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悲剧罗斯在愤怒中的历史重建 本文关键词：罗斯，重建，悲剧，愤怒，沉默
沉默的悲剧罗斯在愤怒中的历史重建 本文简介：内容提要:“9·11”事件后菲利普·罗斯更为关注美国国内现实，他在小说的创作中尝试从美国历史中探寻悲剧的根源，在半个世纪后重新审视朝鲜战争时期美国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以及对年轻人的影响。罗斯以普通犹太青年和家庭的遭遇揭示了在麦卡锡主义的压制下&ldqu
沉默的悲剧罗斯在愤怒中的历史重建 本文内容：
内容提要:“9·11”事件后菲利普·罗斯更为关注美国国内现实，他在小说的创作中尝试从美国历史中探寻悲剧的根源，在半个世纪后重新审视朝鲜战争时期美国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以及对年轻人的影响。罗斯以普通犹太青年和家庭的遭遇揭示了在麦卡锡主义的压制下“沉默一代”的出现并指出其悲惨结局是历史的必然。他重建历史的创作旨在说明，当代人的沉默同样助长统治集团对内的压制和对外的干涉，为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
关键词:菲利普·罗斯《愤怒》历史重建朝鲜战争
美国作家更多地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而介于两者之间的朝鲜战争却被有意识地忽略，形成历史认知的断点。“9·11事件”后，菲利普·罗斯在创作中重新审视当代美国沉默的悲剧:罗斯在《愤怒》中的历史重建历史以探索悲剧的根源。在他推出的一系列新现实主义小说中，2008年的作品《愤怒》聚焦朝鲜战争时期的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内社会现实，描写了20世纪50年代被称为“沉默一代” (SilentGeneration)的年轻人，他们受制于国家、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与约束而保持沉默，甚至顺从地走向东方战场。罗斯着重描述构成他们生活中各种张力的原因，关注其沉默与反抗以及悲剧的必然性。
罗斯在接受《巴诺评论》的主编詹姆斯·穆斯蒂斯 (JamesMustich)的采访中，承认自己有意识地审视朝鲜战争历史并构思创作主题。罗斯回忆说，“越战时，学生没有忘记正在进行的战争并对之做出强烈而积极的反应，但在朝鲜战争期间不存在那样的反应”。罗斯描写了一名觉醒较早的犹太青年，他谨小慎微但还是做出了一连串错误决定，最后遭到严密监控的社会排斥成为牺牲品。在创作小说时，罗斯常常听到19岁至22岁的美国兵在伊拉克战场上阵亡的消息，对他此感到特别痛心。主人公马科斯进人大学后，父亲认为自己的独子将被外界夺走，整天担惊受怕进而限制其活动。为了避免与家庭冲突，马科斯转学到一所普通学院。在这里，他面临的是教会学校更为严厉的限制、犹太学生之间的争斗和非犹太人的冷漠.。他发现父亲在自己身上已经烙下深刻的身份印迹，他无法融人社会。在一系列冲突后，他被赶出校门最终在朝鲜战场上丧命。他的遭遇在“沉默一代”中具有典型性，身处麦卡锡的恐怖阴影倍感压抑却又无法藏匿。罗斯从监管与反叛两方面描述外部社会与个人内心的矛盾冲突。他承认这本小说的主题之一是罪犯化:家庭、社会和学校联手将年轻人置于严密监控之下，即使学业优秀只要稍作反抗或有脱离监管倾向就会遭到罪犯一样的待遇。小说结尾的“抢短裤”闹剧是学生们对长期压抑的反抗，但这种狂欢性的事件却导致毁灭性的悲剧，马科斯的遭遇揭示了那一段历史中的隐情。
朝鲜战争时期的美国已成为主导西方世界的领袖，在外交策略上凸显其帝国主义的霸权意识，在国内加强对民众的管控。二战前，美国常常避免参与一些重要的世界事务，但在参战后发生了根本改变，“一个截然不同的美国从战争中冒出来，成为具有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更强大的海陆空力量、军事工业基础及海外军事基地的国际化国家，深深地卷入他国问题。”这种变化对美国年轻人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冷战双方的矛盾和冲突公开化，美国军队在战场上屡屡受挫，国内右翼势力大行其道。在反复打压下，普通民众不得不顺从官方意志。词语“沉默一代”最早出现在《时代》杂志中:今天的年轻人在等待命运之神降落到自己身上，他们默默工作几乎没有怨言。这一代最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的沉默。除了极少数以外，他们都不愿发出自己的声音。与被称为“燃烧的青年” 的父辈不同，这些年轻人只是一团安静的小火花，他们不发表宣言，不进行演讲或张贴标语，因而被称为“沉默一代”。这一代人既没有经历大萧条时期的艰辛，又没有受到后来“婴儿潮一代”的就业压力，他们享受了更多的教育和就业机会，成人时更多地关注个人和小家庭的利益，对国内外政治并不热心。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心甘情愿地走上战场，很少发出抗议和反战的声音。本应充当公众代言人的很多作家同样被称为“沉默一代”，“不是因为他们无话可说或什么也没有说，而是当代外国文学因为他们(很大程度上)在作品中表示同意官方的道德、政治和社会观点。”(埃利奥特965)许多观察家把20世纪50年代描绘成一个“焦虑的时代”，因为有冷战、核恐怖、朝鲜战争及越南战争，美国社会至少在心理上保持着一种战争心态。《愤怒》中的主人公马科斯是“沉默一代”中具有一定政治远见和反叛思想的人物。他比普通大学生更关心国际政治，对麦克阿瑟的极端主义深感忧虑。马科斯想不触犯校规熬到大学毕业，自愿参加后备军官训练队，希望走出校园时能以军官的资格进人战场，而获得比士兵更多的生存机会。
罗斯将马科斯的大学生涯与远在东方的战况并置，凸显和平生活的珍贵和脆弱。马科斯读二年级时，这场战争也进人第二年，中朝军队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正进行大规模争夺与反争夺的拉锯战。成千上万的美国兵已经丧命、受伤或被俘。来自前线的各种新闻对大学生的心理产生重大影响，“军号声、饶拔声一响(有时还用哨子)，喊声震天的中国人就在信号弹中潮涌而至，排山倒海，无穷无尽”。马科斯深知那种冲锋的阵势让不少美国兵闻风丧胆，毫不惧怕的中国兵冲过来用刺刀将蜷缩在睡袋里的美国人挑开。战争规模的扩大使更多士兵到朝鲜送死，还有可能让在校学生提前走上战场。让马科斯最担心的是，如果没能完成军官训练就被赶出校园，他只好端着步枪躲在冰天雪地的朝鲜掩体里等待对方的军号响起。每次读到朝鲜战场上的故事时，他便想起父亲在肉店里飞刀割肉的情景。他们家族中许多人开设犹太人肉店，这些叔叔身上全是血腥味，可以说马科斯自幼生活在血泊中。“到处是鲜血、油脂、磨刀石、切割机，以及父辈们的残缺的手指。”马科斯希望成为律师而逃离肉贩这一行，从社会底层爬到上流社会。早年的很多学校法律系并不招犹太学生，而马科斯在刚刚放开限制时就被录取。朝鲜战争爆发后，马科斯更希望通过学校的庇护而免去战场，而对自己能否当上律师没有太大指望。罗斯曾在《阅读自我及其他》里指出，“将犹太人的形象描绘成爱国者、勇士、带着伤疤的好战份子会令多数美国公众满意” (ReadingMyself184)，然而他在《愤怒》里塑造的则是竭力逃避战争却被逼上前线的普通犹太青年形象。
罗斯着重揭示麦卡锡主义对大学的渗透和当局对学生思想的严密控制。校长阿尔宾·勒兹曾在就职演说中宣称要把这所大学办成“培养道德操守、爱国主义和个人行为高水准的摇篮，作为与无神论的苏联共产主义进行全球战争时的胜利保证。” 校园里发生的抢短裤骚乱使他颜面扫地，对其将办学作为竞选州长阶梯的雄心大志是极大嘲讽。面对骚乱后的学生，这位校长怒不可遏严厉谴责其背叛行为。正如朝鲜战争后美国国内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可以用左手进行一场战争，让少数随意挑选的人去送命，同时还可以用右手保持经济不受干扰，让那些留在家的幸运儿寻欢作乐、大发其财。”在每天都有无数人伤亡的日子，大学生却闯进女生寝室抢夺内裤，校长将他们统统看作忘恩负义的家伙，他责问道:“你们突击女生宿舍，将她们吓得半死，就是英勇无畏的战士” 。此时，苏联已经成功爆炸了第二颗原子弹，美国实际上面临与苏联人的核战争，世界正处于毁灭的边缘。
边缘化的生存环境进一步压制了犹太青年的自由生活，他们属于“沉默一代”中遭遇外界政治局势威胁和种族身份歧视夹击而失声的群体，他们从家庭到学校甚至社会的生活圈子都在父辈的掌控之中。福柯指出，社会的“监狱结构”可以确保对肉体的实际捕获与持续观察，“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这种处于中心位置的并被统一起来的人性是复杂的权力关系的效果和工具，是受制于多种‘监禁’机制的肉体和力量，是本身就包含着这种沉默的悲剧:罗斯在《愤怒》中的历史重建战略的诸种因素的话语的对象。在这种人性中，我们应该能听到隐约传来的战斗厮杀声。”
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像马科斯这种仅剩一个孩子的普通犹太人家庭感到前途渺茫·c罗斯着重描写了这些饱受煎熬的犹太人，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抵御任何意外灾难。马科斯的父亲总担心儿子会出事的强迫症反映出老一辈的集体焦虑，他比年轻人更加关注日益迫近的威胁。他认为孩子根本不知道外面的危险，社会总会从家中夺走孩子，“生活中微小的错误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他害怕孩子在未准备充分的情况下踏入凶险厄测的社会。在他看来，马科斯同其他孩子一样难免受到恶习熏染而变坏，如管子工的孩子艾迪就沉溺于台球赌博而放弃学业。管子工告诫马科斯的父亲，“这世界总是虎视耽耽，舔着碎骨头，要抓走你的孩子”。身为社区里的犹太人肉贩，他虽然见惯了屠宰场的血腥场面，却在马科斯上大学后忧心忡忡，害怕儿子像二战时的堂兄一样死在战场上。马科斯希望早日长大独立生活，这威胁到父亲的自尊。当他未能按时回家时，父亲将他关在门外惩罚其开始显露的成人倾向，甚至阻止他参与任何社交活动。大学二年级时，马科斯只好转学到俄亥俄州的一所小学院，希望能独立生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科斯一人学就被安排进犹太学生寝室。在一定程度上，这限制了他所希望的与非犹太同学的交往。他无奈地发现自己难以抹去身份的烙印和逃离犹太文化的控制。在新环境里马科斯十分怀念在罗伯特·翠特学院与意大利裔同学之间的感情。他来到俄亥俄后遭遇保守右翼教育机构的严厉制约，完全无法适应。马科斯在面对校方责难时，认为自己“一直保持学业优秀，难道这还不能让那些年长者(如训导主任和父亲)满意?”他经常困惑于怎样证明自己的价值。他只想专心学习，拒绝参加犹太学生联谊会，这种自我边缘化使其在随后的灾难中孤立无援。罗斯特别描述了普通犹太家庭在外界压力下的脆弱，马科斯的母亲认为自己的家已经处于社会边缘，无力承受进一步打击，对弱者更要警惕。她到学校看望马科斯时发现他的女友奥利维亚曾经精神崩溃并自杀过，她只会给自己家庭带来更大的伤害。她深信马科斯的善良是他人生中的大敌，这将导致更大灾难并妨碍他实现目标。她分析两位年轻人的关系时说:“别人的弱点可以像他们的力量一样毁掉你，软弱的人并不是无害的，他们的软弱就是其力量。如此不稳定的人对你是一种危险，马基，也是一种陷阱。”在她看来，马科斯需要战胜自己的情感才能获得成功，她甚至以不与父亲离婚为条件逼他不再与女友接触。马科斯与母亲达成妥协后感到更加孤独，显然此时家庭与学校已完成对其的合围。
来自宗教方面的压力同样强化了这种控制。罗斯在《愤怒》中描述了犹太青年在基督教教会学校的尴尬处境，复杂的宗教信仰问题使马科斯备受煎熬。为避免与父亲冲突他转学到小学院，却发现要拿到学位至少要上40次教堂，这与其犹太教信仰发生严重冲突。他虽然不是传统的犹太教徒，但也无法忍受基督教的布道、圣歌和有关耶稣复活的传说。罗斯在与美国作家玛丽·麦卡锡谈论宗教信仰的分歧时，曾借笔下人物朱克曼的话说明犹太人在基督教教堂的感受，那是“一种自然的，完全的不相容—有一种在敌营扮演间谍的感觉，似乎自己在监视体现了迫害和虐待犹太人的意识形态的仪式。”马科斯坐在教堂的感受正是如此，耳边响起圣歌，他脑子里涌出的却是二战时的军歌，甚至是中国国歌。他觉得“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词特别适合自己的反叛心情，每当听到布道或者对耶稣的颂歌时，马科斯总是“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最后的骚乱缘于低年级学生打雪仗，并逐步升级成“抢短裤暴动”，而根本没有参与这种疯狂活动的马科斯却成为牺牲品。校方在严肃校纪的整顿中，发现他找人顶替上教堂，这比学生骚乱更危险，因而将其赶出校园送到战场战死。
该小说有关宗教冲突事件的叙述是罗斯早期小说《犹太人改宗》中辛辣讽刺的延伸，而这次不再是顽童的固执或闹剧，马科斯因其宗教信仰的分歧导致不可逆转的悲剧。他在与男生训导主任有关宗教问题的对话中充分显示了其反叛性格，当他被问及需要安慰向谁祈祷时灾难性地暴露了内心想法:“我不需要安慰。我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祈祷。……我依靠真实的东西而不是想象出来的。祈祷在我看来十分荒谬。”“现在还是这样?”他(训导主任)微笑地说道。“但是成千上万的人都相信。”“成千上万的人曾经还相信地球是平的呢，先生。”“那到是真的。我可以问问吗?马科斯，哪怕仅仅出于好奇，你是怎样生活下去的—我们一生中注定有这么多的考验和磨难—如果缺乏宗教或精神上的指导的话?”
“我总是得A，先生。”马科斯以为可以用学业上的优秀抵御一切，他的所作所为未得到监管者的认可。随着谈话的进行，双方的分歧更加明显，马科斯脑海里出现的竟是喜欢的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在随后的对话中，马科斯脑中充斥的都是歌词，在“满腔怒火”的状态下甚至渴望能用中文喊出“怒火”一词。他终于爆发并直接反抗，强烈谴责校方因调换寝室的小事企图将自己送往朝鲜战场。在与训导主任的较量中，马科斯引用罗素的演讲辞《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是他在高中辩论赛时熟记的文章，其中的观点影响了他的一生。罗素认为“真正非常慈悲的人决不会相信永远的惩罚。《福音》书中描绘的基督无疑承认有永远的惩罚，……确实有损于他的至善至美形象。”马科斯在高中时就认为有关上帝的观点不值得自由人理会。但在这所教会大学里宣扬罗素的无神论思想极其危险，这是对校方权威的挑衅。训导主任发现马科斯与该校环境完全不能兼容，并认为其反叛苗头“必须马上采取措施，扼杀在萌芽状态”。
如早期作品《再见，哥伦布》一样，罗斯在分析犹太人内部问题时强调贫富差距和社会地位对年轻人的影响，他特别憎恨犹太人之间的相互利用和倾轧行径。马科斯出生卑微，瞧不起身为肉贩的父亲，非常羡慕女友奥利维亚的医生家庭。他嫉妒犹太学生联谊会主席科特勒的父亲有自己的公司，母亲是一家百货公司的继承人。马科斯尝试摆脱科特勒的控制，但最终还是臣服并在此人帮助下，让其他犹太学生替自己上教堂。这是他违反校规的唯一错误，但还是让校方抓到把柄将他送上死亡之路。马科斯发现自己潜移默化地被父亲完全控制。女友奥利维亚突然怀孕后他感到万分惊恐，认为这与“圣母玛利亚怀孕一样让人难以置信”，深信自己被拖人道德陷阱，这是对他一生的束缚。马科斯濒临死亡时才意识到根本不了解周围的人，唯一能做的是逃离。从家里来到俄亥俄州为了避免父亲的打搅，两次调换寝室为了躲避室友，最后自动疏远心爱的女友躲进多年无人居住的旧阁楼。当他从医院回到自己的小房间时，他发现有人将所有物品翻倒在地，并在此手淫弄脏他的衣物。显然心怀敌意的同学在此举行了个人狂欢，很可能是最早的室友同是犹太学生的弗鲁塞，此人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摧毁了马科斯最后的避风港，犹太人之间的争斗让其自尊荡然无存。长期以来处于白人的支配地位和有色人种的边缘地位之间，“犹太人在美国多元文化版图上一直没有自己的独特位置”(克莱默·16·沉默的悲剧:罗斯在《愤怒》中的历史重建8)。罗斯在详尽描述马科斯这类犹太人青年的生存状态时，将其看作种族政治的受害者，认为他们在朝鲜战争时期的社会地位与有色人种相差无几。
罗斯在重建历史的创作中采用独特的叙事视角，以弥留者的口吻回忆其短暂一生，慢慢咀嚼和品位集体无意识的痛苦。小说第一部分的标题“在吗啡的作用下”暗示其叙述在意识模糊的状态下进行，主人公快要离开人世，他对很多问题可以毫无顾忌地进行评说。他重新审视那些控制校园的生活观念和规章制度，对为逃避所做的反抗和犯下的错误非常懊悔。作者详尽描绘了对死亡本质的想象。马科斯是无神论者，相信死后的生活是无形的，没有躯体和灵魂，没有任何形状或实体。他没有料到记忆竟是永恒的存在，即使死亡也令他难逃生前的困惑，只能无数次回想起生命中遭遇的挫折和屡犯的错误:
在这没有时间限制的世界里，我可以日复一日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这记忆的洞穴里我脱离肉体潜伏着，感到自己似乎已在此待上了一百万年，我所经历的短短的十九年可以永恒地延续下去，而其它一切东西早已烟消云散……主人公如同幽灵一样生存，目的是以自己的故事警示他人。罗斯承认偶然采用这种叙事方法，“一旦冒出这样的想法我就不禁喜欢上了，这种视角给我更多自由的空间。”小说结尾部分“从地下”描写了马科斯死亡时的情景，将朝鲜战场的血腥与他们家的肉店进行对比，其用意十分明显。故事情节的逐步展开是关于马科斯如何从一个屠场被逼进另一个，身份则由屠夫学徒变成刀下受害者:
随着一针筒接一针筒的吗啡注射到马科斯的体内，他陷入更深的无意识状态，尽管并未压制大脑活动。在这一切停止前，他还记得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刺刀将他一条腿割下，将内脏、生殖器砍碎……周围比他在自己家肉店里见过按照犹太人传统屠宰牲口时流淌的血更多……割开他的钢刀与他们在肉店里为顾客割肉的刀一样锋利。罗斯将主人公马科斯的死设定在1952年3月，两年前开始的战争此时已进人僵持阶段。
自1951年7月板门店停战谈判以来处于边打边谈的状态，意味着每天更多士兵被投人战争绞肉机，这种人间悲剧还需一年才真正结束。在称为“屠宰山” (MassacreMountain)的战役里，马科斯所在连队的两百多人仅有12人活下来。即使幸存者都在痛苦中哭喊或已失去理智，年仅24岁的上尉连长的脸被打得稀烂，就像被球棒抽过。马科斯从一波接一波的中国人的冲锋中听到震天的号角声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声。他在熟悉的歌声中倒下时才明白，昔日认为遥远的东西居然真的与命运息息相关。对于很多思维敏锐的年轻人来说，阅读作品是他们热衷军事、喜爱战争的关键因素，他们自幼就被斯蒂芬·克莱恩《红色英勇勋章》的弗莱明那样的人物吸引，脑袋里幻想的是“冲锋、包围、战斗”之类的东西。小说对战争的描写聚焦其残酷性，展现的是血淋淋的死亡场景。马科斯在生命终结时的静寂里绝望地向人间呼喊，可惜已没人能听见:当代外国文学没有人可以讲话了，只有对自己解释我的清白，我的愤怒，我的直率，以及我生命中成年的第一年也是最后一年的简单的幸福。一种让人倾听的渴望，但没有谁听我诉说!我已死亡。这里发出的是根本不可能发出的呼喊。罗斯为消失在朝鲜战场上的数万冤魂叹息，马科斯的命运在葬身他乡的美国大兵中具有典型性，这些“沉默的一代”即使付出生命却很少有人替他们发出抗议。在小说结尾，罗斯以假设的口吻分析马科斯悲剧的原因:如果不是家庭对他管教太严厉，如果不是学院将宗教仪式看得那么重，如果马科斯愿意妥协，到教堂像其他人一样做祈祷“像孩子一样信仰那个愚蠢的上帝，听听那些该死的圣歌”，或者在被发现雇人上教堂后主动认错接受惩罚，他也许可以在校园里躲过战争活下来。然而简单地将这一悲剧归咎于此掩盖了历史趋势的主导作用和对人性的扼杀。所以罗斯为该小说附加“历史注释”作为尾声，读者能看到1971年瓦恩斯堡学院举行的“抢短裤暴乱”的ro年纪念。学生们在抗议中占领了男女训导主任的办公室，该运动使学院关闭了一个星期。束缚学生一百多年的强制上教堂等校规均被废除，曾经将马科斯逼出校园送上战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朝鲜战争时期的罗斯如“沉默一代”中大多数人一样，并未清醒意识到压抑，但他在越南战争期间终于醒悟。在随后的作品中，他承认能感觉到政府是一种强制力量，它远不只是一种制度化、有缺陷的控制系统。“尽管不用为自己的安全担心，也能畅所欲言，但这并不能减轻生活在一个道义上失控和我行我素的政府治下的感觉。”罗斯着手创作《愤怒》时，注意将这种压抑感融入文本，因而整部小说的氛围令人窒息，主人公从遥远的空间(天堂或是地狱)向人间发出的呼喊无疑是作家在为那代人伸张正义。什么原因使马科斯总在匆匆上路，从纽瓦克的家到中部的瓦恩斯堡学院再到朝鲜战场，直至死亡之谷。他每一次逃离的尝试实际上更加接近悲惨的结局，马科斯即使到达另一世界仍想弄清楚这一悲剧的根源。
查尔斯·维因在《武装的美国:在小说中的面孔》说过，“朝鲜战争似乎是美国急于忘记的，最重要的是从这场战争中产生的小说也并未阻止这一进程” 。人们依然对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国内发生的一切深感迷惑，还需进一步探索或者重建那段历史。罗斯坦言在心底构思50年后才动笔描写那个年代。马科斯一类人物的悲剧发生在“冷战”初期，人们通常将其限定在1945年至1989年之间。如果说越南战争是美国冷战时期外交政策的必然产物，那么先前的朝鲜战争也如出一辙，它其实是越战的序曲或预演。人们往往只注意到越战对美国国民性改变的影响，而有意识地忘却朝鲜战争。细心考察它们的相似性，并从更大的历史语境下研读有关朝鲜战争的小说，就不难理解越南战争发生的必然性。“9·11事件”后，罗斯对此的反思比越战时期更加深刻，在重建历史时也更为全面。他重建历史的努力旨在使人们重视这两场冷战时期的悲剧。作者对“沉默一代”表现出深切同情，揭示出种族、宗教与社会文化的制约对他们的摧毁力量。庆幸的是，“沉默一代”后来终于发出自己的呐喊，他们中产生了肯·凯西、艾伦·金斯堡一类的文学大师和马丁·路德金这样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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