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中国历届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总书记总理和副总
中国历届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总书记总理和副总理一
中国历届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总书记、总理和副总理
一、中国历届国家主席
第一届（1954年——1959年）
毛泽东为国家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政务院）总理
第二届（1959年——1965年）
刘少奇为国家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第三届（1965年——1975年）
刘少奇为国家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
理
第四届（1975年——1978年）
未设国家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第五届（1978年——1983年）
未设国家主席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华国峰为国务院总理
第六届（1983年——1988年）
李先念为国家主席彭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
第七届（1988年——1993年）
杨尚昆为国家主席万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为国务院总理
第八届（1993年——1998年）
江泽民为国家主席乔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为国务院总理
第九届（1998年——2003年）
江泽民为国家主席李鹏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镕基为国务院总理
第十届（2003－－2008年）
胡锦涛为国家主席吴邦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温家宝为国务院总理
二、历届党中央总书记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1925年1月中共四大推选）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1927年4月至5月中共五大推选）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选举产生）
（注：1931年向忠发被国民党逮捕杀害后由王明代理）
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秦邦宪）（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洛甫）（1935年1月遵义会议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2年9月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1992年10月19日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1997年9月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今）
三、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前中央人民军事委员会)历任主度为
毛泽东
(1949年10月?1954年9月)
邓小平
(1983年6月?1988年4月)
邓小平
(1988年4月?1993年3月)
江泽民
(1993年3月?1998年3月)
江泽民
(1998年3月?2003年3月)
江泽民
(2003年3月?2005年3月)
胡锦涛
（2005年3月?？）
四、历届国
篇二：毛泽东晚年四宠臣
毛泽东晚年四宠臣：汪东兴 -纪登奎-陈锡联-吴德
楼主：homepages8 发表时间：2010-07-15 16:25:06 13797点击 | 2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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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逝世以后四宠臣：汪东兴 -纪登奎-陈锡联-吴德的 命运：1977年央讨论关于陈云的职务的问题时，汪东兴大唱反调，他说：“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说过陈云是小婆娘，裹足不前、魄力不足，是小资产阶级灵活性作祟，怎么能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呢？”彭真、薄一波等人的专案被提及平反时，汪东兴说：“彭真是独立王国的头子，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了，我们党怎么办？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办？世界怎么看我们？”
量变终于发展到质变，1979年中央政治局召开帮助汪东兴等同志的组织生活会上，众位领导可谓是万炮齐轰汪东兴，陈云撇开缄默多年的习惯，第一个为汪东兴定了调子：“东兴同志已经是走在了革命的后面，他不但不能为继续改造我们的党，发展我们的国家，修正以往错误的政策提供好的建议，反而一再干扰中央的决断，这样的同志继续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全党同志也是不会答应的。”而会后形成的决议称：“汪东兴等同志已经在新的历史时期犯有重要的错误，他们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显然是不适合的，也是不允许的，鉴于他们以往曾经做过一些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中yang决定对他们的问题处理不扩大化。”已经是刀下留人、网开一面的口气了。
汪东兴在听取了中央派陈云、王震找他谈话之后，他唯一的表示就是：“看来，华主席没有为我说一句话。”他一心把华国锋再造成毛泽东第二，但是，他的苦心孤诣没有得到来自华国锋的回应，至少是没有强有力的回应，所以，他对此比较意外。
1976年的怀仁堂事变如果没有汪东兴的全力配合，华国锋、叶剑英是无法解决四人帮的，叶剑英此前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对警卫人员做了专门的交待，甚至做好了再次被打倒的准备。可以说，汪东兴在关键时刻，不论是出自公心也好，私心也罢，客观上为铲除四人帮，开创中国二十年的新局面做了一定的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也是不容抹杀的，也之所以，其他三人后来完全从中央消失，而汪东兴继续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公开职务，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离休。也算是对他的功劳的基本肯定。
晚年的汪东兴的头脑还是那样一贯性，除了后来经常（在90年代之后）和华国锋见面之外，已经不再和其他人接触，更多的时间是出行游玩，偶尔写了一部回忆录，还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和批评，说他是为文革、毛泽东的错误翻案。国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很有背景的出版商多次邀请汪东兴撰写关于警卫中南海的回忆录，而且，出价不菲，但是，一律遭到汪东兴的拒绝，汪东兴说：“写了就是既得罪了活人，也得罪了死人，以后我是没脸再见主席他老人家了。”每逢毛泽东的诞辰、忌日，汪东兴一律亲自赶到纪念堂，毕恭毕敬的敬献花圈、花篮，成为纪念堂在这一天固定的早来的常客。
中间为汪东兴
纪登奎1976年3月在中央**局会议上说：“小平同志是旧病复发，没有吸取1966年的教训，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抓好革命的方方面面，而是继续和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们纠缠不清，以后，小平的问题的升级了，也是由此而来的。”而后，纪登奎按照华国锋、江青的指派多次“帮助”邓*平认识“错误”，态度极其积极。这点连他的好友赵紫*在后来的批判纪登奎的会议上也不得不承认：“纪登奎同志错误的认为邓小-同志的整顿的伟大意义，他
不仅没有配合小平同志的工作，反而一再按照江青等人的指派干扰小平同志的工作，造成了1976年工作上的很大被动，我认为，纪登奎同志是要负有相当大的责任的。事实证明，由于纪登奎同志的干扰，我们走了很大的弯路，在平反问题上是这样，在去年的工业指标上也是这样。”
纪登奎虽则紧跟四人帮，但是，他和他们还是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特别是华国锋确立中央接班人之后，纪登奎表示效忠，在讨论毛远新的去留和江青的具体工作安排上，他一反常态的支持了华国锋，以致于江青等人恨恨的说：“真是人走茶凉，主席尸骨未寒，连纪登奎都敢和我们顶嘴了。”所以，在抓捕四人帮的过程中，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也给予纪登奎足够的信任。
1977年2月，纪登奎讲过：华主席的英明领袖的地位确立了，汪东兴同志的地位也要确立。他多次在公开场合下吹捧汪东兴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华主席的好战友。借以自固。然而，令纪登奎倍感失望的是，华主席显然不是什么英明领袖，而是一个比较无能的“幸运儿”，所以，后来纪登奎开始逐渐的减少和华国锋、汪东兴的接触，事实证明，这件事也是纪登奎后来相对获咎最少的原因之一。但是，因为纪登奎在文革中以及文革之后的拙劣表演，没有对他后来工作的安排起到很大的决定作用。
而真正保了纪登奎的恰恰是来自对方阵营的赵紫*，赵*阳和纪登奎早年曾经一起共事，关键的是，当年张春桥追究赵*阳的错误的时候，纪登奎看在当年的情面上给赵*阳极力开脱，所以，当纪登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基本丧失权力之后，赵紫*向他伸来一把援手，以所谓的发挥纪登奎一技之长为名，安排他在赵紫*提议成立的国*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王\震代表中央找纪登奎谈话，按照正部级待遇。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犯有严重错误的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在后来的待遇和职务安排上都要比纪登奎强出来很多，臭名昭著的四五事件的镇压者吴德在1982年居然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汪东兴同列，而陈锡联竟然两次当选中顾委常委，按照此前卸任的政治局委员待遇，小平去世之后，陈锡联堂而皇之的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以老部下的身份回忆“邓政委的当年”，1999年陈锡联死后的规格和八十年代纪登奎的规格简直无法可比。据此可以看出，纪登奎在极左路线的推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何等的突出。
纪登奎倒是很早就和汪东兴等人预言过：华主席没有魄力，不如毛主席。可能镇不住局面。然而，这并没有挽救他的政治命运。根据纪登奎住院期间的一些身边医护人员反映，纪登奎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经常回首往事，脾气很坏，牢骚很多。用其中一人的话说：“他是自己把自己窝囊死的。”
纪登奎死后，《人民日报》在第四版发了一个普通的讣告，称呼他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没有提及他的错误，也算是给这位一直心态极不平衡的前副总理和毛泽东的“老朋友”留了最后的一点颜面吧。陈锡联这个人一直以来被党内成为“双面狐”，一方面是指他在战争年代是一副模样，在建国后期又是一副模样；另一方面是指他此时对某人这样，彼时对某人又是那样。为人相当圆滑、甚至可以说是狡猾。
陈锡联参军的时候还没枪高，他一生最为露脸的是夜袭阳明堡战斗，一举击毁日军飞机24架，成为国共两党两军当时的风云人物，其时，陈锡联才22岁。在我党创建太行山根据地时，陈锡联可谓是厥功甚伟，所以，年仅三十一岁的陈锡联荣膺解放军最年轻的纵队司令员，担负挺进中原的重任。陈锡联指挥战役时胆大心细，处理人际关系时小心谨慎。他
的战友评价他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军中很多名将多少都有脾气，而且，有的还是非常暴烈，一语不合，可能就张嘴骂人，至于牢骚满腹的更多，唯独陈锡联等部分人例外，陈锡联在听取上级领导布置工作的时候，除非是事关战局，否则绝少提出异议。因而，不论是上级如刘邓、还是平级如杜义德等都对陈锡联抱有相当好感。
一九五九年，陈锡联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兼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次年，宋任穷在恢复大行政区之后首度出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宋任穷是政工干部出身，一路下来几乎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军功可言，在非常讲究战功的年代里，这是一个缺陷。但是，陈锡联对同是上将军衔的宋任穷大加推崇，他对宋在二机部的所作所为高度评价，这让宋非常受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宋任穷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他推荐了陈锡联接任他的军队职务。然而，好景不长，宋任穷很快被打倒，陈锡联却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因为，陈锡联已经攀附上了黄永胜和谢富治。
一九六六年之后，陈锡联官运亨通，成为东北实际的负责人，兼任沈阳部队一把手、辽宁革委会主任兼军管会主任兼省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发现了毛远新，以一名上将的名节居然不惜屈尊的侍奉一个年轻人，陈锡联的举动虽然不令人感冒，但是，实在受益不浅，他吹捧毛远新的辽宁工作是新的辽沈战役惹火了黄永胜、吴法宪，但是，却是赢得了毛泽东、江青等人的看重。特别是他始终保持着和谢富治的良好关系，让陈锡联的名字多次上达天听。事实证明，他卫护毛远新的功夫没有白下，他后来的政治行情的不断看涨说明他这一宝压对了。
解决林彪之后，陈锡联很快接替谢富治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此前，虽然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十人成员中没有陈锡联，但是，毛泽东没有忘记他，十大上，陈锡联被毛泽东再度提名为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稍后，出任军委常委，主持国防工业工作，四届人大之后，陈锡联又成为副总理，当年谢富治的几样行头都给陈锡联套上了。
邓小平复出主持军委工作之后，陈锡联在四人帮不在场的情况下，多次表示对邓小平的尊重，他说：又能在政委的领导下工作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他和人说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的英明决策。显然，陈锡联的表现让小平感到满意，至少陈锡联没有像王力那样小人得志。然而，当陈锡联获悉毛泽东对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把持国务院、军委不满之后，陈锡联立刻投入到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和帮助先念同志端正态度的洪流中去了。
1976年后，毛泽东借口叶剑英“帮倒忙”，“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提升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陈锡联一时成为军内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了。但是，双面狐的陈锡联就此得罪了叶剑英。毛泽东死后不久，叶剑英不顾中央的文件尚未撤销，立刻出来会见外宾，表态自己仍然主管军队，军委办公厅在问及送文件的规格时，陈锡联苦笑的说：还是给叶帅先看吧。1973年之后，陈锡联秉承毛泽东的意思，整顿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大力清洗原来的部众，其中消除了郑维山、聂荣臻的双重势力，也因此得罪了聂荣臻。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陈锡联的“西山事件”的出笼。在叶剑英等人的压力之下，陈锡联铤而走险，最后把宝压在了华国锋的身上，结果证明，他这次真的错了。
1978年之后，陈锡联请假检讨，1979年分别在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炮兵总部等地给陈锡联提意见，陈锡联到会检查，据说相当沉痛、深刻。当时只有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将军和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将军在会上客观的评价了陈锡联，指出了他的
缺点的同时，也说他战功显赫，没有上四人帮的贼船，而这番话的来由则是杨余傅事件之后，傅崇碧被贬沈阳军区时，陈锡联对傅崇碧的照顾和李德生黯然下野之后陈锡联对他的关怀。
宋任穷复出以后，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陈锡联重投门下，所以，在宋任穷的不断关照下，陈锡联恢复了和老领导小平等人的关系，1982年和1987年两度当选中顾委常委，继续享受政治局委员的一切待遇。特别是叶剑英去世之后，陈锡联抛头露面的机会不断增加。特别是得到了军委主要领导对他前半生的高度肯定，这在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小集团中是绝无仅有的。
篇三：粉碎”四人帮“前,华国锋统一中央意志
粉碎”四人帮“前，华国锋统一中央意志
毛泽东和周恩来逝世后，邓小平当时已经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叶剑英、李先念病休，华国锋是中共中央第一号领导人，“四人帮”要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矛头指向华国锋。中共中央同“四人帮”斗争的千斤重担，历史性地落在了华国锋身上，他没有妥协、退缩、躲避、委曲求全，而是毅然挑起了这个重担。
华国锋、叶剑英等在天安门城楼
华国锋突然来到李先念家
1976年9月，面对“四人帮”猖狂活动，华国锋已经下决心解决“四人帮”问题。但是，如何解决，华国锋并没有贸然行事。他知道，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事关重大，必须依靠中央政治局中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而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主管军队的叶剑英和叶生病期间主管军队的陈锡联的态度十分关键。华国锋决定先找李先念商议，并通过李先念首先征求叶剑英的意见，了解陈锡联的态度。
华国锋到中央工作后，与李先念同在国务院，工作中建立了很好的友谊，二人相互信任，不光工作配合默契，私交也非常好，李是华在中央高层里能与之说心里话的人。李先念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在党政
军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是中央老资格领导人。李先念与叶剑英有深厚友谊。而且，李先念与陈锡联的友情更非一般。在战争年代，二人同属红四军。陈锡联离开家乡后，老母遇到国民党迫害，衣食无着，长年沿街乞讨。李先念到河南发展抗战队伍时，专门派人将陈母找到，接到根据地抚养，对此事陈锡联终身感激李先念，二人有莫逆之交。李先念说话，陈锡联是一定会听的。
李先念
9月11日，是华国锋为毛泽东守灵的日子。守灵中间，华国锋处理完一些事情后说，要去北京医院看病，带着警卫员和秘书，离开中南海。车行至半路，华便要司机把车开到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住处，事先也未打电话通知李先念。李先念对华国锋的到来感到有点突然，急忙从办公室迎出来，把他让进去，关上门。华国锋一坐下来就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以到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的，只能待几分钟。接着，华向李简要谈了当时“四人帮”发难的情况，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不可避免，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也请你考虑这一问题。李先念马上表示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看法和意见，一定尽快去见叶剑英。二人说完，华国锋马上告辞，谈话时间仅仅几分钟。
华国锋得到叶剑英支持
受华国锋之托之后，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叶帅处。到了门口，他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说要见面。叶剑英亲自到楼前接他。叶剑英将李先念让到屋里，屏退左右。李向叶转达了华的意见和华派他来的意思。机警的叶剑英知道事情重大，为防止窃听，便打开收音机干扰。但叶剑英年纪大，耳朵有些背，又有收音机的声音，李先念说话他听不清楚。两人随之用笔，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然后烧掉。
据他们后来回忆，李先念在纸上写了“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时，叶剑英写下了“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李先念写了“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叶剑英点头表示同意。叶剑英与华
国锋一样，对陈锡联态度十分关注，也知道李先念与陈锡联的特殊关系，便特别在纸上写了陈锡联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李先念随之写道：“完全可靠，请放心。
”李先念写下这样肯定的话，是有根据的。不久前李先念和陈锡联一起为毛泽东守灵时，李先念、陈锡联去洗手间时，陈主动向李提出，那几个人（暗指“四人帮”）可能要动手，要当心。因此李先念知道陈的真实态度。叶剑英见李先念这样写，点点头。
李先念从叶剑英处回来，马上到中南海向华国锋报告了情况。聪明的华国锋立刻摸准了叶剑英的态度。他明白，他要抓捕“四人帮”，已经得到了叶剑英的支持。
叶剑英在军队享有极高威望。有了叶帅的支持，就差不多等于有了整个军队的支持，并且在政治局常委开会和政治局开会时，华国锋有了一个坚定而可靠的支持力量。至此，华国锋心中有了底，抓捕“四人帮”的决心已经下定。
李先念（左）、华国锋（中）、叶剑英（右）
非常时期，华国锋为了得到李先念的更多帮助，也为了保密和联络方便，请李搬回中南海住，由李借谈工作之机分别和一些领导人谈话，了解动向以及他们对“四人帮”的态度。华还与李约定，每天晚上，二人用都能明白的语言在保密电话中通报情况，而负责中央保密电话联络的39局，从未将华李通话向外泄漏一点一滴。为此，粉碎“四人帮”后，39局受到了李先念的表扬。
华国锋临时召开“916会议”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的人的态度，华国锋还拿不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商议。
9月16
日，华国锋让秘书个别通知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人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这几个人是华国锋认为对“四人帮”反感的人，而且在国务院都有职务，召集他们开会，一般会认为是研究国务院方面的事情或者经济工作，不容易引起“四人帮”的警觉。
几个人到会议厅刚刚坐定，华国锋一句话点出主题：“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华说完此话，有一人表示：对这几个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此后再无人说话。华国锋当即宣布散会。华国锋清楚自己虽然只说了一句话，但在场的人没有反对这句话，说明他们是赞成的。华实际上是用这种特殊方式得到这几位政治局委员的支持。
华国锋的判断在第二天就得到证明。9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关于毛泽东手稿如何处理，二是毛远新要不要回辽宁。会议一开始，江青就带头威逼华国锋，要求由她保存毛泽东手稿，要求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还要毛远新在党的大会上作报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立即表示赞成。但华国锋坚决不同意，他的意见是：毛泽东手稿由中央办公厅保管；毛远新不能留在中央，要回辽宁去。华国锋表态后，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表示赞成华国锋的意见。华国锋召开“916会议”的参加者，也都表示同意他的意见。这样华国锋就得到了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不管江青怎样闹，华国锋就是不让步，顶住了“四人帮”的压力。
江青
通过“916会议”和9月17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华国锋心中有了底：支持他解决“四人帮”的人，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已经占了多数。而且没有一个人在“916会议”后向“四人帮”通风报信，出卖他，说明“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中是孤立的。
华国锋又分别做了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的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华国锋临时召开“926”会议
华国锋确信已经得到大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一些要害部门同志的支持后，立即商定解决“四人帮”的方式和时间。这样重大的问题，华国锋只能在更小范围商议。9月26日晚，国务院小礼堂电影放完后，华国锋只把李先念和吴德留下，在小礼堂后面小会议室开会。华国锋一开始就表示了解决“四人帮”的决心，并交底说：“?四人帮?的问题到解决的时候了。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如果在我们手里被他们篡党夺权，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吴德听后马上表示支持。三个人一起商量解决“四人帮”的最佳实施方案和时间。解决办法无非是两种，一是抓起来再说，二是开会投票罢免。虽然开政治局会议投票有把握通过，但如果此事拿到中央全会去投票表决，就可能出现许多变数。他们反复掂量后一致认定：“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三人又商量了具体时间表，认为，毛泽东主席的治丧活动刚刚结束，全国人民的悲痛情绪还未调整过来，而我们也要做好准备，因此不宜国庆前解决。最后商定：国庆节后，准备10天，然后再动手。三人的讨论直到第二天凌晨5点才结束。
会后，华国锋立即请李先念代表他将“926会议”结果通报叶剑英，叶剑英表示完全同意。
“926会议”下定了解决“四人帮”的决心，确定了解决方式和时间，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华国锋命汪东兴抓捕“四人帮”
在确定解决“四人帮”的方式和时间后，剩下的重要问题是派谁具体执行这项特殊任务。华国锋选定了汪东兴。
华国锋向汪东兴谈了抓捕“四人帮”的决策，汪立即表示支持。华问：“汪主任，你有把握吗？”汪东兴表示：“有把握！”华国锋把汪东兴的态度告诉了叶剑英，之后，叶剑英连续两次来到中南海汪东兴家中，同他个别交谈。汪东兴向叶剑英报告了张春桥最近两次到江青家里密谋，以及江青找人在钓鱼台密谋、鼓动人写“劝进信”和“四人帮”成员照标准像及扬言要准备庆祝“节日”的情况，建议早点下手抓捕“四人帮”。叶剑英听后觉得应该早些下手，说：“再推迟，不是我们解决他们，而是他们解决我们了。要以快打慢！”华国锋听了他们
的意见，重新判断形势后，赞成汪东兴和叶剑英的意见，决心把解决“四人帮”的时间提前。按此决策，汪东兴经过反复考虑，提出了抓捕“四人帮”的具体方案：利用“四人帮”要毛泽东五卷文稿要得急的情况，建议中央以常委讨论“毛选五卷”的名义引“四人帮”出来，一网打尽。
正是由于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之前，做了大量统一中央意志的工作，并且亲自批准了抓捕的具体方案，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才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将“四人帮”隔离审查，由此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的重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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