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还原真实的抗战：看消灭一个“鬼子”有多难
还原真实的抗战：看消灭一个“鬼子”有多难
1守卫关口的中国士兵。 （罗伯特·卡帕/图） [保存到相册]
抗战胜利70周年临近，屏幕之上，无处不在“打鬼子”。自电影《斗牛》走上银幕，日本演员冢越博隆就成了“鬼子专业户”，备受中国观众“憎恶”。
许多抗日剧中的主人公都身怀绝技。手撕鬼子、气功打鬼子、用手榴弹炸下天空中盘旋的飞机……直到2015年春天，《一起打鬼子》的女演员从裤裆中摸出了手雷。自此，抗日神剧彻底走向恶俗。
抗日战争是一段充满血与火的历史，娱乐化的方式来表现残酷的战争，是对历史的亵渎。为什么会出现情节夸张化、娱乐化的抗战神剧？这种文化现象背后隐藏了怎样的历史？
消灭一个“鬼子”有多难
“抗战中，中国军队受伤最多的部位是哪？”
多年前，一位黄埔老将军告诉笔者，“是在脚后跟。”战场上，中国士兵卧倒时倘若不小心把脚后跟“翘出来”，抓住这瞬间，日本士兵会趁机射伤中国军人。
“打鬼子”，远没有神剧渲染的那么容易，否则，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9月日本战败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何至于血战14年？中国何至于付出3500万人伤亡的代价，包括380余万军人？
抗战初期，不少国民党参战部队几乎是清一色的德式装备，这同日军甲种师团比存在优势，人数比是2∶1，火炮比大约是3∶1。按理说，3个师（一个军的编制）也可以对付日军1个师团。然而，打起来却往往是10个国民党德式装备师，才能敌得过日军1个甲种师。恰恰相反，日军一个大队往往可以对付国民党军一个师。两军的差距，远不是武器装备造成，更多的是训练水平、战术水平、战斗精神等方面的因素。当前，这段真实的历史，正被神剧中“手撕鬼子、气功打鬼子、手榴弹炸飞机”等情节所掩盖。
还原真实的抗战，是对战争最好的纪念。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2个旅团22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最精锐的中央教导总队及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三十六师等部148个师和62个旅，总计70余万人（据《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淞沪会战词条），其中不乏德式装备部队。
最终，上海沦陷，日军宣布死伤4万余，而国民党统计说死伤30万人。日军以22万人打败了中国军队70万人，以至于国民党军副总长“小诸葛”白崇禧感慨：我军训练远不如敌，使用同一武器之命中率远逊于敌人，并对轻重武器因训练不精，不能使用自如，未发挥较大之威力。（见《白崇禧回忆录》）
这源于日军优良的兵源与严苛的训练。1907年，日本小学就学率已达97.83%。良好的兵源基础之上，日军的训练也相当严格。昭和十五年（1940年）日军颁发的《步兵操典》规定，步兵单兵及大队以下步兵分队训练包括单兵教练、中队教练和大队教练；新兵入伍以后，每月用于实弹射击训练的子弹，步枪不得低于150发，机枪不得低于300发，每年用于训练的步兵子弹则为1800发。一些抗战老兵回忆，许多日军士兵在乘车行进时举枪射击，仍能较准确地打中百米内的人形目标，对重炮等技术兵器的操作、保养水平更是远优于中国士兵。
敌后战场决非“游而不击”
一部分盛行的抗战神剧，不仅没有反映出抗日战争的艰难，也没有把“打鬼子”的精彩之处反映出来。当前，抗战神剧和各种段子，正误导着公众的历史观。
“六十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人知道，李向阳完全是虚构的；而在南京雨花台，委员长卫队的两个营，独自阻击日军一个甲种师团，平均每个士兵要坚守25米长的阵地、面对50名日军精锐部队的士兵，但胜利者依然是中国人。”这段来自网络的流言，已无从考证源于哪部文学作品，显然，这都不是真实的抗战史。防守南京雨花台的88师，前身确是蒋介石的警卫部队，88师守卫南京也的确英勇顽强面对日军飞机、大炮、坦克的疯狂进攻，全师官兵前赴后继，六千余人壮烈殉国。
弹尽援绝后，88师仅剩下两千余人退入城中。雨花台的失守导致南京城防缺口打开，南京保卫战仅打了5天就土崩瓦解，仅少部突围成功，但“委员长的卫队”远没有吹嘘那般神勇无敌。否则，哪还会有南京的陷落，以及随之而来的南京大屠杀？
流言中提到的八路军游击队队长“李向阳”，的确是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人物。然而，其原型却是货真价实的抗日英雄，是节振国、包森、李运昌等诸多英雄的集合：包森曾活捉天皇的表弟赤本大佐，在盘山战斗中，率部全歼日军一个骑兵中队。抗战胜利后，曾克林出关，攻下山海关，率领五千多人作为先锋挺进东北，曾克林带的部队就是包森打下的基础。
远不止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打了不少的大仗恶仗。除著名的平型关、百团大战之外，还有不少大仗没有得到宣传。敌后战场上，对日伪1万至7万的大规模反“扫荡”作战有59次，仅仅在长乐村战斗一仗中就消灭日军2200人；1943年7－8月，以卫南战役和林南战役为起点，开始了一系列的进攻性战役，歼灭日伪军规模越来越大，动辄在三五千以上。1945年8月前，一场战役消灭日伪军一万人以上。
“据日军统计，整个八年抗战，敌后战场歼灭日军才800多人。”网络上流行的这段帖子，明显站不住脚：八路军、新四军仅俘虏的日军就有6200多人，其中的1000多人被改造成了“日本八路”“日本新四军”。
这让所谓“抗战八年中共武装消灭日军不到1000人”的说法不攻自破。笔者对照日本防卫厅写的战史书发现，“据日军统计，整个八年抗战，敌后战场歼灭日军才800多人”，这一说法的所谓来源的累加似乎严谨，但对照日本防卫厅写的这些战史书，如《华北治安战》《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大本营陆军部》《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
遣军》等，就不难发现这些数据根本就没记载，数据是别有用心的人造的假。
正面战场也不是“一触即溃”
由于种种原因，国民党正面抗战的历史被淡化遗忘。影视剧中对正面战场的描述，往往是“一触即溃、一溃千里”。
这也有失偏颇。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二十多个会战之中，胜仗也不少，至少是胜败参半，远不止是只有台儿庄大战。万家岭大捷、三次长沙会战、上高大捷、昆仑关大捷、滇西攻势、第二次赴缅作战、湘西会战等都是大胜仗。尤其是1945年春，湘西会战消灭日军
2.6万，被誉为抗战的巅峰之作，日军也被打得口服心服。这一仗后，正面战场相继转入了反攻。
按照过去中国人书写的抗战史，歼敌超过1万人的战役，至少有二十多个。其中，有些战役是难免国民党为宣传激发士气的需要，或为邀功有虚报的成分。尽管如此，翻开日本防卫厅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大本营陆军部》等档案材料可知，即便日本战史的统计数字再缩水，也可窥见正面战场的历史功绩。
据日方统计，在淞沪会战中，日军伤亡40672人，仅101师团就阵亡1万多。这相当于一个半师团的兵力；武汉会战，日军承认伤亡3.5万，万家岭战役消灭日军106师团等部。仅以《冈村宁次回忆录》为证，第106师团“受到全军覆灭的严重打击”，补充新兵后，“成了日本第一的软弱师团”；浙赣会战中，日本战史承认伤亡28955人；长衡会战，日本战史承认伤亡达6万多人；湘西会战，日本战史承认伤亡总数为26516人。
对损失惨烈的战役，日军往往死硬地咬着牙不愿意承认自己遭到了大失败，对战损统计大加掩饰，但仍然不得不承认遭到巨大的打击。
篇二：两条战犯漏网之鱼：裕仁天皇和冈村宁次
两条战犯漏网之鱼：裕仁天皇和冈村宁次 (2014-07-07 11:47:43)
转载▼
标签： 分类： 历史与地理
转载
原文地址：两条战犯漏网之鱼：裕仁天皇和冈村宁次作者：
国民党审判日本战犯：为何故意漏掉裕仁天皇和冈村宁次？
2014-07-07 22号公馆
1945 年9 月9 日，南京黄埔路原中央军校大会堂，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率日军代表退出受降会场。冈村宁次身后依次是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中将福田良三、第十方面军（在台湾）参谋长中将谏山春树、第三十八军（在印度支那北部）参谋大佐三泽、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中将小林浅三郎和副参谋长少将今井武夫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国国民政府开始对日本战争罪犯展开审判。各地共逮捕日本战犯2357名。在南京、北平、广州、上海等10个城市设立了专门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从1945年12月至1947年12月共计审判日本战犯2435人，其中判处死刑149人，实际执行145人（4人在执行前病死或减刑）。其余的判处无期或有期不等的徒刑，少部分无罪释放。
1946年1月19日，同盟国统帅部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甲级战犯（又称东京审判）。中国审判作为东京审判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提供证据，特别是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揭露，为东京审判做出了重要的配合和贡献。
这场审判，是在英美等国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后，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的独立司法审判。对长期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件宣示主权、伸张正义的重大事件。在没有先例、没有经验的背景下，独立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国际审判，对中国的司法工作者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公正地说，国民政府诸多外交、法律、军事人员，付出大量的努力，完成了这次规模浩大的审判。现在，让我们翻开当年的档案，还原这段曾被湮没多年的历史。
裕仁天皇和冈村宁次漏网
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筹备工作，是在英美盟国的带动下展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英美等国就在谋划战后如何惩办法西斯罪行。1943年10月，同盟国各国代表在伦敦成立“联合国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中国政府代表顾维钧参加。1944年2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开始了初期的日军罪行调查工作。
1945年8月15日后，各地日军相继向国民政府投降，等待遣返。国民政府在接收过程中，得以开始实质性的调查和惩处战犯工作。
审判的第一项工作，是确认战争罪犯。日本侵略中国早于二次世界大战，时限应提前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略东北和华北的日军首领，都应列入战犯名单。1945年9月，国民
政府由外交部牵头，会同中央秘书处、司法行政部、军令部、中宣部、国际问题研究所连续召开会议，最初议定的名单有48名，包括近卫文麿、东条英机等政府首脑，杉山元、板垣征四郎、畑俊六等军事将领，广田弘毅、松冈洋右等历任外相，小仓正恒、河田烈等历任藏相。
一些特殊人物，虽然职位不高，也列入战犯名单。如芳泽谦吉，1923年就任驻北洋政府公使，涉及一系列中日冲突及1928年日本出兵侵略山东。1932年他辞职，严格说来，日本全面侵华时他已不在决策层。但他参与早期侵略中国的许多决策，因此列入战犯名单。还有大谷光瑞，日本佛教法主、探险家。1902年率大谷探险队前往中亚、新疆等地挖掘文物。后来派人发掘调查吐鲁番、库车等地，掠夺大量文物。1933年移居大连。虽然大谷从未在政府任职，但他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影响极大，所以也被列为战犯。这个名单反映：国民政府在酝酿时，考虑到日本侵略中国的全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不仅局限于政府要员和军事首脑，而且涉及经济、文化等多方面。
几经删减，最后议定的日本战犯名单为20人。蒋介石审定后标出重犯12人，圈去2人。12名重要战犯是：1、土肥原贤二，2、本庄繁，3、谷寿夫，4、桥本欣五郎，5、板垣征四郎，6、矶谷廉介，7、东条英机，8、和知鹰二，9、影佐祯昭，10、酒井隆，11、喜多诚一，12、畑俊六。其余8人为：梅津美治郎，多田骏，秦彦三郎，小矶国昭，大谷光瑞，阿部信行，南次郎，甘粕正彦。最后大谷光瑞、甘粕正彦被排除。甘粕是日军少佐，长期担
任“满洲电影株式会社”董事长，主持拍摄了很多歌颂日本军国主义、奴化中国人思想的电影。
战犯名单中，有两个特殊人物不在其中。一个是日本天皇裕仁。国民政府最初认定的战犯名单，天皇裕仁排在首位。美国为了长久控制日本，考虑保留天皇制度，杜鲁门总统与蒋介石磋商后，将裕仁删除。尽管外界舆论强烈要求追究天皇的罪责，国民政府还是与美国保持了一致。
还有冈村宁次。作为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是侵华首恶。但日本投降后，冈村积极配合国民政府，拒绝向八路军投降，等待国民政府的接收，使蒋介石感到满意。在商议战犯名单时，何应钦就特别关照：不要将冈村列入。这就违背了法律的原则，而是出于政治的考虑。
篇三：国共谁是抗战中流砥柱？日本史料怎么说？
国共谁是抗战中流砥柱？日本史料怎么说？
从日本所著侵华战争相关著作中不难发现，国共争议最激烈的抗战领导权问题对日本根本就不是问题。作为中国唯一的政府，国民党是唯一的领导者。然而谁才是抗日战争的主力，日本人有了180度的转变。
在日本开始战争时，日本官员与军部虽然注意到了中共的抗日热情，但毫无疑问，国民党军队才是他们对手。
从《大本营陆军部》一书中可以发现，国民党中央直系军队的战斗力，尤其中坚军官强烈的抗日意识和斗志，绝对不容轻视。面对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的顽强死守，书中慨叹“尸山血海，非日军所特有”；1939年底开始的冬季攻势乃“中国军攻势规模之大，斗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均属罕见”，是“整个中国事变中陆军最暗淡的时代”；策应对香港作战的第二次长沙作战，因薛岳的血战令日军“部分将士的必胜信念发生了动摇，需要年余始能恢复”。
相较对重庆军的周密部署，大本营对中共并不重视，因为与苏联的联系，日军大本营一直强调的是防共，斩断可能出现的红色通道。而早期中共也没有显示出强大的战力，只有一直与中共缠斗的华北方面军备受困扰，“敌人擅长谍报工作，善于退避、潜伏”，“击败重庆军并不难，而对付采取退避分散战术的中共军却不容易”，显得不太真实的地道战让曾在冀中一带作战的加岛武中佐感叹“日军总像是在和鼹鼠作战一样”（《华北治安战》）。
结果到了1938年秋，日军突然发现“占领了中国大部分主要城市，但是日军所统治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些点（城市及其周围）和线（铁道和公路干线），除此之外的地区，到处都遍布抗日据点，中国军队展开游击战，给日军以威胁。”（《日本外交史》）
客观来讲，此时所指中国军队包括八路军与国军两部分，日军并没有加以区别，在武汉会战前后，为了保证铁路的通顺实施了肃正。然而他们发现，经过几期扫荡，“中共军扩张势力的活动很显著……逐渐蚕食蒋系军及杂牌军，急剧地扩大了他们的势力。”
这很快引起了日军的关注。1939年3月，日本华北方面军汇编的《战时月报资料》写道：共产党军队“在正太线南北地区有蠢动的征候。共产军的群众工作似乎越作越深，尤其是朱德所在的晋南方面敌人的工作更为彻底，想得到情报极为困难”。
同年12月，华北方面军情报负责人会议又指出：“根据最近情报，共产势力渗透华北全部地区，就连北京周围通县、黄村（大兴）等地，也都有组织地渗透于民众中间。”他们由此认定：“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为此，应加紧收集情报，确立排除中共势力的对策，实为当务之急。”
在这次会上，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也承认：“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基于这种认识，他主持制定的1940年“肃正计划”规定：中共“势力迅速发展壮大，不容忽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华北治安战》）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攻克涞源县日军据点东团堡
尽管如此，在百团大战前“日军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华北方面军的作战记录中，一再以损失、过失、轻率、痛苦、教训、反省等叙述此战，甚至提到“保持军队威信”，这在《大本营陆军部》中是绝无仅有的。
此后，华北方面军在大本营的支持下对共产党地区大举进行肃正作战，经过两年激战，军队规模和解放区缩水。但是到了1943年以后，它们又得到了巩固和发展。1943年5月，山西《新民报》登载的一篇文章亦承认：“一向即以狡黠著称之共党军，彼等确有不可漠视之独特战法……其所以几年仍未全灭者，实不能不归功于其特有战法，所谓特殊战法者，亦即彼等所自觉得意之游击战。”
北平《新民报》于年底指出“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迹之终局，乃在解决中共军。”因此，日军大部分时间总把兵力的六、七成都用在同中共的战斗上，此时“国民党军队避免同日军决战，企图尽量减少消耗，为战后的政治统战保存兵力。”
在对中共的作战中，日军顺便扫荡了国民党军队，然而他们马上发觉这是错误的行为。例如1941年日军占领了国民党军卫立煌部长期据守的中条山，结果却是其始料未及的，“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蒋系军在华北最后的地盘由于中原会战失掉以后，共产军（八路军）显然成为扰乱华北治安的主要敌人”（《大本营陆军部》）。对此，日本华北方面军曾反省：“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的确受到重大打击。但是这个所谓‘扰乱治安的游击基地’，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然而，当蒋系军受到打击失掉其根据地时，使虎视眈眈寻找机会的共军立即将其势力侵入该地区，取代蒋系军，确立了根据地。从此，华北的游击战便由中共军独占了。”（《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1942年5月至7月日军在晋冀豫边境作战，因未能捕获中共军队主力，而向易于捕捉之敌寻求战果，消灭了国民党军庞炳勋部。对这一结果，日本战史曾总结说：“这一行动，不仅有损于完成消灭共产党军这一主要目的，而且削弱了一直在阻止共产军势力向南扩大的残余蒋军，结果却使共产军方面坐收渔翁之利”，故“此次作战，或可谓为考虑不周的表现”。（《大本营陆军部》）
至1944年，情势再变。日本的军事作战陷入困境，不得不开始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重庆军的“劣弱性”暴露无遗。国民党第10军死守衡阳与豫湘桂全线不堪形成奇异反差，以至于美国人担忧中国战线崩溃，一度曾想让史迪威将军担任中国军队的最高司令官，后因中共军队的奋战而作罢。
日军在与国共两军交手后，慢慢察觉“就中共的信念而言，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华北治安战》）
国军并不是这样。据冈村宁次回忆，当时一些国民党军将领投降后，“他们到北京或在当地初次见到我时就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冈村宁次回忆录》）由此，日军得出结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共存的。”
随着美军进攻的紧迫，大本营预见到重庆会策应美军对日开始全面反攻，以及延安活动的激化，转而谋求离间重庆与延安，助长其互相争执。经过谈判，冈村宁次向蒋介石提出了一系列反共的建议，其中特别强调要将驻在中国的100多万装备齐全、建制完整的日军，趁尚未遣散之前用来进攻共产党。此举深得蒋介石的“嘉许”。日本历史学家臼井对此评论：与其说那是一次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的会谈，还不如说是为了合作对付共同敌人——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朋友之间的会谈。（《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
本文主要参考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编辑、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的《大本营陆军部》、《支那事变陆军作战》、《华北治安战》，服部卓四郎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信夫清三郎著、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翻译的《日本外交史》，井上清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本军国主义》，根据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昭和の动乱》一书摘译出的《日本侵华内幕》等。
免费论文网友情提示：本网站所有内容为共享上传提供，不涉及任何商业利益，本站对此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
Copyright © www.csmayi.c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共享时代 共享你我他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