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之后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 本文关键词：文学批评，澳大利亚，当代，理论
理论之后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 本文简介：内容提要:在上世纪90年代的澳大利亚，“理论”在一场激烈的“文化战争”之后黯然消退，但此后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界并未停止脚步，相反，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们通过1)文学的体制性研究;2)文学的数字化研究;3)文学的跨国化研究，为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开拓了
理论之后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 本文内容：
内容提要: 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澳大利亚，“理论”在一场激烈的“文化战争”之后黯然消退，但此后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界并未停止脚步，相反，在近 20 年的时间里，他们通过 1) 文学的体制性研究; 2) 文学的数字化研究; 3) 文学的跨国化研究，为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开拓了一条崭新的新经验主义道路。当代澳大利亚批评中的新经验主义不是一种简单的反“理论”范式，它是一种后“理论”方法，它主张将“理论”与丰富的文学研究数据结合在一起，以翔实的资料给无生气的“理论”输送鲜活的氧气，因此它是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在新时代、新技术条件下的一种与时俱进。作为一种文学阅读方法，它强调基础和资源，因而是一种更加智慧和务实的阅读方式。
关键词:“理论”消退 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 新经验主义 多资源性阅读
20 世纪 90 年代，在一场激烈的“文化战争”之后，曾经兴盛一时的“理论”在澳大利亚黯然消退。“理论”的消退给世纪末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留下一个大大的难题，那就是: 在“理论”之后，文学批评应该向何处去? 是回归民族主义，还是重拾“新批评”，还是在“理论”崩塌的废墟上重新构建出什么新的批评范式? 对于这些问题，当时的澳大利亚批评界自然不能给出明确的回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也没有因为一时的困惑而停下脚步。相反，从 90 年代中叶至今的近 20 年中，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家除了在后殖民文学批评等方面稳步推进并取得新的成就之外，至少在 1) 文学的体制性研究; 2) 文学的数字化研究; 3) 文学的跨国化研究等三个崭新的领域取得了一批可观的成绩，并形成了显着的影响。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在上述三个领域取得的成就为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开创了崭新的局面，也为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指明了一条“理论”之后的发展道路，所以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结合以上三种趋势对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走向做一个简要的勾勒和评述。
一在一篇题为《边缘处的工作: 知识生产背景下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 “Boundary Work:Australian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Field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的文章中，罗伯特 ·迪克逊( Robert Dixon) 指出，作为一个曾经相对独立的学科，当今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喜欢更多地选择以整个人文学科的知识场域为背景，从不同学科的边缘处入手思考新的突破，特别是通过跨越体制界限实现在边缘处的突破，这一点从近年来的“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项目申报情况可见一斑，今天的澳大利亚批评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关注包括图书出版和发行、文学节、文学奖、官方文化政策和政府资助、书店、阅读讨论活动、宣传介绍图书和作者的报纸广播和电视、学校的课程设置以及文学批评在内的各种文学体制，这种关于文学体制的研究与传统的文学批评可谓渐行渐远( 21—37) 。
1989 年，戴维·卡特( David Carter) 与吉利恩·维特洛克( Gillian Whitlock) 联手发表一篇文章，该文首次以《澳大利亚的文学体制》( “Institutions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为题，阐述了一种完全有别于传统文学批评的文学体制研究方法，他们指出，批评家在研究文学的时候有必要将作者和读者置于一个更大的社会文化网络之中考察，研究文学体制就不能只把眼光集中于某一两个文本和作家，而应该认真全面地检讨文学作品的创作、出版和阅读过程，检讨文学评价和批评的过程以及社会语境对其做出的反应，批评家既要研究一个时代关于“文学”和“国家”的认识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也要研究这个时代的出版和发行技术、不同作家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以及不同文学作品的受众情况，总之，澳大利亚文化是具体的社会体制和实践共同构成的网络，而不是一种抽象而神秘的“精神”，从事广义的文学体制研究可以帮助批评家避免针对一个国别文学和某个民族性格做出大而无当的理想化判断( 109—35) 。
9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的文学体制研究蔚然成风，标志着这种研究高调崛起的事件是“澳大利亚书籍史”( History of the Book in Australia) 课题的正式启动。作为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澳大利亚书籍史”课题组关注澳大利亚有史以来的“印刷文化”( print culture) 。1993年，由莫纳什大学的华莱士·科索普( Wallace Kirsop) 和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保罗·艾格特( Paul Eggert) 领衔的工作小组正式成立，工作小组经研究确定，按照时间先后将课题分成三个部分，分别是 1891 年以前、1891—1945 以及 1946—2005，第一部分由科索普和维比负责，第二部分由马丁·利昂斯( Martyn Lyons) 和约翰·阿诺德( John Arnold) 负责，第三部分由克雷格·蒙罗( Craig Munro) 和罗宾·施汉—布莱特( Robyn Sheahan-Bright) 负责。作为项目成果，课题组最终将出版一部三卷本的《澳大利亚书籍史》。
1997 年，澳大利亚着名文学杂志《南风》( Southerly) 特邀德利斯·伯德( Delys Bird) 等人以《澳洲经典: 澳大利亚文学声誉形成》( Canonozities: The Making of Literary Reputations in Aus-tralia) 为题出版专辑，该书以“问题与体制”( “Issues and Institutions”) 为题连续刊登九篇文章。这组文章每篇立足一个视角深入讨论与澳大利亚文学经典形成相关的体制问题，除了首篇文章从宏观的视角介绍文学体制对文学经典的影响之外，三篇文章讨论了澳大利亚政府、学校教育和文学的关系，两篇探讨了澳大利亚一家着名的文学出版商和一家着名的书评杂志与澳大利亚文学经典形成之间的关系，另外三篇分析了澳大利亚主流意识形态及核心价值体系与工人阶级文学、女性文学以及土着文学之间的关系。九篇文章皆以文学经典为中心，却把目光集中于整个澳大利亚文学环境和文学体制，其所作的分析透彻而深刻，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批评界的广泛关注。
1997 年，利·戴尔( Leigh Dale) 以《英文男人: 澳大利亚大学里的文学教育》( The EnglishMen: Professing Literature in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为题出版专着。在这部专着的卷首，作者表示，虽然该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但她关注的不是文学文本，也不是阅读这些文本所需要的样式理论知识，她希望向读者展示的是作为澳大利亚文学体制一部分的大学文学教育，希望通过系统的体制性考察展示澳大利亚大学语境中采用的文学阐释步骤，揭示少数文学文本何以成为经典的具体过程( 3—5) 。戴尔借鉴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和性别研究的社会批判模式，同时借鉴安东尼奥·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的霸权理论、雷蒙德·威廉姆斯( Raymond Wil-liams) 和皮埃尔 · 布尔迪 ( Pierre Bourdieu) 的合法性概念，针对澳大利亚大学 100 多年( 1860—1960) 的文学教育实践进行了系统检讨。全书共分六个部分，首章列举澳大利亚历史上一位着名的保皇派总理罗伯特·孟席斯( Robert Menzies) 对于文学的态度，生动地说明了文学教育在他担任澳大利亚总理期间( 1939—1941) 的发展方向。在全书的结论中，戴尔提出，澳大利亚的文学教育体制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那些执掌文学教育过程的文学教授们的个体阅读和教育史，参与澳大利亚文学教育的那些文学教授们在自己的学生时代受到过什么样的文学教育，在他们的孩提时代接受了怎样的喜好培训，他们就会形成怎样的文学观，因此，所谓的大学文学教育就是一个由一些思想观念不同的个人构成的群体，他们之间的相互争执构成了学生学习的体制环境，这种环境的变化突出地反映在师资的聘用、人员的晋升以及对不同人员研究活动的支持上( 202—3) 。
与“理论”影响下的种种“文化研究”相比，90 年代兴起的澳大利亚文学体制研究目的不在于立足某一个性别、阶级、民族或者时代否定传统文学经典建构，继而批判澳大利亚文学中的狭隘，所以它不是一种单纯批判性的研究，研究文学体制本质上是一种具体的经验型调查，“理论”之后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它区别于 80 年代各种批评流派之处首先在于它的“肯定性”，它所要探究的是一种包括文学发展在内的全方位的澳大利亚文化史( Carter 87) 。
二2008 年，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界在悉尼大学召开大会，会议的主题是: “多资源性阅读: 新经验主义、数字化研究和澳大利亚文学文化”( Resourceful Reading: The New Empiricism，eRe-search and Australian Literary Culture) 。会议邀请了来自澳大利亚各地高校的一大批专家围绕“理论”之后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方向开展研讨，会议结束之后出版了同题论文集。该论文集共收录 25 位着名文学学者、档案学专家、文学出版商以及信息技术专家的文章，在该书的“前言”中，迪克逊指出，当今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传统人文学科与现代数字技术的革命性结合，这种数字化的文学研究已经在今日的澳大利亚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学阅读和研究模式，值得高度关注( Bode and Dixon 9—10) 。
在澳大利亚，较早从事数字化文学研究的专家是澳大利亚纽卡索尔大学的文学与语言计算研究中心②的约翰·巴罗斯( John Burrows) 教授。巴罗斯教授于 1976 年被聘任为纽卡索尔大学的文学教授。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他开始运用计算机辅助文学文本分析。1987 年，他出版专着《计算走进批评: 简·奥斯汀小说研究以及一种方法实验》( Computation into Criticism:A Study of Jane Austen's Novels and an Experiment in Method) 。在该书中，巴罗斯指出，传统的文学读者和批评家对于文本中的语言细节( 如介词、连词、人称代词和冠词) 采取一种完全忽略的态度，仿佛这些词汇在作品中根本不存在。但是，在一部文学作品中，这些细节并非完全不重要，通过仔细分析不同人物在使用这些小词方面表现出来的表达习惯，读者常常可以很深刻地了解不同人物的性格和个性。在简·奥斯汀的小说《诺桑觉寺》( Northanger Abbey) 中，作品主人公在使用“the”，“of”，“it”和“I”等词语时表现出来的频率很不同。在她后期的一些作品中，我们发现一些女主人公在使用最简单的习语时也表现出一些确定而有意义的变化，了解这些细节对我们阅读和评论作品无疑都会提供更坚实的依据。
巴罗斯教授退休之后，休·克雷格( Hugh Craig) 接任纽卡索尔大学文学与语言计算研究中心主任。2009 年，克雷格与美国的亚瑟·K·金尼( Arthur K． Kinney) 共同主编出版了一部文集，文集的题目是《莎士比亚、计算机与神秘的作家风格》( Shakespeare，Computers，and theMystery of Authorship) 。在该书中，多位作者采用了严格的统计学方法，通过计算机的辅助计算，以崭新的方式介入到了莎士比亚研究当中来。几位作者努力通过对莎士比亚和其它一些作家的创作风格的分析，直面莎翁创作中的多个公案，通过严格缜密的词语分布计算努力确定不同作者的写作风格，解决了莎学中许多悬而未决的疑案，更得出了一些令人惊讶的发现。例如，他们认为，莎士比亚参与了 1602 年对托马斯·基德( Thomas Kyd) 的《西班牙悲剧》的扩展改写，马洛直接参与了《亨利四世》第一、二部分的创作。《莎士比亚、计算机与神秘的作家风格》一书出版以后，受到了国际莎学界和西方文学批评界的广泛关注。大家一致认为，该书借用现代计算机的计算能力，结合计算机科学的先进手段和大量的文学基础资料和数据，推出的成果最集中地代表了当今数字化人文科学研究的方向。
从本世纪初开始，澳大利亚的数字化文学研究以另一种方式得到了拓展。在 20 多年的时间里，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界在国家研究基金的支持下先后推出了一批大型的数据平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包括:
一、“澳大利亚文学数据库”( AusLit) : 该数据库集中收录澳大利亚作家的文学作品，及与其相关的批评和研究文章，同时汇集相关文化机构和产业信息。迄今为止，该数据库已经收录各类作品 756，668 部，涉及相关作家、批评家等各类人员 135，749 人，讨论各类话题 29，808个，目前，该数据库以每周新增 600 多部作品的速度定期更新。
二、“澳大利亚诗歌资源网络图书馆”( Australian Poetry Resources Internet Library，简称 A-PRIL) : 图书馆由着名澳大利亚诗人约翰·特兰特( John Tranter) 和着名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家维比发起，集中收录了一大批诗歌作品以及一大批的批评和背景资料、诗人访谈、照片以及音频和视频录音，着名摄影师朱诺·杰米斯( Juno Gemes) 为该图书馆提供了多幅着名诗人的照片。迄今为止，该图书馆共收录 170 多位诗人的 42，000 多首诗歌作品。
三、“澳大利亚戏剧平台”( AusStage) : 该网络平台集中汇集一切与当今澳大利亚戏剧演出相关的信息和录像资料。现已汇集演出 48，000 场，介绍艺术家 79，000 个，8，800 个组织，5，800 表演场地和 41，000 件档案，这些资料全面深入地记录了无数艺术家和专业组织、场地管理人员之间的积极合作，为研究工作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源和基础。
四、“澳大利亚阅读经验数据库”( Australian Reading Experience Database，简称 AusRED) :该资料库和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荷兰等四国共同开发，目前汇集了 1788—2000 年间有关澳大利亚阅读史的 1200 个文献档案和图片，其中有个人日记、私人通信、政府教育部门档案、公共图书馆的记录、传记、文化史着作、手写笔记，许多的资料十分珍贵。
上述大型数据库的先后建成极大地改变了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环境、方式和方法。这些改变从近期“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新入选项目上不难看出，例如，卡特主持的“美国出版的澳大利亚书籍”( America Publishes Australia) 项目，此外还有卡特和艾弗·因迪克( Ivor Indyk) 共同承担的“澳大利亚文学出版及出版经济: 1965—1995”( Australian Literary Publishing and itsEconomies，1965—1995) 项目等。这些大型的研究项目中没有传统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中的文本中心和文本细读，有的是基于大型资源平台和数据库基础上的、有着成熟的数字技术支持的资源性阅读。这里没有传统的文学评判，多了一份对于文学知识的追求，这种以知识为对象的文学研究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文学研究。但是，高超的数字技术和浩大的数据平台把它改造成了一种崭新的经验主义研究，它教会我们带着渊博的文学知识去从事一种传统民族主义文学和“新批评”无法想象的“远程阅读”( distant reading) 。
三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中呈现的另一个显着的特点是跨国化。2008 年，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会(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ASAL) 以“全球语境中的澳大利亚文学 ( Australian Literature in the Global World) 为题举办了专题年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 全球化时代的澳大利亚国别文学是否应该重新定位? 参加本次会议的批评家们普遍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中研究澳大利亚文学，就是要将澳大利亚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大环境之中来考量，用一种跨国的比较方法来重新思考澳大利亚的文学实践。澳大利亚早期的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跨国特征，澳大利亚作家及其作品从来就没有被局限在澳大利亚一个国家的疆域之内。在澳大利亚的文学活动中，外来的文学影响和思想观念的输入、文学作品的编辑出版、翻译接受以及文学声誉的形成从来都不只局限于本国。
早期的澳大利亚文学大多全由英美出版商在海外出版，澳大利亚作家从一开始就频繁往来于“理论”之后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澳大利亚与世界各国之间，有时以侨民的身份旅居世界各地，其文学创作深受世界各国文学的影响。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包括像彼得·凯利( Peter Carey) 、汤姆·基尼利( Tom Keneally) 、戴维·马鲁夫( David Malouf) 在内的许多着名作家更是四海为家，他们常年往返于澳大利亚与世界各国之间，他们中的很多人的作品长期由国外出版商出版，许多在澳大利亚国内运营的出版机构也都是海外出版商分支机构; 此外，当今澳大利亚作家的作品参加的最重要的书市不在悉尼或墨尔本，而在德国的法兰克福; 最吸引作家注意的、奖金额最高的文学奖不再是澳大利亚的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 Miles Franklin Award) ，澳大利亚作家更加关注都柏林的英帕克奖( Impac) 和英国的布克图书奖; 最后，今日的澳大利亚作家瞄准的是全球市场，所以他们在多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经纪人和文学编辑。针对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全球化现实，批评界和文学研究界理应全面地思考与澳大利亚文学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1) 在当今世界，澳大利亚文学与其它国家的英语文学是什么样的关系? 与英语以外的别国文学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2) 当今澳大利亚文学受到怎样的国外影响? 它在其它国家又受到怎样的接受? 3) 如果澳大利亚作家以世界作为自己的创作舞台，澳大利亚批评应该怎样做? 迪克逊认为，从跨国的视角入手，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可以从事: 一、作家跨国经验研究: 批评界可以透过跨国的视角研究作家传记，许多的澳大利亚作家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就先后深受国外文化的影响，研究他们的跨国经验对于站在全球的高度重写澳大利亚的文学史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国外社会和思想潮流研究: 批评家可以研究具体的作家如何在诸如共产主义、天主教教义、女性主义、唯灵论、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之类的社会和思想潮流的影响下进行文学创作的历史; 三、本土作家的海外出版和传播史研究: 批评界可以研究澳大利亚本土作家在海外出版作品以及参与海外娱乐行业活动的经历，或者考察本土作家与国外公司、编辑、经纪人等的交往历史; 四、澳大利亚文学的对外翻译和接受研究: 批评家可以考察澳大利亚作家翻译和借鉴国外文学的情况，也可以考察澳大利亚作品被翻译成外国文字以及在海外被阅读的情况，澳大利亚作家历来就有放眼世界的创作习惯，所以考察他们与外国作家和外国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关系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研究方向; 五、跨国的文本阅读: 批评家可以立足跨国的经验认真解读现有澳大利亚文学中的所有作品，关注作品中人物的跨国旅行情况，考察他们在世界各个不同地点之间往来以及在不同思想观念之间变化的过程，研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外国文化和技术的影响( Dixon，“Australian”124—25) 。
2010 年，迪克逊和尼古拉 · 伯恩斯 ( Nicholas Birns) 以《跨太平洋阅读: 澳美思想史》 为题主编出版一部批评文集。该书收录了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二十几位专家的文章，这些文章分五个专题分别讨论了国别文学与跨国关系、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诗歌及诗歌理论关系、美国与澳大利亚的文学及通俗文学关系、冷战期间的美澳文学关系以及美澳出版和印刷文化关系。这些文章从各个侧面和高度对澳大利亚与美国的文学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和调研，内容丰富而全面，为在新时期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界树立了一个可以学习的榜样。
在一篇题为《阅读史与文学史》( “Reading History and Literary History: Australian Perspec-tives”) 的文章中，蒂姆·多林( Tim Dolin) 以具体明确的语言向读者介绍了他心目中的一种跨国文学研究。多林提出，一部英国( 或者美国) 小说除了拥有本国的读者大众之外，还会在国外拥有许多的读者，传统的英国( 或者美国) 小说史常常无视澳大利亚读者受众的阅读感受。同样，传统的澳大利亚文学史常常不考虑英国或美国读者的阅读体验，在全球化的今天，上述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一部澳大利亚的文学史不能人为地限制在民族主义的经典建构之上，一部全球化时代的澳大利亚文学史一方面应该打破国别界限，另一方面充分考虑到不同读者的阅读体验和意义阐释。根据这一观点，一部跨国的澳大利亚文学史应该讨论本土以外的一些文化产品，因为在每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澳大利亚人都会大量阅读来自世界图书市场的商业性的通俗小说。多林以英国 19 世纪的一部着名的吸血鬼小说为例说明了自己的观点。1897年，英国康斯特布尔( Constable) 出版社出版了作家布拉姆·斯托克( Bram Stoker) 的小说《德拉库拉》( Dracula) 。斯托克出身一个爱尔兰小资产阶级天主教家庭，长期在伦敦的上流社会生活和工作，日常生活中一般不向外人透露自己的爱尔兰背景。小说《德拉库拉》涉及到跨国移居的主题，并以各种方式讨论到了这种移居后的生活给人物带来的好处。小说同时探讨了两种不同形式的移动，一种是信息和思想的移动，另一种是人与物的移动，其中包括大规模的外国移民、妇女权益的提升、其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迅速崛起以及垄断资本主义对于自由的威胁等等。在多林看来，信息和思想的移动显然优于人与物的移动，但每一种移动和变化都在英国社会中引发了不同程度的焦虑，小说《德拉库拉》全面调动了 19 世纪最后十年中英国社会里迷漫的焦虑情绪。多林提醒我们注意的是，在研究小说《德拉库拉》阅读史时，我们发现，作为大英帝国日益衰落时期的产物，这部小说在 20 世纪首先迅速而强势地横穿大西洋来到美国，随后成为美国许多作者痴迷续写的对象，此种情形实在印证了“吸血鬼随着强权走”的传言。澳大利亚没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统，也没有自己独立的语言，所以作为一个国家异常脆弱。《德拉库拉》对于澳大利亚的民族历史较之许多本国的作品更加有意义，是因为在本土作家努力通过创作塑造澳大利亚民族文化的时候，《德拉库拉》所代表的是一种外来的威胁。换句话说，在澳大利亚人的心目中，“德拉库拉”这个词所代表的是一种对于外来威胁的恐惧，澳大利亚人时刻担心这种威胁或许已经深入到澳大利亚内部，无处不在却不能发觉。在澳大利亚，它来自于两种强大的力量，这两种力量同时对澳大利亚的社会和政治进步构成巨大的威胁。这是什么样的两种力量呢? 澳大利亚人认为，德拉库拉代表的是由一些无能的殖民总督所带来的欧洲和英国的腐朽的封建社会秩序，同时，它还代表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廉价的有色人种的劳动力。在澳大利亚，《德拉库拉》最终的失败具有重要的指标性的意义，因为澳大利亚人最终在 1901 年联邦建国过程中选择了激烈驱逐有色人种的联邦国策。小说《德拉库拉》和澳大利亚联邦建国前后相差几年，对澳大利亚人来说，二者讲述了同样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白人男性必须整体获取国家的主导权，或者说一种工会制的社会民主制度是澳大利亚人选择的社会制度，澳大利亚人不喜欢恩格斯所说的“那种吸血鬼式的财产拥有阶级”，也不喜欢有色人种的那种无序劳工带来的社会价值的沦落( Dolin 135—36) 。
四从方法论上说，不论是文学体制研究，还是文学的数字化研究，还是文学的跨国化研究，90年代以来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走上了一条经验主义道路，但它又不是传统的经验主义，而是数字化技术条件下的经验主义，因此是一种新经验主义( neo-empiricism) 。澳大利亚新经验主义的崛起与“理论”在澳大利亚主流话语中日益失势有关，但如此庞杂的新经验主义文学研究之所以能形成气候更与先进的数字技术密切相关。新技术的运用，特别是传统的经验主义与数字化技术的结合，给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学批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可能性。虽然文学批评·149·“理论”之后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正道是文学评价，文学的经验和数字化研究因此永远不应成为文学研究的主流，但是，立足传统的经验主义和崭新的数字技术，批评家们可以针对文学研究中的各种新老问题进行重新的思索，一种在数字技术武装之下的新经验主义无疑为“理论”之后的文学批评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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