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新常态论文2000字

篇一：形势与政策作业《聚焦中国反腐》观后感 论文1500字2000字

《聚焦中国反腐》观后感

原创：By superldz

（由于借鉴人数太多，请大家酌情修改，谢谢）

腐败问题是伴随着国家政权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所谓腐败，就是在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中，有一部分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个人牟取私利而不惜损害全社会的利益，直至危及整个国家政权的生存。因此，能否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在政权机构内部蔓延，能否在政权运作中形成一套科学、严密、规范的防腐反腐机制，就成为衡量一个阶级、一个政党是否具有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现如今，腐败现象在我国越来越严重，近日，重庆市高官文强被判处了死刑，国美电器老板黄光裕被判入狱，在看到这些消息后我对此进行深思，为何我国的腐败现象如此严重，这些现象，与党的执政能力有何相关？

毫无疑问，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反腐倡廉应是其执政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那么，反复倡廉是什么呢？反腐倡廉亦称“惩腐倡廉”。即反对腐败，倡导廉政，是廉政建设的基本内容，思想道德建设的集中体现，是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防止权钱交易，提倡廉洁自律，建立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要廉政就必须反腐，而反腐才能廉政，古今中西概莫能外。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反腐倡廉”，尤其在经济体制转换的改革开放的时期，更是把“反腐倡廉”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行动纲领。

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人听任腐败现象蔓延，就会在执政党和国家机关内部逐渐形成一个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特殊既得利益集团。这种特殊的既得的利益集团一旦形成，什么共产党的宗旨、社会主义的原则通通都会成为他们维护和扩大其私利的“桎梏”，只要他们不肯放弃自己的私利，最终结果只能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政权的性质。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古往今来，莫不是如此。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诗中体现的是刚烈之气。于谦是仰慕古代正气凛然的仁人志士。国难当头，于谦没有临难退缩、明哲保身，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只要是国家和民族的需要，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铁骨铮铮、忠心赤胆的于谦尽管以悲剧告终，但于谦“甘洒热血写春秋”的爱国爱民情怀，却给后世树立了一个楷模和丰碑，给我们铸造了一个伟大的民族之魂。

相反，一个国家如果腐败无能，那将是灭国之灾。我国宋代司马迁写过“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丧身，败家。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英国阿克顿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众所周知，南宋时贪脏受贿、卖官鬻爵的贾似道，明朝时阿谀奉承、卑鄙虚伪的严嵩，清代巧取豪夺聚敛巨财的和珅，这些贪官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臭名昭著的一笔，而这些朝代，也因为不治之风，而衰落。

“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周总理说道。 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个大字的木屏风，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的写照。在国务院的会上，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总理拒绝装修会议厅的建议。正因为周总理的洁身自好，才能够带领人民一起建设我们的大好河山。由上可见，反腐倡廉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同样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早在十月革命前夕，他就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强调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巴黎公社关于“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原则。在苏维埃政权初建时期，他还尝试执行过巴黎公社关于

“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的原则。他还把“贪污受贿”列为共产党员面前的三大敌人之一，他说：“只要有贪污受贿这种现象，只要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就谈不上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搞政治的门径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搞政治，因为一切措施都会落空，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在容许贪污受贿和此风盛行的条件下，实施法律只会产生更坏的结果。在这种条件下不能搞任何政治，这里没有搞政治的基本条件。”显而易见，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政治”和“搞政治”，指的是共产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指的是社会主义政权机关的正常运作，指的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

修身，廉政。我们任重而道远。但是，作为党和国家的接班人，作为振兴中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一代，我们大学生的廉洁修身就有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我们一定会严格要求自己，无论现在还是以后，始终保持廉洁自律，诚实守信，廉洁自爱，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5年1月2日

篇二：反腐新常态

【反腐新常态】二：最强中纪委的十大狠招！

不断刷新的落马高官数据，足以体现中纪委的战斗力；一连串骄人的成绩和一系列全新的举措，使得改革开放以来“最强大”中纪委形象呼之欲出。自中共十八大后，中央反腐力度不断加大，据统计，全国已有57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其中副国级以上的有3名。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是目前唯一的女性。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称，目前“查处干部之多、涉及领域之宽、行动密度之大、问责力度之强，应该说是空前的。”如此良好的反腐局面，以及广大民众的一致叫好与拥护，显然与中纪委密不可分。在这两年多时间里，中纪委靠什么赢得了百姓支持，中纪委又有哪些狠招让我们记忆犹新和津津乐道。

1、点名通报。这种方式可以说被发挥到炉火纯青，从中纪委到地方纪委，对干部违纪行为均直接点名通报，毫不遮掩，形成“坏事传千里”的震慑效果。在点名通报中，“通奸”、“行政降级”等形成了一批热门词汇，引起了舆论广泛关注。而“周末打老虎、周一拍苍蝇”的时间规律，即中纪委通过其官网以相对固定的时间点公布“打虎拍蝇”案件，逐步积累了中纪委的公信力，使得不少贪官惶恐不安，让其侥幸心理不能得逞。

2、开门反腐。中纪委坚持开门反腐，积极动员广大群众和舆论参与，形成了强大的反腐氛围与合力。全面整合中纪委网站，创新宣传形式，使得中纪委网站成为政务网站中最火的网站。在网站开通举报平台、曝光台，第一时间发布案件查处情况。中纪委网站不定期地邀请网民晒“四风”、提建议，吸纳了不少网民参与，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民众参与反腐败的积极性。

可以说，在这场反腐败的斗争当中，是绝对离不开广大民众和舆论的参与与支持的，一些重量级的官员还是被举报而下马的，有影响的当属刘铁男与宋林了。而那些地方上的违纪违法等现象曝光，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民众的积极监督。

3、揪住小事。最为典型的就是抓贺卡、月饼的认真劲儿。从月饼到贺卡，也许有人会抱怨，为什么中纪委总管这些小事情？与打老虎拍苍蝇等相比，是不是有些避重就轻？其实不然，这传出了一个很强烈信号，就是小小的贺卡、月饼都不能出问题，何况其它更大的问题呢？所以在查处腐败的问题上，体现出了绝对的“零容忍”。

4、敢查内鬼。“反腐不护短”、“打掉腐败灯下黑”、 “正人先正己”，既表明中纪委自加压力的信号，更是表明坚定反腐的决心与态度。一方面敢查内鬼，有力回应了人们关于“纪委谁来管”的疑虑。如中纪委官员魏健、曹立新相继被查，以及申维辰等中纪委委员被查。另一方面敢晒成绩单，接受社会监督。比如中纪委机关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改进工作作风的“成绩单”，如机关会议费下降84.06％，招待费下降52.07％，因公出国人次数减少16.8%……

5、国际合作。今年7月起，我国发起了“猎狐行动”，截至10月29日，已从40余个国家和地区缉捕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180名，其中涉案金额千万元以上的44名。今年北京召开的APEC会议又通过了反腐公约，加大了追逃追赃力度，部分外逃地不再是贪官避罪天堂。在紧接着的G20峰会上，又通过了反腐行动计划，同意建设反腐败合作网络，包括扩大相互间的司法支持、搜寻和返回腐败所得收入，以及严防出现腐败官员的“避难所”，有力证明中国反腐败已经全面、系统、规模化地走向国际合作过程。

6、突然袭击。越来越多的贪官落马显得豪无预兆，真正是突然袭击。这样的震慑是相当之大，不仅不给贪官以任何的喘息空间，不给利益关系以任何的缓冲，更给广大民众以极大的信心。典型的万庆良就是在工作中被直接带走。苏荣、令政策等此前还在考察调研工作；申维辰被查前几天还在出席活动、进行调研；姚木根被查当日，当地党报还刊发他的署名文章。本来，查处违法违纪官员就应该如此，就不该有什么“预兆”。凡事讲究“预兆”、“前奏”，乃是一种习惯性思维，其前提往往建立在官场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上，是一种利益关系的平衡与较量，肯定算不得真正的“打老虎”。

7、打破惯例。中纪委在打老虎的进程中，频频打破过来的一些潜规则，突破了一些惯例和禁区，只要触犯党纪国法，坚决予以打掉。一是退休即安全惯例。接二连三的退休高官被抓，打破了这一惯例。最为典型的当属江苏省委原常委、省委秘书长赵少麟，退休八年后依然落马。此前退休被查的还有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阳宝华、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郭永祥、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二是朝里有人好做官的惯例。不少贪官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纷纷经营人脉关系、后台，希望背靠大树好乘凉、朝里有人好做官。总认为自己有了这些后台、关系，就什么事都可以摆平，就不怕被抓。现在看来，这样的事也不行了，那些有后台的、有关系的，也一一落马了，即使是“北京有人”，也照样被抓。三是法不责众的惯例。不少贪官认为只要抱成了团、结成了伙，就会给组织以压力、以阻挠，以所谓的“政治稳定”相威胁。所以，一些贪官往往拉帮结派，搞小圈子、山头主义，集体对抗、阻挠反腐败斗争。然而，中央对此豪不含糊，坚决出手。比如山西、江西、四川等地的反腐败行动，就完全打破了“法不责众”的潜规则。

8、明确重点。即惩治腐败要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也就是重查四类贪官。这样集中反腐的重点对象，既抓住了当前腐败的要害，又回应了广大群众的最大关切。毕竟这四类贪官危害很大，他们是挑战、阻挠当前反腐斗争的最大力量，会动摇群众的信心；也因为他们所处的位子重要，会成为改革大业的绊脚石；而且由于问题线索集中，还能加快惩治贪官的步伐和效率。同时也表明不会放过任何其它的贪官，不要有什么侥幸。原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宣布被查时，离其被提拔不到一年；万庆良应该也算是一颗大有前途的新星，也被斩于马下，他们就是中纪委强调要重查的四类人，从而遏制了带病提拔、养痈遗患的突出问题。

9、巡视尖兵。本届中纪委将“巡视”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使之真正成为对腐败官员的“杀器”，成为反腐败的“尖兵”。目前落马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多数来自中央巡视组在地方的巡视成果。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对各个省市区进行了一轮常规巡视，还对一些部委单位进行了专项巡视，巡视的密度、强度明显增强，覆盖面明显扩大。尤其是在巡视方面的要求更严、方式更新，比如“巡视前做功课”、“杀回马枪”、“四个着力”、“找出老虎和苍蝇”等，都充分表明了巡视的独特作用。

10、扎紧笼子。在坚持治标为主的反腐策略时，治本之路始终没有闲着，扎紧制度的笼子一直在行动，尤其是中纪委扎紧自身的制度笼子，真正让纪检的权力在制度下运行，既有动力，更有压力。比如纪检体制改革方面，着力推行“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聚焦反腐败主业，不断提升反腐败能力。一是突破了“同级监督”困境。如提出的“两个为主”，解决了上级纪委在事权和人权上的领导问题。正如有人所说：现在发现线索以后，除了向同级党委汇报，还要向上级纪委汇报，那么哪个书记敢压？二是集中回归纪委主业。纪委不是没有明确的职能，而是过来的体制下无法有力作为，只能去干一些没有多少意义的事，真正的主业却荒废了。但现在“监督责任”的明确，一些议事协调机构的退出，使得纪委能够集中精力抓反腐败，当然效果就大不一样了。三是强调监督责任。这对纪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压力，必须更具主动性、积极性，而不能当老好人。

也正是从中纪委的记记狠招上，方能读出中央反腐的决心与信心。 高压反腐既是阶段性工作部署结果，更将是中国未来政治的新常态。

十八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加大了反腐败工作力度，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层次上，都是举世瞩目的，甚至有媒体评论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力度最大的一个阶段。在长时间等待所谓“大老虎”过程中，社会舆论就以各类“你懂的”的心理，对十八大以来的高压反腐工作进行了各种评论，有期待，也有质疑。随着中央对徐才厚与周永康的腐败问题处理决定作出之后，社会舆论似乎已经不再对所谓“你懂的”的各类事情感兴趣了，而开始对所谓高压反腐是否可持续，以及高压反腐工作是否有一节点的问题进行争论。

我认为，随着反腐进展，人们所关心的内容发生变化，这是符合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同时也说明，十八大以来中央所推动的反腐工作似乎有其特殊之处。这里，先提出我的初步判断，那就是：高压反腐既是阶段性工作部署结果，更将是中国未来政治的新常态。

关于高压反腐的两种观点

当前，对于高压反腐，社会舆论有着多种评论，涉及方方面面。对这些评论，可以从多个维度予以分析，不过，我认为以下两个观点是具有典型性意义的。这

两方面观点差异，不仅体现在对当前反腐工作的理解上，而且体现在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把握上。由此，其所围绕的问题，就成为了关系当前反腐工作的核心性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随着周永康和徐才厚等“大老虎”被揪出后，高压反腐工作将告一段落，即，以高压态势推进反腐败工作，更多只是一个阶段性工作部署，而不是长久战略。虽然，持这种观点的人各有各的理由，但是，概括起来，不外乎以下几方面：

一是高压反腐是新一届领导集体为了巩固权力和地位而采取的一种战术性举措，一旦权力和地位巩固之后，反腐的高压态势就会减弱，“大老虎”揪出，标志着这一任务基本完成。

二是目前腐败现象十分严重，如果不断推进高压反腐，就可能引起重大反弹，新一届领导集体为了政治稳定起见，将会有所节制，所谓“见好就收”。

三是从中国历史上看，高压反腐或是不能长久，或是后果不好，前者有人举明朝朱元璋例子，后者有人举清朝嘉庆例子。

四是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来看，虽然也长期强调反腐，但是都不是很彻底，运动式反腐也常常随着运动结束而结束。

五是用政党力量反腐只能是运动性的，现代国家反腐应该是以法治为基础的，而一旦强调法治反腐，这种高压性反腐方式自然就会结束。

第二种观点认为，反腐败工作的高压态势不会随着周永康和徐才厚等“大老虎”揪出后而告一段落，高压反腐将长期存在。理由如下：

一是民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一年多来的高压反腐获得民众高度认可，而腐败现象并未获得根本抑制，以及腐败分子也未获得充分惩戒，在这样情况下，突然停止反腐败的高压态势，民众将感到失望，反而对新一届领导集体权威不利，因此，高压反腐将长期推进。

二是腐败现象既有领导干部个人因素造成的，也有制度和体制因素导致的，并且二者之间还产生了相互建构的态势，因此，为了保证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推进，一方面必须从战术上打掉基于腐败而阻碍改革的现象，另一方面必须从战略上建立减少腐败土壤的制度与机制。总之，必须加大反腐败力度，才能为全面深化改革保驾护航。

三是中央领导人以及中纪委已经在年初的中纪委三次会议上做出了明确表态，将持续推动反腐工作，争取到2020年腐败现象严重局面能够得到基本扭转。 理解反腐工作需要历史逻辑思维

如果独立地来看，上述两方面观点的每个理由，似乎都有其合理性，然而，分析上述观点的理由，可以发现，存在着三种比较明显的分析思路：一是单纯权力斗争的分析思路；二是抽象政治原理的分析思路；三是就局部问题谈局部问题的孤立的分析思路。

正是上述三种分析思路导致了，以各自都有一定合理性的理由为依据，而得出判断，却形成了针锋相对的观点。这种矛盾现象的启发是，如果要对当前高压反腐工作做本质性理解，就必须遵循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以历史逻辑思维来把握之，并在此基础上对下一步反腐工作可能发展方向，以及应该采取的措施提出见解。具体来说，把握当前高压反腐现象，必须放在中国政治文明转型以及现代国家建设整体进程中来把握。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辉煌的古典政治文明。鸦片战争爆发，标志着现代化浪潮开始冲击中国，导致古典政治文明逐渐走向崩溃，进而使作为其承载体的中华民族也因此走向衰落。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华民族通过植入现代政治文明来实现民族复兴努力的开始。它们的失败标志着，单纯性制度植入是无法完成现代政治文明在中国建立的。最终，历史选择了以党建国家方式来实现现代政治文明在中国的建立。由此也决定了政党在中国政治中起到十分特殊与重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为了克服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特征与现代化建设对组织化诉求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宏观上以国家权力为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微观上以政党组织为核心的单位社会体制。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与单位社会体制能够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组织化基础，却不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为此中共中央做出了改革开放决定。

经过一段时间复原与改革，中共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现代社会基因开始在中国确立。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标志着现代国家建设进入了实质阶段。中共十六大提出了“三个代表”，标志着党的建设开始全面适应现代政治文明发展。中共十七大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同时，提出了和谐社会建设，标志着现代社会在中国出现。至此，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结构要素主体的现代市场、现代社会、现代国家与现代政党都已宣告生成。

对于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来说，只有使各要素之间形成有机化，才能宣告其最终建成，并以此作为内在力量长时间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这就需要着眼于整体政治文明结构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全面深化改革，这就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任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共中央认为，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的关键一个举措。

篇三：形势与政策论文_反腐倡廉

形势与政策

反腐倡廉

摘要

腐败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一个大家都密切关注的问题，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现状。据调查，十五大以来，党和政府开始重视从源头、从体制上预防腐败，通过深化改革和建章立制，初步建立了多层次、多方位的反腐败制度体系，使反腐败收到了初步成效，但腐败之风并未得到根本遏制。通过多方面的分析，我们得出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在反腐败认识上面思路不太清晰，往往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为此，我们就要创新反腐理念，把过去一些不太正确的做法改正过来，对反腐败进行重新认识，以反腐败的新成效取信于民。十八大反腐倡廉态度鲜明。腐败像是一种慢性疾病，不会一开始就置人死地，它只会慢慢侵蚀这个国家。腐败不可怕，可怕的是放任腐败。

关键词：反腐倡廉 网络反腐

正文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反腐倡廉的重要性。现阶段，我们国家正在努力建设和谐社会，在和谐社会建设活动这个过程中,建设人员的责任心能对建设活动的成败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建设人员不但是全过程中的唯一能动要素,而且也是各分支系统中的积极因素,对整体和部分的效率与效果都产生重要影响。和谐社会建设人员由最基本的两个部分组成,这就是起着决策、指挥、协调和监控作用的领导者队伍和起着具体实施作用的各项活动的执行者队伍,要想建设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使这支队伍中的各部分都有较高的建设能力,而建设人员的能力状况与反腐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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