所谓：“中国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无践言之事。” >>
二、先行者将超额取得战略红利
鸦片战争后，当清政府真正感到西方文明优越性和国家安全严峻性后，开始了以军事近代化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不幸的是，变革主张从未被提升至王朝大战略层面予以重视。所谓“洋务”，在宫廷满汉全席上还算不上主菜。
因此，甲午战争前搞了30年的洋务运动，几乎是军事变革单骑独进。而在军事变革领域，也不过是围绕着军事装备和技术打圈圈——铁甲舰是一座座守卫要塞的移动炮台，海军不过是陆军的海岸警备队??既没有充分利用海军的主动性、机动性、进攻性，在战争中夺取制海权，也没有考虑海军舰队与国际战略之间的协同、海军建设与本土产业发展良性互动等战略问题。
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落后，不是将士在战场上拼命作战和流血牺牲能够弥补的，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少数顽固派的破坏。事实上，落后保守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心理，是阻碍中国军事变革强大的社会基础。一些所谓的反动派，不过是这一社会基础的产物和代表。如果没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基础，顽固派不可能发挥强大的破坏作用。 >>
三、战争全面考验国家精神意志
战争中，日军后勤补给困难。平壤战役中，日军只有够吃两天的干饭团和少量弹药，作战两天以上就只能放弃进攻。但交战仅一天，清军主帅叶志超即率队逃跑，将堆积如山的
枪弹物资留给日军。缴获的粮草如雪中送炭，成为日军的强心剂。其中仅军粮一项，足够进攻平壤的日军14000人一个多月所需。
旅顺号称“远东第一要塞”，令日军望而生畏。日军进攻其中的和尚岛炮台时，有的士兵将行李托付给战友作为遗物，有的将烟卷分得一支不剩，也不带午饭和干粮，不望生还。然而，日军花费近8个小时，屏息潜行攻进炮台时，清军早已踪迹全无。日军指挥官叹息说：若此炮台为我军把守，一个中队可阻挡百万之敌。
甲午一战，清军中不乏英勇将士，但更多是“养兵千日，用时一逃”的景象。清军大多不知道为谁而战？为什么去战？这些怯懦表现，实为当时中国政治、社会生态的一个缩影。 >>
四、大战略迫切需要强大的军队
甲午惨败对中国的震撼，超过近代以来任何一场对外战争的失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因外患而遭受的每一次失败，都产生过提前醒悟的先觉者，但大多数人依然在昏昏沉睡，没有社会意义的群体跟进。当连一个小小的日本都逼得中国割地赔款之际，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顿然弥漫整个华夏大地。中华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因此开始！甲午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大灾难，但是它具有积极意义：促使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何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回顾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百般屈辱，复兴之意于“国”，实为复兴其繁荣、先进与胸怀；于“民”，实为复兴其自尊、自信与自强；于“世界”，实为复兴其贡献、楷模，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
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却刻意歪曲，认为中国是试图复兴历史上的武功、版图抑或“不可一世”，并炮制出内容更丰富的“中国威胁论”。 >>
（十四）清廷同样输在国际法运用上
邢广梅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
对一个人、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而言，犯错误不太可怕，可怕的是重复犯错误。曾经成为近代中日两国命运转折点的甲午战争重新摆在我们面前，促我们深刻解剖、反思与自省，不仅仅是因为120周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更因为中日两国又分别站在了各自前行的十字路口。
如何对待历史、反思自我，成为影响两国未来走向、
相互关系以及亚太地区稳定与繁荣的关键。 >>
一、反思历史，有助我们深化改革
120年前，日本奉行的是海外扩张战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终结了日本的扩张，剥夺了日本占领的别国领土。100多年后的日本，和平主义衰退，军国主义还魂，扩张战略被重续，南千岛群岛、独岛、钓鱼岛以及东海油气开采等，成为当下日本战略实施的新着力点。对这样一个曾经侵略扩张成性、让亚太人民深受其苦的国家，西方一些国家却往往采取了宽容态度。而对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历史上曾多次遭日本侵犯的中国，他们却抱有一定的成见，认为日本“文明”优于中国。追根溯源，还要从甲午战争说起。当时，日本为了摆脱外国强加的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要求，选择了体现西方价值观的国际法体系改造自身，获得了西方国家的承认与接纳，成功实现“脱亚入欧”。在战争爆发以及结束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日本借用国际法话语体系，标榜美化自己、抹黑诋毁清军，给自己贴上“文明”的标示，给中国贴上“野蛮”的标签。可以说，甲午战争中，清廷本质上输于制度建设，直接输于军事方面，同时也输在对国际法的理解、运用及话语权争夺上。 >>
二、借助国际法，日本登上“文明”客船
甲午战争爆发前后的所谓“国际社会”是有特定意义的，其以欧洲为中心、由主权独立的欧洲国家组成，进而形成一套体现西方价值观、有约束力的近代国际法规则体系。基于此的国际社会，又被称做“国际法共同体”或“文明共同体”。而在“文明共同体”之外的国家则被划分为“半开化”（波斯、暹罗、中国、日本等）和“野蛮”（其他国家）国家两
类，不享有国际法人格。这些国家与“文明共同体”国家只能签署不平等条约，被施加最惠国待遇、租界、领事裁判权等;而要摆脱这种束缚，只有进入“文明开化”进程，由“半开化”或“野蛮”升级为“文明”。其“文明”标准有四个：有效的政府体制;能够保护其管辖下的生命、自由、财产（主要是外国人的）;国内法律体系健全;积极参与国际会议、加入国际公约，遵守包括战争法在内的国际法。
日本选择“脱亚入欧”道路后，即按照西方国际社会的上述标准改造自己。为此，明治政府确立了“文明开化”国策，派出大量政要学者去欧洲考察和学习国际法，并努力学习和运用国际法的“工具性”特点，学会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益”。1894年8月1日，日本天皇在对华宣战的诏书中，便高举起“日军将遵守国际法”的旗号;战争中，日本发行《万国战时公法》等手册指导日军作战，并随军配备法律顾问;其后，又出版《媾和类例》指导日本与清政府谈判媾和，发行《干涉及仲裁、战使、降伏》应对三国干涉还辽。
甲午战争后，日本又极力宣传其“遵守国际法”。如陆军第二军随军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在欧洲出版法语著作《日清战役国际法论》及相关文章，海军法律顾问高桥作卫在英国出版英文著述《中日战争中的国际法案例》及德语版评论集，并将该书提交给国际法协会使用。这些著述采取实证方法记述了如下“事实”：滞留在日本的清国臣民及财产受到日本政府的保护;日本军队对战争中误伤的中国居民予以救护并提供饮食照料，对中国居民财产秋毫无犯，救护受伤俘虏，对中立国的国民与财产予以保护，极为关注占领地公众卫生，日本红十字会不偏不倚救助中日两国士兵等。 >>
三、应对迟缓，清廷被贴“野蛮”标签
与中国作战的日本，在宣扬自己是“文明”之师的同时，忘不了抹黑中国，而中国对此几乎没有回应。 首先，日本刻意渲染战争的动机是：为了帮助朝鲜实现“独立”，阻止清政府武力干涉，被迫开战。将一场蓄谋已久的掠夺性战争粉饰成“文明对野蛮的战争”，给清廷贴上了“野蛮”的标签。
其次，在记述与清军的作战细节时，日方极力渲染和抹黑清军。高桥作卫称：中国政府命令击沉所有日本船舶（但却举不出任何击沉民船的例子）;中国不仅杀害战斗人员，还杀害战争爆发后滞留在华的非战斗人员（实际是为日军提供情报的奸细）;有贺长雄则说：中国是一个“文明未开化”的国家，其士兵虐待、虐杀甚至肢解日军伤病俘虏。所以，日本面临的是一个“不承认战争法，不对敌国国民的私有财产制定规则，不试图对其军队的抢劫和纵火暴行采取任何限制措施的国家”。日方塑造了“中国人在战争中不遵守国际法，其举动不符合‘文明’标准”的“野蛮”形象。 >>
四、赢得公平，需要加强法制建设
今天，曾经误导西方主流认识的日本著述依然安静地躺在世界各大图书馆，影响着新一代的年轻学者，对它的谬误至今未有中国学者“纠偏”;曾经掌握东亚国际法话语权的日本浸染于西方意识形态一个多世纪，对国际法运用的娴熟程度远胜于当年，其对钓鱼岛主权归属的狡辩、对子乌虚有的火控雷达照射事件的炒作、对中国舰机合法通过第一岛链海峡水道的虚张声势，都需要中国去认真对待。
篇三：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祭
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祭（2）
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11）——还北洋海军将领公正评价
（《参考消息》3月17日）
“以成败论英雄”向来是有些人对待历史的态度，我认为这种历史观是偏颇的，有其势利的一面。对失败者而言，只记住他们犯下的错误和失败，忘记了他们曾有过的英勇和牺牲，只看到他们失败的责任，看不见他们对国家、民族的忠诚，这是不够的。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至今仍有人将失败的主要责任归结于以丁汝昌为首的北洋海军将领，甚至指责他们是造成失败的祸首，在北洋海军主要将领身上几乎都背负有不公正的评价，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谁应负甲午战败主要责任？
评价北洋舰队将领首先应当分清战败的主次责任。甲午战争所处的年代正值清朝末年，清王朝已陷入全面危机。政治统治的腐朽没落，战略决策的消极保守，派系党伐的明争暗斗，封建军队的腐败涣散??这些才是导致甲午战败的主要原因。
北洋舰队成军之后，朝廷大员指手画脚者多，真正帮助扶持者少，前来校阅观摩者多，前来解决问题者少。这致使战争即将爆发时，舰队战备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毫无疑问，北洋舰队将领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实事求是地分析，许多关键问题确实不是他们能够解决的。在指责他们负有战败责任的同时，我们更应看到这样一些重要事实：
事实之一：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之日，也是停止发展之时。1891年，清廷决定停购外洋船炮两年，丁汝昌十分着急，他曾上奏：“??从前所购船舰，经历多年，已成旧式，机器渐滞，运用不灵，比较外洋新式快船，速率悬异，且快炮未备，难资战守，一旦有事，恐难支拄，请及时增购船炮，以备防御。”但是他的多次建议均未被采纳。大战在即，为应对日本威胁，丁汝昌提出添置新式快炮需银61万两的最低要求，清廷仍旧拖而不办。大战之前清廷大兴土木修园，所花银两再建两支北洋舰队也绰绰有余。大战之后割地赔款图苟安，所赔银两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我们不禁要问，连添置几门快炮都办不成的舰队将领，何以承担战败的主要责任？
事实之二：消极防御战略贯穿北洋舰队作战的全过程，“保船制敌”、“以战为守”方针束缚着北洋舰队，但北洋舰队将领只是这一消极作战方针的执行者，而非决策者。仅举一例：丰岛海战前，丁汝昌对日本舰队来袭就预有判断，制定了亲率北洋舰队主力8艘战舰护航的计划，这个计划开始也得到李鸿章的认同，并授权“相机酌办”，丁汝昌据此提出了“大队到彼，倭必开仗”、“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的应对之策，但却被李鸿章训斥后取消了大队护航计划。结果丰岛海战中清舰在明显劣势下惨败。连派出多少兵力都说了不算的舰队将领，如何承担指挥不当的主要责任？
事实之三：甲午战争并非只是海战，陆上作战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陆海相辅相成，陆岸是北洋海军的依托。陆上作战，尽管广大清军官兵也有英勇作战之举，但总体上是败得快、 1
败得惨。辽东战场，日军顺利占领辽东半岛，使北洋舰队失去了最重要的基地旅顺；山东战场，日军荣城湾登陆如入无人之境，威海港南岸各炮台一日之内全部失守，北岸炮台和卫城守军不战而弃守，北洋舰队腹背受敌，成为孤军，苦苦等待的陆上援军始终未见。甲午战争海战的失败固然影响重大，陆战的失败又何尝不是如此，陆战惨败的责任又该谁来负呢？事实之四：刘公岛被包围后，清廷内外臣工、将领意见纷纭，有的主张舰队出击；有的主张退往烟台；有的主张水路相依，协同作战；有的主张固守威海，陆上增援；最后是哪一种决心也没定下来。结果是，港口被日联合舰队绝对优势兵力死死封住，舰队出击“出不去”；陆岸被日军全部占领，协同相依“依不上”；陆上增援清军无影无踪，坚持固守“守不住”，最终舰队只能走向覆灭。
此类事实还能列举不少，对于一场失败战争，找出其失败的原因教训固然重要，分清失败原因教训的主次则更为重要，否则不足以真正吸取教训。
丁汝昌罪责大多不实
丁汝昌战后长期背负罪责，至今仍争议不断，有很多不实之辞应当加以澄清。指责丁汝昌的不实之辞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说丁汝昌能力不强、指挥无方。这主要是指他不懂海军专业，领导管理能力不强，造成舰队管理不善。另外，有人认为丁汝昌担任北洋舰队提督，完全是李鸿章“任人唯亲”的结果。
诚然，丁汝昌出身淮军，并非海军科班，专业知识不及留洋培训将领。但北洋舰队的重要性决定了提督一职在李鸿章心中的分量，他不可能不用自己人，也不可能不用“能人”，不用自己人不足以控制这支舰队，不用能人不足以驾驭这支舰队。与北洋舰队科班出身将领相比，丁汝昌是资历最深、作战经验最丰富、战功最多的将领。行内人都知道，创建一支新军与接手一支老部队完全不是一回事，作为统领舰队的提督，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使舰队成军，并投入作战，其责任、压力和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
实际上，丁汝昌很早就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一直在努力学习近代海军知识。从他留下的大量亲笔文件可以看出，他海军专业术语熟练，表达准确，相当熟悉舰队业务，具体到上午操炮、下午操枪、逐日轮流打靶的训练安排，甚至舰船修理旧洞的数量他都亲自抓落实。某次，运抵军中的煤炭短少10吨，丁汝昌硬是5次追讨，直至补齐，从中可以看出丁汝昌对舰队建设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清朝上下既无海军传统，又无海军文化，更无人才培养的历史积淀，选用既懂海军专业、又有实战经验的将领谈何容易，说李鸿章用人完全是“任人唯亲”，也有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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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丁汝昌“怯战”，消极保船，贻误战机。这一指责实际上是朝廷大员推卸责任、寻找战败替罪羊之举。
甲午战争中，丁汝昌几乎参加了北洋舰队除丰岛海战外所有的战斗和重大行动，黄海海战中，他负伤后还不肯进舱，仍坐在甲板上激励将士。而在抗敌过程中，丁汝昌时常遭受无端指责及处分。他有许多机会可以推诿卸责脱离战场，但他从未这样做，有些甚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顶着来自朝廷的问罪、处分和言官们如潮的声讨、谩骂，抱定必死决心，忍辱负重坚守指挥岗位，直至自杀殉国，这样的人会“怯战”吗？
实事求是讲，丁汝昌在指挥上深受李鸿章“保船制敌”消极防御方针的束缚，但他仅是这一方针的执行者。将“怯战”、消极保船和贻误战机的帽子扣在他头上，显然有失公正。三说丁汝昌是主要的投降派，是失败的祸首。这是当时光绪皇帝和一些朝臣为推卸战败责任对丁汝昌的指责，什么丁汝昌“一贯畏怯避战”，“旅顺危急，率兵舰望风先逃”等，现代还有人提出他是“先降后死”，称他自杀不是“以死报国”，而是自知罪责重大，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
这样评价一个英勇抗敌、自杀成仁的将领是很残忍冷酷的。试想在舰队陷入绝境之际，日军将劝降书送至丁汝昌手中，威逼利诱他投降，丁汝昌斩钉截铁表示“予决不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以尽臣职！”时，是一个怎样的心境？在威海保卫战中，丁汝昌以北洋舰队残余兵力多次击退优势日军的猛烈进攻。“定远”遭袭时，他正在舰上与诸将议事；“靖远”中弹时，丁汝昌正在舰上督战，并意欲随舰俱沉。像他这样一个抱定“船没人尽”决心的人，为何要先投降，再自杀？仅用“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来解释原因，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丁汝昌这种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忍辱负重，最后时刻尽节以终的崇高品格和爱国精神难能可贵。这一切不应否定，也不容否定。历史应当还丁汝昌这个甲午战争最大的悲剧人物以公正。
刘步蟾没有“怯战自保”
刘步蟾，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兼旗舰“定远”号管带。黄海海战中，在丁汝昌受伤后代为指挥。在威海保卫战中，他英勇抗敌，最终在不得不引爆“定远”后，拒绝投降而服毒自杀。甲午战争后，国人对刘步蟾的评价一直是正面的。但至20世纪中叶，他突然又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在一些学术书籍和影视作品中，其形象变得相当负面。
据查，刘步蟾的这些恶名主要来自英国人戴乐尔(又译泰莱)之手。戴乐尔是北洋舰队洋员，海战时曾担任“定远”舰副管驾，在其晚年所著回忆录《中国事记》中，刘步蟾被描述成为中国将领中的反面典型。由于戴乐尔是海战的经历者，他的话具有一定权威性，因此该书译本被视为研究北洋海军的重要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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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历史人物，实践是最好的检验。戴乐尔攻讦刘步蟾的要害问题，是指责他在黄海海战中擅自改变既定阵形，怯战自保。那么，北洋舰队将双纵阵改变为雁行阵，是否是刘步蟾擅改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丁汝昌在战后报告中明确指出曾下令变阵，刘步蟾代表提督发出变阵旗号，完全是职责所在。其次，变阵后“定远”舰居于舰队正中最前方，距离日联合舰队本队最近，受敌火力威胁最大，又怎么可能自保？再次，海战中“定远”舰一直冲锋在前，从第一个开火到最后一个撤离，如果刘步蟾怕死，“定远”舰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勇敢的行动？
戴乐尔为什么要诬陷刘步蟾？戴乐尔是经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介绍进入北洋海军的，自恃有此背景，对北洋海军事务多有干预，刘步蟾对其越权举动多次予以制止，戴乐尔对刘步蟾积愤已久，这恐怕是他诋毁刘步蟾的原因所在。
评价刘步蟾，还有一个著名的争议事件—“撤旗事件”。1890年，北洋舰队南下停泊香港期间，提督丁汝昌因事离舰上岸，刘步蟾按规定下令降提督旗，升总兵旗。此举惹怒了总教习、英国人琅威理，他认为自己这个“副提督”还在，为何要撤提督旗？为此他与刘步蟾发生争执，后愤然辞职。琅威理离去后，北洋海军的训练军纪日渐松懈。有人将此事简单归结为刘步蟾排挤琅威理。但实际上，“撤旗事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北洋海军创建初期，面临技术和人才严重不足的困境，聘请洋员是正确和不得已的选择。但是，洋员也是西方国家企图控制北洋舰队以捞取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如何一方面努力学习西方，一方面又牢牢掌握海军的控制权，始终是北洋舰队一个既重要又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撤旗事件”实质上就是一场北洋舰队的控制权之争。在这一重大是非问题上，刘步蟾是清醒的。当然，“撤旗事件”的处理也反映了刘步蟾与琅威理平时积累的矛盾。
总之，刘步蟾为中国近代海军特别是北洋舰队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在近代中国腐朽社会的大环境下，他无力改变失败的命运，但还是以自杀这样悲剧性方式表达了爱国精神和坚贞气节，其崇高精神值得后人敬仰。
林泰曾不是“胆小鬼”
林泰曾，北洋海军左翼总兵兼“镇远”号铁甲舰管带。1894年中日黄海海战后，“镇远”舰入港时触礁受损，林泰曾引咎自杀。
与北洋海军许多将领一样，林泰曾身后受到的不公指责中，除了“能力不强”外，最重的就是“畏日胆小”。提出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李鸿章和丁汝昌对林泰曾的评价。李鸿章在丰岛海战后给丁汝昌的电报里写道“林泰曾于仁川畏日遁逃??”；林泰曾自杀后，丁汝昌的评价是“林泰曾向来胆小??”。以此为依据推断，林泰曾是“胆小鬼”似乎成了史学界的流行看法。为了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一问题，有必要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来看“畏日遁逃”是否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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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6月，日本发兵入朝，林泰曾受命统带3舰驶往朝鲜仁川。23日，林泰曾到达仁川即派人打探日军情况。24日，林泰曾会见日本领事，提出交涉，并电告国内相关情况。25日，他又发回电报，报告风闻有5000日军即将到达仁川，建议后路速备海军大队并调南洋军舰来北洋。26日，林泰曾发回第三封电报，称军舰在仁川战守均不宜，拟留一二舰在仁川探信，余舰转赴牙山备战守。30日，林泰曾根据命令率舰开回整备。
在此阶段，中日两国并未开战，林泰曾正确判断形势，并提出了备战的积极建议，根本不存在“畏日遁逃”的问题。在当时的装备条件下，一个编队在海上连续执行8天任务后返回“整备”很正常，否则就难有再次出动的能力。指责林泰曾“畏日遁逃”，不过是李鸿章推卸责任的借口。
其次，目前所能见到的对林泰曾生前各方面评价都比较高，从未有“胆小”之说。他自投身海军后，几乎参与并指挥了北洋海军执行的所有任务，一贯表现积极。甲午开战后，林泰曾坚决主张采取攻势战略，要求“举全舰遏制仁川港”，与日本联合舰队“一决胜负于海上”。他为人“性沉毅”，而“待下仁恕，故临事恒得人之死力”，在黄海海战中率领“镇远”舰始终冲在前面，并连续击伤日舰。在这一系列表现中，看不到任何“胆小”的影子。将林泰曾自杀视为“胆小卸责”是偏颇的。林泰曾早就立下了“舰亡与亡”的决心，而且在当时清廷“重舰轻人”的巨大压力下，立此决心的北洋海军将领不在少数。姑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妥当，对北洋海军将领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值得敬佩的英勇表现，需要有极大的勇气。林泰曾是北洋海军高级将领中的杰出代表。
邓世昌绝非“虚假典型”
“致远”舰管带邓世昌是北洋海军将领中著名的民族英雄。但就是对这样一位将领，时下也有少数人提出质疑，认为邓世昌是后人搞“虚假宣传”的产物。其主要质疑有四：一是对邓世昌治军严格提出质疑。有文章认为邓世昌对下属十分苛刻、严酷；还有人说邓世昌在北洋舰队中是事故率最高的一位管带，不配做“民族英雄”。
应该承认，邓世昌不是完人，他有缺点。在封建旧军队中打骂士兵是普遍现象，舰队即将开战之际，面对存在的纪律松弛、斗志涣散等问题，采取非常手段整肃军纪实属正常，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责。
而对于事故率高的问题也应客观分析，北洋海军成军仅6年，驾驭的又是代表当时科技水平的新式战舰，在官兵素质尚不高的情况下，事故隐患在所难免。邓世昌自投身北洋舰队后事事争先，频繁执行各种任务，而执行任务多、干事多者，事故概率自然会高。对此，不应以偏概全。
二是对邓世昌驾舰撞击“吉野”提出质疑。有人认为，“致远”舰速度不及“吉野”，“以慢撞快”非常盲目；还有人强调，在蒸汽铁甲战舰的时代，使用撞击战术很不科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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