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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麦克尤恩星期六中的交往思想

来源:免费论文网 | 时间:2019-02-13 09:48:27 | 移动端:论麦克尤恩星期六中的交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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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麦克尤恩星期六中的交往思想 本文简介:内容提要:本文以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切入点,结合文本分析,从三个方面解读小说《星期六》内蕴的交往思想,认为小说主人公佩罗恩与绑架犯巴克斯特的冲突是现代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冷漠“非人”的、物化交往的必然后果。要避免人与人之间关系僵化、物化,语言交流是最基本的途径。家

论麦克尤恩星期六中的交往思想 本文内容:

   内容提要:本文以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切入点,结合文本分析,从三个方面解读小说《星期六》内蕴的交往思想,认为小说主人公佩罗恩与绑架犯巴克斯特的冲突是现代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冷漠“非人”的、物化交往的必然后果。要避免人与人之间关系僵化、物化,语言交流是最基本的途径。家庭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单位,最有可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全面沟通。
  关键词:伊恩·麦克尤恩《星期六》
   伊恩·麦克尤恩 (IanMcEwan,1948一)是当代最伟大的用英语写作的作家之一,堪比贝娄和罗斯 (wells11)。2005年出版的《星期六》(saturday)是麦克尤恩的第9部小说,讲述了神经外科医生亨利·佩罗恩2003年2月巧日星期六一整天的生活。小说主要围绕佩罗恩与街头混混巴克斯特等人之间的汽车刮擦事件展开,怀恨在心的巴克斯特后来挟持佩罗恩一家。小说出版后好评如潮。麦克尤恩研究专家伯恩斯 (BerbieC.Bymes)在《伊恩·麦克尤恩作品:心理分析》增补版和2008年推出的((麦克尤恩的唯一童年:一个元情节的发展》等书中,从精神动力学的角度,研究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俄狄浦斯情结、对男性气质的认同困境、被排斥的感觉、不能解决的悲哀、性倒错和性暴力等问题,认定麦克尤恩本人通过创作来释放内心的压力。评论家罗斯认为,《星期六》散发出浓烈的现实主义气息,是一部典型的描写英国现状的小说;希拉德更是将其划归“新维多利亚”文学之列;而戴维·英帕斯特托从作者的生活经历和信仰等切人,认为小说蕴涵丰富的新无神论思想,是宗教与科学之争的奇葩之作。伊莱恩·汉德利和马丁·瑞尔等人则从政治意识形态的纬度进行解读,认为小说揭示了人类的病态及政治心境和伦敦作为世界性多元文化大都市的强烈殖民倾向。另外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观照下的科学与艺术(文学)的关系等命题也得到研究者的青睐,丰富了文本的内涵。然而,我们看到研究者和评论界的目光主要聚焦于科学、宗教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等宏大主题上,迄今很少有人具体论述小说中人与人的交往问题。
  麦克尤恩在一次访谈中曾说,自从写作《时间中的孩子》后,他一直非常关注公众与个体之间的联系,探索两者之间的冲突和他们怎样互相影响,以及政治如何人侵私人领地。也就是说,作家近二十年创作的作品,一直都在审视人与人及个体与公众之间的交往。这种审视与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相契合。哈贝马斯认为,由于体现工具合理性的经济和行政系统凌驾于由交往行为作为再生产机制的生活世界之上,从而导致生活世界被非交往的力量侵蚀(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要达成人与人之间、个体与公众之间的全面沟通,语言是重要的媒介。在沟通交流过程中,言语行为者和他的表达必须达到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等三种有效性要求。在哈贝马斯看来,人们之间的“对话”与“交往行为”才是真正的生产力。本文拟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视角,结合具体的文本分析,揭示不和谐交往行为背后的社会矛盾,进而“直接质疑中产阶级身上那种自鸣得意的阶级性霸权,并对中产阶级‘自我’作进一步拷问”。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包括文学、影视作品在内的公共话语放大了后“9·11”情境下人类的焦虑和应承担的责任。这一点突出地反映在《星期六》中,小说描写佩罗恩医生一天的生活,实则是现代人一生的缩影,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评论家戴维·詹姆斯和亚高·莫里森认为在麦克尤恩的作品中,“现实主义”具有特殊的当下内涵,它可以看作是一个“竞争性的空间”所产生的效果  (qtd.inHinard189)。在这个空间,汽车和飞机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是现代人对工具强烈诉求的表征。工具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现代化就是一个以理性化,更准确地说是工具理性化程度不断加深为主要特征的过程。这种特征表现在经济生活、国家政治生活、社会文化生活等方方面·40·论麦克尤恩《星期六》中的交往思想面,并以科学和技术在日常生活、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深人运用为一大标志。佩罗恩及他的家人既是科技的拥有者又是享有者。他拥有一辆限量版奔驰5500,“有着长长的车头和大大的头灯……”。驾驶能给他带来一种满足感,同时也是他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一看就知道是有钱医生的车子”。佩罗恩这种拥有豪车的自娱自得,属于现代社会典型的物恋行为,这种物恋已经使人异化到完全降服于机器生产所创造的美和愉悦。电子技术、微软、信息和生物化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和物的分界不仅更加扭曲异化,而且进一步模糊起来。这种模糊分界的过程并不一定仅仅以人的异化为标志,也可以以物的人化为标志,比如汽车、手机等越来越个性化,成为家庭的一员。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不再根据外在的实有世界,而是根据虚拟世界建立的关系来确认自己的身份,乃至维系感情和亲属关系。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交往由于缺乏“交往理性”,因而存在着潜在的暴力性。“9·11”事件就很好地证明这种暴力的破坏力,它留给人们无限延续的创伤,这种创伤跨越国家、文化、种族、年龄、性别和代际的界限,不能不说是对人的日趋物化或物的人化的一种警醒和反讽。
  在这种人物不分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个体与公众之间面临“失语症”。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以货币、权力等非语言的控制媒体为主导模式,他们在时间和空间中联结起来,结成越来越复杂的相互作用网络,支配着人们的行为(龚群102)。而当人们的行为成为受到媒体控制和支配的活动,那就必然排斥以语言为中介而达成共识的交往过程。《星期六》通过穿插几个小插曲,给出了个体生活世界和公共领域被人侵后失衡的答案—人们变得不能清晰地思考,“更糟糕的是,感到自己已经不会独立地思考问题了”。个体已经失去话语权,生活世界和公共领域的交往已经被“殖民化”了。2003年2月伦敦市民的反战示威游行,“政府部长们发表讲话以示忠诚,不少报纸也为发动战争推波助澜……在英国有一个人在矢志不移地推动着战争的车轮”(120),这就是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先生。他借助权力和媒体干预、阻碍民众独立、合理的意志,凌驾于民众意志之上,实施强制性的权力,建立了一种“文化领导权”,导致个体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佩罗恩和妻子罗莎琳偶然邂逅首相布莱尔的一幕更加耐人寻味,首相将佩罗恩错当成画家,大赞其画作,在获悉真实信息后仍然平静地让错误上演。可见,一方面权力者对此类错误已经习以为常,这种来自公众的赤裸裸的不信任已经成了他们每日生活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观众从电视、报纸等媒介物所获得的信息或影像,只是由持某一政治倾向的摄影师捕捉、剪接和变形的结果,与真实大相径庭。
  因此,当佩罗恩听到飞机着火事件中两名俄国人被无罪释放后的感谢之词,他并没有感到特别高兴,因为“这种所谓的新生活秩序所造成的后果限制了他精神的自由,剥夺了他猜测的权利”。他和大多数公众一样变成了易受欺骗的傻瓜,自愿而又盲目地追随着当局施舍给公众的任何一点点新闻素材、观点和推论。报纸、电视、广告等媒体提供的信息是经过精心加工的,它们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关联,表征了一个有偏见的、其运作有利于统治群体的世界观。它们不但压制公众的个体思想,更危险的是,还让大众不再有现实感,我物不分、真假难辨,最终沦为符号和代码的俘虏。
  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明确指出,“英国人本来就容易崇拜工具,工具信仰正是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祸根”,最可怕的是,国人还将这种信仰誉为“肩负着英国的伟业”。瓦尔·普拉姆伍德也曾批评道,“我们有待从这个构造了科学知识和理性的现代概念以及人类和非人类的特性的迷梦中醒来”  。如果说名车名人在大众媒体中是人类物化的代表,那么大众媒体则越来越使人能随心所欲,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意识形态代言。要对抗个体生活世界和公共领域的被殖民化、物化,首要的是要倡导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往,从而逐渐恢复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平衡,而这种交往应是以语言为基本媒介。语言交流是人际交往的基本工具,语言是达成全面沟通的重要媒介。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星期六》中佩罗恩医生与患有亨廷顿舞蹈症的街头混混巴克斯特的语言交流,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两人会由车子的小刮擦演化成暴力的恐吓事件,而身份认同、阶级差异和社会矛盾都可以从他们的语言交流中洞察出来。
  (一)欺骗。刮擦事故发生以后,佩罗恩对巴克斯特再三欺骗:第一次他想摆脱赔偿困境撒谎,“我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马上要迟到了”,他得到的是巴克斯特及同伴的痛打。第二次为了不再被痛打,佩罗恩借助自己的医学知识,欺骗巴克斯特有新的干扰治疗法可以治愈。其目的并非是要真的帮助他治愈疾病,完全是为了及早脱身,以赴朋友的壁球之约。第三次在家里,佩罗恩重施治疗故技,并再次成功欺骗了巴克斯特。虽然在语言交流中,“言说者本身凭直觉就可以断定,他们何时向对方施加影响”(哈贝马斯274)。然而,这种影响对佩罗恩和巴克斯特来说是通过暴力或欺骗试图使对方就范,所以也不能最终达成一种基于双方一致和共识的沟通,违反了言语行为者应遵循的真诚性原则。佩罗恩作为阿诺德眼中的世俗的(philistine)阶级的代表,举手投足和言谈间闪耀着自得和自满,已经习惯了要求下层阶级谦恭和服从,而医生这个职业也决定医患间不平等关系的不可更改性。正如福柯在他的《惩罚与规训》中论述的,医院、学校、军队“提供了权力所要获取的支点”,“为了控制和使用人……伴随而来的是一整套技术”。因此佩罗恩并非真心实意地“关心”巴克斯特,而是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对下层阶级行使欺骗与惩罚之权。
  (二)恐吓。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一个追求沟通的行为者在相关语境下的言语行为必须是正确的,而且语境也应具有正确性,这是行为者寻求共识和最终达成共识的三个条件之一。巴克斯特闯人佩罗恩家中,威胁其妻子罗莎琳并意图侮辱其女儿黛西,在语境层面就已脱离了合法正确性;同时他所使用的语言都是带命令语气的祈使句。
  “我要你们把手机都掏出来,放到桌子上。”
  “快点,告诉他们。”
  “快点,回去,站远一点。”
  “妈的,别给自己找不痛快!”……这种带强烈强制性意图的句式对双方的和谐沟通是完全无利的。“虽然共识可以是强制的客观结果,但如果明显依赖的是外界影响或暴力,共识就不会得到主体的承认”,因为“共识的基础是相互信服”(哈贝马斯274)。同时巴克斯特的恐吓行为背后的内隐也值得解读。如果说佩罗恩在两人的冲突中很好地发挥了医生的规训监视功能,那么巴克斯特的破门而人可以说是对这个监视壁垒的反凝视。个体的不合法的恐吓事件与清晨飞机尾部着火事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宏大的新的威胁叙事。这种威胁的根源在于“秩序”,即“人应该有一个主人,被安置在一个等级体系中。人只能以固定在明确的支配关系中的方式存在……既然你不是主人,你就必须是仆人,这是一个维护秩序的问题”(福柯330)。那么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为论麦克尤恩《星期六》中的交往思想什么巴克斯特及其同伴想通过暴力来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无果后,只能躺在手术台上任医生切割缝补的原因?
  (三)表演。佩罗恩在手术室里就像是戏剧表演者在舞台上,他的行为具有一种异常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望。小说中最让人惊叹的就是有关脑部手术的细节描写,不但佩罗恩醉心于自己精湛的医术,作家麦克尤恩和所谓的“隐含读者”全都不能自拔,跳出来为他叫好。但是,佩罗恩与哈贝马斯所高呼的交往行为者是有差距的,因为他没有语言沟通,生活在自己自得自满的褪概中,不能实现行为者自身与世界之间的关联,脱离了现实,违反了真实性原则。也就是说,在这种行为模式中,语言没能发挥主体间的交往功能,没能成为达成全面沟通的媒介,而是“一种自我表现媒介”(哈贝马斯95)。因此,当佩罗恩以表演者身份与巴克斯特交往时,这种交往行为注定是不成功的。他察觉到巴克斯特患有亨廷顿舞蹈症,于是摇身一变开始表演,他传达的信息句句都不属实,却口若悬河。
  我在今天早晨遇见你之后,联系了一个同事。美国有套新的治疗方案,并且研制出一种新药搭配治疗。这种药在英国现在还没有上市,但已经在英国开始试用了。在芝加哥取得的初步效果很喜人。百分之八十多的病人症状都有所缓解……181)毫无疑问,佩罗恩所掌握的神经外科知识是一样绝好的道具,只要有观众,哪儿都可以成为他的表演场所。表演者主宰整个表演,吸引看众的注意力,看众基本没有主动权,也无法与表演者进行生活世界的沟通。这种非真实的“语言交流”容易造成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矛盾甚至比较严重的冲突。因为患者的医学知识认知度低,而医生则在专业技术方面占绝对优势,医与患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同时还由于医护人员缺乏责任心及医学道德等原因,导致医患信任危机,医闹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医闹背后往往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佩罗恩与巴克斯特的冲突反映出英国社会中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关系的失调。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社会中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之后新工党推行的“第三条道路”更加脱离普通工人大众,家庭破裂、技能低下、失业、酗酒和吸毒群体由于得不到政府和社会机构足够重视,爆发了一些反社会行为。因此可以说,佩罗恩与巴克斯特的交恶既是一次由于“看”病和沟通不当而引起的冲突,同时又不是一起简单的医闹事件。在福柯看来,“看”是一种权力,“看”与“被看”实际上具有统治和监控的高下关系。两人的冲突反映了英国社会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也呈现了战后国际格局变化和“9·11”事件给英国人民所带来的精神焦虑和信任危机。
  麦克尤恩生活在英国大变革时期。由于受到战争的严重创伤,二战后英国经济实力大为削弱,政治地位下降;同时各英属殖民地纷纷独立,英帝国殖民体系瓦解。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英国不甘沉沦,积极地追随美国参与国际事务,努力维持其“大国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在撒切尔主义的主宰下,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英国人的精神世界也经历了一次次危机。“9·11”事件发生后,英国国民精神焦虑和生存危机感比以往更甚,同时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梦魔也使一些英国人的家庭观念回归,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得以改善。作为英国现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麦克尤恩一直关注当下个体的生存状况和英国社会困境,细察现实世界不断变化的复杂性。英国巴斯斯帕大学的高级教研员格雷格·杰拉德在一篇名为《伊恩·麦克尤恩的新作和生态批评的未来》的论文中认为“麦克尤恩自(创作)《时间中的孩子》以来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向就在于回归对人性的关注”。小说《星期六》延续了作家对人性的拷问,提倡一种互动式的人性观,正面批判英国的反乌托邦工具信仰,具有一种可贵的道德情怀。小说中蕴涵的交往互动思想和具有良心道义的温情结尾建构了一种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纯清生活世界图景,预示了一种重建以对话为基础的人际交往关系的可能未来。家庭作为主体间交往的基本单位,最有可能融人成员的生活世界,形成共识,达成全面沟通。
  巴克斯特人室绑架事件使佩罗恩及其家人认识到亲情的重要性,消除了家庭内部的某些隔阂。绑架事件发生之前,佩罗恩与岳父多年关系平淡,父母与儿女之间也有诸多隔阂和不理解。佩罗恩从小父爱缺失,这深深地影响了他,对于父亲角色的偏见和敌视,也妨碍了他作为女婿和父亲身份的担当。他从不了解儿子多么在意父亲的肯定,也不知道女儿正孕育着新生命,他的爱缺少相互倾听和理解沟通。绑架危机解除后,他们大声地说着话,“他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贴近—紧紧地挨着坐在一起,手握着手,拥抱在一起”(192一习3)。第五章的标题为“雨过天晴—喧嚣中的重获宁静”,喻指一家人经历了外界的喧嚣和诱惑,享受了文明进步带来的光环,也遭遇了生命中不能承受其重的绑架威胁后,终于顿悟到与家人、爱人、朋友之间交流和分享的重要性。同时黛西肚子里的孩子和罗马人女婿的加人则象征着父爱的回归、家庭的完整和温情的延续。
  《星期六》对家庭交往的关注反映了经济危机和“9·11”事件后,英国人民家庭价值观念的改变及其给人际交往带来的影响。经济衰退和恐怖主义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人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在一起,体会那种实实在在的温暖。人们认识到,回归家庭、珍视亲情是现代社会情境下人所能把握住的倚靠所在。爱、忠诚、信任、稳固和宽容—这些家庭观念重新回归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逐渐地,这些日常生活表现演变成一种持续的市民道德责任,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伦理道德、家庭温暖及安定和人与人和谐相处的重要性,渴望人类理性、和谐交往的达成。在这次绑架事件中佩罗恩的悲悯之心也重新回归,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决定宽恕巴克斯特,不起诉他,并亲自前往医院为他实施脑部手术。开颅手术似乎不但打开了巴克斯特坚硬的脑袋,也敲醒了佩罗恩冷漠的心门,更叩响了社会和谐交往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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