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甲午殇思读后感
甲午殇思读后感
“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系列文章，读后令人感慨万千。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大国，竟被一个领土小、资源乏、人口少的岛国、小国百般欺辱，真是中华民族史上最惨痛耻辱的一页。“系列”论述令人信服。国家穷则弱，又是一盘散沙，国无凝聚力，人心无理想，清廷腐败是根源。如今，回顾甲午120年的历史，向国人敲响警钟，不忘血泪史。激发人们奋起向前的拼搏精神，让人无比欣慰。
反观现在，我们眼前川流不息的，是把“挣很多很多的钱”当作理想的孩子们；是卑躬屈膝、恭迎拍马的官员；是留在国外永不还乡的“人才”；是英雄流血又流泪；是“真小人”成为明星，大丈夫成为笑柄；是“仁义道德”成为“迂腐”的代言词；是人们都患上了“社交强迫症”，拥有一大堆“朋友”，却遗忘了“知己”的含义；我们听不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也看不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正气；有种叫做“人格魅力”的东西，正在离我们远去。 有种叫做“民族精神”的正气，逐渐抽离我们的躯体。
甲午战争让我们从历史中得以反思，反思历史，也是在反思自己。我们虽没有“兼济天下”的能力，却是能做到“独善其身”。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失败也是我们所需铭记的，它与成功对我们一样有价值。想到，如今中国四周的形势，中日与中菲以及中越等在领海问题
上的争端，我们更需要铭记百年前这场惨痛的失败，知耻而近乎勇。当年，丢掉领土或许可以说是国势衰微，国家落后。而现在，绝对不容许当年甲午丧权辱国的重现。没有一寸领土，一里领海领空是浪费的，都是值得誓死捍卫和珍惜的。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改革如逆水行舟，再硬的骨头也得啃，再深的险滩也得蹚。只有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精神，以更大的魄力和超常的胆识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才能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写下实现中国梦、国寿梦的历史新篇章。
篇二：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1-15)
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1-15) 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就是压在中国人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今年，又逢甲午。
中国，又被触痛。为了痛定思痛，为了痛定思痛，为了噩梦不再搅碎好梦；为了坎儿不致成为跨不过去的鸿沟；为了伤口不再被戳，为了流泪的人不再流血，为了流血的人不再流泪———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与《参考消息》联合推出“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大型专题报道，将连续刊发金一南、丁一平、皮明勇、肖裕声、罗援、彭光谦、孟祥青等一批军事研究领域名家大腕
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成果、心血文章。同时，新华网、新华社新媒体中心、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及其手机电视台等也将同步展开集成报道。
舒健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教授，军事学博士，大校军衔。
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对中日两国历史命运、对东亚战略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站在新的甲午坐标上回望过去，是为了让历史的智慧之灯照亮未来，让我们对未来看得更远、更准，以便更好争取和平美好的明天。>>
一、构建顺应历史潮流的大战略
甲午战争的失败，首先是清王朝维护其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安全战略的失败。
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调整、大洗牌的时代。西方列强以工业文明为核心，依靠近代化的军事力量，掀起掠夺瓜分世界的狂潮。面对这样复杂的战略环境，如何维护并发展自身的利益，是对清王朝战略能力的巨大考验。
但是，清王朝驾驭复杂环境的战略能力极为薄弱。
首先，在长期专制思想禁锢下，当时中国人的活跃思想被牢牢桎梏、扼杀，每一名社会成员都如同带着沉重思想镣铐的囚徒，已经完全缺乏时代迫切需要的战略创新能力。
其次，清王朝长期闭关锁国昧于历史浩浩潮流，很晚才认识到外来威胁是来自海上，很晚才认识到海上威胁绝非海盗行为，而是对整个王朝和制度的挑战。
第三，当此转型关键时期，最需要一个雄才大略、胸怀天下的领袖及其团队的筹划和决断时，运转200多年的大清王朝却正走向没落，权力核心昏庸无能，缺少必须的战略统筹能力。
第四，政治体制僵化落后，官场上下人人各怀鬼胎、尔虞我诈，早已失去战略执行能力。正如曾出使中国的日本政治家副岛种臣所谓：“中国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无践言之事。” >>
二、先行者将超额取得战略红利
鸦片战争后，当清政府真正感到西方文明优越性和国家安全严峻性后，开始了以军事近代化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不幸的是，变革主张从未被提升至王朝大战略层面予以重视。所谓“洋务”，在宫廷满汉全席上还算不上主菜。
因此，甲午战争前搞了30年的洋务运动，几乎是军事变革单骑独进。而在军事变革领域，也不过是围绕着军事装备和技术打圈圈——铁甲舰是一座座守卫要塞的移动炮台，海军不过是陆军的海岸警备队??既没有充分利用海军的主动性、机动性、进攻性，在战争中夺取制海权，也没有考虑海军舰队与国际战略之间的协同、海军建设与本土产业发展良性互动等战略问题。
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落后，不是将士在战场上拼命作战和流血牺牲能够弥补的，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少数顽固派的破坏。事实上，落后保守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心理，是阻碍中国军事变革强大的社会基础。一些所谓的反动派，不过是这一社会基础的产物和代表。如果没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基础，顽固派不可能发挥强大的破坏作用。 >>
三、战争全面考验国家精神意志
战争中，日军后勤补给困难。平壤战役中，日军只有够吃两天的干饭团和少量弹药，作战两天以上就只能放弃进攻。但交战仅一天，清军主帅叶志超即率队逃跑，将堆积如山的
枪弹物资留给日军。缴获的粮草如雪中送炭，成为日军的强心剂。其中仅军粮一项，足够进攻平壤的日军14000人一个多月所需。
旅顺号称“远东第一要塞”，令日军望而生畏。日军进攻其中的和尚岛炮台时，有的士兵将行李托付给战友作为遗物，有的将烟卷分得一支不剩，也不带午饭和干粮，不望生还。然而，日军花费近8个小时，屏息潜行攻进炮台时，清军早已踪迹全无。日军指挥官叹息说：若此炮台为我军把守，一个中队可阻挡百万之敌。
甲午一战，清军中不乏英勇将士，但更多是“养兵千日，用时一逃”的景象。清军大多不知道为谁而战？为什么去战？这些怯懦表现，实为当时中国政治、社会生态的一个缩影。 >>
四、大战略迫切需要强大的军队
甲午惨败对中国的震撼，超过近代以来任何一场对外战争的失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因外患而遭受的每一次失败，都产生过提前醒悟的先觉者，但大多数人依然在昏昏沉睡，没有社会意义的群体跟进。当连一个小小的日本都逼得中国割地赔款之际，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顿然弥漫整个华夏大地。中华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因此开始！甲午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大灾难，但是它具有积极意义：促使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何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回顾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百般屈辱，复兴之意于“国”，实为复兴其繁荣、先进与胸怀；于“民”，实为复兴其自尊、自信与自强；于“世界”，实为复兴其贡献、楷模，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
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却刻意歪曲，认为中国是试图复兴历史上的武功、版图抑或“不可一世”，并炮制出内容更丰富的“中国威胁论”。 >>
（十四）清廷同样输在国际法运用上
邢广梅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
对一个人、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而言，犯错误不太可怕，可怕的是重复犯错误。曾经成为近代中日两国命运转折点的甲午战争重新摆在我们面前，促我们深刻解剖、反思与自省，不仅仅是因为120周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更因为中日两国又分别站在了各自前行的十字路口。
如何对待历史、反思自我，成为影响两国未来走向、
相互关系以及亚太地区稳定与繁荣的关键。 >>
一、反思历史，有助我们深化改革
120年前，日本奉行的是海外扩张战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终结了日本的扩张，剥夺了日本占领的别国领土。100多年后的日本，和平主义衰退，军国主义还魂，扩张战略被重续，南千岛群岛、独岛、钓鱼岛以及东海油气开采等，成为当下日本战略实施的新着力点。对这样一个曾经侵略扩张成性、让亚太人民深受其苦的国家，西方一些国家却往往采取了宽容态度。而对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历史上曾多次遭日本侵犯的中国，他们却抱有一定的成见，认为日本“文明”优于中国。追根溯源，还要从甲午战争说起。当时，日本为了摆脱外国强加的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要求，选择了体现西方价值观的国际法体系改造自身，获得了西方国家的承认与接纳，成功实现“脱亚入欧”。在战争爆发以及结束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日本借用国际法话语体系，标榜美化自己、抹黑诋毁清军，给自己贴上“文明”的标示，给中国贴上“野蛮”的标签。可以说，甲午战争中，清廷本质上输于制度建设，直接输于军事方面，同时也输在对国际法的理解、运用及话语权争夺上。 >>
二、借助国际法，日本登上“文明”客船
甲午战争爆发前后的所谓“国际社会”是有特定意义的，其以欧洲为中心、由主权独立的欧洲国家组成，进而形成一套体现西方价值观、有约束力的近代国际法规则体系。基于此的国际社会，又被称做“国际法共同体”或“文明共同体”。而在“文明共同体”之外的国家则被划分为“半开化”（波斯、暹罗、中国、日本等）和“野蛮”（其他国家）国家两
类，不享有国际法人格。这些国家与“文明共同体”国家只能签署不平等条约，被施加最惠国待遇、租界、领事裁判权等;而要摆脱这种束缚，只有进入“文明开化”进程，由“半开化”或“野蛮”升级为“文明”。其“文明”标准有四个：有效的政府体制;能够保护其管辖下的生命、自由、财产（主要是外国人的）;国内法律体系健全;积极参与国际会议、加入国际公约，遵守包括战争法在内的国际法。
日本选择“脱亚入欧”道路后，即按照西方国际社会的上述标准改造自己。为此，明治政府确立了“文明开化”国策，派出大量政要学者去欧洲考察和学习国际法，并努力学习和运用国际法的“工具性”特点，学会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益”。1894年8月1日，日本天皇在对华宣战的诏书中，便高举起“日军将遵守国际法”的旗号;战争中，日本发行《万国战时公法》等手册指导日军作战，并随军配备法律顾问;其后，又出版《媾和类例》指导日本与清政府谈判媾和，发行《干涉及仲裁、战使、降伏》应对三国干涉还辽。
甲午战争后，日本又极力宣传其“遵守国际法”。如陆军第二军随军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在欧洲出版法语著作《日清战役国际法论》及相关文章，海军法律顾问高桥作卫在英国出版英文著述《中日战争中的国际法案例》及德语版评论集，并将该书提交给国际法协会使用。这些著述采取实证方法记述了如下“事实”：滞留在日本的清国臣民及财产受到日本政府的保护;日本军队对战争中误伤的中国居民予以救护并提供饮食照料，对中国居民财产秋毫无犯，救护受伤俘虏，对中立国的国民与财产予以保护，极为关注占领地公众卫生，日本红十字会不偏不倚救助中日两国士兵等。 >>
三、应对迟缓，清廷被贴“野蛮”标签
与中国作战的日本，在宣扬自己是“文明”之师的同时，忘不了抹黑中国，而中国对此几乎没有回应。 首先，日本刻意渲染战争的动机是：为了帮助朝鲜实现“独立”，阻止清政府武力干涉，被迫开战。将一场蓄谋已久的掠夺性战争粉饰成“文明对野蛮的战争”，给清廷贴上了“野蛮”的标签。
其次，在记述与清军的作战细节时，日方极力渲染和抹黑清军。高桥作卫称：中国政府命令击沉所有日本船舶（但却举不出任何击沉民船的例子）;中国不仅杀害战斗人员，还杀害战争爆发后滞留在华的非战斗人员（实际是为日军提供情报的奸细）;有贺长雄则说：中国是一个“文明未开化”的国家，其士兵虐待、虐杀甚至肢解日军伤病俘虏。所以，日本面临的是一个“不承认战争法，不对敌国国民的私有财产制定规则，不试图对其军队的抢劫和纵火暴行采取任何限制措施的国家”。日方塑造了“中国人在战争中不遵守国际法，其举动不符合‘文明’标准”的“野蛮”形象。 >>
四、赢得公平，需要加强法制建设
今天，曾经误导西方主流认识的日本著述依然安静地躺在世界各大图书馆，影响着新一代的年轻学者，对它的谬误至今未有中国学者“纠偏”;曾经掌握东亚国际法话语权的日本浸染于西方意识形态一个多世纪，对国际法运用的娴熟程度远胜于当年，其对钓鱼岛主权归属的狡辩、对子乌虚有的火控雷达照射事件的炒作、对中国舰机合法通过第一岛链海峡水道的虚张声势，都需要中国去认真对待。
篇三：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5
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⑤罗援：甲午战争惨败十大教训
(2014-03-24 11: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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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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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就是压在中国人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今年，又逢甲午。中国，又被触痛。为了痛定思痛，为了痛定思痛，为了噩梦不再搅碎好梦；为了坎儿不致成为跨不过去的鸿沟；为了伤口不再被戳，为了流泪的人不再流血，为了流血的人不再流泪———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与《参考消息》联合推出“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大型专题报道，将连续刊发金一南、丁一平、皮明勇、肖裕声、罗援、彭光谦、孟祥青等一批军事研究领域名家大腕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成果、心血文章。草根博览综合新华网、新华社新媒体中心、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等官网集成报道。
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⑤罗援：甲午战争惨败十大教训
作者：罗援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
员
核心提示：重新反思中甲午战争
这段历史，最具现实意义。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120年
前中日之间进行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
中国战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约》。在中国近代的对外战争中，
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
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
场战争。正因为如此，重新反思这段历史，也最具现实意义。
我认为，甲午战争惨败的教训主要有十条：
一、国殇伤在政体，体制落后必然挨打
19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
必然引起新一轮对殖民地更加激烈的争夺。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猎物。而此时，中国大陆战祸连接，内忧外患频仍，国运岌岌可危。李鸿章奉命创建海军，建设国防力量，虽学习西方之经验，但只学其皮表，未触实质。而慈禧太后竟将建军之大量军费挪用，作为修建三海及颐和园之用款。
反观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建立新政，充实国力，汲取西方文化之精髓，摒弃不合时宜之思维，提出“开拓万里波涛”的口号，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887年3月，正当中国准备挪用海军购舰专款之际，日皇谕令从皇室内库中提取30万日元（相当皇室经费十分之一）作为购舰用费。谕令即出，全国影从，至当年9月，集资即达100余万日元。两相比较，高下立现，由此可见大清帝国首先败在国体政体上，甲午之战，其实是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甲午之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清政府耗费巨资和多年时间修建了旅顺基地，但在战争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即陷落敌手。(资料图片)
二、战败败在贪腐，腐败不除未战先败
当时，清廷修缮“三海”工程，有人估计费用在白银300万两以上，可添购多艘“定远”“镇远”这样的主力舰。在黄海海战之前6个月，北洋舰队申请紧急换装部分速射炮并补充弹药，以应紧急之需。而李鸿章竟然以慈禧太后祝寿需要用款为名，予以拒绝。当1894年11月7日，清廷为慈禧太后大庆六十寿辰之日，正是我辽东半岛大连湾陷落敌手之时，此腐朽政权焉能不败！
三、强国必须强军，军不够强不成强国
在中日开战之前，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但清政府疏于国防建设，有军不强。更有甚者，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几年时间，竟然只舰未添。原来清政府的海军是世界第八，亚洲第一，此时已被日本赶超。开战前三个月，李鸿章预感到这种危机，拟为北洋海军换装21门新式火炮，但因海军衙门与户部意见相左，而不得仅先为“定远”“镇远”两舰购买12门快炮。此时，日本诸多主力舰均已安装速射炮，这为黄海战败埋下隐患。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赔款白银2.3亿两。要知今日何必当初，若当年早将银两用于购买急需装备，何至开战仓皇至此？
四、强军必须创新，观念落后满盘皆输
进入19
世纪90年代，“巨舰重炮”之观念已经被“快船快炮”之观念所替代，海上作战的首要目标，由以往之击毁战船转为注重杀伤舰上有生力量。所以，当时新型舰船趋向于减少大口径主炮数量，而以众多中口径速射炮代之。在黄海海战中，日本舰队装备大型速射炮71门，小型速射炮154门；而北洋舰队仅有大型速射炮2门，小型速射炮130门。与敌相比，大型速射炮远逊于敌。若论在10分钟内发射弹药，中日之比是33：185。由此可见，虽然在战舰的总吨位上，北洋舰队并不比日军差，但由于作战理念落后，导致优劣转换，北洋舰队在战力上处于下风。
五、强军重在军魂，无勇军队散沙一盘
岳飞云：“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矣！”中华民族不乏精忠报国之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有7名管带以身殉职。但在甲午战争中亦有“怕死畏葸”之将领。平壤之战中，大同江南岸、玄武门外、城西南三大战场，只有玄武门陷落，此时对清军来说，战事尚有可为。但清军总指挥叶志超却竖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6天里，清军狂奔500里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占领朝鲜全境。在黄海激战中，“济远”“广甲”“扬威”三舰均是主动逃离战场的。在旅顺附近战斗中，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清军不战自溃，日军又开始向旅顺进逼。当时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当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时，龚照玙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清军群龙无首，成鸟兽散。
就在北洋水师1888年成军的第二年，日本海军建立了常备舰队，并迅速充实力量。
图中坐者为日本海军常备舰队首任司令官井上良馨。(资料图片)
六、强军必强装备，数量质量缺一不可
固然，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但武器装备也是重要因素。对于海军战力之评估，通常以拥有舰船数量与总吨位作为依据。战争爆发前，中国海军共有军舰78艘，总排水量8.5万吨左右。日本海军则
有军舰31艘，总排水量7.2万吨左右。中国在规模数量上占有上风。但军力的比较，不只是绝对值的比较，还应包括相对值的较量。比如，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参战兵力为12艘战舰，总吨位34420吨；日本参战兵力为12艘战舰，总吨位39684吨，数量上难分伯仲。而在建军质量上，则中国军队处于劣势。北洋舰队“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舰首炮塔之4门主炮只能正向射击，其余各舰所配弹药也不多。海战中，后续补充弹药，或者与火炮口径不符，弃之无用；或者质量太差，弹身布满小孔，炮弹未出炮口即炸膛……如此等等，北洋水兵纵有三头六臂，也回天无力。
七、强军不可松懈，有备才能保证无患
1880年起，日本全力扩充军力，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截至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万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以及舰艇总排水量7.2万吨的海军，超过了北洋海军。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如沈葆祯、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毫无戒备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八、指挥情报后勤，通力合作方能得胜
海上作战，舰队远离陆上指挥中心，应有独立高效的指挥机构。黄海海战，北洋舰队以“定远”舰为旗舰，提督丁汝昌位于此舰上。通常做法是在旗舰建立指挥中心，由提督坐镇指挥；另于主力舰“镇远”舰上建立副指挥中心，以备万一。因为丁汝昌不谙海战，不能担当舰队实际指挥权，只得以旗舰管带刘步蟾代为执行，同时北洋海军又未在“镇远”舰上建立副指挥中心。交战初期，当“定远”舰被敌炮击中，无法升旗发布号令后，北洋舰队各舰即陷入各自为战境地。
情报战输人一头也是导致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1894年6月，日本就已破解了中方电报密码。1个月后，清军雇用“高升”号等英国轮船，秘密向朝鲜牙山运兵。由于行动电报被日军破译，日本舰队发起偷袭，造成清军损失惨重。黄海海战前，日军又从破译电报得知北洋海军将于9月15日运兵在大东沟登陆。于是，日本联合舰队在大东沟附近设伏，导致北洋水师惨败。
海上作战远离陆地依托，又离不开陆地依托，应建立完善的后勤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弹药供应及战损维护两项。而恰恰在这两项上，北洋水师严重不足。黄海海战中，“定远”舰受伤千余处，舵机锚机均被击毁；“镇远”舰锚机亦被损坏。两舰返回旅顺基地，虽有船坞，但无备用零部件之储存，无法恢复战斗力，最终贻误战机。
九、技术决定战术，剑不如人法要过人
技术决定战术，受两艘主力铁甲舰炮塔装置的限制及主炮位置的制约，北洋海军只能采用单行雁形阵为接敌阵型，但对右翼两舰“超勇”号和“扬威”号之战力未加慎重考虑，以至在日军第一游击队4艘战舰全力冲击下，这两艘舰一伤一沉，阵形随之被打乱。在战术运用上，单行雁形阵的长处本在于全力冲刺日军的鱼贯阵形，攻击日方由我阵形前方经过的每一艘舰船。但令人扼腕的是，在冲击时，北洋舰队反而将航速由8节降为6节，形成无力之冲击，最终难以达成预期目的。
十、敢战方能言和，依靠别人不如靠己
甲午战争始终存在着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主和派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但显然对外国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
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他转而请求俄国干涉。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竟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美国则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完全是偏袒日本。
事实证明，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不如靠自己，以夷制夷必将被夷所制。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
反思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就是要痛定思痛，通过审视历史，解读现在，放眼未来。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120年前的中国，现在的日本也不是120年前的日本，现在的世界更不是120年前的世界。甲午战争的硝烟虽然已经散尽，但甲午战争的警钟却在长鸣。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杜绝甲午耻辱再现，这就是我们痛思甲午战争的意义所在。【草根博览综合《参考消息》2014-3-7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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