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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井上靖战后历史小说创作观

来源:免费论文网 | 时间:2019-02-13 09:48:18 | 移动端:日本井上靖战后历史小说创作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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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井上靖战后历史小说创作观 本文简介:巴尔扎克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们认为,“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则是衡量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重要尺度之一。”[1]  日本文坛巨匠、国民作家-井上靖不仅通过自己的笔“给战后日本国民荒芜的精神世界吹入一股清新的风”,而且在近半个世纪的

日本井上靖战后历史小说创作观 本文内容:



  巴尔扎克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们认为,“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则是衡量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重要尺度之一。”[1]

  日本文坛巨匠、国民作家-井上靖不仅通过自己的笔“给战后日本国民荒芜的精神世界吹入一股清新的风”,而且在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以大量取材于中日题材的历史小说融化坚冰、架设了中日友好交流之桥。

  一

  发表于战后初期的姊妹篇《漆胡樽》和《玉碗记》是井上靖的早期历史小说,这两部短篇小说已初具历史题材小说的雏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都或多或少地蕴含着一些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特点,因此这两部小说也被称为“现实框架中的历史演绎小说”.两部历史题材短篇作品通过“漆胡樽”、“玉碗”这两件古代器物的“时空漂流史”折射出日本与大陆之间悠久的文化交流史,而从作品的深层来看则更反映了作家对战后日本社会精神世界“整体性荒芜”的思考以及对大陆文化深深的寻根情结。两部作品虽然体量不大,但是其中涉及到许多的历史性情节,例如张骞出使西域、楼兰国的迁移、遣唐使的派遣、遣唐僧人的遭际等等,这些题材都在井上靖此后的诸多历史小说中得以更为详细生动地被叙写和重构,可以毫无疑义地说,《漆胡樽》、《玉碗记》这两部小说不仅标志着井上靖在历史小说创作上的“出发”,也成为其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创作方向的“凝聚性”和“指向性”起点。

  在同一时期井上靖也创作了多部日本战国时代题材的历史小说,主要有以日本战国时代着名武将武田信玄、真田幸村等人的事迹和战国时期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风林火山》、《真田军记》、《风、云、要塞》等,这几部历史小说由于情节的虚构性以至于被评论家归入“时代小说”之列,但此类作品在历史的舞台上所叙写的真实亦或是虚构的人物和事件,那些曾经的战火与硝烟、坚强的生与壮烈的死、幻梦与真实、没落与荣达,都给人以深刻的震撼,而男女主人公之间那超越战国蛮荒血腥时代的至真至纯的爱与纠葛亦令人不禁叹惋。

  应该说战乱频仍的动荡时期、历史的大转折时期往往是人性本质表现最为集中的时代,作家正是选取战国时代作为小说的时代背景,以凝重的笔触表现人性的美与丑、命运的悲与喜,在历史深处追寻人性的本质。

  井上靖是一位历史小说作家,同时也是一位现实主义小说作家,他在以震惊日本的“下山事件”为题材创作小说《暗潮》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勇气充分表明了其作为一位有良知的作家所具有的强烈社会责任感,而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亦将其熔铸其中,即使一些较轻量的短篇也皆充满寓意、作家通过一些散佚于历史角落的传说、逸闻的历史书写含蓄地表达出对社会现实与人类道德的深刻思考,《狼灾记》、《圣人》等便是这一类的代表性作品。

  《狼灾记》的背景设定在秦朝时期,在边境与匈奴作战的守将陆沈康虽骁勇善战但生性残暴,在闻知秦始皇驾崩、太子扶苏和大将蒙恬被迫自尽后班师回国,途中夜宿民宅时,强迫一名新寡的铁勒族女子与自己同居,同时为了遮掩隐私甚至想杀人灭口,最终陆沈康与女子双双变为恶狼,后来在途遇昔日好友张安良时,虽念旧情作人语与之交谈,但终狼心显现残忍地将其和部下全部咬死。《圣人》则取材于中亚地区的古老传说,讲述了古代萨卡族的一个氏族世代生活在天山北麓的盆地之中,依靠唯一的一眼泉水度日,而当一个自小被当做人质在异族长大的年轻人回来后,一切都随之而改变,他利用外族的力量控制氏族后改变了以往泉水的分配制度和原有的生活秩序,最终泉眼被破坏、泉水横溢淹没了整个氏族村庄。

  长谷川泉在《近代历史小说入门》中写道: “历史小说应当由作为材料的史实要素及借助史实体现现代人生活经历和思想意识的小说要素两部分组成,而后者又是居于第一要位的。”从以上两个类似于民间传说的历史小说叙述中可以感受到井上靖对日本现实社会的人性善恶以及战后社会秩序、人际关系变化情状的深刻思考。

  综上所述,井上靖的这一类历史小说或取材于民间故事和历史传说,或依据史料进行“史”的叙述,文本本身兼具传奇性和寓言性,虽然总体来看这一类历史小说结构相对较为松散、缺乏较为真实的“史感”,且人物形象较为单薄,其塑造目的亦多为“史”的构成,多具符号性、象征性特点; 但是作家并非仅仅停留在“史”的表面铺叙,而是更多地深入到历史故事和历史事件之中,探寻民族、国家的文化本源,通过历史的镜像折射出社会和人生的现实,而这种现代意味的象征无疑大大加强了作品的内在厚度,较好地体现出历史小说的当代意义。

  二

  作家成一认为,历史的真实是“读者阅读历史题材小说时,潜意识中的必然标准”.[2]以长篇历史小说《天平之甍》为标志,井上靖进入历史小说创作的成熟期,从《天平之甍》到被誉为“注重史实、以中国编年体例写就的本格长篇历史小说”的《杨贵妃传》,可以发现作家在创作中日益坚定的尊重史实、追求历史真实的历史小说创作观念,而具体的体现便在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小说中所蕴涵的真实“史感”.

  关于小说《天平之甍》的创作动机,井上靖在随笔集《历史小说的周围》中曾经写道: “作为脱胎于思讬《唐招提寺大和尚三卷传》的通俗易懂的简略本,淡海三船的《唐大和尚东征传》发挥了在那个时代所应发挥的作用,使更多的人了解了鉴真和他的弟子们,而在经历了漫长岁月后的今天,将此以现代人所容易接受的现代小说的形式创作出来,不也是很有意义的吗?”

  由此可知,该作品的创作目的在于对鉴真东渡历史事迹的现代传播和再现,而对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鉴真东渡的历史书写中,“历史真实感”的体现毫无疑问是作家的第一要务。

  有了真实的历史事件,井上靖在《天平之甍》的创作前期亦参考了大量史料,如《日本高僧传要文抄》、《大日本史》、《续日本记》、《宋高僧传》、《唐会要》、《新唐书》、《旧唐书》、《延历僧录》、《唐大和上东征传》等史料,另外还参考了当时日本国内鉴真研究权威安藤更生的《鉴真大和上传研究》,这些都为此后创作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历史氛围的营造构筑了坚实的基础。

  《天平之甍》中出场人物甚多,主要人物鉴真及弟子祥彦、思讬自不必说,日本僧人普照、荣睿等几人也皆史料有载,并非虚构性人物。这五位僧人中,荣睿和普照的名字在《东征传》中出现过十余次之多,而且生平事迹相符,而玄朗的名字在《东征传》中前后共出现了三次,戒融、业行两位僧人虽然《东征传》中未见记载,但具井上靖考证,此二人在普照、荣睿等人入唐之际也曾经在唐求法,作家根据作品情节的需要将二人汇入小说之中并进行了相应的艺术性处理。

  另外,从《天平之甍》中对“历史氛围”的营造也可以看出井上靖这一时期历史小说创作观的特点。“历史氛围”营造的成功与否甚至可以决定该历史小说的文学价值和定位,一部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的气势是否宏大,是否具有“史诗”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准确、逼真地再现当时的整体性社会历史氛围。所谓“历史氛围”,亦即“文本所牵涉相关历史时期内的社会文化氛围”,它包罗甚广,大到古代的风俗时尚、社会阶层、官制礼仪、科举制度,小至服饰、钱币、器物等等。“历史氛围”真实的历史小说能够自然地蕴涵丰富文化意蕴和较强的时代性和真实感,突出历史小说的“历史情味”.

  《天平之甍》取材于《唐大和上东征传》,小说中所涉及细节性记述皆严格参照了《东征传》,譬如鉴真东渡前所准备的数量庞大的佛教用品、随身物品以及各种食品的列举,历次渡海的情状描写皆忠实于《东征传》; 而除此之外,小说中对日本遣唐使团的人员构成、诸多贡品、中日两国的官制礼制、唐朝着名寺院的详细描写也都细致入微,从而使小说具有很强的历史可信度。

  历史题材小说之所以区别于其他题材小说,就在于它要表述历史,但是,历史小说不是史学意义上的讲史,而是“讲述历史的文学”.如何把握史实的可信性与文学的虚构性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历史真实的基点上完成文学的虚构,如何把握历史小说的审美特征,在创作中寻求历史与文学的有机融合,这些都是历史小说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历史是“人”的历史,因此,在无限“还原”与“重现”历史的基础上,把握历史人物的思想感情,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这正是历史小说的核心问题。正如井上靖所说,“在历史的长河中给已经风化为残迹的往事注入新的生命,展现一个个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这正是历史小说的真髓。同时,创作通用于现代的作品,这也是小说家的使命”.

  《天平之甍》作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历史小说,在真实再现历史、追求历史真实方面取得巨大成功,在小说宏大历史叙事的主线之外,小说凝聚笔墨重点塑造了五位日本留学僧的人物形象,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性和文学性,其中着墨最多的是荣睿和普照,小说中描写的虽然表面看是荣睿、普照,但是又不完全是这两个人,赴唐留学,“一个客死异乡,一个完成使命,许许多多的留学僧人踏上了未知的留学之路,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使得唐代流行的佛教各宗相继传入日本。作品中,死去的荣睿,活着的普照,可以说正是这些留学僧人们的历史缩影。”[3]

  正如井上靖指出的,“正是因为命运各异的留学僧的付出和牺牲,才实现了天平时期将中国辉煌灿烂的文化传入日本的宏伟目标,这也正是小说《天平之甍》的主题。”

  在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历史氛围严谨贴近史实的基础上,井上靖以冷静理性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宏大却不失细腻的充满浓郁历史感和人文底蕴的历史图卷,通过贴近史实的深沉的历史叙说再现了在盛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史中鉴真东渡的伟大事迹,而就创作时期来看,《天平之甍》发表的五十年代中后期,正是中日两国尚未建交但民间交往和文化交流日益增进和深化的重要历史时期,因此井上靖在这个时期创作中日文化交流史题材的历史小说无疑是意义重大的,通过无限接近史实的历史叙事追求“历史的真实”,同时反照现实,通过这部作品对此后的中日友好交流寄托了深厚的愿景。

  总的来说,作家通过小说《天平之甍》 进行历史思考和叙说的同时,通过性格不同、人生道路各异的留学僧人形象的生动塑造,在文本中构筑了一个富有人情和人性的世界,力图在“历史的真实”之上追求“艺术的真实”,并且在此后的《敦煌》、《苍狼》、《淀殿日记》、《杨贵妃传》等一系列历史小说中同样践行了这一创作追求,并且对历史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多变性进行了细致刻画,充分展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

  另外,在井上靖冷静厚重的历史思索中,也不乏人性、情感的适时融入,特别是男女情感要素与史的融合,这无疑给凝重的历史叙述增添了些许的亮色,同时,爱情作为人性的集中体现,也拓展和深化了历史叙述中的“人性”维度。《敦煌》中赵行德与回鹘王女的悲恋、《杨贵妃传》中杨玉环与玄宗的畸恋、《苍狼》中成吉思汗与忽兰的患难与共的真挚爱情、《淀殿日记》中茶茶对丰臣秀吉由刻骨的恨到纠结的爱以及深藏心底的对京极高次、蒲生氏乡的淡淡的爱恋,这些男女情感的描述不仅点染丰富了小说的叙述氛围,更在小说中历史叙述的脉络之外,展现出一条清晰的情感线索,推进了作品情节的发展,给作品增加了些许融通现实的人间情味。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可以说是历史小说创作中永远无法绕开的话题,正如国内学者崔博所指出的: “所谓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实际上是作家作为历史书写者、部族叙事者的历史理性与历史激情双重作用的较量结果。”[4]

  因此,在历史小说创作中追求“历史的真实”,作家应该秉持客观理性的态度,既不能脱离历史自由演绎,也不必对历史亦步亦趋,正如姚雪垠先生所讲,“历史小说是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作家所努力追求的不是历史着作,而是艺术成果即历史小说”,[5]也就是说,历史小说既不能成为戏说历史的文化工具,同时也不必如史书般过多地担负讲述历史的任务; “以现实时代精神激活历史,充分发掘历史生活的内在精神,使历史小说具有丰富的诗学内涵”.[6]

  经历过“苍狼理论”论战( 日本文坛围绕小说《苍狼》展开的关于历史小说中史实与文学虚构关系的文学论争) 的井上靖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小说创作中,更加注重作品中历史框架的构筑与文学想象的展开,着意将悠远的历史素材转化成生动而又充满诗情的艺术形象,使作品充满强烈的诗学魅力,超越“历史的真实”而达“艺术的真实”,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融合。

  三

  “古代,西域有个名叫楼兰的小国。楼兰这一名字,在东方历史上出现是在公元前一百二、三十年左右,而于公元前七十七年从历史上消失。”这是历史小说《楼兰》开篇的文字,作为一部历史小说,作品中缺少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和丰富细致的心理活动,整部小说甚至自始至终缺少主体性人物形象的存在,那么,作家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意图来创作《楼兰》这部历史小说的呢? 井上靖在创作随笔《我的文学轨迹》中写道: “在塔克拉玛干东部,有一片任何生物都无法生存的、被真正的死亡沙漠所包围的废墟,在那里,历史的碎片不断涌现、叠加、沉睡着,除此之外别无一物,那是一片梦幻之国、谜之王国的遗迹。在那里,人也好,人的喜怒哀乐也好,以及人所创造的历史,通过那里并且经过一段无尽漫长的时间,一切都将得到升华。因此,我想研究一下曾经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故事。”

  在创作《楼兰》的过程中,井上靖撷取了《史记》中有关楼兰的片段性记述、以优美的诗化文字将其按历史的年代纵向连接,冷静客观地描写了楼兰的历史和楼兰人的生存轨迹。小说没有将重心放在人物的心理描写和人与人关系的方面,而是放在书写楼兰的历史这样一个文学视点之上。正如文中所述,楼兰这个神秘国家其本身所抱持的历史本身就已经充满了无尽的谜: 以一千五百年为周期在沙漠中移动的湖,在湖水即将退去之际,湖畔这个被风沙所掩埋的小国-楼兰正处在这个周期的变动之中,这本身就具有历史与自然所隐涵的悲壮的诗情。

  《楼兰》是一部历史小说,但更像一部记述人类与自然共存的史诗,应该说,这部小说在讲述楼兰的历史的同时也在触发人类对自然的深层思考,被掩埋于沙漠之中的楼兰王国的命运也象征着在广阔自然空间中人类个体的命运,自然遭受破坏,正如楼兰国的灭亡一样,人类也将面临灭亡的危机。我们的生存必须要依赖大自然,对于自然要怀有谦逊之心,或许这也正是井上靖先生通过《楼兰》想要传达的心意吧。

  总的来说,《楼兰》作为一部充满诗学内涵与诗学魅力的历史小说,通过对往昔历史生活的艺术观照,所追寻的不只是历史人物的足迹或历史事件过程的再现,而是要从当今时代的制高点上俯瞰历史生活,“从对历史生活与现实时代精神的内在联系的把握中,探寻出历史生活丰富深刻的精 神 内 蕴,发 掘 历 史 生 活 的 内 在 诗情。”[6]

  如果说《楼兰》是一部警示人类如何与自然共存共生的历史史诗,那么临终之作《孔子》便是一部深刻反思人类命运以及人类社会如何和谐发展的历史人文巨着。这部一经问世便引起日本国内外强烈反响,获得日本第四十二届野间文艺奖,并且被中国、法国等东西方国家争相译介和研究的作品,是作家经二十年酝酿准备而推出的毕生力作,也是井上靖集四十余年文学创作之大成的绝笔之作。回顾作家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之路,可以说,晚年的井上靖最终选择“孔子”这一题材作为自己的收山之作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7]

  井上靖在《致中国读者》一文中认为:

  “孔子是乱世造就的古代学者、思想家、教育家。以研究《论语》着称的美国克里尔教授与日本学者和辻哲郎博士把孔子称为人类的导师,这是最恰当不过的评价,孔子的确是永恒的人类的导师”,“孔子的思想至今没有过时”,[8]所以,让更多的人更加深入地了解孔子,了解《论语》的深刻思想内涵,成为小说《孔子》创作的动因。

  井上靖认为,“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动荡年代,《论语》是孔子对乱世发出的呼喊和主张”,“《论语》里每句话的背景都反映出历史的风云,可谓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只有把《论语》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才能真正体会孔子及其弟子言论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否则,就难以正确理解《论语》的深刻含义。”井上靖说: “没有一个时代能像战国时代一样,赤裸裸地看见每个人的命运,如同月光辉映下的一条河。”

  为了把握孔子及其弟子曾经身处的那段历史,井上靖认真研究了《史记》、《汉书》《春秋左氏传》、《谷梁传》、《吕氏春秋》等史书,并参考了中国学者顾颉刚的《崔东壁遗书》、郭沫若的《中国史稿集》等着作,并从 1981 年到 1988 年在创作前后共六次访问中国山东和河南两省,实地考察了孔子曾经经过的史迹,解开了“负函”、之具体所在等颇为棘手的一些问题,从而使得小说的叙述得以顺利的展开。

  在小说中,作家通过一个虚构的人物-蔫姜追忆孔子的风貌与学说的形式来推进情节的发展,通过他人的视角、他人的讲述中,勾勒孔子的人物形象,再现当年的历史风貌; 同时通过孔子学术研讨会的形式对论语进行深入浅出的现代解读,以这种“述”、“论”、“感”结合的模式客观地探讨了孔子思想内涵中最重要的“逝者如斯夫”、“天命”与“仁”等核心命题。

  井上靖首先阐述了对“逝者如斯夫”的理解,“过去的一切如同这大河的流水,昼夜不息,人类所创造的历史也都奔流而去,永不停息。这样每时每刻变化流逝的现象弥漫着难以言状的寂寞的氛围。河水奔流不息,注入大海,与此相同,人创造的人类历史也和人类自古以来梦寐以求的和平社会的实现注定维系联结在一起。”对于“天命”,井上靖认为,“就是知道天赋予自己的使命,一个人,就是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把这两点联系起来理解,亦即“知天命尽人事”,感慨人生易逝、世事无常,因此更应该知道在有限的人生中该做什么、如何去做。在此基础上,井上靖认为,“仁”,无论是维系社会的“大仁”,还是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小仁”,其核心都是对人类的爱,都是人必须具备的“真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井上靖在小说《孔子》的创作中立足文本而又超越文本,通过对历史人物孔子及其弟子的多视角再现、对孔子思想的当代诠释与解读,阐释人类社会的永恒命题,进行人类整体命运的深刻反思,正如井上靖在第四十七次国际笔会的讲演中所讲述的: “我到葵丘,是为了向二千六百年前的会议表示敬意。这古代的事件,使我相信人类,相信人类创造的历史。作为一个文学家,我对此坚信不疑。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是人类掌握了核能。

  饱尝战祸之苦的世界各国人民认识到: 追求个人幸福的时代已经终结,没有他人的幸福,就不会有自己的幸福; 谋求一国和平与繁荣的时代已经终结,没有别国的和平与繁荣,就不会有本国的和平与繁荣。”

  结语

  卡西尔在其着作《人论》中谈到: “艺术和历史学是我们探索人类本性的最有力的工具。”历史小说作为跨越文学艺术和历史科学这两个门类的一种艺术形式,对人性的探索和展现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性。洪治纲也曾指出: “作家把笔触投向历史,实则是为了更深刻地从另一种角度审视现 在,其 意 指 的 深 远 性 是 不 言 而 喻的。”

  井上靖通过长期的历史小说创作,塑造了中日两国历史上众多的历史人物形象,再现了中日两国之间历史悠久的友好文化交流史,这对于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沟通和交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作家冰心在中译本《井上靖西域小说选》序言中说: 井上先生的作品“在中日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美丽的虹桥。”

  钱穆曾说过,“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必须有温情,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井上靖作为一位毕生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日本作家,不管是对日本,还是对中国,都充满了深切的感情。从学生时代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到文学创作时期专注于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再到担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期间进行的中日文化交流活动,井上靖以其独特的文化视角和对中国发自内心的热爱,认识、接受、并竭尽全力地传播中国文化,沟通促进了中日友好文化交流,努力架设中日之间文化沟通交流的桥梁。正因如此,不管是日本题材还是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在其作品的字里行间都能够感触到那份深厚的情感,而这或许正是其在历史小说创作中始终坚持忠实于历史原则的深层原因吧。

  当今的社会,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冲破民族、国家、地域的藩篱,走向文化多元已是必然趋势。然而,必须看到,在世界经济、文化日益全球化的同时,因领土主权、意识形态差异、种族歧视等各种原因所造成的矛盾和冲突也日渐加剧,国家之间、地域之间、民族之间的文化理解与沟通存在着重要的因果联系,如何消除隔阂、化解诸多矛盾、更好地进行全球视域下的文化交流、文学交流,无疑是当今全人类的共同课题。作为文化、文学的创造主体,作家、思想家在作为中坚力量的同时,也日渐成为促进彼此之间文化、文学交流的媒介和主体。因此对异国、异域、异民族的文化探索与文化阐释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彼此之间文化交流、人际交流的过程。

  文化先驱井上靖先生用自己毕生的努力践行了文化交流的历史责任,用客观公正之笔书写出沉甸甸的“文化之道”、“和谐之道”的历史书卷,在严肃的“历史书写”、“人生书写”中超越文本、超越个人、民族、国家的界限,书写人间大爱、以史为鉴、呼吁人类社会的和解与和平,而这,无疑为我们指明了一条理想的光明之路……

  参考文献

  [1]郑春。 试论当代历史小说的创新努力[J]. 文史哲,2000,( 1) .

  [2]成一。 白银谷·后记[M]. 北京: 作家出版社,2001.

  [3]王向远。 源头活水-日本当代历史小说与中国历史文化[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4]崔博。 论唐浩明历史小说创作的二元底色[J]. 唐都学刊,2008,( 2) .

  [5]姚雪垠。 从历史研究到历史小说创作---从《李自成》第五卷的序曲谈起[J]. 文学评论,1992,( 4) .

  [6]张克明。 历史小说画史为诗的艺术途径[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0,( 1) .

  [7]卢茂君。 井上靖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探究[D]. 2008 年博士论文。

  [8]井上靖。 执笔小说孔子·井上靖全集( 别卷) [M]. 日本东京新潮社,1999.

  [9]洪治纲。 历史的认同与超越[J]. 文学评论,2003,( 1) .

  [10]谢冰心。 井上靖西域小说选·序[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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