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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圣愚现象及其文化意蕴

来源:免费论文网 | 时间:2019-02-13 09:48:20 | 移动端: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圣愚现象及其文化意蕴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圣愚现象及其文化意蕴 本文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意蕴,俄罗斯,现象,文化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圣愚现象及其文化意蕴 本文简介:内容提要:圣愚现象是一种特殊的宗教文化现象,它自俄罗斯接受东正教时出现在俄国文化中。20世纪末,随着东正教的复兴,圣愚现象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开始兴起,并获得了新的文化意蕴:圣愚的流浪和受难获得了新形式和新内涵;圣愚的神圣性和崇高性减弱、游戏性和荒诞性加强;圣愚形象多元化、多义化;作者对圣愚形象持双重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圣愚现象及其文化意蕴 本文内容:

   内容提要:圣愚现象是一种特殊的宗教文化现象,它自俄罗斯接受东正教时出现在俄国文化中。20 世纪末,随着东正教的复兴,圣愚现象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开始兴起,并获得了新的文化意蕴: 圣愚的流浪和受难获得了新形式和新内涵; 圣愚的神圣性和崇高性减弱、游戏性和荒诞性加强; 圣愚形象多元化、多义化; 作者对圣愚形象持双重态度。圣愚现象丰富了当代俄罗斯文学的人物体系,拓展了作品的情节内容。但其新文化意蕴也表明,当代俄罗斯的东正教信仰沾染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色彩。
  关键词: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 圣愚现象 文化意蕴
 一、圣愚现象溯源圣愚现象最早出现于拜占庭帝国,是由脱离东正教教会以自己的方式坚守基督信仰的圣愚( юродивый) 群体构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公元 988 年,俄罗斯从拜占庭引进东正教,圣愚现象也随之出现。“传统的观点认为,圣愚现象是东方基督教圣徒崇拜的独特样式,继承了拜占庭基督教圣徒崇拜的衣钵,但却是旧俄宗教生活的一个独特现象。” 从 10 世纪到十月革命之前,俄国稍大一些的城镇、集市和广场等都有圣愚的存在。他们无名无姓、疯疯癫癫、衣衫褴褛甚至赤身裸体地四处流浪,因此又被称为“傻子”、“疯子”、“流浪汉”、“裸者”等等。
  他们大都能创造奇迹预见未来,对神有着特殊的感受力,因此又被称作“为了基督的癫僧”( юродивый ради Христа) 和“神人”( божий человек) 等。圣愚谦逊又傲慢,温顺又蛮横。“骂世界”和“笑世界”是他们的处世态度和反抗方式,通过“骂”揭露世俗中人的恶习和罪行,通过“笑”表达对各种礼节和仪式的蔑视,而且圣愚的“笑”、“骂”不分时间、地点和对象,因此常人对圣愚既敬又怕,既尊敬又嘲讽。因此,圣愚身上体现出诸多二律背反的特征,美国学者汤普逊准确地将其概括为“智慧———愚蠢,纯洁———污秽,传统———无根,温顺———强横,崇敬———嘲讽”。
  长期以来,圣愚群体形成了特殊的文化,它与东正教教会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圣愚从教会汲取了关于上帝的道德说教和“永恒真理”,并将之发展成自己的行为准则和存在目标。另一方面,圣愚始终游离于教会之外甚至反对教会,主要原因是两者的道德说教形式不同。教会说教强调秩序、节奏、顺从、庄严和高雅; 圣愚说教却将严肃的内容与可笑的方式结合起来,他们以嬉笑怒骂颠覆教会的严肃和正经,以放荡不羁对抗教会的秩序和顺从,以丑陋低俗消解教会的庄严和高雅。虽然教会和圣愚都推崇灵性和神秘,但教会千篇一律且恪守规矩的仪式最终让“永恒真理”越来越僵化,而圣愚面对不同“观众”的“表演”则不断更新着“永恒真理”,激发着人们对基督新的情感。圣愚文化是一种特殊的东正教文化,它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信仰上帝却反对教会。从本质上说,圣愚文化是一种反僵化、反因循守旧及反虚伪做作的民间东正教文化,是一种反官方、反主流、反制约的文化。
  圣愚在批判陈规陋习、戳穿各种虚假的仪式和礼节、反对违拗人性等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这也成为他们吸引俄罗斯作家的重要原因。“俄国文学具有圣愚法规的明显痕迹。从民间故事到长篇小说,俄国文学都在其主角,甚至结构中包容了圣愚现象的辩证法。”( 汤普逊 305) 古代圣愚传中的圣徒,民间文学中的主人公伊凡,都是较早的圣愚形象。他们机智聪慧,是惩恶扬善力量的象征。圣愚形象在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比较常见,比如普希金的历史剧《鲍利斯·戈东诺夫》( 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1825) 通过疯疯癫癫的言语指出宫廷阴谋真相的傻子尼科尔卡,列夫·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童年》( Детство,1852) 中 15 岁就开始赤脚流浪的少年格里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白痴》( Идиот,1868) 中完美如基督的梅思金公爵等。这些圣愚形象大都承载着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圣愚形象在 20 世纪白银时代文学中发生了一些变化,其愚笨被作者同情也被嘲笑。例如,布宁的中篇小说《乡村》( Деревня,1909) 中的愚人成为农民们恶作剧的对象,皮利尼亚克 ( Б. Пильняк) 的中篇小说《红木》( Красное Дерево,1929) 中的圣愚成了疯狂的共产主义者。在宗教被取缔的苏维埃时期,圣愚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形象遭到官方文学的唾弃,却在地下文学及农村文学中得以延续。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 А. Солженицын) 笔下的集中营囚犯伊凡·杰尼索维奇,舒克申( В. Шукшин) 笔下的“怪人”等,无不传承着圣愚文化,他们成为作家表达自己不同于社会主流思想的载体。苏联解体后,圣愚现象同东正教思潮一起复兴。圣愚形象在喜欢利用宗教形象、情节和主题展开新奇游戏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大量涌现。白俄罗斯研究者斯卡罗潘诺娃( ИринаСкоропанова) 称,圣愚现象是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独具特色的一大元素。( 71) 俄罗斯研究者戈里切娃( Татьяна Горичева) 也认为,圣愚是最神圣的后现代主义形式。
      二、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圣愚形象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圣愚形象复杂而多样,他们背负了当代作家赋予的新的时代使命。在圣愚的面具下,隐藏着当代作家对俄罗斯社会、历史、民族精神和伦理道德等诸多问题的思考。根据圣愚形象肩负的“文化使命”的不同,我们将他们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体现作家对俄罗斯历史文化的反思,简称反思型圣愚; 第二类传达作家对当下生活、生存等存在问题的基本理念,简称哲理型圣愚; 第三类代表作家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及道德伦理典范,简称美德型圣愚。
  反思型圣愚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很常见。作家们借助这类形象,对包括苏维埃历史在内的俄国史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全新阐释。这类圣愚形象很多,例如: 维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 Венедикт Ерофеев) 的长篇小说《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 Москва -Петушки,1970) 中的酒鬼维尼奇卡; 悲剧《瓦尔普吉斯之夜,或骑士的脚步》( Вальпургиева Ночь,или ШагиКомандора,1985) 中的精神病人古列维奇; 萨沙·索科洛夫( Саша Соколов) 的长篇小说《傻子学校》( Школа для Дураков,1976) 中的弱智小男孩; 弗拉基米尔·沙罗夫( ВладимирШаров) 的长篇小说《此前和此时》( До и во Время,1993) 中的精神病患者阿廖沙,长篇小说《圣女》( Старая Девочка,1998) 中的流浪者维拉。有“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始祖文本”( Курицын) 之称的《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是维涅·叶罗菲耶夫 52 年短暂人生的巅峰之作。在这部并不厚重但具史诗性特征的小说中,集主人公、叙事者和作者身份于一身的维尼奇卡,是一个典型的“圣愚文化原型”( Липовецкий 161) 。维尼奇卡的身份和外表颇具圣愚特征。他是个孤儿,出生于遥远的西伯利亚,30 岁左右,独身。
  刚被苏维埃国有线缆厂解雇的维尼奇卡,穿着破烂短裤和散发臭气的袜子,酒气熏天地出现在莫斯科大街上,准备乘火车回鸟语花香的故乡彼图什基。维尼奇卡的火车之旅,恰似圣愚的流浪、受难和布道之旅。一路上,他不停地喝酒和咒骂。“酗酒、醉酒使维尼奇卡取得了普通人在正常情况下所没有的超出常规的、‘胡说八道’的话语权利。”( 余一中 156) 在迷醉中,维尼·151·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圣愚现象及其文化意蕴奇卡时而自言自语,时而与乘客搭讪闲聊,时而与天使、上帝、撒旦、斯芬克斯甚至读者对话,咒骂苏维埃社会失业、货币贬值、贫富不均等现象,揭露苏维埃国家采用行政命令进行工业化、以牺牲个人幸福为代价塑造英雄神话等事实。在独白和对话时,衣衫褴褛的维尼奇卡语气傲慢如沙皇。他把列车上的乘客称为“我们国家的人民”,目睹他们的麻木不仁时说“我很喜欢,人民的眼睛如此空虚而凸起。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合法的自豪感。”( Ерофеев 27) 维尼奇卡沙皇般的口吻与圣愚的身份并不矛盾,“古代圣愚有将沙皇和被抛弃的人( 圣愚) 等同的思想”( Лихачёв 139) 。他通过赋予自己“愚人国”国王的身份,讽刺人民受一元意识形态愚弄却不自知的可悲状态,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拯救意识。叶罗菲耶夫让酒鬼维尼奇卡充当苏维埃社会的圣愚,通过他的酒后真言揭露极权主义体制导致的政治经济弊病,通过他不同于“模范公民”的举止反衬出一元意识形态对后者的禁锢和毒害,充满了反思精神。当代作家弗·沙罗夫自称是“神圣书写的注释者”( Тимина 75) 。他在长篇小说《圣女》中,通过女党员维拉在丈夫被当局杀害后沿着日记“往回走”的荒诞故事,对 20 世纪俄罗斯历史进行了反思。维拉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圣愚形象。小说标题“圣女”首先挑明了她的反常和离奇,而姓与名更加赋予她圣愚的二律背反特征: 名“维拉”( Вера) 表示信仰之义,而姓“拉多斯金娜”( Радостина) 表示快乐之义。维拉的一生在圣愚式的矛盾和悖论中度过,表面上她是一个背离上帝信仰的人。童年时代,她怂恿信仰东正教的好友玛尼娅放弃与父母去教堂祈祷,她在复活节庄严肃穆的夜晚像疯子一样高声说笑。她甚至在 19 岁就入了党,彻底放弃了上帝信仰而将斯大林视作心中的神,并将青春岁月献给了党: 积极响应号召到奥伦堡支教,参加为民族自治区培养干部的培训班,构思创作关于苏联历任着名领袖的作品。维拉的所作所为表明她没有东正教信仰,但其实不然。对上帝的爱和信仰总是在维拉一生中的某些时刻瞬间闪现: 童年时代,她突发奇想走遍所有的教堂,曾一连三个周日站着做完晚祷并将祷告词背得滚瓜烂熟; 甚至在入党后的 1919 年受难周时,她第一次感受到了某种宗教的狂热,于是斋戒后跪在十字架前含泪忏悔,祈求上帝原谅她在一年中犯下的罪过。这些细节无不暗示她对上帝发自内心的热爱和信仰,只是她从来没有意识到。丈夫贝格被当局杀害,使维拉幡然醒悟在上帝面前犯下的罪过,她迷途知返,沿着日记回归到对上帝的信仰。最后,维拉的自杀看似违背基督徒的隐忍和受难精神,实际上却是“回归自然与和谐”的象征。她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上帝的信仰和忏悔,对现实的弃绝和否定,实现了圣愚精神的回归。米哈伊尔神父在维拉的葬礼上说: “今天我们所有的人,所有来到这里的人安葬了一个纯洁无瑕的婴儿。”( 沙罗夫364) 沙罗夫借助一个女性圣愚形象,通过她一生信仰的变化及悲剧性的命运,对苏维埃历史进行了反思; 通过诸如信仰、生死、爱恨等永恒主题,阐释了 20 世纪发生在俄罗斯的悲剧和灾难。
  如果说反思型圣愚重在传达作者对历史文化的反思,那么哲理型圣愚重在表达作者对当下生活和存在的思考,带有虚无主义色彩。尼娜·萨杜尔( Нина Садур) 的后现代主义剧作《奇异的村姑》( Чудная Баба,1981) ,就塑造了一个哲理型圣愚形象———村姑。村姑是苏维埃职员丽吉雅·彼得罗夫娜梦境中的一个疯女人。梦中的丽吉雅在赶往国营农场收土豆时迷了路,这时迎面走来一个赤足疾走、丑陋粗鲁的村姑,自称“世界之恶”。丽吉雅向村姑问路,村姑却以比赛为条件,要求丽吉雅来追她。结果村姑赢了,她把地球上的人连同地表一起抛进大海,只留下丽吉雅一个人。在作恶时,村姑还冒出“胡话”,告诉丽吉雅只有她本人的存在是真实的,其他人只是像真人一样的模型。丽吉雅从梦境回到现实后,时常回忆梦中的情形和村·152·当代外国文学 No. 1,2012姑的话,不知不觉中开始思考生活和现实的本质。最终,丽吉雅相信了村姑的话,并变成了像村姑一样的疯子,向周围人布道。显然,剧中的村姑是具有预言本领的圣愚,她用疯疯颠颠的言语,叩响了隐藏在普通人理性外表下混乱的神秘主义意识,促使他们思考关于存在虚空的本质。
  反思型圣愚和哲理型圣愚常常是善与恶的“混血儿”,多表达作家们颠覆和解构欲望。与这两类圣愚不同的是,美德型圣愚大多具有基督般的仁慈、善良和纯洁,表达出作家的拯救和构建欲望。达吉雅娜·托尔斯泰娅( Татьяна Толстая) 的短篇小说《索尼娅》( Соня,1984) 中的同名女主人公、阿列克塞·斯拉波夫斯基( Алексей Слаповский) 的长篇小说《第一次基督的第二 次 降 临》( Первое Второе Пришествие,1994) 中 的 彼 得、科 罗 廖 夫 ( АнатолийКоролёв) 的长篇小说《残舌人》( Человек-Язык,2000) 中的木木等,都属于美德型圣愚形象。以科罗廖夫的长篇小说《残舌人》为例。小说通过畸形人木木一生悲苦的经历来反衬他圣徒般的美德,为当代人树立了理想人格和道德典范。俄罗斯研究者斯维特兰娜·季明娜( Светлана Тимина) 指出: “小说是对 20 至 21 世纪俄罗斯慈悲心肠的献礼,也是对所有与畸形人兼圣愚木木相遇的人的考验。按照作者的构思,这种相遇是上帝给人的安排。”小说中的木木明显具有圣愚的诸多特征。他无名无姓、出生日期不详,医护人员用屠格涅夫笔下狗的名字称呼他。科罗廖夫在这里用互文手法暗示了主人公一生遭遇的不公和不幸。木木从小就开始了流浪之旅,他先被马戏团抓去演出赚钱,后来被送进医院当作精神病人幽禁了十多年。医生安东来到医院后才发现木木是正常人,并将其带到自己的别墅,与未婚妻塔莎一起帮他恢复正常。但木木的流浪生涯并没有停止,他在别墅被塔莎的弟弟骗到妓院,后来又被遗弃街头,最后被安东找到后才重返别墅。像圣愚一样,木木是污秽和纯洁的结合体。他舌头残损、外形丑陋令人恶心,但皮肤却洁净无暇,30 岁了仍保留着童贞,内心更是如孩童般善良。看见一只甲虫将要被安东踩死时,木木生平第一次高声用童音说“不要踩死它”( Королёв) 。木木具有基督徒般的温顺、忍耐和宽容: 即使在医院遭受医护人员的暴力,他仍旧是最安静的病人; 即使在别墅遭受塔莎弟弟的戏弄,他也毫无报复之心; 即使在街头被人嘲笑甚至捉弄,他的眼里一如平常的温和。最后,当塔莎爱上他并嫁给他之后,他却放弃了安逸舒适的生活选择了流浪受难。木木的所做作为,体现了圣愚式的禁欲主义和自愿受难精神。
  三、当代圣愚形象的文化意蕴维尼奇卡、维拉、村姑、木木等众多圣愚形象表明,它已经成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个显着现象。当代圣愚延续了传统圣愚的主要特征: 大都没有根基、过着漂泊流浪的生活,都是纯洁与污秽、智慧与疯癫的矛盾结合体等。与此同时,当代圣愚呈现出一些新的文化意蕴。
  第一,流浪和受难出现新形式和新内涵。传统圣愚的流浪和受难是肉体上的身体力行,其目的是宣扬上帝的真理。而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圣愚形象尽管没有完全摆脱肉体上的流浪和受难( 比如木木和村姑) ,但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流浪和受难( 比如维尼奇卡和维拉) 。其目的偏离了上帝信仰甚至与之无关,而旨在对俄罗斯历史文化、现实生活、道德伦理等众多精神层面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比如,维尼奇卡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的火车之旅,其实是一个深夜徘徊在莫斯科大街的酒鬼的意识之旅,在这精神漫游中,他实现了讲述自己的真理和解构苏维埃社会“真理”的目的; 维拉沿着日记“往回走”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女人翻阅日记重温一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圣愚现象及其文化意蕴生的精神历程,在这历程中,她识破了苏维埃社会的种种谎言、辨明是非。精神流浪和受难,展现出生活并痛苦着的当代人在精神上被放逐和无归宿,同时也反映了当代俄罗斯作家思想上的迷惘和探索。可以说,很多俄罗斯作家本身就是当代的圣愚。
  第二,宗教的神圣性和崇高性减弱,游戏性和荒诞性加强。上帝信仰是传统圣愚存在的目的,因此他们无论如何癫狂,始终是上帝最虔诚的信仰者、最温顺的祈祷者。然而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包括上帝在内的宗教形象、仪式及情节等,都成了当代圣愚随意调侃的内容和对象。比如,维尼奇卡在迷醉中邀请上帝与他同饮,充满了亵渎与不敬。而他的语言更是将《圣经》文本、俄罗斯乃至世界经典文学文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本、苏维埃政治标语、青年俚语等不同风格的文本杂糅在一起,消解了《圣经》和文学经典的神圣性和崇高性,讽刺了苏维埃社会一元意识形态。维拉童年时怂恿好友玛尼娅放弃东正教祈祷,自己偷偷去异端教堂做礼拜,嘲笑东正教复活节庆祝活动等行为,都是对上帝信仰的颠覆。木木接受洗礼时,背诵的福音书很像亵渎神灵。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东正教信仰不同于传统的东正教信仰,尽管不排除一些作家是东正教信徒,但更多的作家喜欢利用宗教元素作为构建文本的材料,进行充满神秘和狂欢的游戏。
  第三,圣愚形象多元化、多义化。如果说传统圣愚的特征是穿着破烂、言行疯癫、信仰虔诚,喜欢在人多聚众的地方活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圣愚除了上述特征还戴上了多种面具,比如酗酒( 维尼奇卡) 、浪荡( 维拉) 、魔力( 村姑) 、畸形( 木木) 等。他们的活动场所也由地理时空跨越到心理时空,比如幻觉( 维尼奇卡醉酒后的火车之旅) 、回忆( 维拉沿着日记重温往事) 等等。
  第四,作家对圣愚形象持有双重态度。19 世纪文学中的圣愚形象大都受到作家的同情和赞赏,他们大都被塑造成充满神性且令人敬畏的形象。而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圣愚形象一般得不到作家的直接评价,他们成了时而令人神往,时而令人厌恶的对象。作家对自己塑造的圣愚形象既欣赏又嘲讽,为读者塑造偶像又颠覆偶像。维尼奇卡在深夜被歹徒钉死在地面上,这种死不仅讽刺性模仿了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死亡,而且面对他的死,上帝沉默、天使嘲笑。维拉的自杀被大家认为是违背基督教义的行为,因此除了米哈伊尔之外其他神父都不愿为她举行教堂葬礼。对最具美德的木木,作者也提供了三种不同的结尾,每种结尾都荒谬可笑,祛除了最初赋予木木的神圣和美德。作家们正是以讽刺性的滑稽结尾,颠覆之前给读者造成的正面印象,将评判主人公的权力交给读者。
  四、结语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圣愚形象抛弃了“为基督”的传统使命,肩负起了新的“文化使命”,传达出当代作家对俄罗斯历史文化的反思,对生活、生存问题的新观念,对理想人格和伦理道德的新追求。圣愚使命的变化,使传统的流浪和受难获得了新形式和新内涵,使宗教神圣感和崇高感淡化,使游戏和荒诞色彩加强,也使圣愚形象变得多元多义。
  圣愚形象丰富了当代俄罗斯文学的人物体系,拓展了文学的情节内容。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对圣愚形象的热衷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圣愚能将严肃的道德说教和自由游戏完美结合,使作家避免了主观的道德评价,从传统的“导师”角色转向客观的叙事者,实现了真正的“零度写作”。其次,圣愚的二律背反特征成为作家颠覆传统价值观、美学观和伦理道德观的重要武器,也是作家构建全新美学风格的写作方式。这种美学风格填平了高雅与低俗之间的沟壑,实现了严肃与游戏的结合,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二元对立,真正走向开放和多元。
  最后,圣愚身上的神秘、灵性和非理智,吸引着竭力破除理性和逻格斯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帮助他们客观地书写神秘、混乱和虚空的现实世界。圣愚现象作为一种独特的东正教文化现象,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流行,这是东正教信仰在当代俄罗斯复兴的一种表现。但它的新文化意蕴也说明,俄罗斯的东正教信仰沾染上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色彩。这种信仰能否将俄罗斯民族从社会转型期的精神危机中拯救出来,仍旧是不少人心中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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