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5
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⑤罗援：甲午战争惨败十大教训
(2014-03-24 11: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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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分类： ?史海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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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训
参考消息
万吨左右
兵力
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就是压在中国人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今年，又逢甲午。中国，又被触痛。为了痛定思痛，为了痛定思痛，为了噩梦不再搅碎好梦；为了坎儿不致成为跨不过去的鸿沟；为了伤口不再被戳，为了流泪的人不再流血，为了流血的人不再流泪———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与《参考消息》联合推出“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大型专题报道，将连续刊发金一南、丁一平、皮明勇、肖裕声、罗援、彭光谦、孟祥青等一批军事研究领域名家大腕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成果、心血文章。草根博览综合新华网、新华社新媒体中心、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等官网集成报道。
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⑤罗援：甲午战争惨败十大教训
作者：罗援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
员
核心提示：重新反思中甲午战争
这段历史，最具现实意义。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120年
前中日之间进行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
中国战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约》。在中国近代的对外战争中，
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
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
场战争。正因为如此，重新反思这段历史，也最具现实意义。
我认为，甲午战争惨败的教训主要有十条：
一、国殇伤在政体，体制落后必然挨打
19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
必然引起新一轮对殖民地更加激烈的争夺。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猎物。而此时，中国大陆战祸连接，内忧外患频仍，国运岌岌可危。李鸿章奉命创建海军，建设国防力量，虽学习西方之经验，但只学其皮表，未触实质。而慈禧太后竟将建军之大量军费挪用，作为修建三海及颐和园之用款。
反观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建立新政，充实国力，汲取西方文化之精髓，摒弃不合时宜之思维，提出“开拓万里波涛”的口号，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887年3月，正当中国准备挪用海军购舰专款之际，日皇谕令从皇室内库中提取30万日元（相当皇室经费十分之一）作为购舰用费。谕令即出，全国影从，至当年9月，集资即达100余万日元。两相比较，高下立现，由此可见大清帝国首先败在国体政体上，甲午之战，其实是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甲午之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清政府耗费巨资和多年时间修建了旅顺基地，但在战争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即陷落敌手。(资料图片)
二、战败败在贪腐，腐败不除未战先败
当时，清廷修缮“三海”工程，有人估计费用在白银300万两以上，可添购多艘“定远”“镇远”这样的主力舰。在黄海海战之前6个月，北洋舰队申请紧急换装部分速射炮并补充弹药，以应紧急之需。而李鸿章竟然以慈禧太后祝寿需要用款为名，予以拒绝。当1894年11月7日，清廷为慈禧太后大庆六十寿辰之日，正是我辽东半岛大连湾陷落敌手之时，此腐朽政权焉能不败！
三、强国必须强军，军不够强不成强国
在中日开战之前，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但清政府疏于国防建设，有军不强。更有甚者，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几年时间，竟然只舰未添。原来清政府的海军是世界第八，亚洲第一，此时已被日本赶超。开战前三个月，李鸿章预感到这种危机，拟为北洋海军换装21门新式火炮，但因海军衙门与户部意见相左，而不得仅先为“定远”“镇远”两舰购买12门快炮。此时，日本诸多主力舰均已安装速射炮，这为黄海战败埋下隐患。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赔款白银2.3亿两。要知今日何必当初，若当年早将银两用于购买急需装备，何至开战仓皇至此？
四、强军必须创新，观念落后满盘皆输
进入19
世纪90年代，“巨舰重炮”之观念已经被“快船快炮”之观念所替代，海上作战的首要目标，由以往之击毁战船转为注重杀伤舰上有生力量。所以，当时新型舰船趋向于减少大口径主炮数量，而以众多中口径速射炮代之。在黄海海战中，日本舰队装备大型速射炮71门，小型速射炮154门；而北洋舰队仅有大型速射炮2门，小型速射炮130门。与敌相比，大型速射炮远逊于敌。若论在10分钟内发射弹药，中日之比是33：185。由此可见，虽然在战舰的总吨位上，北洋舰队并不比日军差，但由于作战理念落后，导致优劣转换，北洋舰队在战力上处于下风。
五、强军重在军魂，无勇军队散沙一盘
岳飞云：“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矣！”中华民族不乏精忠报国之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有7名管带以身殉职。但在甲午战争中亦有“怕死畏葸”之将领。平壤之战中，大同江南岸、玄武门外、城西南三大战场，只有玄武门陷落，此时对清军来说，战事尚有可为。但清军总指挥叶志超却竖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6天里，清军狂奔500里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占领朝鲜全境。在黄海激战中，“济远”“广甲”“扬威”三舰均是主动逃离战场的。在旅顺附近战斗中，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清军不战自溃，日军又开始向旅顺进逼。当时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当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时，龚照玙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清军群龙无首，成鸟兽散。
就在北洋水师1888年成军的第二年，日本海军建立了常备舰队，并迅速充实力量。
图中坐者为日本海军常备舰队首任司令官井上良馨。(资料图片)
六、强军必强装备，数量质量缺一不可
固然，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但武器装备也是重要因素。对于海军战力之评估，通常以拥有舰船数量与总吨位作为依据。战争爆发前，中国海军共有军舰78艘，总排水量8.5万吨左右。日本海军则
有军舰31艘，总排水量7.2万吨左右。中国在规模数量上占有上风。但军力的比较，不只是绝对值的比较，还应包括相对值的较量。比如，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参战兵力为12艘战舰，总吨位34420吨；日本参战兵力为12艘战舰，总吨位39684吨，数量上难分伯仲。而在建军质量上，则中国军队处于劣势。北洋舰队“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舰首炮塔之4门主炮只能正向射击，其余各舰所配弹药也不多。海战中，后续补充弹药，或者与火炮口径不符，弃之无用；或者质量太差，弹身布满小孔，炮弹未出炮口即炸膛……如此等等，北洋水兵纵有三头六臂，也回天无力。
七、强军不可松懈，有备才能保证无患
1880年起，日本全力扩充军力，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截至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万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以及舰艇总排水量7.2万吨的海军，超过了北洋海军。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如沈葆祯、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毫无戒备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八、指挥情报后勤，通力合作方能得胜
海上作战，舰队远离陆上指挥中心，应有独立高效的指挥机构。黄海海战，北洋舰队以“定远”舰为旗舰，提督丁汝昌位于此舰上。通常做法是在旗舰建立指挥中心，由提督坐镇指挥；另于主力舰“镇远”舰上建立副指挥中心，以备万一。因为丁汝昌不谙海战，不能担当舰队实际指挥权，只得以旗舰管带刘步蟾代为执行，同时北洋海军又未在“镇远”舰上建立副指挥中心。交战初期，当“定远”舰被敌炮击中，无法升旗发布号令后，北洋舰队各舰即陷入各自为战境地。
情报战输人一头也是导致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1894年6月，日本就已破解了中方电报密码。1个月后，清军雇用“高升”号等英国轮船，秘密向朝鲜牙山运兵。由于行动电报被日军破译，日本舰队发起偷袭，造成清军损失惨重。黄海海战前，日军又从破译电报得知北洋海军将于9月15日运兵在大东沟登陆。于是，日本联合舰队在大东沟附近设伏，导致北洋水师惨败。
海上作战远离陆地依托，又离不开陆地依托，应建立完善的后勤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弹药供应及战损维护两项。而恰恰在这两项上，北洋水师严重不足。黄海海战中，“定远”舰受伤千余处，舵机锚机均被击毁；“镇远”舰锚机亦被损坏。两舰返回旅顺基地，虽有船坞，但无备用零部件之储存，无法恢复战斗力，最终贻误战机。
九、技术决定战术，剑不如人法要过人
技术决定战术，受两艘主力铁甲舰炮塔装置的限制及主炮位置的制约，北洋海军只能采用单行雁形阵为接敌阵型，但对右翼两舰“超勇”号和“扬威”号之战力未加慎重考虑，以至在日军第一游击队4艘战舰全力冲击下，这两艘舰一伤一沉，阵形随之被打乱。在战术运用上，单行雁形阵的长处本在于全力冲刺日军的鱼贯阵形，攻击日方由我阵形前方经过的每一艘舰船。但令人扼腕的是，在冲击时，北洋舰队反而将航速由8节降为6节，形成无力之冲击，最终难以达成预期目的。
十、敢战方能言和，依靠别人不如靠己
甲午战争始终存在着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主和派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但显然对外国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
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他转而请求俄国干涉。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竟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美国则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完全是偏袒日本。
事实证明，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不如靠自己，以夷制夷必将被夷所制。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
反思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就是要痛定思痛，通过审视历史，解读现在，放眼未来。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120年前的中国，现在的日本也不是120年前的日本，现在的世界更不是120年前的世界。甲午战争的硝烟虽然已经散尽，但甲午战争的警钟却在长鸣。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杜绝甲午耻辱再现，这就是我们痛思甲午战争的意义所在。【草根博览综合《参考消息》2014-3-7讯】
篇二：甲午殇思读后感
甲午殇思读后感
“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系列文章，读后令人感慨万千。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大国，竟被一个领土小、资源乏、人口少的岛国、小国百般欺辱，真是中华民族史上最惨痛耻辱的一页。“系列”论述令人信服。国家穷则弱，又是一盘散沙，国无凝聚力，人心无理想，清廷腐败是根源。如今，回顾甲午120年的历史，向国人敲响警钟，不忘血泪史。激发人们奋起向前的拼搏精神，让人无比欣慰。
反观现在，我们眼前川流不息的，是把“挣很多很多的钱”当作理想的孩子们；是卑躬屈膝、恭迎拍马的官员；是留在国外永不还乡的“人才”；是英雄流血又流泪；是“真小人”成为明星，大丈夫成为笑柄；是“仁义道德”成为“迂腐”的代言词；是人们都患上了“社交强迫症”，拥有一大堆“朋友”，却遗忘了“知己”的含义；我们听不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也看不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正气；有种叫做“人格魅力”的东西，正在离我们远去。 有种叫做“民族精神”的正气，逐渐抽离我们的躯体。
甲午战争让我们从历史中得以反思，反思历史，也是在反思自己。我们虽没有“兼济天下”的能力，却是能做到“独善其身”。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失败也是我们所需铭记的，它与成功对我们一样有价值。想到，如今中国四周的形势，中日与中菲以及中越等在领海问题
上的争端，我们更需要铭记百年前这场惨痛的失败，知耻而近乎勇。当年，丢掉领土或许可以说是国势衰微，国家落后。而现在，绝对不容许当年甲午丧权辱国的重现。没有一寸领土，一里领海领空是浪费的，都是值得誓死捍卫和珍惜的。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改革如逆水行舟，再硬的骨头也得啃，再深的险滩也得蹚。只有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精神，以更大的魄力和超常的胆识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才能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写下实现中国梦、国寿梦的历史新篇章。
篇三：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3
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③孟祥青：三个甲午年，中国命运的三大转折
(2014-03-14 16: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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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就是压在中国人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今年，又逢甲午。中国，又被触痛。为了痛定思痛，为了痛定思痛，为了噩梦不再搅碎好梦；为了坎儿不致成为跨不过去的鸿沟；为了伤口不再被戳，为了流泪的人不再流血，为了流血的人不再流泪———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与《参考消息》联合推出“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大型专题报道，将连续刊发金一南、丁一平、皮明勇、肖裕声、罗援、彭光谦、孟祥青等一批军事研究领域名家大腕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成果、心血文章。草根博览综合新华网、新华社新媒体中心、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等官网集成报道。
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③孟祥青：三个
甲午年，中国命运的三大转折
作者：孟祥青国防大学战略研究
所副所长、教授
核心提示： 如今中国的使命任
务不再局限于“战胜日本”。
2014，又逢甲午年。
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让中国受压迫
的屈辱历史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
达到了顶峰，这场战争成为压垮处于极度
衰落中的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后的
一个甲子，中国陷入苦难的深渊。也因为这段历史，自此的120年间，甲午年就成为对中国人具有特殊含义的年份。
1954，第二个甲午年，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新中国，洗刷了近百年的耻辱，中国人民站立了起来，扬眉吐气。
2014，第三个甲午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义无反顾地走在了崛起的道路上，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定，中国吹响了再次出发的“集结号”。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越来越接近于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伟大目标，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越来越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心。
三个甲午年，中国历史命运的三大转折，不能不让我们掩卷沉思，感慨万千。
1894年甲午战争：救亡图存的起点
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近代日本侵华的肇始。作为隔海相望的邻国，
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之心早已有之。早在16世纪，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就产生了“天皇居北京，秀吉留宁波府，占领天竺”的念头，并付诸行动。但囿于国力的原因，三次侵朝均无功而返。但此后，开疆拓土必先自吞并中国始，成为日本的信条。 近代自美国的佩里利用武力敲开日本的国门之后，日本人得以重新认识世界，对西方文明的拜服，促使其决心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上全面学习西方。通过“明治维新”近一代人的努力，日本不但继承了西方扩张主义的思想，也逐渐建成了近代民族国家的体制，形成了强大的国家力量，确立了海外扩张的国策。为配合扩张需要，日本在军事体制方面完成了较为全面的改革，于1878年成立参谋本部，实现了军政、军令的统一。
在甲午海战前的1886年，日本即派遣间谍对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民情、人口分布、军营位置、山川地理作了详尽的侦查。在军事部署上，制定了以夺取制海权为主的海军战略，组建了进攻性的联合舰队，并组织了多次海军大规模对抗演习和陆海军联合大演习，为其对外侵略扩张作了充分的准备。
反观清政府，不但在政府高层存在着“海防”和“塞防”之争，制约了海军的建设发展，而且在海军力量的建设和运用上均存在较大误差，基于畛域、地域观念的海军力量设置，极大削弱了海军的整体作战力量。在对海军舰队的运用上，也将海军的作用局限于“拱卫京畿”，严重束缚了海军进攻力量的发挥。同时，朝野上下弥漫的贪腐之风，也严重打击了士气和作战能力。
仅从双方战前的各项准备来说，可以说大战未至，胜负已分。
而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让日本“赌博式”的侵华计划得以奏效，沉重的割地、赔款条约成全了日本的快速崛起，也成为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以此为节点的60年，“驱逐日寇、抵抗侵略”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主旋律。日本取代欧美列强成为中国最主要的侵略者后，其对中国的奴役和压迫，对中国人民的掠夺和残杀，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而二战后日本对其滔天罪行的无理诡辩和对本应归还中国的钓鱼岛等争议领土的百般阻挠和抵赖，是中日关系始终难以根本改善的重要原因。
1894年7月25日，日本偷袭在朝鲜牙山口外丰岛的中国海军北洋舰队，
“高升”号被日舰击沉。清政府与日本8月1日同时向对方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图为正在沉没的“高升”号(绘画作品)。(资料图片)
1954年再逢甲午：走向复兴的开端
1954年甲午年是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走向复兴的真正开端。这个甲午年之所以具有节点性质的意义，皆源于两件事情：其一是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3）的结束;其二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
抗美援朝战争虽然只是一场二战后的局部战争，但却奠定了中国半个多世纪和平发展的基础，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光辉的一笔。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西藏和沿海少数岛屿还未解放，大股土匪活动猖獗，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基层政权尚未完全建立，已经建立的基层政权还不巩固;国家经济建设任务繁重。而军事上，解放军精简整编工作刚开始，军队武器装备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的水平，海军、空军和装甲兵部队都在组建过程中，部队没有现代化装备，也没有现代化战争经验，且解放军大部分部队已投入恢复国民经济的生产建设，没有打仗的准备。
反观美国，1950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为2848亿美元，钢产量8772万吨;拥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全面掌握着战场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同时还拥有原子弹和其他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
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选择和平还是战争，成为摆在新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道难题。但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极为有利”，反之，“不参战，损害极大”。
历史雄辩地证明，我们从抗美援朝战争收获的“利益极大”。
首先，中国出兵朝鲜打断了美国遏制中国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冲破了美国对我的战略包围，粉碎了其妄图征服全部朝鲜进而扩大侵略的计划，使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认识到中国的意志和力量，缓解了打压中国的势头，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地位，为我们赢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建设环境。
其次，抗美援朝战争使中国获得了苏联的信任和援助。苏联帮助中国建立起完整的工农业生产体系，使新中国不仅没有因为战争影响经济建设，反而在战争期间积极恢复生产，为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准备了必要条件。同时，苏联的援助还使志愿军武器装备有了突破性地改善和加强，有力促进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再次，抗美援朝战争推动了新中国领导人思想认识的巨大飞跃。高强度的军事对抗改变了革命战争年代一切为了战争的观念。领导层首次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科教文化事业放在同步并进的位置上，提出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正确方针。特别是加深了对现代军事科学的认识，全军掀起了现代化、正规化和系统学文化的高潮。
1954年作为第二个甲午年，还有一件具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即诞生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这部由毛泽东亲自挂帅、参加讨论人数达1.5亿（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的宪法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记录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而取得的胜利成果，确认了人民群众成为国家主人的事实，规定了人民民主专政制、人民代表大会制、民族区域自治制等各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其他的基本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法治国的开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954年，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中国开始以崭新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资料图片)
2014年又逢甲午：由富到强的节点
2014年又逢甲午年。因为特殊的年份和敏感的钓鱼岛争端，日本不可避免地仍然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对象。但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和自我“刮骨疗伤”的改革勇气，已经注定了我们的使命任务不能也不会再局限于“战胜日本”。然而，随着美国加快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右翼势力迅速抬头、在扩军修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又让我们不得不时刻“警惕日本”。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如何重新定义甲午年，怎样规划好今后60年的建设蓝图，需要我们对自身的根本利益和发展目标、对日斗争方针和国际定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第一，坚定不移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强军梦”，这是21世纪我国的根本利益，也是最大利益。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再次重申“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并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定义为“中国梦”，对于我们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把握国家建设发展的主线具有重大意义。
“强军梦”是“强国梦”的应有之义，“强国梦”蕴含着“强军梦”，“强军梦”支撑着“强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有强大国防力量作后盾。否则，再繁荣的经济，再灿烂的文化，也可能成为一堆瓦砾。所以，强军是历史的警示，时代的呼唤，和平的需要，军队的使命所在，责任所系。
第二，我与日本围绕着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斗争的结局取决于综合国力的较量，而历史已经并将再次证明，时间在我们一边。
由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所引发的争端，又让新的甲午年承载了更多的责任和使命。安倍政府否认历史、参拜靖国神社、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军备战、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倒行逆施的言行，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让日本彻底摆脱二战战败国这一历史包袱，成为所谓“正常国家”。所以，升级钓鱼岛事态，制造东海紧张局势，搞坏中日关系，都是安倍实现其政治野心的“抓手”、借口和筹码，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我们必须做好与日本打“持久战”的准备。
纵观人类历史，领土争端的解决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解决领土争端也有过各种模式，既有兵戎相见，也有和平谈判，但不论哪种模式，都必须以实力为后盾。如果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没有强大的国防和军事力量，即使是和平谈判也只能是被动地接受强权的条件。中日钓鱼岛争端既是硬实力的较量，又是软实力的博弈。扎扎实实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不断提升包括军事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方是解决钓鱼岛问题乃至最终解开中华民族“甲午年”心结的根本之路。
第三，积极适应我国国际角色的转变，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贡献。 如果说1894年甲午年是满清王朝由衰到亡的节点，那么新的甲午年就是中国由富到强的节点。而要实现国家的强大，我们不但需要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也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宣传“中国理念”，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发挥“中国作用”。
随着中国崛起，今天我国的国际角色已经发生三个重大的、也是必然的历史转变：由一个十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转变成一个迅速崛起、并对地区和世界事务越来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由国际体系的旁观者、反对者转变成一个积极参与者和改造者;由一个过去被国际社会忽略和偶尔借重的对象转变成一个既被重视、又被借重、同时又被加以防范和制约的对象。
国际角色的转变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日趋复杂，使外部环境变化与我国内部政策调整越来越紧密相关。“中国因素”成为影响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重大因素。所以，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有利于我国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这也是时代赋予这个新甲午年的新内涵、新精神。【草根博览综合《参考消息》2014-3-5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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