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清史论文
生前已预定将皇位传给雍正，而《朝鲜李朝实录》中“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就表达了康熙因宠爱乾隆而传位于雍正的本意①。郭成康在《传闻、官书与信使：乾隆皇帝之谜》一文中认为在继储悬而未决的微妙时刻，命相绝佳的皇孙弘历对康熙决定帝位传承时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②。张琼、王扬宗在《〈雍正帝观花行乐图〉与雍正继位之谜》一文中，因少年弘历身穿太子服与其父雍正共为画中主角，认为康熙因钟爱弘历而传位于雍正。而弘历即位后写下的《纪恩堂记》就记载了其继承皇位是由于皇祖的眷顾③。其三：关于“国之大事，在祈与戎”与改诏不易及雍正自身能力的问题。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奏折制度研究》一书中，极力赞扬雍正的优点和政治能力，认为康熙传位于雍正的史料是真实可信的，将年羹尧、隆科多后来的遭遇归咎于其破坏了雍正的奏折制度，而并非是雍正杀人灭口④。冯尔康在《康熙朝的储位斗争和胤禛的胜利》一文中认为胤禛以年长、有才能、善于体会康熙意图而获得乃父好感，屡加任用，而康熙遗诏与《起居注册》、《实录》等资料并无矛盾。因此胤禛继位有一定的合法性和真实性⑤。阎学仁在《雍正并非篡权—雍正即位考辨》一文中认为康熙生前虽未明立储位，但早已选定且留有遗诏，而临终之前宣读的遗诏中“传十四子”改为“传于四子”，与遗诏不符，遗诏中根本就没有传位十四子的内容⑥。随后，冯尔康在《雍正即位之谜》一文中认为康熙认为允禵远在西北前线，胤祉较为文弱，而雍正“坚固可托”，加之对其结党谋位了解不深，发出让雍正继统的命令。而雍正公布《大义觉迷录》表明心中无鬼，因此雍正是按照康熙末命合法继位的⑦。史松在《雍正研究论纲》一文中认为康熙鉴于皇太子允礽的教训，采取措施使其选定的继承人能够安全即位，而派西征，而为皇八子禩之党，名为重用，实同放逐，知隆科多将来可为继位人保驾，故留身边侍疾。依据当时情形，胤禛既有能力也有实力担此大任。因此，康熙临终时传位雍正⑧。郭美兰在《雍正继位》一文中认为康熙六十年以前，看不出对谁有偏爱，但在这一年和第二年的冬至祭天，康熙却命皇四子单独代祭，必有特殊含义。康熙遗诏满汉文两种文字，改动实属不易，而雍正是凭借自己的才干和不俗的表现最终登上皇帝宝座的⑨。曹世瑞在《雍正继位的百年疑案》一文中认为康熙六十年和六十一年，令雍正代行冬至祭天之礼，是将传位于雍正的暗示，满汉文遗诏与“八人同受面谕”共同成为雍正正常继位的依据⑩。其四：关于雍正遗诏继位说的其他观点。李宪庆、白新良在《康雍之际继嗣制度的演变》一文中认为胤禛在诸皇子争斗中使用各种手段是无可厚非的，从两朝建储制度的连续性来看，雍正继位有封建法制意义上合理性11。黄进德在《“新仇旧恨知多少”？—再论曹雪芹家被炒原因》一文中认为康熙生前对雍正的宠信与日俱增，皇四子继承皇位的遗诏是有可能的，其后的年羹尧是以“大逆罪”赐死的，并未穷治其党，而关于夺嫡的流言是其政敌散布的。因此雍正是从康熙手里合法继承皇位的12。
二、关于雍正改诏篡位说的研究
改诏篡位说在三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学术性很强的奠基性论文。孟森在《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一文中认为康熙并未召见皇子和隆科多宣布继嗣末命之事，这是雍正捏造的企图说明其继位合法的谎言，但康熙要传位给允禵，雍正利用年羹尧钳制他，而雍正即位后诛杀年①
②张羽新《康熙因宠爱乾隆而传位于雍正考—雍正夺嫡辨证》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1期 郭成康《传闻、官书与信使：乾隆皇帝之谜》载于《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
③张琼、王扬宗《〈雍正帝观花行乐图〉与雍正继位之谜》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5期 ④ 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奏折制度研究》，三联书店1981年
⑤冯尔康《康熙朝的储位斗争和胤禛的胜利》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
⑥阎学仁《雍正并非篡权—雍正即位考辨》载于《河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⑦冯尔康《雍正即位之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⑧史松《雍正研究论纲》载于《清史研究》1993年第2期
⑨郭美兰《雍正继位》载于《中国档案》1998年第1期
⑩曹世瑞《雍正继位的百年疑案》载于《百科知识》2005年第14期
11李宪庆、白新良《康雍之际继嗣制度的演变》载于《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3期
12黄进德《“新仇旧恨知多少”？—再论曹雪芹家被炒原因》载于《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2期
羹尧和隆科多就是害怕他们暴露其改诏夺位的秘密13。到四五十年代，王钟翰在《胤祯西征纪实》中提出胤祯坐镇西北，却受制于年羹尧，因此胤祯之不可辅，或大势已去，宜乎其为年所制也14。黄培在《清世宗与年羹尧的关系》（上、下）中指出雍正并非是康熙临终所指定的皇位继承人，雍正是以其权术和武力而夺取皇位的15。随后，王钟翰在《清世宗夺嫡考实》一文中认为雍亲王喜怒不定，戒急用忍，天性险诈，表面“断为其（朋党）所不染”，实则结党邀名，其能够安然绍承大宝，关键在隆科多一人。时隆科多手握兵权，榻前受命，口衔天宪，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16。到了七十年代，金承艺先后在《从“允禵”问题看清世宗夺位》、《胤祯：一个帝梦成空的皇子》和《胤禛，非清世宗本来名讳的探讨》三篇文章中，指出雍正原来不叫胤禛，为篡位而夺去了乃弟胤祯的名字，并将康熙遗诏中“皇位传十四子胤祯”改为“皇位传于四子胤禛”，因此而篡位改诏继承帝位17。至八十年代，戴逸在《简明清史》一书中对雍正继位合法性进行质疑，认为雍正不住畅春园，不去热河，陵墓建在遵化易县，如此惧怕康熙亡灵，是因为他心中有鬼，实际上从侧面证明了其篡位的真实性18。许曾重在《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新探》一文中认为康熙任命允禵为抚远大将军与建储息息相关，是其以新的方式选择培养皇太子的决定性环节，允禵是康熙所属意的皇位继承人。而关于传位遗诏问题鉴于当时一系列不正常情况，是一场以武力为后盾，康熙被毒害，胤禛矫诏篡位的宫廷政变19。杨向奎在《论吕留良》一文中指出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自述继统之由，乃康熙崩后由隆科多传述得知，而《东华录》乃后来所修《实录》者所斟酌，非当时状况，而其后隆科多和年羹尧之遭遇，更可以说明雍正改诏夺嫡实有难言之隐20。杨珍在《关于康熙朝储位之争及雍正继位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康熙重祭祀，但代祭者不一定就是太子；对于皇孙大都是比较喜欢的，并不以太子之子为先决条件；二次废太子后，康熙并未确定太子人选，康熙暴卒时，隆科多传旨伪造遗诏；胤禛趁机夺位。从封建礼法上看，雍正继位是名不正言不顺的21。随后，王钟翰在《清圣祖遗诏考辨》中认为遗诏原件满文由汉文译出；遗诏撰写在前，《实录》所引在后；《上谕内阁》中满汉文遗诏的宣读时间相隔七天；而《起居注》脱载圣祖《面谕》，系撰写遗诏时从起居住馆调取未还之故。这些与雍正改诏篡位不无关系22。许尚安在《关于曹家衰败的真实原因管见—与黄进德同志商榷》中认为从康熙选择皇位继承人来看，由于诸子争位，皇太子是立废几经反复，康熙就从未考虑过皇四子胤禛做自己的皇位继承人；从雍正上台后的所作所为看，雍正不仅打击政敌，还杀人灭口；从雍正夺嫡传说的产生和流传来看，雍正夺嫡确有此事，而《大义觉迷录》，只不过是欲盖弥彰23。九十年代以来，戴逸在《雍正继位的历史谜案》中认为依据清朝诏书的书写格式，改诏是不可能的。而从皇族对雍正即位集体抗争式的反映，皇室内部血腥的屠杀及雍正自身行动的异常，可见雍正是得位不正的24。金恒源在《雍正帝篡位说新证》中发现两份满文遗诏中均无由皇四子继位的明确记载，所谓“八人同受面谕”完全是雍正、张廷玉等人为即位合法性所编造的伪证，但现存遗诏是隆科多受雍正之命伪造的25。张双志在《雍正即13
14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载于《清初三大疑考实》，北京大学1935年 王钟翰《胤祯西征纪实》载于《清史杂考》，人民出版社1957年
15黄培《清世宗与年羹尧的关系》（上、下）载于《大陆杂志》第16卷第4、5期，1958年2月、3月 16 王钟翰《清世宗夺嫡考实》载于《燕京学报》1949年第36期
17金承艺《从“允禵”问题看清世宗夺位》、《胤祯：一个帝梦成空的皇子》和《胤禛，非清世宗本来名讳的探讨》分别载于《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6年第5期、1977年第6期和1979年第8期
18戴逸《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
19许曾重《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新探》载于《清史论丛》第四辑，中华书局1982年
20杨向奎《论吕留良》载于《史学月刊》1984年第4期
21杨珍《关于康熙朝储位之争及雍正继位的几个问题》载于《清史论丛》第六辑，中华书局1985年 22王钟翰《清圣祖遗诏考辨》载于《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1期
23许尚安《关于曹家衰败的真实原因管见—与黄进德同志商榷》载于《红楼梦学刊》1987年第3期 24戴逸《雍正继位的历史谜案》载于《领导文萃》2003年第11期
25金恒源《雍正帝篡位说新证》载于《史林》2004年第3期
位新解》一文中认为马尔塞、马齐、王惔、隆科多同受遗诏，由于“第”与“十”音近，“祯”与“禛”音近，故王惔误听误写为“传十四子胤祯”，草就汉文遗诏，酿成千古恨事。而在马尔塞、马齐、隆科多三人的努力下，雍正得以即位26。金恒源在《雍正继位疑案辨析—读冯尔康〈二百年疑案再断〉质疑》一文中认为雍正正常合法继位说存在诸多不符合历史事实与历史逻辑之处；传教士马国贤记载宫内大故也；而海峡两岸满文遗诏上都不见要皇四子胤禛继位的记载，但在要谁继位之部分均被破坏缺损，这个事实绝非用偶然、巧合、保管不当等说词可以解释解决之，而是有意而为之27。
三、关于雍正无诏自立说的研究
七八十年代，庄吉发先后在《清世宗拘禁十四阿哥允禵始末》和《清世宗入承大统与皇十四子更名考释》两篇文章中指出康熙从未立雍正之意，允禵是皇储的最佳人选，而雍正乘虚而入，登上皇帝宝座入承大统，不存在矫诏篡立，而是无诏自立28。九十年代以来，杨珍在《满文档案中所见允禵皇位继承人地位的新证据》一文中认为康熙任命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后，在各个方面为其树立威信，这是在储位虚悬，康熙临近人生之路的状况下出现的，因此具有特殊意义，是允禵皇位继承人地位的新证据29。杜家骥在《雍正继位前的封旗及相关问题考析》一文中认为雍正是被封入镶白旗的，而不是以雍亲王而得主镶黄旗，雍正是无诏自立的30。随后，杨珍又在《康熙晚年的秘密建储计划》一文中认为康熙任命允禵为抚远大将军是在其秘密建储计划即将完成之时，允禵很可能就是暗定的皇太子，康熙猝死，雍正却在一片惊呼声中即帝位，秘密建储计划失败31。陈熙远在《皇帝的最后一道命令—清代遗诏制作、皇权继承和历史书写》一文中认为历来遗诏很难有皇帝的亲笔，而现存康熙遗诏原件无法解答雍正是康熙遗命的钦点还是因势利导而夺权的问题，雍正自立说是不言而喻的32。
四、小结
关于雍正继位问题的研究，遗诏继位说和改诏篡位说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而无诏自立说居于次要地位，其在八十年代以前研究成果比较少，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学术界异常活跃，论著大量涌现，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一部分学者诸如杨珍、刘若芳、张琼、王扬宗、王双志、陈熙远等，摆脱了对原始史料的简单分析，注重从档案、图文、外国史料、遗诏制式等新的材料为切入点，对这一问题进行全新的解读，提出了不少新观点和新看法，推动着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对学术界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随着新史料、新观点的不断出现，雍正继位问题将会是一个持续性的热点研究课题。
26
27张双志《雍正即位新解》载于《清史研究》2007年第4期 金恒源《雍正继位疑案辨析—读冯尔康〈二百年疑案再断〉质疑》载于《清史研究》2011年第2期 28庄吉发《清世宗拘禁十四阿哥允禵始末》和《清世宗入承大统与皇十四子更名考释》分别载入《大陆杂志》1974年第49卷第2期、1983年第67卷第6期
29杨珍《满文档案中所见允禵皇位继承人地位的新证据》载于《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
30杜家骥《雍正继位前的封旗及相关问题考析》载于《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
31杨珍《康熙晚年的秘密建储计划》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1期
32陈熙远《皇帝的最后一道命令—清代遗诏制作、皇权继承和历史书写》载于《历史学报》2004年第33期
篇二：清史概要论文
感悟清朝第一帝----皇太极
上《清史概要》这节课之前，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对于皇太极这个人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无非就是历史对于他的几个很重要的评述：南征北战，协助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征服察哈尔、朝鲜，大大扩充版图； 正式称帝，改金为清。除了这几个方面之外，我还比较在意的是他能在努尔哈赤的众多儿子中脱颖而出，走上帝王之路。唐太宗李世民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怀着以史为
鉴的心情，期待有所收获的我翻开了《清史》找到了记述皇太极一生经历
的本纪二，三部分，去追寻渐渐远去的历史，去寻求解脱心灵的圣药。 ——题记。
皇太极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作为四贝勒(实为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其在一
出生时给人与众不同的感觉.在其之后的一系列表现中,又很明显的展现了其独特人格和个人魅力.皇太极出生时正赶上努尔哈赤从事女真的统一的事业,父兄常年忙于征战在外,其在七岁时就开始帮忙主持家政了，不但把家里日常事务、钱
财收支等管理得井井有条。特别是有些事情不烦努尔哈赤操心指示，皇太
极就能干得很出色，与自己想的一样，因而努尔哈赤对皇太极更是爱如“心肝”。之后由于生母的离世,皇太极更是因此而发奋图强,迅速成长,成为一个能文能武,体格强健的战争奇才.
皇太极是在随父征伐乌拉时初步体现了其在战争军事指挥上的才华.此
时努尔哈赤正处于统一扈伦四部，已灭哈达、辉发两部，还有乌拉和叶赫
部。但是乌拉部并没有投降的想法,不得已,努尔哈赤带兵征伐乌拉部,而正是由于这场战争使得皇太极迅速成长起来,此间发生的一些事情也深刻的影响
到了皇太极在之后作战中产生的一些观念.努尔哈赤带领部队在乌拉部面前与之对峙,白天四处袭扰,晚上静守不动.但是初出茅庐的皇太极并没有认识到其父的用意,一直想立即过河进攻.努尔哈赤对他们说: “用兵不能像你们想的那样简单，好比砍伐大树，怎么能一下子砍断？必须用斧子一下一下去砍，渐渐折断。相同的道理，大家势均力敌，要一举将其灭亡，怎么可能办到？应当把它附属的城郭一个一个攻取，一直攻下去。没有阿哈，额真怎么能生存？没有诸申，贝勒怎么能生存？”这也就是著名的“砍大树”之说，这个理论也在后来皇太极对明朝作战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之后的日子里，皇太极随父出征，渐渐地帮助其父巩固了了战争成果，为之后建立后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始建黄、白、红、蓝四旗，万历四十三年合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并加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正式完成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建制。皇太极被任命为管正白旗的贝勒.在之后的建立后金的过程中,作为四大贝勒之一,其与兄长一起为努尔哈赤举行了庄严而热烈的仪式，上尊号“覆育列国英明汗”，建国称金，也叫大金或后金，年号天命。至此,其父努尔哈赤正式成为后金这一政权的主导者和掌控者.这也带来了历代帝王都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子嗣继位之争.
在这个后金的国家里,皇太极的父亲努尔哈赤处于权力的顶峰,而皇太极和其兄长这四人则是继努尔哈赤之后整个国家内部权力最大的四个人.就像努尔哈赤宣扬的那样 “共议国政，各置官属”。他们相当于汉人所说的“王”.四人之中,皇太极最小,当然这只是指其年龄最小,而在全面的比较之后可以发现在四人中皇太极无疑是最有才华的.无论是战争谋略,还是在治
国的见解上面.不仅如此，在建立后金的过程中，其表现出的才华和指挥才能都深深的得到了努尔哈赤的认可。皇太极之所以可以在四人中脱颖而出成为继位者，既有主观因素还有一些客观的因素，当然这些都离不开其性格中的一些闪光之点。努尔哈赤一直想立长子褚英为储,但是由于褚英阳奉阴违,对于努尔哈赤的一些命令或者是策略没有充分的作出回应,并且还逼迫皇太极等也跟他一起行动.对于此,努尔哈赤自然心有不满,继而失落.但是皇太极在此过程中却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像努尔哈赤告发其兄长褚英的一些问题,两相对比,自然可以得到努尔哈赤的认可.努尔哈赤也终于废了长子褚英并将褚英幽禁，两年后又毅然处死了他.皇太极在此事件中无疑是最的获利者.在“夺位大战”中,努尔哈赤的儿子们为了自己或他人可以登上大位争夺的激烈无比，而在这些人之中，又以四大贝勒中代善和皇太极的争夺最为激烈。萨尔浒大战、辽沈大战，皇太极都与代善争过功。那时朝鲜人估计努尔哈赤死后，代善“必代其父”，而皇太极“潜怀弑兄之计”。此外，还有乌拉纳喇氏所生的多尔衮。努尔哈赤死时，乌拉氏只有三十七岁，她为大妃，年富力强，“有机变”，她很想立其子为汗。努尔哈赤死去之后，她就被逼殉夫，理由是“心怀嫉妒”。之后多尔衮也有过皇太极争权的说法.但是在另一方面则可以看出皇太极取得皇位继承权是众望所归.努尔哈赤曾问有着 “勇而多智”的从弟阿斗:” 诸子中谁可以代替我者？”阿斗并没有直接说出自己心中的人选，而是说道：“智勇俱全，人皆称道的人就是了！”.而努尔哈赤也立刻明白了他指的是谁,那就是皇太极了.这也在侧面说明了努尔哈赤明白皇太极是几个儿子中最为合适的人选,无他,仅仅因为其在众人心中的形象最为作为一国之主.这件事也被有心之人给传了出去,
被代善得知之后,其很担忧.之后又由于阿斗暗中告诉代善，皇太极准备对他下手,所以代善向努尔哈赤哭诉了事实真相，努尔哈赤追查到了阿斗那里，处罚了他。但是这并没有影响皇太极成为继位者. 但是，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终于登位为汗。与其争夺汗位者，只牺牲了一位乌拉纳喇氏。
皇太极登汗位的仪式于九月一日举行。届时三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及众贝勒、文武大臣聚会于朝，由皇太极领他们焚香告天，行九拜礼毕，皇太极即汗位，转过身来，诸贝勒大臣向皇太极行朝贺礼。当年这位后金国汗三十五岁，改第二年为天聪元年。皇太极由此也被称为天聪汗。
登上大位之后,皇太极也终于可以一展宏图,充分的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文韬武略.他先是整顿内政，改善民生，毕竟因为其父努尔哈赤连年征战，对于普通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皇太极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先是调整民族关系，重在“安民”；其次重视农业,进入辽沈之后使满族也把农业作为了主业；作为一国之君，其余历史上大部分君王一样，终归要注意到中央集权的问题。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从侧面减小其余三大贝勒的权利,其建立了固山额真.选出八个人帮助管理国家, 在旗内总管一切事务，国家有事，与诸贝勒“偕坐共议”，狩猎出师，各领本旗兵行，还负有稽察责任。经过一系列的举措，中央权力得到大大的加强，从此，皇太极不用和其余三贝勒一起南面坐受,变成了自己独坐南面,独对大臣和三个贝勒的朝见.巩固内政之后,皇太极就想着如何开疆拓土,当然其首先想到的就是明朝了.因为其父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与明朝做战后不久之后去世,所以对明作战,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都是皇太极必须要走的一条路.但是因为此
间并没有做好相关准备,所以为了缓和一下，其写信给明朝守将。但彼此都心知肚明，知道和解是不可能的。终于在皇太极征伐朝鲜之后开始对明朝出兵.但是在初期由于明朝守将的齐心协力,使之在作战过程中连连受挫,最终不得以退回大本营,重新制定对明策略.经历了对明初其作战的失败,皇太极也认识到了一些问题的存在,也积极的做了一些战略上的调整.其最终放弃直取大明的策略,而是绕道蒙古,先是解决掉蒙古之后,而后与蒙古两相夹击,征伐大明,之后又由于明朝守将袁崇焕入狱,使得皇太极的部队得以在京附近劫掠.而后经过长期的内政整顿,皇太极又开始向汉人学习,命部下子弟读书学习.作为皇太极一生中不可磨灭的一笔是其在晚期由后金汗变为大清帝,借此他也成为清朝的第一位皇帝. 皇太极即汗位以来就倾心于学习中国历代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不断地加强集权。他废除了三大贝勒“按月分直”的制度，削弱了诸贝勒的特权，使汗任命的官吏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所有的人都不能和他争衡的情况下，他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其在晚间极力巩固在东北的统治,为之后清军入关做了一系列的准备.他本人也自认为是一个建筑家, 他要为子孙创大业，所以非常重视打基础。从其为新筑的城门起名中就可以看出,他摒弃了扬威、昭德等名字，皇太极认为虚张声势不如务实，给改了巩固、靖远等名。做好一系列准备之后,皇太极于崇德七年发动了生前最后一次入口之战,但是在其五十岁时由于心爱的宸妃之死，身体立刻变得虚弱了。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劳累一生的皇太极终于因病在沈阳清宁宫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二岁。后葬于昭陵，即今沈阳北陵。庙号太宗，谥为文皇帝。[
篇三：2000年清史研究综述
2000年清史研究动态及评析
陈连营
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清史研究仍然保持了比较活跃的局面。现就管见所及,略述如次。
从学术交流活动与理论动态来看,应当说相当活跃。1999年11月,由《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中国社会形态及其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今年三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清史研究室、《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明清社会形态学术讨论会”,主要就明清社会形态研究的意义、方法、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清代的历史地位、历史分期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四月下旬,由中国史学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共同举办的“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举行,有7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分别就18世纪学术研究的意义、中外比较研究、已有成果及研究出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八月下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故宫博物馆、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历史系、人民大学清史所联合主办的“第九届国际清史研讨会暨故宫博物院建院七十五周年纪念”召开,参加者200多人,提交论文150多篇,可谓规模空前。
从学术著作的出版情况来看,研究更有深度。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婚姻关系》、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高翔《十八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清史室负责完成的《清代政治史研究丛书》陆续撰成,都具有高层次、高品位的特点,可以说是本年度清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二
从发表的论文来看,自1999年11月以来,大陆共发表各类清史论著约300余篇(部),其中政治史的研究论文大致有四十几篇,经济史的研究论文大约有80多篇,主要集中在市镇与市场经济、城市化、人口问题、商业史、农业生产关系问题的研究;社会史的研究论文大约有60多篇,主要集中在家庭与婚姻关系、风俗与民俗、秘密结社与会党史等几个方面;思想与学术文化史的研究论著近百篇,集中在学术人物、四库全书编纂、扬州学派与常州学派研究等几个方面;中外关系与文化交流的研究论著大约有30多篇,集中在澳门史、西学东渐几个方面。下面,就比较集中的几个问题略作概述。
（一）明清之际史研究。明清之际的历史向来是学界关注的领域,本年度清初的历史问题仍受到学者的关注,杨珍《后金八王共治国政制研究》(《中国史研究》1期)研究了后金八王共治国政体制的形成情况,认为,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面临的全新局势及日益尖锐的内外矛看,促使努尔哈赤在大力加强汗权的前提下,制定此制以遏制八旗分权趋向,解决汗位继承问题及维护其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与稳定。它的目的虽然基本达到,但却给皇太极的统治造成严重不利影响,故总体上说,它对后金的发展弊大于利。她的另一篇文章《明清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的历程:以明内阁、清军机处为中心》(日本《中国史学》第9卷)一文,对从明代内阁制度到清代军机处的演变过程,及其异同进行了分析。民族出版社则出版了阎崇年的又一本论文集《满学论集》,汇集了作者近年来研究满族学的几篇论文。
清初旨在推翻清朝统治、恢复明朝的政治活动被称为“复明运动”,对其性质,学术界存在有不同的看法。顾诚《南明史》认为它是“汉族统治集团中最腐朽的大地主、大官僚与军阀的垂死挣扎”,蔡克骄《再论清初的“复明运动”》(《复旦学报》1期)对此进行了辩驳。
以往人们通常用满族汉化的模式来解释满族史和清史的基本走势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郭成康《也谈满族汉化》(《清史研究》2期)一文,则把满族作为主动角色来考察,勾画了他们是如何重塑、支配汉文化,从而使满汉文化的交流和冲突最终达到在一个新层次、新内涵的融合,并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民族个性,也给清代打上了特别醒目的烙印。
(二)18世纪政治史研究。18世纪是人类历史发展最耀眼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外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关键时期,因而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年度18世纪的中国问题,特别是清代康雍乾盛世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高翔的《康乾盛世:一个辉煌而悲剧的时代》(《学习时报》6月12日)和《从全盛到衰微:十八世纪中国的盛衰之变》(《光明日报》6月30日)两篇文章,从盛世的形成及其成就、全球变局及中西差距等方面,对“康乾盛世”进行了认真反思。与此相呼应,《落日的辉煌———十七、十八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以《学习时报》编辑部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而王国华《腐败导致清朝从盛世滑向衰落》(《光明日报》8月4日)一文则专门对清朝从盛世滑向衰落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这些文章的发表无疑再次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二百多年前那个深刻影响到中国近代命运的具有辉煌而悲剧色彩的年代,启发人们对盛衰之变作认真思考。
高翔所著《十八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一书。从18世纪中国知识界选取近百个人物,按照伦理观念与生活方式、学术观念、政治观念分门别类地进行考察,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示了18世纪中国的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画卷,是一部史料翔实、内容丰富、逻辑严密、论证有力、创见叠出的开拓创新之作。黄俊军《论道光皇帝开放言路与内政改革》(《湖南社会科学》1期)一文,探讨了道光朝进行的内政改革,对实行改革的背景和效果进行了评析。过去人们评价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期间的表现时,或者认为他是卖国的投降派,或者认为他是抵抗派,或者冠以动摇派,而杨华山《道光帝在鸦片战争期间的心态探析》(《贵州社会科学》3期)一文认为,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道光帝的心态始终是主和的,并认为,他早期禁烟与主和态度并不矛盾,主和也并不等于投降卖国。余新忠、杭黎方《道光前期江苏的荒政积弊及其整治》(《中国农史》99年4期)则对道光前期江苏荒政积弊问题进行了探讨。
(三)边疆与民族问题。郑元珑《清朝平定新疆割据势力及其历史意义》(《福建师大学报》1期),从世界史的范围对平定割据势力的历史意义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其一是结束了元以来的割剧局面,在疆域上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真正达到“金瓯无缺”;其二,新疆纳入中国版图,使中亚地区有了一个多世纪的和平发展时期;其三,土尔扈特回归祖国,创造了世界民族迁徙的奇迹。邓锐龄《1720年清军进入西藏的经过》(《民族研究》1期)一文,针对伯戴克《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国与西藏》一书中“征服西藏”的错误观点,利用档案资料详细考证这次事件的经过,尤其指明,这场战事得以顺利达到目的,与藏族军民的响应、支持是分不开的,驱逐准噶尔部符合藏族人民的愿望。张永江《论清代西藏行政体制的演变及其特点》(《清史研究》3期)一文,对清代西藏行政管理体制的演变进行了论述,认为其演变经历了三个时期:1720-1727年为政教合一,依靠达赖与噶伦体制施政时期;1728-1751
年为政教分离时期,以藏王、噶厦体制为主,驻藏大臣监督;1751-1911年为恢复政教合一,以驻藏大臣钳制达赖、班禅———噶厦体制时期。
赵之恒《清初内蒙古地区流民问题探析》(《内蒙古师大学报》6期)一文,对清初施行的禁止流民开垦蒙地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原因是保证“差赋有出”,出发点是巩固统治和宁边;虽不乏民族隔离因素,但更表明了中央政府对蒙古地区的关注。张世明《清前期卫拉特蒙古社会历史谫论》(《清史研究》3期)一文,利用心态史学的方法,对清廷平准战争、藏传佛教在卫拉特蒙古中的传播、卫拉特蒙古的战争与崇佛的矛盾现象进行了尝试性探索。刘祥学《明清时期桂东北地区回族的分布、迁徙及与其他各族的相互影响》(《广西民族研究》3期)一文,对明清时期广西东北地区回族的分布、迁徙及其他各族的相互影响等进行了探讨。伴随着澳门的回归,台湾问题的日益急迫,不少学者关注历史上的台湾问题。林乾《康熙统一台湾的战略决策》(《清史研究》3期)一文,论述了康熙统一台湾的战略转变及其过程,目的在于总结其经验教训。尤其强调了当郑氏坚持裂土分疆、和平统一受到威胁时坚决予以武力解决的经验教训;吕坚《康熙帝统一台湾的决策及历史影响》(《中国档案》2期),张自成、许虹《台湾历史上的三次回归》(《中国文物报》5月14日)和钟安西《回望郑成功收复台湾》(《北京日报》5月15日),王文穆《康熙统一台湾的艰难历程》(《统一战线》7期)和郭振《清初两次对台斗争及其启示》(《南京社会科学》6期)等文章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清代边疆开发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高度重视的问题。学者们对清代的开发政策、汉民向边疆的迁徙、边疆开发的成就与不足都作了颇为全面的探讨,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研究的发展,有关边疆开发的成果无论是在量上还是质上都有较大的提高。围绕党中央提出的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戴逸《清代开发西部的历史借鉴》(《人民日报》4月13日)一文指出,清代200多年的开发,使西部人口增加,经济文化显著发展、东西部交流更加密切,东西部差距缩小,从而使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加强,国家统一大大巩固,意义深远,而经验教训也比较大,主要是生态环境的破坏。
王玉海《清代内蒙古东部农村的民族构成与民族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年4期)及《清代内蒙古东部阶级矛盾的多方位考察》(《蒙古学信息》2000年1期),比较详细地探讨了清代内蒙古东部农村的民族构成与民族关系问题。
(四)经济史研究。近代化问题是近年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水平?中国的传统经济还有没有内在发展动力?这是近年来学术界着力探讨的重要问题,也是论争的焦点之一。
围绕此问题,许檀发表了《关于明清时期经济发展和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再思考》(《光明日报》3月3日)及《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3期)两篇文章。许檀认为,明清时期中国经济最具划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发展就是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具体地说就是政府直接干预减弱,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她认为,到清代中期,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使商品流通几乎可以覆盖全国每一个州县,甚至每一个村落,从而将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各经济区域结成一个整体,使地区间分工互补、调和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经济在生产力、生产关系没有重大突破的条件下,仍然保持内在的活力和动力,主要就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近代化是个历史过程,中国的近代化无疑渗入了外来势力的影响,但不能因此忽视中国传统经济内在的发展动力。李绍强《论清代主要手工业品与市场的关系》(《齐鲁学刊》3期)一文认为,清政府较为宽松的工商业
政策使商品经济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手工业产品与市场的联系更为密切,出现了许多区域性商品基地,商品流量有了很大增加,全国性统一市场初步形成。周正庆《清代广东糖业国内营销网络试析》(《广东社会科学》4期)一文对清代广东糖业发展与国内营销网络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经济史的研究继续关注地域差距问题。李刚、徐鲲《明清时期陕西市镇的分布及其作用》(《华夏文化》1期)一文探讨了过去不太注意的陕西市镇发展情况。黄滨《明清时期广东城镇行业的发展与粤商对广西城镇的缔造———广西市镇行业成因的跨地域探源》(《广西社会科学》2期)一文,探讨了广西市镇行业成因、特色与广东城镇行业的发展、粤商入桂之间的关系。鲁西奇《明清时期汉水流域农业经济的区域差异》(《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和周荣《略论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特点》(武汉《社会科学动态》3期)则是对长江流域经济差异的有益尝试。
城市化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数,因此受到学者的关注。王卫平《明清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及其局限》(《学术月刊》99年12期)一文,从城市数量增加与城镇网络的形成、城市职能向经济化的转变等方面,对江南城市化程度及其局限进行了评估,认为,江南地区是全国城市化水平最高,为最早走上近代化铺平了道路,但因基础脆弱,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叶依能《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市镇经济》(《中国农史》3期)一文,从人口增长和人口构成、经济结构、经济生产形态、货币经济、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五个方面,对太湖地区的市镇经济进行了考察。
王日根《元明清政府海洋政策与东南沿海港市的兴衰嬗变片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对元明清三代政府对外政策变化与东南沿海港市的兴衰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王蕾《明清时期江汉平原水患与城镇的发展》(《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期)对江汉平原水患对城镇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论述。
清代的人口问题历来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不同的估计差距很大。钞晓鸿《清代前中期陕西人口数字评析》(《清史研究》2期)一文,利用方志等资料,对清代陕西人口数字真伪误漏作了具体评析。耿占军《试析清代陕西的折丁折田问题》(《中国农史》1期)对清代陕西的人口、土地数量进行了研究,认为上报丁数实际为折成下下丁之后的数量,并提出了一个相对比例值。赖悦《清代移民与四川经济文化的变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5期)就移民对清代四川经济文化变迁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张建军《论清代新疆城市的人口规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99年4期)一文则针对新疆地区的城市规模进行了研究,弥补了学术界对清代新疆地区城市状况研究的不足。
有关清代的财政制度问题,陈峰发表了两篇文章:《清代财政支出政策与支出结构的变动》(《江汉论坛》5期)和《清代前期奏销制度与政策演变》(《历史研究》2期)。前文在系统清理、辨析清代财政支出类别、数额的基础上,对各时期财政支出政策、结构加以重点探讨。后文则对奏销程序及其变化进行了梳理。董建中《耗羡归公的制度化过程》(《清史研究》4期)一文,则对清中期重要财政改革耗羡归公在雍正、乾隆年间的制度化过程进行了考察,指出了在乾隆十三年基本完成的事实,并对制度化进程的必然性进行了论述。
商业史的研究也是学者重视的领域。清政府奉行的是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但自明代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重商意识开始反映在县政管理上,不少地方官在奉行朝廷既定方针的同时也注意扶持商品经济的发展,有时甚至采取阳奉阴违的做法。李映发《清代州县政权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四川大学学报》3期)一
文注意到这一矛盾现象。封越健《清代前期商人的构成》(《中国经济史研究》3期)一文,从等级和职业两个方面考察了清代商人群体的社会构成。许敏《试论清代前期铺商的户籍问题———兼论清代商籍》(《中国史研究》3期)一文,对清代商籍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清初沿袭明制无专门户籍,康雍年间“摊丁入亩”制度推行后更无意义,但清代确实有商籍,而且为四大户籍之一。汪崇《乾隆朝徽商在盐业经营中的获利估算》(《盐业史研究》1期)一文,在汪士信《乾隆时期徽商在两淮盐业经济中的应得、实得利润与流向试析》一文基础上,分别就口岸价、场价及场商利润、杂费及余息、流通费及运商暗利、盐商实得利润等,得出实得利润应为13%的结论。
商业经济方式的变化受到学者的关注。陈支平、卢增荣《从契约看清代工商业合股委托经营方式的转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一文,利用所掌握的契约文书资料,探讨了清代工商业合股委托经营方式的变化情况。于运全《明清商人经营活动趋向研究》(《学习与探索》5期)一文认为,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人组织的不断完善,商人经营活动呈现集团化、职业化、土著化、缙绅化等趋向,推动了明清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商人阶层的不断壮大,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积蓄了力量。沈炳尧《清代浙江金衢乡村借贷的资本研究》(《浙江学刊》1期),通过一村借贷关系的研究,来揭示生产关系的变化。
关于农业生产关系问题。赵冈《从另一个角度看明清时期的土地租佃》(《中国农史》2期)对地主经济制理论所说“中国历史上的地主享有经济主导权及统治地位”提出质疑,认为租佃制度的实际运作中看不出地主真正享有这种权力,他们不仅无法选择对他们最有利的租制,也无法阻止永佃制的发展以避免土地产权被割裂。邹萍《浅论清代福建地区的永佃制》(《福建论坛》2期)一文,通过对17件契约的分析,阐述了福建永佃制的产生途径、基本特征,揭示其盛行与商品经济繁荣之间的内在联系,它与传统租佃关系的异同,说明它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相适应的,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王玉海《清代内蒙古东部农村耪青与雇工》(《内蒙古社会科学》1期)则注意到了清代内蒙古东部农村的耪青与雇工问题。
张小也近年致力于盐业问题的研究《,清代盐政中的缉私问题》《(清史研究》1期)一文是篇“解剖麻雀”之作,她利用丰富的档案资料,对盐政管理中的缉私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当时社会发展状况。《李卫与盐法改革》(《历史档案》2期)一文,则从雍正朝名臣李卫对地方盐政的改革入手,探讨了清代盐政弊端及其改革问题。
此外马雪琴《明清时期河南桑麻业的兴衰》(《中国农史》3期)一文考察了一向被人忽视的河南桑麻业兴衰状况。张剑的《外国银元在嘉道年间的流通》《内(蒙古大学学报》1期)对外国银元在嘉道年间的流通情况及其影响进行了探讨。魏光奇《清代直隶的里社与乡地》(《中国史研究》1期)则对清代京畿地区的里社与乡地的占有情况进行了研究。王兴亚《清代北方五省酿酒业的发展》(《郑州大学学报》1期)一文,对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直隶五省酿酒业的发展及其矛盾进行了探讨,并对清政府由禁止到限制政策进行了考察,认为其经验值得借鉴。黄国盛《论清代前期的闽台对渡贸易政策》(《福州大学学报》2期)针对清代闽台之间的贸易状况以及地方政府的扶助政策、闽台对渡贸易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五)社会史。近年来,在社会史的研究中,学者比较重视社会变迁的研究。唐力行《从碑刻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兼与徽州社会比较》(《历史研究》1期)一文,从家庭类型、社区保障体系,及大众社会心态三方面探讨了苏州和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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