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中的萨满仪式音乐研究论文

　　

　　作为学科概念的东方学，是伴随着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中“东方”与“西方”这个并非纯粹地理观而产生的。自东方学产生以来，它便具有一个两面性的‘二元一体’概念。这个二元一体的概念的中心是一条分割世界的界线，它把世界划分为两个部分：西方和东方。二元一体之一元认为，西方是强大的本土，而亚洲是被打败和遥远的‘异邦'.另一元认为，亚洲代表一种潜在的危险，它的神秘文化在西方科学的体系里面无法解释和操作，而且可能在未来对西方造成挑战。所以，东方学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科”概念。我们赞同人类学家的看法：东方学除了是一种学术研究领域之外，还是一种思维方式。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东方学对东、西方的主观划分，充斥于西方的哲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乃至政治学说、经济理论等领域。亦即：“东方学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的现实。”

　　

　　19世纪80年代以来，萨满文化开始成为学术领域的热门课题之一，对阿尔泰语系族群萨满信仰的研究也渐成气候。1951年，米·埃利亚德的宗教学名着《萨满教--古老的昏迷方术》出版，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学术影响。米·埃利亚德并未终结西方偏重心理学式的萨满文化观，只是将萨满文化的研究正式推入了宗教学殿堂。他的萨满“迷狂”说，依然是从西方看东方的，带有浓重的以西方宗教文化价值体系为参照的“比较”味道。20世纪，前苏联学者对西伯利亚一带萨满文化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中，C.B.伊万诺夫1954年出版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伯利亚民族造型艺术资料集》、普罗科菲叶娃《萨满鼓》等着述，是涉及较早时期中国满族、蒙古族、赫哲族、鄂伦春族等萨满信仰民族的文献资料。受前苏联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以伊万诺夫和普罗科菲叶娃为代表的前苏联学者的研究，瞩目于萨满信仰的文化、特别是艺术价值的开掘。同时，政府的扶助与推动，也隐含着国家层面的政治动因。这种价值取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学术范式，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学术界复制，并且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一个不可抹杀的史实是：19世纪初，在列强加紧入侵、瓜分中国的大背景下，许多重要遗址遭到掠夺性破坏，成批文物被运往国外，这个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人文关怀”,依然充满了猎奇、探险心理甚至带有某种“文化掠夺”的意味。

　　

　　即使抛却政治、经济和军事动机不论，“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兴趣以及由此而来的这些貌似善举的“人文关怀”,普遍建立在西方本己（自我）文化知识谱系基础之上；这种“人文关怀”,始终凸显出一种居高临下对异己（他者）文化进行“救赎”的思维特征。东方学的“救赎思维”与古典东方学相对，现代西方的东方学者认为“他们是把东方从迷惑、异化和怪诞中挽救出来的英雄。他们的研究重构了东方的已消失语言、习俗甚至精神。”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自命不凡的“救赎思维”:西方以异己文化来反观本己文化，从而反证西方文化优越的东方学思维史之一部分。

　　

　　

　　不独西方的专利。这一点，上世纪初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国学大师们，如蔡元培、萧友梅、王光祈等思想、文化先驱在守护传统文化的同时仍以西方价值标准评议中国音乐，就是例证。西方的“救赎思维”持续至今，最为典型的就是蔡仲德先生那篇《关于中国音乐出路的人本主义思考》。蔡先生推崇青主的“西方乞灵”论，从极端的人本主义立场出发将“人性”与“民族性”对立起来，认为“中西音乐的根本差异不在民族性，而在时代性”,断然做出“中国音乐的主体”应该“以西方音乐的根本精神进行重建”的结论！这无疑是将西方音乐当作唯一的、具有普世意义的绝对标准来“拯救”中国音乐--活脱脱的东方学“救赎思维”!这些前辈的可爱之处在于并不掩饰自己的文化立场。而当下通行于世的则是将自己的“救赎思维”深藏于“抢救”“保护”“传承”传统文化这些时髦、抢眼的口号和招牌里。在西方理论界，从“文化进化论”到“文化相对论”再至“文化评论说”的演进，尽管出现了对东方文化态度和立场的修正和完善，但本质上依然没有摘掉从“西方”看“东方”的有色眼镜。在东方，现代化与本土意识的冲突表明，如果把以西方为标杆的“现代化”作为理想社会的目标，所谓“本土化”的理想依然是个乌托邦。

　　

　　近年来国内大量出版的西方探险家或学者对中国西部考察系列丛书的评论中，其结论，难免东方学“救赎思维”的影响。当下的“非遗运动”,正陷于“救赎思维”的迷思之中。我无意否定任何保护传统音乐的行动，何况自己就是积极的参与者；但“非遗运动”的现实是：掌握制定、推行国家文化政策并居于主流文化中心的保护者（官员、学者们），正在有意无意以“救赎”心态对待处于主流文化边缘的保护对象，自视为挽救濒危音乐物种的“英雄”--从本己文化立场出发去选择或改造对象。最为突出的，是对萨满仪式音乐这类滥觞并依附于民间信仰体系的综合音乐形态进行肢解、重构。一方面，自上而下--终审者将一些具有重大保护意义的项目封堵于国家非遗名录之外；一方面，自下而上--申报者对保护对象进行“适应性”的人工分离。

　　

　　

　　驶于大洋彼岸的东方学之舟，其目的地依然是西方。当东方由“被动者”成为“主动者”时，人们应当警惕对西方文化霸权不由自主的接受。从东方看，“救赎思维”不独是西方的专利；从中国看，亦不独是政治家的专利。“非遗运动”的推动者和执行者均需摆脱这种依仗政治、学术权利而产生的“救赎”心态，学者们尤其应当抱有这种理论自觉。因此，东方学本土化的任务是双重的：既要识得西方对东方文化“人文关怀”的本质，又要走出居高临下对边缘文化进行“救赎”的迷思。如是，东方音乐研究才可能真的是东方的、文化权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