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华的国乐观

　　摘要：刘天华是一位热爱中国民族音乐的音乐家，但他不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以批判地继承的科学态度，刻苦钻研民族音乐；同时，他又认真学习西洋音乐，博采众长，以资借鉴。在他的国乐观中，中国民族音乐是基础，西洋音乐只是改进国乐的辅助，两者相辅相承、密不可分。他根植传统，放眼世界，立足现实，着手普及的音乐实践活动，不仅在当时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且对其后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刘天华；改进国乐；中西融合；国乐观；民族音乐。

　　

　　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西方列强直侵而入。20世纪初，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废科举、兴学堂，产生了以学堂乐歌为主的新型音乐教育。学堂乐歌全方位的为中国引入了近代西方音乐文化，对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此，我国音乐事业呈现出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歌曲、交响乐、歌剧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与学习、借鉴西方音乐是分不开的。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完全依靠自我封闭来保持其自身的完整性，必须一方面加固自己民族的文化，一方面吸收外来的文化。因此，在“五四”前后出现了许多主张学习西方音乐文化的音乐家，刘天华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人。因为他坚定的立足民族，以民族音乐为本，通过学习、借鉴西洋音乐的优秀经验，来改进国乐、发展国乐，是一种“洋为中用”的“民族化”,而不是“以洋代中”的“化民族”,这也是刘天华与其他主张学习西方音乐文化代表人物的不同之处。

　　

　　刘天华把他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国乐改进”上。他认为改进国乐要从记谱法开始入手，他说：“今国乐已将垂绝，国剧亦凭于危境，虽原因不一，而无完备之谱，实为其致命伤……欲进步必自有完备之乐谱始”.1他认为国乐垂绝的根源是记谱法不完善，欲改进国乐、发扬国乐并使之成为世界级的音乐，就要有科学的记谱方法。经过认真比较研究后，他认为西方的五线谱和简谱在某些方面优于我国传统的工尺谱。为借鉴西方记谱法的合理因素，他开始大力推广线谱记谱法，并把五线谱和简谱中的一些符号移植到了工尺谱中，从而使工尺谱的记谱更加准确、科学、合理。他还采用五线谱与工尺谱对照的方法，记录整理了京剧唱腔《梅兰芳歌曲谱》。这说明刘天华作为一位热衷于中国民族音乐的音乐家，并不盲目排外，故步自封。

　　

　　

　　1915年，刘天华回到他的母校常州中学任教。也是从那时起，在与民间艺人的多方接触中，他开始意识到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

　　

　　在刘天华的音乐思想中，中国民族音乐始终是第一位的，其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他曾说：“声音之纯正与精微，举世当推吾国音乐第一，他日西方乐师，必来吾国研究”2,这充分体现了刘天华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对发展我国民族音乐的强烈自信心。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刘天华是反对走“全盘西化”道路的，立足民族，发扬国乐才是他追求的终极目标。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刘天华凭着“恒”与“毅”的精神，开始向理想的高峰艰难攀登。

　　

　　他努力向民间音乐家学习二胡、琵琶和古琴，也向众多的和尚、道士求教，从而使自己掌握民族音乐的水平不断提高。

　　

　　当刘天华认识到国乐的地位较低，更没有人去重视和提倡的时候，他便抱定了挽救国乐的志向，并呼吁大家要“尽起拯救的责任”.他认为，作为一个以“研究音乐为职志”的中国人，面对国乐垂危的现状，如果不能做出一些补救的实事，是一件“很惭愧的事”.为此，他主张保存“古合乐”（当时濒于失传的清代宫廷音乐），认为这是中国音乐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应该把它的内容详细记载下来，更应该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他曾为寻找当时能够演奏清曲的老乐工和借用古乐器等方面而苦费周折。这对挖掘我国民族音乐的丰富遗产，探索民族乐器的古老渊源，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他还主张设立国乐“研究部”,以探寻国乐的历史脉络，调查国乐的发展现状，以及有关国乐的各种派别、乐器、谱调等等。面对某些人鄙视国乐，特别是看不起二胡这件民族乐器的时候，刘天华指出：“音乐的粗鄙与文雅，全在演奏者的思想与技术，及乐曲的组织，故同一乐器之上，七情俱能表现，胡琴又何能例外？”.

　　

　　3他将二胡比作“窝窝头”和“草鞋”,认为在当时“音乐奇荒”“民穷财尽”的中国，“窝窝头”和“草鞋”的用处比“大菜”和“皮鞋”还要大。在政府不提倡，学校不重视，社会藐视的情况下，刘天华仍勤学苦练，刻苦钻研，锲而不舍，最终开创了二胡艺术的新纪元。他不仅将二胡带进了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讲堂，而且还创作了10首二胡独奏曲，编写了47首二胡练习曲，改革设计了新的二胡规格型制，明确了固定音高的定弦法则，培养了一批二胡后学。正如刘半农所言：“二胡位本卑微，自有天华，乃登上品”.

　　

　　此外，刘天华还创作了3首琵琶独奏曲、15首琵琶练习曲，改编了2首丝竹合奏曲，改革设计了六项十三品琵琶及活动品位装置，整理了《安次县吵子会锣鼓谱》、《佛曲谱》、《瀛州古调》等等。这些音乐实践活动都是刘天华立足民族，整理国乐的真实写照。

　　

　　

　　刘天华虽然钟情于中国民族音乐，但是他从不排斥西洋音乐，因为他认识到“西洋音乐固有它的妙处”4.为此，他努力学习西洋音乐，这在他短暂而又永恒的生命历程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早在常州中学读书期间，刘天华就已成为学校军乐队的一员，他利用课余时间几乎学会了乐队中所有的西洋铜管乐器。

　　

　　1912年他进入开明剧社的乐队工作，又学习了钢琴、小提琴和音乐理论知识。然而，学习西洋音乐并不是他最终的目的。他曾明确地指出：“我学习西洋音乐，是为了在将来更好地整理民族音乐”5,“我们想介绍西乐，以为改进（国乐）的辅助”6.可见，借鉴西洋音乐的优秀经验，改进国乐，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多年来对西洋音乐的接触与学习，使刘天华认识到，有着“王后”美誉的小提琴是西方乐器家族中最完美的拉弦乐器，其抒情性与中国民族乐器二胡十分接近。为了借鉴小提琴的优秀经验，克服二胡的局限性，提高二胡的演奏技巧和音乐表现力，他不仅经常去听小提琴音乐会，而且还求师于俄籍小提琴家托诺夫。在融会贯通之后，他将小提琴的某些演奏、教学方法借鉴过来，将跳弓、颤弓、换把、泛音等技法引入二胡演奏，使二胡这件曾经“不足登大雅之堂”的乐器获得了新生，成为我国民族乐器中的重要独奏乐器。

　　

　　为了创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和声学体系，他向燕京大学音乐系外籍教授史塔尔系统地学习和声、对位和作曲法等西洋音乐理论与技术。他认为首先要掌握好西洋的传统和声学，以资借鉴，然后再结合自己学习民族民间音乐方面的心得体会，才能逐步摸索、创造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和声学体系来。在他的二胡作品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西洋音乐创作手法的影子：《病中吟》借鉴了西方带再现的三部曲式结构原则；《苦闷之讴》借鉴了西洋古典音乐严格变奏的手法；《光明行》借鉴了西洋音乐的进行曲曲式和转调手法；他的绝笔之作《烛影摇红》，在节奏上也借鉴了西方音乐常见的三拍子及复拍子，等等。

　　

　　

　　1922年4月，刘天华应聘担任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后改称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的国乐导师。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不以大学教授自傲，不仅广泛接触民间艺人，虚心求教，不耻下问，而且还时刻关注着社会音乐的普及与提高。

　　

　　刘天华提倡把音乐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并努力让更广泛的民众理解它、喜爱它。他说：“我希望提倡音乐的先生们，不要尽唱高调，要顾及一般的民众。否则，以音乐为贵族们的玩具，岂是艺术家的初愿”7.他明确指出：“一国的音乐教育并非造就几个专门的音乐人才去当教员，去做高等鼓吹手，乃是人人必备的一种养生之具……，要把音乐普及到一般民众”8.1927年，他主持组建了“国乐改进社”.该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面向社会举办音乐学习班，普及音乐教育。此外，他还通过举办中外音乐家的音乐会和出版《音乐杂志》的方式，向社会进行更大范围的音乐普及工作，对提高当时民众的音乐文化修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32年6月8日，刘天华不幸因染猩红热症而病逝。刘天华走了，走得那么匆忙，留下了许多要做而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今天，刘天华当时的一些不可能实现的夙愿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变成了现实，然而不断提高全民族的音乐文化水平，创造出毫无愧色地屹立于世界音乐之林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文化，仍然任重而道远。

　　

　　

　　刘天华是一位热爱中国民族音乐的音乐家，但他不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以批判地继承的科学态度，刻苦钻研民族音乐；同时，他又认真学习西洋音乐，博采众长，以资借鉴。在他的国乐观中，中国民族音乐是基础，西洋音乐只是改进国乐的辅助，两者相辅相承、密不可分。他根植传统，放眼世界，立足现实，着手普及的音乐实践活动，不仅在当时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且对其后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1.刘天华《梅兰芳歌曲谱序》，转引自刘育和《刘天华全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第181页。　

　　2.《刘天华先生及对民族音乐的改革--艺术道路》，转引自刘育和《刘天华全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第221页。　　

　　3.刘天华《<月夜>及<除夕小唱>说明》，转引自刘育和《刘天华全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第183页。　　

　　4.《刘天华先生及对民族音乐的改革--艺术道路》，转引自刘育和《刘天华全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第219页。　　

　　5.同②。　　

　　6.刘天华《国乐改进社缘起》，转引自张静蔚《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第186页。　　

　　7.刘天华《<月夜>及<除夕小唱>说明》，转引自刘育和《刘天华全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第184页。　　

　　8.刘天华《向本社执行委员会提出举办下令音乐学校的意见》，转引自刘育和《刘天华全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