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兴县李家湾道情的现状与保护 本文关键词：兴县，道情，山西，李家，现状
山西兴县李家湾道情的现状与保护 本文简介：一、兴县李家湾道情的现状兴县李家湾道情虽然历史悠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中也广受群众喜爱，但其目前发展状况却令人堪忧。下面从传承谱系、资料保存情况和演出情况三个方面对兴县李家湾道情的发展现状作一概述。 （一）传承谱系李家湾道情之所以能够从明代流传至今，与历代艺人口传心授的“师承&rdqu
山西兴县李家湾道情的现状与保护 本文内容：
一、兴县李家湾道情的现状兴县李家湾道情虽然历史悠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中也广受群众喜爱，但其目前发展状况却令人堪忧。下面从传承谱系、资料保存情况和演出情况三个方面对兴县李家湾道情的发展现状作一概述。
（一）传承谱系李家湾道情之所以能够从明代流传至今，与历代艺人口传心授的“师承”是分不开的。但传承人自身并不重视谱系的编撰，使历代师承谱系的建立较为困难。2010—2012 年，笔者先后数次到兴县文化局、李家22山西兴县李家湾道情的现状与保护李家湾湾村等地进行田野调查，调查主要以人物访谈的方式进行，兼及搜集相关文字资料。两年多来，访问了李根迎、李寨喜、白迎多、李建荣、李挨顺、李红儿等道情艺术传承人和县文化局的相关工作人员。笔者在田野调查中通过对道情传承人的访谈而整理成的清末以来兴县李家湾道情的传承谱系。可以看出，李家湾道情传承人大多为李家湾人，且以李姓为主，有的还有亲缘关系。1949 年前后的情况具有较大变化：
1949 年前，传承人均为男性，且部分为文盲，极少有初中以上学历；1949 年后不仅有女学徒出现，而且文化程度整体提升；1949 年前传承人都居住于兴县本地，1949 年后的传承人有很多迁出兴县。就目前在世的传承人而言，均为 1930—1970 年代生人。由于道情剧团没有正规建制，政策支持和活动经费都明显不足，对于年轻演员缺乏吸引力，使李家湾道情的传承呈现出严重的人才断层且后继无人的局面。据笔者调查，这种现象在当地很多剧团普遍存在，后继乏人成为李家湾道情衰落的一种表征，也是其发展的一个重大瓶颈。
（二）资料保存情况目前所见关于李家湾道情最早的记载是清代光绪六年的《兴县志》，该志卷十三“乡俗礼乐”谓：“每逢年初节日良辰，城内四关及周村皆兴鼓乐、秧歌，挨村沿户请神祝福，以道情戏上场登台歌神述仙赞圣，服事众民观闻，历年沿用为惯例而通行。……道情鼓乐，兼唱并舞，通乐三日，笙歌震天动地，以敬天地，以助神威……李家湾、黑峪口、峁底、范疃为最盛，有服事五日者。顺而理之，遵俗则乡盛、民安、不乱也。”
翻检其他府县旧志，极少有关戏曲记载，反之多为“禁夜戏示”、“禁秧歌文”、“禁优伶”等禁令，像《兴县志》中这样赞美道情之“乡盛、民安、不乱”功能者，实属凤毛麟角。这也佐证了李家湾道情的悠久历史及其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另外，在 1993 年新修《兴县志》和《兴县文化志》中也有李家湾道情的简要记载，其中《兴县志》记载了兴县道情的曲调、曲目、传承人、活动范围及其改革发展的过程，《兴县文化志》在《兴县志》原有内容之外，更为详细地补充了兴县道情的起源及传说。与此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在山西省文化局戏剧工作研究室编写的《山西剧种概说》（1984），张庚主编的《中国戏曲志·山西卷》（1999），郭士星、韩军等编写的《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山西卷》（1997） 等戏曲着作中对蒲州梆子、上党梆子、北路梆子、各地秧歌戏等介绍较为详细，却不见兴县李家湾道情，这说明李家湾道情的外部影响力是较为有限的。
剧本方面，李家湾道情自明代产生以来，经过历代地方文人的加工整理，到晚清民国时形成了三十多部剧目。但是，由于民间艺术采用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对剧本的审订和保护重视不够，老艺人一旦不能登台而又后继乏人时，很多剧目即面临失传。近年来，当地文化部门和曾多次被评为山西省群众文及其子王冰等，深入全县对散落在各地的道情剧本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收集和抢救。截止 2012 年10 月，当地已整理出 10 部道情剧。李家湾道情剧目一览表⑩此外，还有一些剧目正在搜集整理中，如《落碗计》、《草场》、《五玉带》、《九件衣》、《刘秀走南洋》等。尽管目前有关部门和个人对搜集、整理、保存李家湾道情剧本做了很多工作，但与其最兴盛时期相比，仍有相当一部分剧目难觅踪迹。这对道情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无疑是一种损失。
（三）演出情况李家湾道情曾是一种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时有民谣赞曰：“李家湾的道情，红月里的米，石塘会的女子，麻子塔的水。”清末民初是李家湾道情最为活跃的时期，此时的节目数量、班社数量以及艺人水平皆远胜周边府县，一个班社可连续五天不演复本，重要节日、庆典、集会时，演出规模、参演人数、演出时间等远超平日。据传承人李唐由老人口述，光绪十八年李家湾一道情秧歌班社曾在牛家花园连唱三天三夜，引起轰动，有民谣“牛家花园真热闹，又唱道情又放炮，牌子秧歌跑忖道，家家户户喜神到”流传至今，足可见当时盛况。
抗战期间，李家湾道情的演出活动亦未停止，八路军一二〇师来到兴县后，李家湾村的道情班社受贺龙所邀，于 1939 年春节前夕为其表演了《蛤蟆洼》、《小放牛》等剧目。时至今日，当地还流传着民谣“：秧歌道情真得劲，打头的就是咱们贺司令，锣十声鼓八通，乐坏咪村里的老百姓。”1943 年 5 月，晋绥边区文化会在蔡家崖召开，东坡、黑峪口、李家湾、杨家坡、固贤、狮子洼 6 个村的业余剧团为大会专门排练并演出节目，此后到“文革”前，道情演出从未间断。
“文革”期间，兴县道情被批判为“牛鬼蛇神”和“四旧”被迫停止演出。到 20 世纪 80 年代，演出才逐渐恢复起来。1997 年春节，南通、李家湾的业余班社剧团从正月初一开始巡演，遍及兴县、岚县、保德、岢岚以及陕西神木等县的四十多个村庄，直到清明才从东山地区返回。
然而，近年来李家湾道情与诸多民间艺术一样愈渐衰落。演员缺乏、剧本失传、乐器陈旧、道具损坏，演出场次也大量减少。2008剧 目 类 别 场次数剧中人数大约字数夜宿花亭 传统道情剧 全本，6 场 6 人 1.5 万游花园 传统道情剧 全本，5 场 7 人 1.2 万高老庄 传统道情剧 全本，6 场 12 人 1.5 万五福堂 传统道情剧 全本，11 场 16 人 1.5 万五龙台 传统道情剧 全本，10 场 26 人 1.5 万换妻 传统道情剧 全本，11 场 18 人 1.5 万三贤 传统道情剧 全本，10 场 15 人 2.0 万真武出山 神话道情剧 全本，11 场 26 人 2.0 万韩湘子出家 神话道情剧 全本，8 场 16 人 1.1 万洞宾戏牡丹 神话道情剧 全本，11 场 23 人 1.0 万⑨ 王付全，汉族，1934 年出生于山西兴县。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山西省新闻摄影协会及中国群众文化协会、山西省群众文化协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山西分会会员。山西省群众文化艺术先进工作者及全国第十二届“群星奖”获得者。先后从事过美术、音乐、戏剧编导，摄影作品获得过国内外多项大奖，曾与其子王冰、王利兵共同搜集、整理编纂《晋西北优秀民间戏剧辑》，其创作的《贺司令员到俺家》歌曲，被收入多本歌书，其业绩和作品载入《中外文化艺术杰出人才》、《中国优秀摄影艺术精品辑》等2013年9月 第5期年冬，南通和李家湾的一些老艺人在文化馆老艺人王付全的协助下，用 22 天时间排出了9 部道情戏，并在春节时出村演出，但由于戏装道具陈旧，灯光设备欠缺，结果只演了五个台口就草草收场。这与曾经万人空巷的演出盛况形成鲜明反差，兴县道情艺术的没落已是不争的事实。
应当说，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彼此交织、相互影响的。演出人员的减少和流失造成了很多剧目无法表演，剧本亦因此遗失；演员的减少和剧本的缺乏必然使演出的质量下降，场次也随之减少；而民间戏曲艺术一旦失去了施展的舞台，其衰落的命运自然不可避免，因而也就对当地民众失去了感召力和吸引力，自然难以吸收和培养新的优秀演员。如此便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使李家湾道情整体上呈现出岌岌可危的生存状况。
二、李家湾道情现状分析由上文可知，兴县李家湾道情不仅失去了原有的受众群体和班社组织，还散佚了大量剧本曲牌，演出组织规模也大不如前。本文试从当前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自身缺陷两方面分析其衰落的原因。
（一）社会原因：现代化进程的外部冲击众所周知，文化是政治经济的反应，文化的产生和成长有其所依赖的社会经济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往往会引起文化自身的剧烈变动，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文化形式勃然而兴，一些文化形式则走向没落。“一个民间音乐要存在，至少取决于这样两个条件。首先是地域的相对封闭性。还有就是较远地离开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较难受到新文化潮流或者不同文化的侵染。”李家湾道情产生和流行于我国传统农业社会，区内交通闭塞，且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接触外界的机会少，休闲娱乐方式相当有限，这为道情的兴盛提供了客观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加速，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流动性增大，一些新的文化内容和娱乐方式陆续形成并得到广泛传播。相反，兴县道情等传统表演艺术未能及时加以创新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其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从而渐渐被人们忽略、淡忘。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的城乡两极分化和区域差异阻碍了社会的共同进步，这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在文化上也有着同样的遭遇。虽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但农业人口依然占多数，只有农民的思想进步了，社会的文化进步才能真正跟上步伐。遗憾的是，广大农民对身边文化遗产的流失漠然处之，由于思想和观念的局限，他们很难认识到这些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另外，城乡差距的悬殊也使一些市民，乃至学者具有文化上的优越性而蔑视乡土文化，对于诸如李家湾道情这些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非物质文化的失传漠不关心。因此，农民自身的局限性和城乡之间观念的巨大差异也是造成李家湾道情难以得到有效保护，最终走向衰落的原因。
再者，随着兴县城市化建设的加快，很多农民转型为市民，原来的农家小院建设成了高楼大厦，原来的鸡犬相闻变成了钢筋水泥和防盗门，邻里之间对门而居却不相往来。越来越少的沟通、学习和交流更加限制了道情的发展空间。虽然在兴县农村还有一些道情剧团，但由于人们大都向往城市生活，越来越多的经济诱惑，使偶尔在城市的演出也失去了道情艺术的原汁原味，少了让人回味的意境。
综上所述，兴县李家湾道情的衰落是社輲讹辊《中国戏曲理论研究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年版，第 33 页。山西兴县李家湾道情的现状与保护会环境急剧变化使然，是现代化进程冲击传统乡村社会的结果。一方面，在现代化进程中，闭塞的乡村被迫走向开放，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极大变化，接触新生事物的渠道和方式增加，在各式各样的精英文化、都市文化的洗礼中，传统的、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道情文化满足不了受众日益多元的文化需求，在新时代的农民眼中显得滑稽和可笑。另一方面，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城乡分化日益严重，人们对城市的崇拜与向往加剧了对乡土文化的轻视和冷落，新一代农村青年已经不愿欣赏和学习传统的道情艺术，进而加剧了道情的衰落。
（二）自身原因：传统艺术的自身缺陷与瓶颈1. 传统道情艺术的功能定位难以适应当今社会的需求。传统时代的李家湾道情不论在重要节日还是百姓的日常文化生活中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有的内容宣传儒家道义，有的为百姓祈求五谷丰登、四季平安，也有的接神纳福，甚至婚丧嫁娶都少不了道情演出。但是，这样的功能定位显然与当前的乡村生活相去甚远，已经难以满足民众的心理诉求和审美需要。以往，艺人在农闲时就会排练，以应对随时随地的演出。如今，乡村社会很少再将祈求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等活动作为生活中的大事，道情演出越来越少，演员亦对传统剧目失去耐心、信心，社会对道情艺术日渐淡漠。
2. 语言障碍制约传统道情的传播。道情既是一门表演艺术，也是一门语言艺术。语言对于道情艺术的产生、流传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兴县李家湾道情正是基于兴县方言特有的语言和韵律形成了自身的艺术魅力，这也是道情艺术的生命力所在。然而，在当前现代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普通话推广所致方言退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李家湾道情就面临这样一种两难境地：如果不用普通话演唱，年轻人就听不懂，更无兴趣之谈；若以普通话演唱，道情就会变味，丧失其艺术魅力。这又增添了道情传承发展的难度。
3.传统的传承、传播方式限制了道情的发展。师承与家传是兴县李家湾道情的传承方式，在此基础上通过舞台表演传播开来。据《兴县志》记载，在抗日战争前，兴县城内关帝庙、城隍庙、北关栖霞观、龙王庙、东关府君庙、野狐寺、观音阁、火神庙、西关财神庙、西庵、王道庙、南关里外壕请公楼等处均有戏台或乐楼，这些都是每年定期祭祀献戏的场所，分别由各界筹办集资、订戏、点戏、待宾酬劳等事宜，各大戏台在抗日战争及其后的各项运动中损毁殆尽，现存的也大多破烂不堪，无法用于成规模的道情戏演出。
新中国成立以后，表演艺术的传承与传播方式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格局，不仅有专门的艺训班和学院制教学，而且电影、电视、光盘等现代媒介的普及使艺术的传播日新月异，对传统娱乐形式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如始建于 1942 年戏剧、电影兼用的大礼堂在 1949 年后改建为电影院。在这一背景下，李家湾道情的传承与传播手段就显得较为单一，影响力受限，传承打不开局面。加之各种音乐会和时尚娱乐活动的举办，无形中对道情的传播形成巨大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道情艺术的衰落就不在意料之外了。
三、李家湾道情的传承与保护措施通过对兴县李家湾道情现状的分析，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保护工作。
第一，重点保护李家湾道情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和文化心态。道情和戏曲等“有着显着的教化、移情功能，在不识字的下层民众中间，它还是传播知识的重要途径和载体”但前文已述，现代化进程的外部冲击使李家湾道情失去了生存土壤，思想文化的日益多元、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城市的向往加剧了民众对乡土文化的漠视，也就加速了道情文化的衰落。因此，如何保存和延续道情艺术的文化生态以及人们的文化心态，加强本地人对道情艺术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使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和谐统一，是李家湾道情得以传承和发展的根本，文化的整体保存与延续必然会使与之相依附的艺术形式得以传承。相反，如果只注重在形式上保留李家湾道情的“皮毛形态”，而没有整体文化环境、文化氛围的营造，道情艺术最终也很难得到可持续发展。
第二，政府应加大人才培养、资料抢救和资金投入力度。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对“非遗”申报的认识还不到位，有的为了能够争取到保护经费，“盲目报送、失实报送、虚假报送的现象时有发生，而在经费到位之后，保护工作的成效并不明显。”应当看到，政府不应只是民间音乐的救济站，“如何帮助传承薪火，如何帮助其逐步建立起一套传承机制，是政府职能部门首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当前，李家湾道情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人才断层、资料失传和演出较少，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由兴县政府、县委宣传部、县财政局、文化局、蔚汾镇政府以及李家湾村委组成了李家湾道情剧团保护小组，由兴县文化局来负责实施管理，迅速投入抢救工作，对老艺人给予精神和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当地政府采取多方面的形式和措施争取演出机会并开拓演出市场，还更换了剧团服装、道具、武场乐器及灯光、布景等舞台设施，重塑了李家湾道情剧团的形象。从 2009 年 8月起，当地政府聘请道情艺人，以一个师傅五个徒弟的方式举办不定期的授课培训，并给予必要的生活费和补贴。这些努力对提振演员信心，解决实际困难，无疑是大有帮助的。另外，道情艺人分布较散，组织管理不易，政府若能对其建立专门档案，就便于组织演出或交流活动，同时也可以了解、学习道情艺术及艺人所掌握的技艺。这将有利于李家湾道情的资料建设和资源优化整合，为官方和民间以多种渠道开展传承与保护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第三，充分重视现代传媒的作用。兴县李家湾道情要想获得更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必须善于借助现代传媒的力量，比如山西电视台的《走进大戏台》、河南电视台的《梨园春》等戏曲类节目受众极广，此类新媒体对很多剧种的复苏具有传播上的绝对优势。兴县电视台可以专门设置一些戏剧节目或吸引有影响力的戏曲栏目对李家湾道情进行宣传，来培养道情的受众群体，营造道情的文化生态。使保护和传承道情艺术逐渐成为民众的自觉行动。
第四，道情自身也需要多样化开拓发展空间。对李家湾道情的保护并不是鼓励其因循守旧、停滞不前，而是要让其在保持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加以创新、改进，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满足不同阶层观众的审美需求，开拓更为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持续传承发展的应有之义。除此之外，还需要探求“道情”的最初含义及其历史渊源，近代韩国西方音乐传入与基督教赞美诗的相关研究方音乐尚未登陆的真空状态下，赞美诗在韩半岛的白纸上，开始勾画了今天韩国西方音乐最初朴素真实的图案。在社会空间里所举行的宗教活动，通过一起歌唱赞美诗或者教授赞美诗等音乐行为，随着信徒的不断壮大，有效地传播了西方音乐，陶冶了早期韩国人对西方音乐的接受审美；而对于非信徒大众来说，通过公开或非公开的宗教活动，赞美诗在社会音乐空间里直接或间接地自由传播，无形中潜移默化地滋润了韩国人的审美心理。特别是在早期文教和印刷事业尚不发达的时候，韩国人是通过“背唱”的方式来学习或传唱赞美诗的，这使得西方赞美诗旋律更加深刻地记忆在脑海之中，成为了他们日后所熟悉的，但又具有鲜明异质文化特性的“洋乐”旋律。这些具有启蒙意义的旋律，对于以后韩国西洋音乐史的重要部分，诸如爱国歌和独立军歌、抗日斗争歌、唱歌、学校唱歌等“歌唱文化”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早期教会因为在尚不具备能力独立作曲的早期，这些耳熟能详的旋律成为“No-ga-ba”（依曲填词）丰富的借鉴资源，即韩国人将这些主要来自美国的赞美诗，转变成了“韩国早期本土的、大众化的歌曲”，审美身份的巧妙转换，“是洋还是土，是我的还是他的”的界限已经越发模糊了。在教会里，信徒们汇聚一堂，齐声高歌赞美诗的歌唱方式，为日后集体歌咏———合唱的兴起，起到了促进作用。近代韩国新教民族主义者（Korean Protestantnationalists）通过基督教来树立自己的“自强民族主义”（Self-ReconstructionNationalism）辑讹輨。这种倾向当然也深深地影响到了文化领域，韩国人的宗教观及基督教在韩半岛的复兴，全方位地促进了西方音乐在韩国的传播。
东亚关于“西洋音乐受容史”的研究风潮，其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日韩本国的音乐学研究。触类旁通，对于中国学者同样具有一定的启示，包括中国西洋音乐传入在内的中国近代史时期，是一个绝对值得中国学者再次进行历史性反思研究的部分。中国的“西洋音乐受容史”研究其意义与日韩的本土化研究意义是一致的，对于拓展音乐学研究新领域和树立中国特色音乐学研究、重申中国本土化研究的正当性与自我存在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本国学者的纵向深度梳理研究，同时兼备同时期东亚国家间历史交流的横向研究，让东亚学者们一起联手，共同书写东亚音乐学研究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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