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西方音乐史在中国的研究 本文关键词：音乐史，中国，探讨，研究
探讨西方音乐史在中国的研究 本文简介：绪论 围绕“中国视野”的相关争鸣已经成为近几年国内西方音乐史学界的热点话题。自2005年以来，随着中国·西方音乐学会的成立，先后在上海、西安、广州、沈阳举办的四届年会上，关于中国人在面对西方音乐史研究时应该采取怎样的立场和视角，成为国内学者持续关注的问题之
探讨西方音乐史在中国的研究 本文内容：
绪论 围绕“中国视野”的相关争鸣已经成为近几年国内西方音乐史学界的热点话题。自2005年以来， 随着中国·西方音乐学会的成立， 先后在上海、西安、广州、沈阳举办的四届年会上， 关于中国人在面对西方音乐史研究时应该采取怎样的立场和视角， 成为国内学者持续关注的问题之一。2013年， 国内音乐期刊《音乐研究》在第三和第四期开设了题为“西方音乐史学科在中国的未来之路”专栏， 特邀一批西方音乐史学领域的学者就此论题展开笔谈。2013年9月， 西方音乐学会第四届年会在沈阳音乐学院召开， 其中心议题就是“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视野和西学前沿”, “中国视野”更是成为与会者争论的焦点。
2016年12月8-10日， 中国西方音乐学会第五届年会在福州举办， 年会的中心学术议题是“西方音乐断代史研究”.在三天的会议主题发言中， 来自国内各大院校的专家学者围绕西方音乐断代史的方法论探讨、断代史视域中的作曲家、作品、体裁、教学等方面的理论构建、国外断代史着作研介、断代史和通史比较研究、中西音乐当代史比较研究等多个子议题进行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交流， 显示出国内西方音乐史研究正逐步由通史层面向断代史和专题史层面纵深发展的学术倾向。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会议最后一天的自由论坛， 大会特别诚邀杨燕迪、韩锺恩、孙国忠、陈鸿铎、周耀群、班丽霞、叶松荣等学者针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中国视野”进行开放性研讨。其中， 福建师范大学叶松荣与上海音乐学院孙国忠就“中国视野”的解读与认知进行了又一次的激烈交锋， 会后， 两位在学术观点上针锋相对的学者以握手的方式彰显他们对西方音乐史研究未来发展的共同夙愿， 同时， 也为国内学术界留下一个持续发酵的关于西方音乐史研究中“中国视野”的学术命题。
一、“中国视野”的正反方 如何展开“中国视野”之下的西方音乐研究， 近十年以来有多位学者发表文论参与研讨， 本文限于篇幅不做全景赘述， 只把重点放在其中两位焦点人物身上：作为正方的叶松荣教授与作为反方的孙国忠教授。
叶松荣教授是国内较早对“中国视野”进行学术关注的学者之一， 早在1997年发表于《人民音乐》的《关于西方音乐研究中的认识问题》一文， 就提出了西方音乐研究的本土化与如何构建中国自己的方法体系的系列问题。在2010年发表于《音乐研究》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中国视野”可行性探讨--与其他学科相互参照中获得的启示》一文， 明确提出了“中国视野”这一学术命题， 指出“‘中国视野’不单纯是指中国学者以中国自己的语言方式解读西方音乐历史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在理论层面、方法层面和价值层面上的主体意识呈现， 当然这只是一种大致的意向或构想……从理论层面上讲， 中国视野从内涵到外延均属于张力型概念， 并非传统概念所能界定。”1
孙国忠教授正是针对这篇文章中关于“中国视野”的学术命题， 在《西方音乐史研究：学术传统与当代视野》一文中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孙国忠教授认为， 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中国视野”的提法并不科学， 学术研究 （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研究） 是一种独立的精神劳作， 表达的是学者个人的旨趣。不可能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群体化视野 （特别是事先预设的包含国别的指向） , 理想的学术研究是超越国界的。中国特色只是一种涉及具体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并不是研究本身想要达到的目的。任何学者的研究都只是该专业领域学术史中的一个片断， 正是这种众多的片断， 共同构建了学术史。2
这篇文章发表在2013年《音乐研究》“西方音乐史学科在中国的未来之路”专栏中， 从而引燃了学界的关注热度。从2013年沈阳第四届年会伊始， 学者们开始在“中国视野”的概念界定、称谓、理论实质及方法论层面产生诸多争鸣， 其中的重要节点是关于“中国视野”的可行性探讨， 即具体的个案研究之上。
叶松荣教授发表的《西方人的音乐中国人的学术---对以中国人的视野研究西方音乐观念与实践问题的理解》一文正面回应了这一问题。3文章第二部分从四个方面详细论证了“中国视野”在个案研究中的可行性：一是从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庸’思想来解读西方19世纪民族主义音乐的审美意蕴；二是以中国戏剧为参照， 对17世纪意大利歌剧诞生的历史条件进行中西文化的相互印证；4第三方面， 以德沃夏克《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副部主题的分析为例说明借助中国古典诗词来领悟西方音乐， 也可以视为中国学者对西方音乐的一种特定阐释。5最后以于润洋先生发表的文章《试从中国的“意境”理论看西方音乐》为例， 6运用中国的‘意境’理论审视西方音乐。
争鸣在持续焦灼中进一步升温。2015年5月， 孙国忠教授发表《尊重学术传统再思研究路径---就“中国视野的西方音乐研究”之相关问题答叶松荣教授》一文7, 针对叶松荣教授前文中8对学界“中国视野的西方音乐研究”各种不同观点的解读进行重点厘清；指出重视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 （外文资料和文献） 是每位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者都不能回避的关键问题；相对于“中国视野”, 孙国忠教授详细论证了“当代视野”的重要性， 并将它与“学术传统”并列审视；文中特别对叶松荣教授“中国视野”理论预设前提下的可行性实践：四个方面的个案研究进行了逐一质疑。在文章的余论部分， 孙国忠教授提出“关于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科的现状和发展， 我和叶松荣教授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但我们之间有一点是共同的， 那就是我们都希望中国的西方音乐 （史） 研究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期盼中国的学者能以具有个人独特见解的高学术含量成果在世界性的学术场域发出中国人的声音。”9
二、如何理解“中国视野” 如何解读“中国视野”下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刚刚结束的第五届年会自由论坛的学术交锋余温犹存。究其争鸣的焦点似乎仍然停留在问题的原点：即“中国视野”的概念界定、理论基础、方法论及可行性实践诸层面产生的争议。在赞同与反对， 回避与困惑的众说纷纭中， 呈现出目前国内学界普遍存在的学术心态：
即面对积淀深厚的西方历史音乐学传统和成果， 处于“他者”地位的中国学者感到的学术身份的边缘化和焦虑感。笔者注意到， 在关于“中国视野”各种观点的交汇和碰撞中， 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基本问题：
1、什么是“西方音乐”?
众所周知， 中文语境下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对象是西方音乐。这一研究对象的主体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 受民族音乐学关注不同文明环境之中的音乐文化现象， 倡导“音乐文化研究”观念的影响， 西方的历史音乐学研究经历了从充满科学精神的实证主义传统向强调人文关怀和意义思索的当代学术转型， 打破以欧洲地域环境为中心， 把中世纪到20世纪六个历史时期作为研究范围的固有格局， 正逐步将音乐研究对象置于广阔开放的多文明语境之中。例如， 以欧美作曲家为中心的传统研究范式向亚洲背景， 包括当代中国作曲家创作研究的新视界拓展， 同时突破艺术音乐的传统壁垒， 关注以往被传统学术排斥在外的流行音乐文化， 使其成为历史音乐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20世纪90年代新兴的“新音乐学” （New Musicology） 怀抱释义学、叙事学、解构主义、女权主义与文化诠释的现代---后现代理论方法， 所选择的学术语境关乎不同文明、种族、社会性别、性征等诸多领域， 强调对音乐文化意义的多元探究。这些现象反映了西方音乐主体结构的开放性姿态：西方音乐已不仅仅是建立在基督教文明传统和西方精英文化基础之上的艺术音乐， 在21世纪， 西方音乐正在成为全球化语境中的全景式学术场域---它由不同文明区域共同参与， 凝聚着人类丰富的精神智慧， 承载着全球共享的自由学术空间， 呈现出动态发展的学术生命力。
2、什么是“中国视野”?
如果把西方音乐理解为产生于西方文明， 在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主动汲取不同文明区域的文化精华， 是一种主体结构呈现多元特质的世界性艺术音乐体系， 这就意味着将西方音乐视作人类共同享有的精神文化财富。20世纪的西方音乐正处于全球化语境的文化平台上， 其音乐形态、音乐风格、精神内涵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复杂变革， 而中国当代音乐的发展， 无论是创作技术与表演实践、还是理论研究及传播机制都别无选择的融汇在这场变革之中， 成为西方音乐未来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纵观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历程， 西方音乐的开放性体系在20世纪与中国音乐的发展产生着水乳交融的深刻联系和碰撞。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 中国音乐在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教育、音乐理论研究、音乐传播机制诸多领域直接参与了西方音乐在当代的发展历程。
发源于18世纪欧洲的西方音乐史学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过程：它形成于启蒙主义时期， 经过18-19世纪的学术积淀， 形成实证主义观念为主导的“史述-史论”研究方法， 以及形式-结构研究、文化-社会研究的两种研究范式。20世纪是西方音乐史学的蓬勃发展时期， 学术研究伴随西方音乐的全球化扩散呈现出开放性的发展态势：在地域环境上打破由欧洲学者主导的单一核心格局， 向北美及亚洲等多边文明区域扩散， 其中以美国学者为主体的新音乐学成为20世纪西方音乐史学领域富于活力的新锐潮流，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诺顿出版社从20世纪中叶开始策划出版的诺顿音乐史系列、诺顿音乐史导论丛书 （已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引进， 组织相关学者翻译并陆续出版） 、以及在2013年新近推出的音乐断代史丛书文化语境中的西方音乐， 代表着20世纪以来西方音乐史学由百科全书式的宏观通史梳理逐渐转向断代史和专题史多层次深度学术探究的风向标。
西方音乐史学在中国的发展， 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的介绍与引进， 新中国成立至60年代中叶国内专业研究和教学队伍的初步形成， 遭受文革时期的停滞和倒退之后， 在20世纪80年代最终迎来了学术的春天。作为20世纪西方音乐史学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开始按照其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律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随着学术队伍的不断规范和强大， 中国的西方音乐学者迸发出强烈的学术热情。2005年中国·西方音乐学会成立， 先后在上海 （2005年） 、西安 （2007年） 、广州 （2010年） 、沈阳 （2013年） 和福州 （2016年） 举办了五届年会， 在代表中国西方音乐史研究最大的学术平台上， 学者们畅所欲言， 反思中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历史经验和相关问题；关注国内外音乐学研究新方法与新思维的拓展与引介， 探索中国人在面对西方音乐史研究时应该采取的视角和方法。在这里， 西方音乐对于中国学者而言， 应该基于“第一人称”的研究姿态， 积极主动的参与和见证西方音乐在20世纪的全面发展。在这样的全景式音乐文化体系观照中， 西方音乐的“异质”身份被弱化了， “中国视野”下的西方音乐史研究成为一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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