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千字论文

篇一：苏轼论文

浅论苏轼的旷达及其思想根源

【摘要】苏轼一生坎坷多难，但他始终没有沉沦，而是一直保持着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其旷达情怀堪为世人典范。研习其旷达精神之内涵，把握旷达精神并探求其思想根源，于人不无借鉴作用，于时不无现实意义。文章先从苏轼的生平写起，先介绍了苏轼旷达的表现方式：哲理的思考人生和放达的寄意山水，再写苏轼旷达的思想根源是其以儒为主、兼容佛老的人生观。

【关键词】苏轼 旷达 思想根源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人，大多是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而踏入社会生活的。然而，当我们具体去审视一个个古代文人的时候，却发现他们最初的抱负和日后的遭遇经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对立状态，就连“怀瑾握瑜﹑独善其身”的退身之路也在强大的社会异己力量的冲击下而荆棘丛生。从“沅湘流不尽”的屈原到“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的阮籍，从超然物外的陶渊明到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在他们身上都显示出矛盾而同一的人格特征：狂放而又拘谨，进取而又淡泊，既为君报国又为己全性……北宋文豪苏轼则可以说是这些封建文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典型代表。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宋仁宗嘉祐元年，他与父亲一起到京城，次年与弟弟苏辙一同进士及第，六年，又应制科考试，列为三等（宋代的最高等）。苏轼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当时，正值王安石厉行新法，苏轼从变法的实际效果考虑，不同意王安石的一些措施，因而被放外任，通判杭州，后又知密州、徐州。苏轼在地方上勤于政事，政绩卓著。后来，御史台有人居心不良，罗织罪名，诬陷他以诗讪谤朝廷，被捕入狱，酿成了著名的“乌台诗案”，险遭不测，出狱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后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政，尽废王安石新法，苏轼因属于旧党被召回，官至中书舍人。但苏轼在多年的贬谪生涯中，了解到王安石新法有许多好处，反对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的主张，于是又被放外任，历任杭州、扬州等地知州。高太后死后，哲宗亲政，新党再度上台，苏轼再次遭到迫害，先是被贬往惠州，继而被贬到儋

州。三年后，徽宗即位，苏轼病逝于被赦北归的途中。

苏轼的人格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他的一生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黄州时期和岭海时期。早期的思想尚未成熟，黄州时期则基本建立了自由人格。所谓自由人格，是指他对现实的超越和执着的生活态度，即不做“散人”，也不做“拘人”，对于“兼济”和“独善”两种人生方式，都不从主观上要求外在社会准则的认同，而是作为丰富自我、发展自我的两种手段。到了岭海时期，苏轼已到达了人格上的天地境界。可以说，苏轼通过自己的生命实践，诠释了“旷达”这一中国传统士大夫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寻求的最高生命范式。

“渊明吾所师”，苏轼一生对陶渊明极为推崇，常以陶自比、自励，诗集中追和陶渊明的作品就有一百多首，陶渊明的人生态度无疑给了苏轼极大的影响，但是，苏轼的旷达并不能等同于陶渊明的隐逸。

陶渊明生活的晋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最频繁的乱世，所谓“乱”也看惯了，“篡”也看多了，诗人早年也曾关注苍生，胸怀天下，然而黑暗污浊的现实使他最终放弃了兼济之志，选择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归隐之途。反观苏轼，即使在政治最失意的时候逃避现实，也不同于陶渊明的逃避现世。“乌台诗案”，苏轼九死一生，昔日的廊庙之器，一下子沦为戴罪之身，但即便如此，他仍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隐隐以周瑜自比，为自己不能象他那样建功立业而发出“人生如梦、早生华发”的慨叹。他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只不过是他仕途受挫时的自我心理调节、自我心理宽慰。他以淡薄功名的宽阔胸襟和旷达通脱的人生态度来度过宦海风波，游出失意的精神苦海，为的是有朝一日能赢得机会实现理想，这也是为什么苏轼虽然政治上备尝艰辛，却一直未离开仕途的原因。由此可见苏轼的思想主流是积极入世的，是和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旨趣相通的。

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苏轼欢饮达旦，望月怀人，写下了著名的《水调歌头》。词中既有出世之语“我欲乘风归去”，又有入世之情“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现实人生有种种缺憾，却依然使人留恋。有着这样的入世情怀，词人才会在历尽风雨之后，迎来了“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的无差别境界。

总之，苏轼的“旷达”包含着一种对社会的积极参与意识，是一种宁折不断、保持信心的乐观精神，而不是疏狂和玩世的潇洒。苏轼从不怨天尤人，而是自解宽心。王国维曾说“东坡之词旷”，与其说是他文风的旷达，还不如说是他心志的旷达，其文风的旷达完全是以这种精神的旷达为底蕴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仕途的受挫加深了他的阅历，扩大了视野，也使他在文学上获得极大的成功。

一、 旷达的表现方式

苏轼常常在词中对自己的人生做深层次的哲理思考，最终落脚点却总是旷达地对待人生的波动与挫折，力求自我超脱，不因人生不如意而轻率的否定。苏词中给人印象较为深刻的就是其“人生如梦” 的感叹，但这“人生如梦” 的“梦”，一方面固然是作者在感叹人生有限、生命短暂、命途虚幻易变，但另一方面却是在借“梦”表现自己对世俗人生的深层次的哲理思考，是借“梦”来表达他对人生的旷达通脱态度。

如《永遇乐〃明月如霜》中“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 的“梦”，就是词人着意要表达的一种人生领悟，一种旷达情怀：世人被名利所扰，营营终日，犹如睡中梦里，人生之梦未醒，实是因为对人世欢怨之情未断，而自己却能逃脱世事纷扰，以旷达情怀看世事、看世人，这样就使得对情、事的感叹超越了自我，挣脱了由“乌台诗案”等政治波折带来的感情镣铐，放弃了喜怒哀乐乃至荣辱毁誉。词人通过深入思考人生哲理，而使精神获得了解放，有了超类脱俗的旷达情怀。

又如《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 一词中，“长恨此身非我有”，表达了词人对自己踏入社会、步入官场之后再也难以自我把握人生命运的深层次哲理思考。而“倚杖听江声”，是对自己处世态度的鲜活写照，如图一般勾勒出作者的形象。词人通过深层次思索，从宁静、开阔、静美的大自然中领悟到世俗的忧愁与烦恼、人生的得失与荣辱都应以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情怀对待之，从“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脱离世俗转入到了对精神自由和人生理想的追求，这是在痛苦的逆境中对人生的理性思考，是用旷达不羁的情怀来展示自己的独特个性和真情。可以说，苏轼在深层次的哲理思考后，更坚定了其顽强乐观、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而所作之词，也产生了旷达境界。

苏轼描写大自然的词，取材广阔，气象万千，就题材而论，登临怀古、田园风光、农村生活，无不展示出大自然的雄奇壮阔，而在对大自然的赞美中，词人让自己的有限人生在自然无始无终的运动中得到永恒，让人生的种种苦恼，在超乎现实的纯美的自然中得到解脱，让自己从与社会的种种矛盾中脱离出来，与大自然天造地设的规律相和谐。苏轼善于把自然山水之美与深沉的历史感和多重的人生感慨相融合，以此来表达自己对历史、人生、社会和世界的见解，并借此抒发旷达脱俗的自我情怀。

这种感情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流露得最为明显。此词写于元丰五年（1082），苏轼谪居黄州期间游览黄州赤壁后所作。词人借民间误传发端，由黄州赤壁联想到历史上的赤壁大战和三国英雄，既描写了江山如画的壮丽景色，也抒发对英雄的景仰之情和人生无常的身世之感，遂成千古绝唱。苏轼作此词，正是“乌台诗案”后贬谪黄州之时。大凡迁客骚人，庙堂江湖之间，容易或以物喜、或以己悲，在逆境中仍能以平常襟怀自解、自嘲、自慰的，非胸中有一股旷达脱俗之情不可。苏轼此词，正有一股旷达脱俗之情，故气象磅礴，格调雄浑，“自有横槊气，固是英雄本色”（ 徐釚《词苑丛谈》卷三），其成功之处，当在于将有志报国、壮怀难酬的现时多重人生感慨与眼前“江山如画”的美景、

怀古之幽情有机融合在一起，产生了极强的感染力和震撼力，的确是真景与真情的交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发古今兴亡之慨，将人引入到深沉的历史中。它既使人看到了大江的汹涌奔腾，又使人想见风流人物的卓绝气概，更可体味到作者兀立江岸凭吊胜地才人时所诱发的那多重人生感慨。上片气魄恢宏，有自然山水之美，有深沉的历史之感，有对英雄业绩的追慕，有对历史、人生的思索。但英雄已往，自己被贬，这不能不使苏轼从对理想的追求而一下跌入惨痛的现实：“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这份人生感叹谁能理解? 作者只能善自宽怀，放眼大江，举酒赏月，“一樽还酹江月”，将历史与现状、理想与现实、风流人物与贬谪人生的种种矛盾全部消解于无言之中，感情虽由高昂而至沉郁，但仍是以一种自解自慰的手段，将在经历了历史与现状、理想与现实尖锐冲突之后的心态归结于超然旷达。这种旷达超脱，是昂奋豪情与感慨超脱的融合，是一种对人生的顿悟。【1】

苏轼善于以清空之笔描绘宁静幽邃的景色，以和谐安谧的自然山水表现忘怀物我、超然自适的旷达情怀。如《西江月》：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聪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弥弥浅浪”而能“照野”，不消说是因为月光的皎洁；“横空”但见“隐隐层霄”，可知天宇的浩阔，两句写景，已见出词人的澄澈胸怀。词人已经“乘月至一溪桥”，却不急于回家，明明是自己“可惜一溪风月”，流连忘返，却偏偏说“玉聪骄”，平添夜行的情趣。词人终于“解鞍欹枕”“醉眠芳草”，将整个身心融入了大自然的怀抱，直到“杜宇一声春晓”。金代元好问曾经评价苏轼“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很有见地，否则，“浅浪”“层霄”“风月”云云，“干卿何事”？词人笔下优美旖旎的春夜美景，都是为了展示其忘怀物我、随遇成趣的灵心慧性。

总之，苏轼词中表现出的旷达情怀，真正达到了王国维所说的“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 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的地步。

二、旷达的思想根源

苏轼的“旷达”既是他性格的表现，又是他人生观的精华，还是他文风的底蕴，究其来源，是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的。

苏轼入仕时，正逢宋朝的政治大变革，朝廷内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司马光为领袖的旧党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苏轼一直处于这一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在政治上，苏轼主张温和的改良，王安石行新法，苏作为保守派，出言反对，而他被贬至黄州自耕数年后，深入了解了当时社会的弊端，从思想上对新法的好处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于是，当司马光

将其作为曾被新党打击的旧党而加以提拔时，苏轼竟然又表示反对全面废除新法，由此而遭到旧党程颐一派的攻击而再次被贬。当苏轼五十九岁时，新党再次执政，而此时的苏轼已为新旧两党视为异端，前为旧党所贬，今新党执政，贬之更甚。苏轼既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又据理力争新法对国计民生的有利而与旧党产生裂痕，因而他既不能见容于新党，亦不能得志于旧党，政治上一再失意。苏轼政治上温和改良主张的宗旨是济世为民，其结果却导致了他一生经历的坎坷。但为了走出仕途困境，实现自己经世济时的政治理想，苏轼对官场的得失总是不以为怀，在心里依然保持着生活的信心和对美好事物执著追求的乐观精神。【2】

苏轼的思想比较复杂，儒、道、佛三家都对他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他奉儒而不迂执，好道而不厌世，谈禅而不佞佛。这一点在《前赤壁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这篇千古传诵的佳作同样写于黄州时期。开头“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感受和下文由曹操“而今安在哉”引起的怀古伤今的苦闷，实质上都反映了苏轼在贬谪初期寻求超脱现实的强烈愿望。但最终苏轼还是从悲观情绪中振作起来，否定了虚无的人生观，以旷达变通的态度对待现实，身处逆境却忘怀一时得失，最终从困厄中解脱出来。他领悟到人生的根本意义不在于世俗的荣辱毁誉、成败得失，而在于精神的超越升华，对生命的彻底把握。只要精神上充分理解大自然的规律，顺应自然，寻求心灵的自由，那么美好的东西就会长期属于超脱的灵魂。这种“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乐观态度，本质上就是庄子“万物齐一”的思想，即齐得失，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这一超然物外、听任自然的人生态度，又与佛家的与世无争、随缘自适之义相通。

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苏轼世界观的各个方面往往既矛盾又统一，但苏轼一生始终是以崇尚儒学，讲究务实为主。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救时济世的政治抱负，以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入世态度从政，主张“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从这一点出发，他怀着“奋厉有当世志”的宏大抱负走上政治舞台，迈往进取，舍身投国，在朝廷时耿直敢言，外放时恤民疾苦，即使严遭挫折也始终没有真的归隐，这说明他的基本思想还是在儒家的入世观念界内。他不因一时的失意就沉溺于酒色而不能自拔，他有自己的理想，他善于在逆境中解脱自己的苦闷、安定自己的情绪；山水田园之趣、友朋诗酒之乐、哲理禅机的参悟，都是他精神上的补药；他无论处于何种难关，都能保持生活的常轨。他始终是愉快的、诙谐的，心境是明朗的。苏轼一生所受的磨难可以说是唐宋文人中最多的一个，但他的作品中较少那种悲凉凄怆、消极颓唐的色彩，这些都是因为他兼容并蓄了儒佛道三家的思想。

苏轼崇尚老庄哲学，深受禅学影响，颂扬陶渊明的人生态度，仕途屡遭挫折时他自

篇二：苏轼论文

河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浅论仕途对苏词的影响

作 者：夏朋田

专 业：汉语言文学

准考证号：010506101475

成 绩：

工作单位：河南教育学院

职称职务：学生

邮 编：450046

联系电话：13526626810

完成时间：2008年9月

浅论仕途对苏词的影响

夏朋田

内容摘要:苏轼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大文学家,开创了一代豪放词风，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细品苏词我们就会发现仕途的起伏对苏词风格的影响很大，表现在豪放中些许悲凉，对人生矛盾的困惑，以及经历风雨之后从容淡泊的心态。正是丰富的人生经历，坎坷的仕途，天才的心理结构造就了这样一位大文豪，造就了他的独特风格。我将根据对苏轼生平及所学作品的学习和浅显研究，从苏轼仕途坎坷经历中探寻苏轼诗歌中的豪放中见悲凉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关键词:苏轼；仕途；词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和诗人。苏轼同弟苏辙，父苏洵合称“三苏”。苏轼是苏洵的长子，从小跟随父亲读书，深受父亲严谨治学的影响。苏轼幼年由于承受好的家教，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1]，为以后进学和成为文坛盟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嘉佑二年（1057）与弟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佑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佑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五，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苏轼简历来自百度知道）

苏轼自踏入仕途起，便坎坷不断，风格也随人生风波为之一转，但这正是苏轼成大器的原因。词中“悲”的成分明显加深有两个较为显著的标志。一是在他45岁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一是在他59岁被贬往惠州时。我先从苏轼的坎坷仕途中仔细揣摩苏轼的人生态度的转变，诗歌风格的转变，然后总结出三个方面的东西与大家分享：一是遭受贬黜后豪放悲凉的风格;二是人生理想得不到实现又与现实冲突后的矛盾;三是在悲剧命运前永不堕落的乐观主意精神。

一．坎坷的仕途

苏轼的早期仕途还是平静的，但表面的平静正是为以后卷入政治风暴蓄势。这与苏轼忧国忧民，直爽执着，坚贞不屈的性格有关系。王水照先生对苏轼的“真率”性格最有体会。他说：“保持一己真率的个性，追求无饰的自然人格，是苏轼人生观、文学观构成的核心”[2]。

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临了。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静了。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流放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只好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这是苏轼报国无门之下求自保的无奈之举。

大概十年后，苏轼终于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乎沦落到被砍头的境地。中国古代的君王总是要做出一副关注视听的样子，苏轼辩得过一张嘴却挡不住众鲨鱼的群攻，只能成为君王开刀的牺牲品。这时的苏轼已是一位老人了，牢狱之苦，刑讯逼供和群鲨鱼的无聊诽谤让老人感到的只能是对命途多舛的无奈：“障碍的不可克服,权威的不可抗拒”[3]。这是苏词风格突出悲凉的关键。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已变得对功名心灰意冷，于是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他要安静一下了，底下头舔舔道道的伤疤，但丝毫磨灭不掉他的英雄气。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用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可想这时的苏轼的心境是多么的绝望啊！后来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在这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升为翰林学士。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以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

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这也是苏轼为自己建功立业伟大报复不断努力的一个缩影。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元佑八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惠州，儋州。这些地方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最恶劣的外放地，而此时的苏轼已经是一个风雨飘摇的老人了。但多年的宦海浮沉只能使伟大的苏轼更加淡泊，更加平静了。后徽宗即位，得以任用，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纵观苏轼的一生，这是在启用和贬谪，外放与入朝之间不断的徘徊。作为一个有着独立人格，感情丰富，又有建功立业伟大报复的文人，这样的经历是无奈和痛楚的，也掺和着血与泪。苏轼的创作天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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