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怀念圣陶先生
怀念圣陶先生
吕叔湘
我认识圣陶先生是在成都，1941年春天的一个细雨濛濛的上午。那时候我在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圣陶先生在四川省教育科学馆工作。教育科学馆计划出一套供中学语文教师用的参考书。其中有一本《精读指导举隅》和一本《略读指导举隅》，是由圣陶先生和朱佩弦先生合作编写的。计划里边还有一本讲文法的书，圣陶先生从顾领刚先生那里知道我曾经在云南大学教过这门课，就来征求我的意见，能否答应写这样一本书。 我第一次见到圣陶先生，跟我想象中的“文学家”的形象全不一样;一件旧棉袍，一把油纸雨伞，说话慢言细语，象一位老塾师。他说明来意之后，我答应试试看。又随便谈了几句关于语文教学的话，他就回去了。那时候圣陶先生从乐山搬来成都不久，住家和办公都在郊外。过了几天，他让人送来一套正中书局的国文课本，供我写书取用例句。
大约半年之后，我写完了《中国文法要略》的上卷，送给圣陶先生审阅，那时候他已经把家搬进城里了。后来开明书店设立成都编译所，就设在圣陶先生家里。圣陶先生一直在主持《中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后来又跟宋云彬先生合编《国文杂志》，他邀我给这两个刊物写稿子。
我的《文言虚字》、《笔记文选读》、’《中国人学英文》以及《石榴树》(即《我叫阿拉木》)的译文，或全部，或部分，都是在这两种刊物上发表的。因为送稿子到圣陶先生那里去，也就常常留下来，一边说着话，一边看圣陶先生看稿子。圣陶先生看稿子真是当得起“一丝不苟”四个字，不但是改正作者的笔误，理顺作者的语句，甚至连作者标点不清楚的也用墨笔描清楚。从此我自己写文稿或者编辑别人的文稿的时候也都竭力学习圣陶先生，但是我知道我赶不上圣陶先生。
写《中国文法要略》以及《文言虚字》等等，是我对学术工作的看法有了变化的表现，哪是因哪是果可说不清。原先我认为学术工作的理想是要专而又专，深而又深，普及工作是第二流的工作。我自己思想中本来就有这个倾向，我在那里工作的研究所的主持人更是十分强调这一点。可是我现在认识到普及工作需要做，并且要把它做好也并不容易。回想起来，我确实是受了圣陶先生的影响。圣陶先生把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编《中学生》，值得吗?非常值得。现在七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人里边有很多人曾经是《中学生》的忠实读者，在生活上和学问上是受过它的教益的。
在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个故事。1949年初，开明书店收到魏建功、萧家霖等几位先生从北平寄来的编字典的计划，圣陶先生认为这个计划很好，复信说开明可以接受出版。这就是后来由附
设在出版总署内的新华辞书社出版的《新华字典》，那时候圣陶先生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新华字典》出版之后，新华辞书社并没有解散，圣陶先生打算让这个班子继续编别的辞书，并且希望建功先生辞去北京大学的职务，继续领导辞书社的工作。建功先生不肯，态度很坚决。后来有一天圣陶先生跟我闲谈，谈起这件事，他说:“难道在大学里教课一定比编字典的贡献大吗?”现在建功先生和圣陶先生都已经作古，我也不需要保密了。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圣陶先生一家随着开明书店由长江出川回上海，第二年我也随金陵大学回南京。为写稿的事，也时常有书信往还。1947年，圣陶先生约朱佩弦先生和我参加高中国文读本的编辑工作，我建议把语体文和文言文分开，编成两套，他们两位都同意。到1948年冬天，淮海战役的胜负已成定局，南京城里人心惶惶，很多人家避居上海，我也扶老携幼投奔开明书店。我在开明书店工作了一年有余，认识了章锡深、王伯样、顾均正、徐调孚，贾祖璋、周振甫、唐锡光等“开明人，’，也多多少少感染上了那难于具体描写却确确实实存在的“开明作风”。圣陶先生不久就去香港转道去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第二年我应清华大学之聘也来到北京。虽然住得不近，也还时不时有机会见面。
1951年2月，我母亲在上海去世，我奔丧回南。回到北京，家里人告诉我，圣陶先生找过我，说有要紧事儿。我去了
才知道是要写一个讲语法的连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主要是供报刊编辑以及一般干部参考。发起这件事的是胡乔木同志，他曾经问过语言研究所，语言研究所不愿意承担，才找到圣陶先生，圣陶先生说可以找吕某人试试。这就是《语法修辞讲话》的由来。这件事在我的生话中形成又一个转折点。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时候，我被分配到语言研究所，做语法研究工作，还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兼任一名副总编辑(圣陶先生是社长)，照料语文课本的编辑工作。如果 没有《语法修辞讲话》这件事，很有可能我会跟着清华大学中文系并入北京大学，或者调到别的大学去。《语法修辞讲话》给我惹出许多事儿。首先是到处邀请做报告，其次是回答纷至沓来的读者来信。过了几年，好象没事儿了，忽然有一天接到圣陶先生一个电话，说是某方面的指示，要写一篇批判《语法修辞讲话》的文章，并且点名要圣陶先生写。圣陶先生在电话里说，这篇文章他不会写，“解铃还是系铃人，还是请你勉为其难吧。署名当然还是署我的名字。”这可把我难住了。对于《语法修辞讲话》我也不怎么满意，可是我的不满意跟那位不知道名字的发指示的同志的不满意，大概不是一回事。所以这篇文章很难写，既要让考官满意，也得让挨批者不太难堪。好在已经过多次政治学习，如何发言才算“得体”已经多少有些经验。饶是这样，一千多字的文章还是写了一个星期，登在《人民日报》上，也不知道命题人是否满意。《语法修辞讲话》的发表引起了一阵“语法热”，一两年内就出版了十来种语法书。圣陶先
生大概也看过几种，好象都不满意，有一天跟我说:“能不能写一本不用术语的语法书，容易懂，而且实惠?”我说:’’不用术语恐怕办不到，少用几个，象`名词，、`动词’、`主语’、`谓语’等等，也许能够办到。至于实惠，也就是对说话、作文有帮助，那就更难了。”圣陶先生当然没有叫我试写，我可偷着试过好几次，都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我希望有人能满足圣陶先生这个遗愿。
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照料初中汉语课本的编辑工作，当时的计划是要把汉语和文学分成两套课本的。实际工作是张志公同志负责，但是我得认真审读，提修改意见。这套课本仅仅试用两年就不用了，汉语和文学又合流，恢复原先的语文课本的编法。这时候我已经不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职务，但是圣陶先生叮嘱我好好审读新编的语文课本。不久，我在语言研究所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初稿陆续出来.圣陶生先和朱文叔先生都是审订委员会的委员，也只有他们二位认真提了些修改意见。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彼此不通音问。我听说周总理设法保护文教界的一些老先生，估计圣陶先生会在内，也就放心了。我自己则由隔离反省而集中学习，而下干校，又和二十多位同志于1971年初提前放回北京，仿佛做了一场希奇古怪的大梦。这时候虽然仍然受驻机关的军宣队、工宣队管束，已经基本上可以自由行动，于是有一天我就去访问圣陶先生。大概这个时候圣陶先生那里还是很少有客人来吧，看见我非常高兴。寒暄几句之后，
篇二：节选自叶兆言《吕叔湘生平》阅读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１）～（４）题。（25分）
吕叔湘先生是苏南丹阳人，属于那种长期在北方工作的南方人。几次见到他和祖父聊天，腔调都很接近苏州话。吕叔湘和俞平伯一样，都是比祖父小，又为祖父敬重和钦佩的人物。俞平伯两耳不闻窗外事。吕叔湘正好相反，更像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学者。年轻时翻译的罗伯特·路威的《文明和野蛮》和《初民社会》就足以说明问题。以俗名论，他显然没有俞那种曾经家喻户晓的影响，但是在汉语言学这个范围，尤其是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被尊为一代宗师并不过分。他的高深学问远不是我这样的外行可以评论。想说的只是，吕叔湘的身上具有人文关怀色彩，他的为人足以作为楷模，祖父就经常教育我要向他学习。他最讲究认真做人，伯父叶至善常说，文章经过吕叔湘的法眼，心里可以踏实许多。
他的一生，都在和不健康的语句作斗争，努力维护着汉语的纯洁。八十年代中期，吕叔湘发现《人民文学》上的错误实在太多，忿忿不平地写信去一一订正，杂志上于是发表了一封短信，一本正经地向吕叔湘表示谢意，可是这封短短的感谢信，竟然也是错误不断，甚至把吕叔湘的名字写成了吕淑相。我父亲想写信，希望他能放人一马，但最终还是没敢，因为这种打招呼只会让他更生气。
成天和语法打交道的人，难免给人一种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错觉。语法有时候像一副铮铮发亮的手 铐，锁住了写作者的手脚，而语言学家常常扮演恶婆婆的角色，动不动就挑小媳妇的刺儿。吕叔湘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竟然把一门最枯燥的学问，做得绘声绘色津津有味。
吕叔湘的文字功力是第一流的。他翻译的民俗学著作，不仅在学问知识上对人有帮助，译文本身也是很好的汉语教材。我父亲谈起自己的写作，总说他最初的文笔就是受了吕叔湘译文的影响。在父亲的文学少年时代，吕叔湘翻译的萨洛扬的《我叫阿拉木》曾经风行一时。
粉碎四人帮以后，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再版，第一版就印了十七万册，由此可见他著作的受欢迎程度。文言文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但吕叔湘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最平白的方式教给别人。吕叔湘在语文教学的圈子里，是振聋发聩的人物。他的名言是教学教学，教别人学。对于学术界来说，吕叔湘最重要的两部书，是《汉语语法论文集》和《近代汉语指代词》，对于学术之外的人来说，他的民俗学翻译著作和《文言虚字》的影响更大。吕叔湘还把许多精力放在了中学教育上，非常巧妙地把学术的象牙之塔，与中学生的文化普及教育联系了起来。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哪位中学语文教师，竟然未读过他的《开明文言读本·导言》。 （节选自叶兆言《吕叔湘生平》，有改编）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吕叔湘先生是苏南丹阳人，属于那种长期在北方工作的南方人。但和他的祖父聊天的时候，说的都不是北方的普通话，而是很接近苏州话的南方话。
B．吕叔湘年轻时就翻译了罗伯特·路威的《文明和野蛮》和《初民社会》这些著作，体现了他当时只钻研业务不关注现实的人文学者的特点。
C．吕叔湘的脾气很大，爱生气。他发现《人民文学》上的错误，就忿忿不平地写信去一一订
正，我父亲没敢劝他放人一马，怕他更生气。
D．吕叔湘能把一门最枯燥的学问，做得绘声绘色津津有味。他的《文言虚字》第一版就印了十七万册，由此可见他著作的受欢迎程度。
E．吕叔湘非常巧妙地把学术的象牙之塔，与中学生的文化普及教育联系了起来。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开明文言读本·导言》一书。
（2）作者在第一自然段把吕叔湘和俞平伯都在哪些方面进行了比较？简要概括一下作者比较的内容。（6分）
（3）从全文看，吕叔湘给世人的影响体现在哪些地方？请简要说明。（6分）
（4）文章说，语法有时候像一副铮铮发亮的手 铐，锁住了写作者的手脚，而语言学家常常扮演恶婆婆的角色，动不动就挑小媳妇的刺儿。对于语法和语言学家的限制，你的看法是什么？谈谈的你的观点和理由。（8分）
参考答案：语文网
（1）（5分）答案：选E项给3分，选D项给2分，选C项给1分，选AB项给0分。分析：A项中错在他的祖父一语，原文是作者的祖父。B项，《文明和野蛮》和《初民社会》两本书体现了吕叔湘的社会责任感。C项中纠正《人民文学》上的错误，体现了他与不纯洁语句作斗争的性格。生气只是结果，不是原因。此项有对有错。
（2）（6分）作者把吕叔湘和俞平伯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第一方面，年龄和地位，都比祖父小，但都极受祖父尊重；第二方面，对社会的态度，俞平伯淡然出世，吕叔湘有社会责任感；第三个方面，名声与影响，俞平伯俗名高影响大，吕叔湘在语言学专业上，贡献更大。
（3）（6分）在为人方面，足以做为楷模。他最讲究认真做人，从祖父到伯父都受到一定的影响。
在写作方面，他的一流的文字功夫，影响了许多人。他的民俗学著作，他的译文，都使得别人在写作方面受到良好的影响。在语文教学方面，他的教育观点，他的著作，都影响了一代语文教师。
（4）（8分）语法和语言学家的限制，是一种必须的和有益的好事情，应该保有这种限制。
对于书籍报刊中错别字的校改，病句的纠正，小而言之是为了汉语言的纯洁和健康，大而言之是为了中华民族文化文明的传承。如果任凭写作者自由自然的写作，难免出了字词句的错误，流传到社会上，就会误人子弟，流毒无穷。
篇三：七年级下半学期书目清单
七年级下半学期书目清单
1、必读书目（两本）：
老舍《骆驼祥子》凡尔纳《海底两万里》
2、选读书目（三本）：
萧红《呼兰河传》
司马光《资治通鉴》译注版
都德《星期一故事集》短篇小说
杨绛《杨绛散文》、《我们仨》《走在人生边上》《将饮茶》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吕叔湘《怀念圣陶先生》
宗璞《丁香结》、《好一朵木槿花》、《野葫芦引》
贾平凹《平凹散文》
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
刘慈欣《三体》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
罗琳《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
梁晓声《父亲与茶》
克雷格.柯伯格《采摘幻想的女孩：邓肯自传》、《改变自己、改变世界》 庞婕蕾《风吹许愿树》
埃芙.居里《居里夫人传》
胡塞尼《追风筝的人》
几米《听几米唱歌》
南怀瑾《论语别裁》
路遥《平凡的世界》
曹文轩《草房子》、《青铜葵花》
老舍《四世同堂》
霍达《穆斯林的葬礼》
安东尼.德.圣埃克絮佩里《小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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