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毛泽东身边最信任的四个人
毛泽东身边最信任的四个人
汪东兴号称警卫毛泽东三十年的内廷唯一行走；纪登奎素以毛泽东的“老朋友”为外界所共知；吴德在董必武逝世后成为中国人大的实际当家人。朱德之后他成为中共全国人大党组书记，权摄人大达三年之久；陈锡联是毛泽东晚年在军内非常倚重的“少壮派”，这位当年最为年轻的野战军纵队司令员是接替叶剑英的第一备用人选。以上四人都是毛泽东晚年须臾不可离开的宠臣，对他们做以介绍，有助于了解毛泽东晚年政治的侧面。
是是非非的汪东兴
先说总管汪东兴。1955年，汪东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而此前他既没显赫军功，也无出奇战绩，有的只是在公安、警保战线上小心翼翼的努力。作为罗瑞卿的副手，直接掌管中南海内部警卫，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绝大责任，他除了在1958年一度被下放江西担任主管内务的副省长以外，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央警卫岗位。除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之外，还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负责人、中央军委警卫局负责人，十一大上更是成为华国锋之下炙手可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而林彪几次拉拢汪东兴、江青几次打击汪东兴都没有最后得逞，毛泽东的话是很说明了一些他和汪东兴的关系的。
汪东兴在庐山妄言设立国家主席，除了感于林彪对自己的不吝提拔和许诺之外，还有就是出于一个警卫人员的“护主”心态，而后者似乎更加纯粹一些，所以，毛泽东对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是“一批二保”，目的主要是保，汪东兴的错误除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等少数人知道以外，其他的都很泛泛。
一旦当毛泽东把对手确立之后，汪东兴总是毫不迟疑的站在毛泽东的一边。1966年打倒刘少奇是如此，1970对林彪动手时也是这样。汪东兴眼中只有毛泽东一人，为了迅速解决林彪集团，汪东兴甚至建议毛泽东清洗温玉成，而此前温玉成是林彪、康生一直看好的军事将领。汪东兴尽管对在九大预备会议上破天荒的给一个少将评功摆好的林彪感恩戴德，但是，当他得知毛泽东准备对林彪采取不同寻常的举动之后，汪东兴甚至愿意担当的卧底（当然没有成行）。
长沙告状之后，汪东兴发现毛泽东一度对四人帮开始反感，立刻布置中办的人学习毛泽东批判四人帮的所谓讲话，就此开罪江青诸人，毛泽东说他不动脑子可能就在于此。汪东兴有时候也动脑子，这是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了。
汪东兴因为长年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中央一专、二专的档案都交由他来管理，所以经常代表毛泽东“看望”、“关照”被整的老干部、老军人，而无一例外的是被看望、被关照者对这位内廷行走都缺乏良好的印象。谭震林后来在“真理大讨论”的时候说起一段往事，他说：“主席已经决定解放我了，汪东兴还是那样颐指气使的对待我，教训我要重新作人，我都七十岁的人，怎么叫重新做人？不是摆老资格，就是这样的语气实在令人难受。”而曾志在回忆陶铸最后的岁月之时，也决不客气的指责汪东兴：“哪里还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味道，他多次催促陶铸快走，我说陶铸身体不行了，能不能留在北京治疗，汪东兴虎着脸讲，保皇派嘛，要接受革命的斗争呢。他拒绝为我们向主席传达真实的情况。”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时，汪东兴一个电话赶跑了叶剑英，搞的叶剑英老泪纵横，然而，为了擒获四人帮，叶剑英主动联合汪东兴，并且在后来扩大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给汪东兴说话。但是，汪东兴自恃有华国锋撑腰，继续怠慢老谋深算的参座，最后终于自己吞下了苦果。
复出之后的邓小平在谈及同四人帮在1974－－1975年的斗争史时得到了党内的一致好评，而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则在中央党校公开讲：小平和四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这种话传到小平的耳朵里，结果可以预料的。
1977年中央讨论关于陈云的职务的问题时，汪东兴大唱反调，他说：“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说过陈云是小婆娘，裹足不前、魄力不足，是小资产阶级灵活性作祟，怎么能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呢？”彭真、薄一波等人的专案被提及平反时，汪东兴说：“彭真是独立王国的头子，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了，我们党怎么办？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办？世界怎么看我们？”
量变终于发展到质变，1979年中央政治局召开帮助汪东兴等同志的组织生活会上，众位领导可谓是万炮齐轰汪东兴，陈云撇开缄默多年的习惯，第一个为汪东兴定了调子：“东兴同志已经是走在了革命的后面，他不但不能为继续改造我们的党、发展我们的国家、修正以往错误的政策提供好的建议，反而一再干扰中央的决断，这样的同志继续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全党同志也是不会答应的。”而会后形成的决议称：“汪东兴等同志已经在新的历史时期犯有重要的错误，他们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显然是不适合的，也是不允许的，鉴于他们以往曾经做过一些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中央决定对他们的问题处理不扩大化。”已经是刀下留人、网开一面的口气了。
汪东兴在听取了中央派陈云、王震找他谈话之后，表示就是：“看来华主席没有为我说一句话。”他一心把华国锋再造成毛泽东第二，但是，他的苦心孤诣没有得到来自华国锋的回应，至少是没有强有力的回应，所以，他比较意外。
1976年的怀仁堂事变如果没有汪东兴的全力配合，华国锋、叶剑英是无法解决四人帮的，叶剑英此前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对警卫人员做了专门的交待，甚至做好了再次被打倒的准备。可以说，汪东兴在关键时刻，不论是出自公心也好，私心也罢，客观上为铲除四人帮、开创中国二十年的新局面做了一定的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不容抹杀，也之所以，其他三人后来完全从中央消失，而汪东兴继续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公开职务，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离休，算是对他功劳的肯定。
晚年的汪东兴的头脑还是那样一贯性，除了后来经常（在90年代之后）和华国锋见面之外，已经不再和其他人接触，更多的时间是出行游玩，偶尔写了一部回忆录，还遭到指责和批评，说他是为文革、毛泽东的错误翻案。国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很有背景的出版商多次邀请汪东兴撰写关于警卫中南海的回忆录，而且，出价不菲，但是，一律遭到汪东兴的拒绝，汪东兴说：“写了就是既得罪了活人，也得罪了死人，以后我是没脸再见主席他老人家了。”每逢毛泽东的诞辰、忌日，汪东兴一律亲自赶到纪念堂，毕恭毕敬的敬献花圈、花篮，成为纪念堂在这一天固定早来的常客。
纪登奎
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写的回忆其父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这样篡改历史和粉饰一个在文革中犯有相当严重错误和一直坚定执行极左路线的重金属，即使不算罕见，也是十分让人吃惊的。纪登奎在活着的时候，被当时的中央一些领导人称作和王张江姚并列的“五人帮”，长年把持专案组工作，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撤销三大专案组（一组：汪东兴；二组：黄永胜；三组：谢富治），合并为一个专案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是（排名有先后顺序）汪东兴、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我们再来回放一下历史，看看在关键的历史阶段，胡耀邦是怎么评价这位纪登奎前副总理的。
胡耀邦说：“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今天晚上连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飚同志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帮“以前那个方法。纪登奎同志也是难得的金口不常开，上访的同志说这个首长架子大的很呐”
在上述这段讲话中，三次提到纪登奎，显然不是表扬，那时候的胡耀邦还只是中央组织
部部长，而纪登奎的面貌已是跃然纸上。纪登奎的儿子笔下的父亲是一个似乎一直在认认真真办事，老老实实做人的“老干部”形象，那么，真实的纪登奎是这样吗？
纪登奎的发迹和华国锋有些相似，都是从地市一级领导干部起家的。毛泽东称呼纪登奎为“老朋友”和称呼华国锋为“我的父母官”一样，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涵义，至少在当时不是代表重用他们的先兆。纪登奎的受提拔和河南第一号造反派刘建勋有直接的关系，正是因为刘建勋的举荐，使得纪登奎得以很快受到毛泽东的关注，而此前，纪登奎是紧紧跟随省委吴芝圃的河南官场红人。吴芝圃被打死之后，纪登奎一度遭到“迫害”，但是，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救了他，而后又是刘建勋对纪登奎的多次肯定让毛泽东感到自己的所谓的“知人之明”，纪登奎以一个区区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此后成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办事组成员和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组长是康生），纪登奎当然也没有忘记刘建勋的好处，所以，刘建勋在四人帮垮台之前一直保持优越的政治地位。
纪登奎是毛泽东认定的“旧路线”下的肯于革命或者继续革命的可以改造和团结直到重用的基层干部之一，而且，纪登奎的忠顺一直是毛泽东看好的主因，特别是当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发难之后，纪登奎通过江青传话，表示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九大的路线。下山之后，纪登奎出任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谢富治、李德生、吴忠一道给华北乃至北京林彪集团“掺沙子”，而且，纪登奎亲自主抓军队专案工作，不让黄永胜插手，深得毛泽东的信任，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宣布逮捕黄吴李邱四人的时候，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三人全权负责。可见，当时纪登奎的显赫的地位。而且，稍后，纪登奎出掌郑维山、李雪峰专案组负责人，清洗林彪的余党。此后，一路扶摇直上，在十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在1975年当选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之后，排名在李先念之前，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中的第三号人物（邓小平、张春桥、纪登奎）。
长沙告状事件之前，四人帮找到纪登奎商量，纪登奎认为，这次的举动显然很冒险，劝阻江青和张春桥不要前往，但是，张春桥没有听从，而从这一事件来看，纪登奎和江青的关系显然不是现在说的那样，有妥协也有斗争，而是从来就是服从、紧跟、照办的，虽然周恩来也在四人帮面前说过很多违心的话，但是，出发点是好的。而纪登奎虽死，有人居然还在为他生前的所作所为作无罪辩护，实在是唐突历史了。
毛泽东后来在点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说了两个人，一个是纪登奎，一个是康生。毛泽东说：“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说，也不和总理讲，却是找江青、春桥讲。政治局大多数，他都不讲，不团结多数，只找少数人，这是什么性质呢？一个政治局委员要和政治局，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和几个人保持一致。”从这段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被称作“五人帮”成员的纪登奎的另一面。但是，毛泽东虽然责备了纪登奎，但是，对他的信任仍然不减少，而后在批邓的战场上，又看见了纪登奎矫健的身影。
纪登奎1976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小平同志是旧病复发，没有吸取1966年的教训，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抓好革命的方方面面，而是继续和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们纠缠不清，以后，小平的问题的升级了，也是由此而来的。”而后，纪登奎按照华国锋、江青的指派多次“帮助”邓小平认识“错误”，态度极其积极。这点连他的好友赵紫阳在后来的批判纪登奎的会议上也不得不承认：“纪登奎同志错误的认为邓小平同志的整顿的伟大意义，他不仅没有配合小平同志的工作，反而一再按照江青等人的指派干扰小平同志的工作，造成了1976年工作上的很大被动，我认为，纪登奎同志是要负有相当大的责任的。事实证明，由于纪登奎同志的干扰，我们走了很大的弯路，在平反问题上是这样，在去年的工业指标上也是这样。”
纪登奎虽紧跟四人帮，但还是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特别是华国锋确立中央接班人之后，纪登奎表示效忠，在讨论毛远新的去留和江青的具体工作安排上，他一反常态的支持了华国锋，以致于江青等人恨恨的说：“真是人走茶凉，主席尸骨未寒，连纪登奎都敢和我们顶嘴了。”所以，在抓捕四人帮的过程中，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也给予纪登奎足够的信任。
1977年2月，纪登奎讲过：华主席的英明领袖的地位确立了，汪东兴同志的地位也要确立。他多次在公开场合下吹捧汪东兴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华主席的好战友，借以自固。然而，令纪登奎倍感失望的是，华主席显然不是英明领袖，所以，后来纪登奎开始逐渐的减少和华国锋、汪东兴的接触，事实证明，这件事也是纪登奎后来相对获咎最少的原因之一。但是，因为纪登奎在文革中以及文革之后的拙劣表演，没有对他后来工作的安排起到很大的决定作用。
而真正保了纪登奎的恰恰是来自对方阵营的赵紫阳，赵紫阳和纪登奎早年曾经一起共事，关键的是，当年张春桥追究赵紫阳错误的时候，纪登奎看在当年的情面上给赵紫阳极力开脱，所以，当纪登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基本丧失权力之后，赵紫阳向他伸来一把援手，以所谓的发挥纪登奎一技之长为名，安排他在赵紫阳提议成立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王震代表中央找纪登奎谈话，按照正部级待遇。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犯有严重错误的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在后来的待遇和职务安排上都要比纪登奎强出来很多，臭名昭著的“四、五事件”的镇压者吴德在1982年居然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汪东兴同列，而陈锡联竟然两次当选中顾委常委，按照此前卸任的政治局委员待遇，小平去世之后，陈锡联堂而皇之的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以老部下身份回忆“邓政委的当年”。1999年陈锡联死后的规格和八十年代纪登奎的规格简直无法可比。据此可以看出，纪登奎在极左路线的推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何等的突出。
纪登奎倒是很早就和汪东兴等人预言过：华主席没有魄力，不如毛主席。可能镇不住局面。然而，这并没有挽救他的政治命运。根据纪登奎住院期间的一些身边医护人员反映，纪
篇二：中共人大历届选出新的领导机构
中共一大选出新的领导机构（1921年7月）
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
中共二大选出新的领导机构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中共三大选出新的领导机构
委员长 陈独秀 毛泽东为秘书 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中央委员 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
候补中央委员 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
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５人组成中央局 中共四大选出的新领导机关
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5人组成中央局
中央执行委员9人 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 候补执行委员5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领导机构
总书记陈独秀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
中央政治局委员 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苏兆征、张太雷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领导机构
向忠发 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
周恩来 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 蔡和森 宣传部长，杨殷任军事部长，苏兆征任工委书记，李立三任农委书记，张金保任妇委书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侯补委员 李立三、徐锡根、杨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侯补委员 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领导机构
毛泽东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
中央书记处书记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
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
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机构
（一）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 总书记：邓小平
（二）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 候补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
（三）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
（四）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 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机构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 林 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陈伯达 周恩来 康 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 林 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叶 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 青 朱 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 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纪登奎 李雪峰 李德生 汪东兴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央机构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女）、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女）、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央机构
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 邓小平 李先念 汪东兴
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韦国清 乌兰夫 方 毅 邓小平 叶剑英 刘伯承 许世友 纪登奎 苏振华 李先念 李德生 吴 德 余秋里 汪东兴 张廷发 陈永贵 陈锡联 耿 飚 聂荣臻 倪志福 徐向前 彭 冲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陈慕华（女） 赵紫阳 赛福鼎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华国锋 叶剑英 邓小平 李先念 汪东兴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央机构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胡耀邦
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
一、书记（按姓氏笔划为序）万里 习仲勋 邓力群 杨勇余秋里 谷牧 陈丕显 胡启立 余秋里 谷牧 陈丕显 胡启 姚依林
二、候补书记（按得票多少为序）
乔石 郝建秀（女）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胡耀邦 叶剑英 邓小平 赵紫阳 李先念 陈云
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万里 习仲勋王震 韦国清（壮族） 乌兰夫（蒙古族） 方毅 邓小平 邓颖超（女） 叶剑英 李先念 李德生 杨尚昆 杨得志 余秋里 宋任穷 张廷发 陈云 赵紫阳 胡乔木胡耀邦 聂荣臻 倪志福 徐向前 彭真 廖承志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为序）： 姚依林秦基伟陈慕华（女）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 副主席：叶剑英 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常务副主席）
篇三：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
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
口述史亦称口碑史学。口述史在国际上是一门专门学科，即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或由此形成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学科分支。口述史料与其他历史文献不一样的是，前期准备工作较长，一是划定历史时期，二是确定课题。选择口述人很讲究，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就某一阶段、某一课题寻找亲历者，对能找到的、有表达愿望的，进行口述调查记录。其中对距现实远一些的时期，由于相关人群已不多，那么不管是重要不重要的任务，旁观者还是亲历者，通通都要做口述记录。而对于距离现实比较近、相关人较多的情况，就要对人群进行筛选，选择有代表性的进行口述记录。另一种方法是，历史事件发生在某一地区，见证人也集中在该地区，可以通过当地媒体或发布广告来征集口述人。在口述采访中往往会不断发现新的人选确定为口述对象，这种人选的记忆往往更中性，其价值更大。
一、我国口述史研究中目前获得的主要成果有：
第一，带有社会学、人类学倾向的口述史。如余未人《走近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等书籍以少数民族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为研究对象，记录了形态各异的文化形貌。这些口述史研究和著作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较少有历史的线索或脉络，常常以事件或人物的片段构成，目的是以口述史为研究方法走入田野，阐释口述背后深层的文化内涵。
第二、立足文学的口述史。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引入了口述史的方法，如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贺黎、杨健《无罪释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郑实、傅光明《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等，作品兼具文学和史学双重的研究价值。
第三、自传体口述史。近几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黄药眠口述自传》、《舒芜口述自传》、《文强口述自传》等“口述自传”书。北京大学出版社也 先后推出了《风雨人生——萧乾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等“口述传记”书。这些著作尽管成书过程中有他人的采录，但以口述者个人回忆和讲述为主。传主娓娓道来，讲述他们亲历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第四、政要人物口述史。如当代中国研究所采制的《共和国要事口述史》、《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从“童怀周”审江青》、《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以及近年来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上先后发表的宋任穷、李德生、廖汉生、赛福鼎、陈锡联、邓力群、袁宝华、阎明复、李尔重及汪东兴、吴德等人的回忆性文章，以及鲁林等主编《红色记忆：中国共产党口述实录》等著作。口述者多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决策者或参与者，他们的口述史弥补了国史或党史研究史料不足的问题。
第五、普通民众口述史。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李小江“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 丛书等著作，著者多为历史学者，他们不仅受过历史学的专业训练，
免费论文网友情提示：本网站所有内容为共享上传提供，不涉及任何商业利益，本站对此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
Copyright © www.csmayi.c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共享时代 共享你我他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