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殖民生态批评研究生态批评的一种新维度 本文关键词：批评，生态，维度，殖民，研究
论后殖民生态批评研究生态批评的一种新维度 本文简介：内容提要:后殖民生态批评作为生态批评的“后殖民转向”，源自后殖民批评家对生态批评的介入，是一种超越后殖民批评与生态批评的跨学科研究。它研究并批判文学中的生态帝国主义，探讨后殖民文学中的环境伦理，尤其寻求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环境正义，批判西方环境与文化层面上的中心主义。后殖民
论后殖民生态批评研究生态批评的一种新维度 本文内容：
内容提要:后殖民生态批评作为生态批评的“后殖民转向”，源自后殖民批评家对生态批评的介入，是一种超越后殖民批评与生态批评的跨学科研究。它研究并批判文学中的生态帝国主义，探讨后殖民文学中的环境伦理，尤其寻求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环境正义，批判西方环境与文化层面上的中心主义。后殖民生态批评昭示了生态批评跨学科研究的必然趋势，反映了后殖民地学者介入西方生态批评的话语策略，呈现了全球发展主义下西方一非西方生态批评的共同责任。这一批评的发展有助于中国生态批评建构与西方生态批评的对话。
关键词:后殖民生态批评生态帝国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环境正义全球对话
一、后殖民生态批评的产生与发展后殖民生态批评并非是后殖民批评与生态批评的简单结合，而是后殖民批评家对生态批评的介人，是将对生态、环境与文学的思考置人殖民与后殖民政治与发展的语境，寻求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环境正义，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早在2008年，作为后殖民批评家的格雷厄姆·哈根 (GrahamHuggan)用超越后殖民批评的视野关注生态批评时提出以下问题:生态批评作为一种理论话语，探讨人类与非人类世界之间的关系。但如果这些作品由印度人、南非人、加拿大作家分别提出，那会怎样?如果美国人都以他们的方式表达对思想、权威、习惯，和价值体系的抵制，将这些与帝国主义和/或新殖民主义联系起来又将会怎样?对此，哈根发现，“这里具有一个生态批评任务与后殖民批评之间的生产性重叠，走向介于两个批评或理论学派之间、富有成效的联盟这样一个机会，在后殖民兴趣与生态学倾向的批评家之间存在一个聚合点，这将开启一个新的美学领域，那就是后殖民生态批评”。
哈根认为，在这之前，亚当与穆里根 (AdamsandMulligan)、阿什克罗夫特、格里菲斯与提芬以及尼克森(Nixon)等人尽管没有明确提出这个概念，但实际已经着手思考去做了。“近来恶化的跨国际合作影响的报告中显示，关于本土、土着的生态体系理论上越来越倾向于东方式的，这反映了后殖民批评已经开始有效地迈向了它在后殖民文学研究中作为绿色思想的工具，树立后殖民批评对于环境的使命，重申它所坚持的立场，即目前的生态危机出自帝国主义剥削和霸权的历史遗产”。哈根的话揭示了环境批评和哲学中的“后殖民转向”，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呼应。不过当时人们对于“后殖民生态批评”这一术语仍持谨慎态度。如博尼·卢斯 (BonnieRoos)和亚历克斯·亨特 (AlexHunt)主编的《后殖民绿色批评—环境政治与世界叙事》中用“后殖民绿色批评”来指称介于后殖民批评与生态批评之间的跨学科视角。他们论述了后殖民批评与生态批评结合研究的可能性，认为环境公正议题已经推动生态批评界思考被剥夺了公民权或贫穷的人群如何面对特殊环境的问题。
卢斯和亨特在序言中指出:我们的世界被卷人了文化、经济和生态相互依存的交缠中。这种相互依存呼吁多元化的声音来解决世界今天面临的问题。对此，他们提出，回应这种呼当代外国文学吁的办法就是生态批评与后殖民批评相结合。在对已有研究成果做出梳理后，他们提出了后殖民绿色批评:“后殖民绿色批评并不是一种狭隘的理论话语，而是作为一种相对内敛的方法论架构，是回应正在发生的政治学与生态学的问题及其多样性的文本。没有任何特殊的途径或方法论适用于所有的文化语境或地理，但任何文本，都可能并适用后殖民绿色批评的视角进行解读。我们的目的不是以某种神奇的分半结合、共同领域的居间方式去建立一种普世方法，而是以各种作家提供给我们的方式来处理这一问题”。显然，卢斯与亨特试图以超越后殖民批评与生态批评的视野对双方进行审视性观照，以此探讨发生在政治与生态领域的各种问题，开拓性地将生态批评延展到话语权、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等的讨论中。
卢斯与亨特认同哈根的后殖民生态批评提法，认为哈根与提芬创办了刊物《干预》讨论环境问题、呼吁后殖民环境伦理与环境正义这一做法为生态批评和后殖民批评搭造桥梁提供了空间。但在这一提法中，我们也需打消有些学者的顾虑，如罗伯·尼克森的担忧。尼克森认为生态批评与后殖民批评之间的联系“仍然是极端发育不完全的”(Roos4)在尼克森看来，后殖民批评家强调杂交化，生态批评家则强调纯洁性;后殖民批评家研究移植，生态批评家则聚焦于本地;后殖民批评家倾向于世界主义，生态批评家则倾向于民族主义;后殖民批评家的工作是为了恢复历史，生态批评家的工作是寻求升华或超越历史。因此，两者的结合总让人感觉到水与油一般无法和谐相融。
针对尼克森的顾虑与谨慎，劳拉·赖特 (LauraWright)提出:“当我们面对尼克森将环境问题的失败归因为非西方环境缺乏探索，而这又源于地理想象不足这一观念时，我们应该重新检视文化传统、生态系统与社会公正的关系，因为它们同样是受到外来势力影响的。本质上说，构成‘自然’这一实体本身就是想像性的西方建构，是基于亚里士多德的二元思考体系，即将人类从所谓的自然世界中分离出来，并授予人类以特权”。这表明，劳拉认识到生态批评作为一种西方话语体系，其中必然存在的文化政治。而西方批评家往往被裹挟在其中而不自知。因此劳拉的后殖民生态批评关注后殖民文学中的环境叙述与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之间的关系，并力图去呈现一种非西方式的环境表述模式，以此解构西方的霸权意识。
自2008年哈根提出了环境批评的后殖民转向后，他的观点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回应。哈根之后也在ZOro年与海伦·提芬合作，推出《后殖民生态批评—文学、动物与环境》一书，为踌躇于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合理解释与相关范畴的人们打了一剂强力针。他们提出，产生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原因是，“在假设人类的一种自然优先性和人类超越于其他物种的利益时，我们就产生并重复了基于全球帝国主义的种族意识形态。……从帝国主义征服到今天，仍然存在着殖民者和种族主义者的剥削。基于这种前提，他们认为，后殖民生态批评“有必要检视自然与文化之间、动物与人类之间的交缠”，这已经成为当今最为急迫、最为合适的课题。换句话说，他们所指向的后殖民生态批评应该关注本土生态系统变化背后的帝国主义霸权与种族意识形态，批判其中的生态帝国主义，重新思考人类、动物与环境的关系。因此，“哈根和提芬的《后殖民生态批评—文学、动物和环境》可谓(生态批评)第三次浪潮的代表作。他们的后殖民生态批评学说可暂定义为以环境为中心的后殖民文化理论，坚持在历史和当代的生态和生态伦理的辩论中将文化差异因素包括进去”。
本文认为，当我们认识到“生态批评的使命是探究人类的思想、文化、科技、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恶劣态度和涸泽而渔的行为，如何导致了生态危机。生态批评的目的是思想文化变革，进而推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科学研究和发·90·论后殖民生态批评研究展模式的变革，建立新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王诺11)，并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时候，我们却不应忽视人类中心主义中存在的东一西差别以及帝国主义时期所产生并延续下来的霸权宰制和全球发展的不公正。后殖民生态批评是基于人类发展正义观念下对环境、自然、动物与人类关系的重新思考，它不仅是后殖民批评与生态批评相结合的批评，更是一种超越性批评，它指向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发展主义与发展正义，批判西方以文明之名对第三世界的种族、文化、自然、动物所进行的霸权统治与压迫，提出建构族群正义、伦理正义与环境正义。
二、后殖民生态批评的研究范式1、生态帝国主义研究及批判生态帝国主义是指在人与环境生态的关系上，人类不仅持有人类中心主义，而且秉持西方中心主义与帝国主义意识。正如美国环境哲学家迪恩·柯亭 (DeaneCurtin)所指出，既然土地的使用伦理，生物伦理以及本土人民的权力总是在文化层面上形成的，那么就有必要进行跨文化理解。而且第一世界认为是具有保留战略的，往往对第三世界则是一种灾难 (qtd.inHug-gan65)。哈根认为，柯亭的话反映了第三世界学者的抱怨，即第一世界的环境主义，预设了抗议性的、治标性的手段是普世适用的，并斗胆将这一模式贯之以晚期资本主义的“生态帝国主义”形式。因此，在强迫非西方人民和文化接受他们的伦理、知识构想时，有些群体自大地，甚至是天真地、仪式化地改革人类中心主义，而它本身就已经成为导致生态帝国主义的根源。
哈根与提芬分析了生态帝国主义的三种形态。第一种即澳大利亚生态女性主义学者薇尔·普拉伍德 (ValPlumwood)的生态帝国主义阐释。普拉伍德攻击人们的双重模式，即人类中心主义与男权中心主义，将这两个中心都归结为西方世界的“理性中心文化”，这一观念曾有助于建立安全的、持续性的欧洲帝国主义统治，但现在证明这种观念却导致了大批量的种族灭绝并使得地球产生了“星球的生物一物理有限性”的毁灭性后果。因此她严厉批判了西方工具理性，认为正是这个观念将自然和动物看作是外在于人类需要的“他者”，使之成为要么是必须有效清除的东西，要么是作为一种永恒服务于人类的东西，即可以无尽使用的资源(Hug-gan&Tiffin3)。生态帝国主义第二种形态则掩藏在大多由环境学者与生物科学学者使用的更具有当代性的“生态殖民化”术语中，即世界科学研究在西方的需要和政治目的中是居于第二位的。换句话说，生态环境服从于西方的资本扩张与政治需要。生态帝国主义第三种形态则是环境种族主义，这也是迪恩·柯亭提出的作为“种族和环境的理论与实践，结果往往是对一方的压迫就势必产生对被压迫方的支持和联系”。哈根和提芬认为，最好是将生态帝国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学现象，即在社会边缘化或经济不发达地区人们受到环境上的歧视对待，第三世界常常成为第一世界环境商业垃圾的接收站。但即使生态帝国主义研究批判了国际政治的霸权，它仍然是普拉伍德所称为“霸权中心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即这一自我特权化的观点隐藏在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殖民主义之中，它们之间彼此支持和重新证实。
因此，后殖民生态批评批判生态帝国主义，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后殖民生态批评认为，从历史上看，西方一旦完成侵人和定居，或至少是建立了行政结构之后，他们对待世界上其他人类的态度受到环境的影响，就会加强在欧洲帝国内对动物、植物、族群进行迁徙，在具有阴谋性的、不平等的权力王国中进一步推动和广泛传播生态系统的变化。由此，后殖民生态批评不仅站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批判人类对于自然的破坏，更着眼于人类历史中的东西方关系，尤其是殖民历史时期所导致的人为动植物物种的迁移与繁殖而产生的生态问题，深人探讨在这一生态问题之下的文化问题和霸权意识，从而提出后殖民批评视角下的生态与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产生自美国环境正义运动，源于20世纪70年代低收人有色人种社区对有毒废弃物掀起的清理运动。因此环境正义运动与民权运动、劳工密切结合在一起。“环境正义是在环境种族主义客观存在的社会背景下，广大少数族裔及低收人群体追求平等环境权益的一场社会运动。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反对环境种族主义，实现环境平等和环境公正”。1991年美国首届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人峰会成为美国环保运动的重要转折点，人们认识到，在确认环境保护重要性的同时，应该将环境权益平等与社会公正联系起来。“这既拓展了社会公正的外延与内涵，同时也促使主流环保组织开始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促进主流环保组织及基层环保组织，环保组织与民权、劳工组织的联合，从而使环保运动能够拥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ros)。环境正义也成为美国环境文学的核心主题。但后殖民生态批评中所倡导的生态、环境正义比美国环境正义主张走得更远，它洞察了世界环境问题的不平等根源与文化压迫本质，以东方主义理论观照审视后殖民地环境发展历史中呈现的殖民、种族与性别等问题，以求达到真正的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的环境正义。
因此生态帝国主义研究，就是后殖民研究中基于发展正义观念下对相互交织的自然与文化、动物与人类的检视。后殖民批评关注征服、殖民、种族与性别等方面，这些方面同样也表现了环境、自然天性、迁徙流散以及本土与征服者之间的社会与文化关系。殖民时期欧洲定居者有意识地将殖民地土地、动植物及土着居民异化为他者来完成他们对环境的支配地位，由此实现他们对殖民地居民进行统治的合法性。“盎格鲁一欧洲人定居者对北美土着居民的胜利(同样在南非和澳大利亚)是这样获得的，即有效地确保他们在几个世纪中大范围地施加给环境(因而也是施加给文化)以精神错乱。这种破坏性的改变预设了欧洲与印第安人在人类与动物的世界存在的本体的、认识论的差异性”。
2、后殖民文学的环境伦理研究以后殖民批评家阿什克罗夫特的观点来看，后殖民文学是“曾经的英国殖民地上的人们所书写的文学”(Ashcroftl)。同时他明确指出，术语“后一殖民”一词涵盖了从殖民时期到今天帝国继承中受到影响的所有文化。这是因为欧洲帝国侵略进程中存在着持续性的占领。而且这个术语也最适用于新的跨文化批评，适用于它所建构的话语。这即是说，后殖民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在时间上包括殖民时期与解殖时期，空间上指向前殖民地，而后殖民文学的研究意义在于殖民时期的帝国主义并没有终结，仍然呈现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西方资本统治中，呈现在东西方的文化文本中。因此“后殖民文学可以被狭义地理解为那些来自前殖民地国家的文学，也可宽泛地理解为我们现在所处时代的所有文学，即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帝国走向没落，殖民地纷纷独立后的历史时期里产生的文学。后殖民文学是多元文化的产物，它产生于不同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因此特点是跨民族、跨文化性，关注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冲突为主题，关注文化身份的流放和对民族之根的寻求为主题”。人们以往对后殖民文学关注较多的是其中反映的民族、种族、文化的冲突及在多元文化环境中产生身份危机与对身份认同的诉求。而后殖民生态批评不仅关注后殖民文学中的西方一他者关系，而且思考西方在霸权统治殖民地的同时，文学文本上如何与这种观念相辅相成，通过对待土地、空间、生物、环境的西方模式来获得它对殖民地的文化领导权。
罗伯特·马泽克 (RobertP.Marzec)对这一跨越生态批评与后殖民批评的文学研究进行论后殖民生态批评研究了尝试。他以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作为论述的起点，认为鲁滨逊的故事既反映了英国历史中的圈地运动，更阐明了西方世界在扩张进程中的圈地情结，这种圈地情结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中仍然处处呈现，其本质是西方人以土地为他者而建构起的主体意识。由此他提出，要唤醒对土地的本体论理解(MarzecZ)。笛福笔下的鲁滨逊既是西方现代小说中表现西方扩张模式的第一人，也是西方在海外殖民拓展中表现与土地关系的第一人。马泽克指出，当鲁滨逊第一次进人荒岛的时候，他充满了焦虑。这是因为“无法控制地被抛人到一个尚未被人耕种过的空间，他不能立即建立一个参照物结构，这引发了一种可怕的反应，即土地看上去是一个‘拉康式真实’的例子，即一个非象征性的、无意义的存在，这使得克鲁索手足无措了，这也进一步成为他身后的大英帝国的社会秩序象征。他花了几十年的时间逐渐放松，建立了一系列的圈地活动，并逐渐覆盖了整个岛上的风景”。这意味着只有完成对土地的控制，英国主体才能够建立一种主权感。因此圈地模式为英国在殖民世界版图中的扩张准备了方法。正是这种圈地行为使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了一种物质现实，与圈地伴随的是创造了在日益生长的殖民地文化秩序、外来土地与人民的驯化、垄断资本与小说之间的一种新的不确定性。
而且很显然，由鲁滨逊产生的圈地情结在当今世界也并未结束。20世纪晚期及至今天的全球世界秩序中，对“未开垦的”土地的圈地运动仍在以高速步伐、超越性的立场进行着。马泽克批判第一世界跨国合作进人第三世界“公共”领地进程中，政治经济组织如IMF和世界银行打着“发展”和“建设性公正”的旗号，正在将土地变得越来越贫疮。尽管跨国公司和老牌帝国之间的联系并非紧密，但他们以“高收益”的逻辑在世界范围进行的圈地运动却是本质相同的。
这些对于土地的焦虑也不断呈现在后殖民文学叙事中。马泽克发现，本体论的焦虑，实际上也是以意识形态存在的，贯穿在印裔英国小说家拉什迪的叙事中，无论它是被宣称为《午夜之子》(Midn妙t’，Children)中民族独立的话语，还是《撒旦诗篇》 (ThosalanicVerses)中的宗教与种族关系话语，或者《莫尔家的最后叹息》 (ThoMoor’ :LastSigh)中的母国印度与资本主义的话语。因此“圈地话语，其本质是设置在人文性和人类居住的土地上的话语—从英国乡村的圈地运动导致的个体行为到纵贯整个世界的殖民行为。这也产生了一种意识上的转变，影响了人类主体性和人类关系的基本点。因此，这种话语产生了一种到处存在的、造成严重后果的人与土地之间的本体论焦虑”。
如果说迪恩·柯亭的《后殖民世界的环境伦理》集中探讨了相互交织的社会与环境事物，这使他从一种殖民与反殖民的经典作品的研究走向生态经典研究，那么马泽克则意识到，植根于西方文学的历史成为了本体上理解土地的一种途径。因此，柯亭与马泽克的方法都走向了一种对于殖民与后殖民文本进行新的绿色解读的方向，这由此建构起一种走向关注全球公正的哲学伦理学或范式化的环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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