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北洋海军甲午惨败实属必然——甲午殇思(一)
北洋海军甲午惨败实属必然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
北 洋 海 军 军 官 群 像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军人的实践，军队的实践，从最根本上来说都是这两个字：战争。战争从来用血与火，对一支军队进而对一个国家作出严格检验。被甲午战争检验了的北洋海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
官僚倾轧下的窘迫成长
一支在官僚倾轧中艰难成军的海军，从始至终的窘迫绝不仅源于挪用经费
北洋海军成军主要受到三个事件的推动：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74年的台湾事件，1884年的中法战争。这三大事件，无不与海上力量的有无和强弱密切相关。在危机愈加深重的时刻，清廷终于确定“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决断。
从1861年决定投巨资向英国购买一支新式舰队起，到北洋舰队成军的二十七年时间内，清廷为建设海军到底耗去了多少银两，至今无法精确统计。有统计说，清廷支付的舰船购造费超过3000万两。再加舰船上各种装备器材的购置维持费、舰队基地营造费及维持费等，对海军的总投资约在1亿两上下，等于每年拿出300余万两白银用于海军建设，平均占其年财政收入的4%强，个别年份超过10%。
这样的数目与比例，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谓不高。道理不复杂，此时不论慈禧太后还是同治、光绪两任皇帝，皆意识到海防对维护统治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但为什么自1888年北洋成军后，“添船购炮”的工作就停止了呢？请注意三个人物：醇亲王奕譞，北洋大臣李鸿章，帝师翁同龢。
首当其冲是慈禧旨派的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譞。此人在任上筹措款项，建立机构，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但从他入主海军之日，便带来了过多政治利害。
奕譞是光绪皇帝的生父，主持海军衙门，正值慈禧应撤帘归政、光绪亲政在即的关键时期。奕譞深知慈禧专权，亲睹即使慈禧亲生子同治帝，亦被长期作为“儿皇帝”对待的境况。同治病亡无子，两宫皇太后宣布奕譞之子入承大统，奕譞竟然“警惧敬惟，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可见对祸福的感受有多么深。多年来，他担心其子光绪永远只能做个儿皇帝，也担心自己不慎惹怒慈禧，招致更大祸患，“谦卑谨慎，翼翼小心”。其最大心愿并非海军建设，而是如何使光绪帝平安掌权。海军衙门不过是他完成这一夙愿的平台。
在光绪被立为皇帝之后，最初坚决反对重修圆明园的奕譞，变为挖空心思挪用海军经费修园的始作俑者。铁甲舰和颐和园是一对矛盾体。对慈禧来说却并不矛盾。危机时用铁甲舰来维护统治，承平时用颐和园来享受统治，一切都是天经地义。掌握数百万银饷的海军大臣奕譞，知道慈禧既要购舰、也要修园的两个心病。他也有两个心病：既要保己、也要保子。他最终选择用海军经费作为协调利益的粘合剂。这不但可巩固自己政治地位，还能让政权早日转移到光绪帝手中。
李鸿章加入挪款，矛盾表现得更加深刻。
李鸿章当年未处朝政中枢时，就在反对修园上起过重要作用。他还曾上奏“停内府不急之需，减地方浮滥之费，以裨军实而成远谋”。奕譞入主海军衙门之初，要李鸿章挪用购船款项30万两“修三海工程”，他也推说：“因购船尚不敷，请另指他处有著之款拨付。”
但是，最终他还是加入了挪用海军经费的行列。这首先是因对自身政治地位的忧虑。在奕譞入主海军，光绪帝亲政在即的情况下，李鸿章不得不开始新的政治算计。在最初婉拒挪款后不足一月，李鸿章函“请奕譞在亲政撤帘后继续主持海军”。五个月后，奕譞要李“借洋款
七、八十万两”，李鸿章立即办理。1888年奕譞又称万寿山工程用款不敷，要李鸿章以海军名义从各地筹款，李即分函两广总督张之洞等多地督抚，从各地筹到260万两，以利息供慈禧修园。
李鸿章加入挪款行列的第二个原因，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李鸿章本是清廷中最具危机感的大臣，但随着“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的到来及北洋海军成军，在一片夸赞声中，他也开始飘飘然，感觉“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可摇之势”。1894年7月大战爆发近在眼前，他仍认为“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早年对日本的高度警惕，变成了晚年的昏庸和麻木。
当初筹建海军最力的人，后来腾挪海军经费最力。当初反对修园最力的人，后来别出心裁暂借、直拨、挪用、吃息筹资修园最力。
这种极其矛盾复杂的现象，还出现在李鸿章的反对派、光绪皇帝师傅翁同龢身上。他是甲午战争中激烈的主战派，也恰恰是此人，和平时期异常坚定地克扣、停发海军经费。翁同龢如此行事，既有多年与李鸿章深结的宿怨，更来自满族中央权贵对汉族封疆大吏的排斥。在翁同龢等一批满族权贵眼中，北洋水师是李鸿章的个人资本。削弱李鸿章，就要削弱这支舰队。“主战”与“主和”的争斗，不过是由承平延伸到战时的官僚倾轧。
斗来斗去，吃亏的只能是夹在中间的海军。在内外利害纵横交织的形势下，谁也不会将主要精力投入海军建设。一个政权将如此多的精力、财力用于内耗，无法有效迎接外敌的强悍挑战。
失败绝不仅归于船速炮速
一支在歌舞升平中悄然断送的海军，其震惊中外的覆灭绝不仅归于船速炮速
从软件方面看，北洋海军建立之初参考西方各海军强国，制定了周密的规程。其中囊括船制、官制、武备等方面，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严格的要求。北洋舰队前期训练相当刻苦，监督甚严，有严格的要求和训练。
从硬件上说，“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直到大战爆发前，仍然是亚洲最令人生畏的军舰。在火炮方面，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数量占优，同时因中口径炮多为速射炮，所以在火炮射速方面优势明显。但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的数量优势同样不小。再看船速的比较。日舰平均航速快1.44节，优势并不很大。有人说北洋舰队10舰编一队，使高速舰只失速达8节，不利争取主动。其实日本舰队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舰，舰队整体失速不在北洋舰队之下。
黄海海战前的北洋海军，从表面看软件硬件都具有相当实力。清廷正是出于此种自信，在丰岛海战之后毅然对日宣战。日本精心策划了这场战争，但面对北洋海军也没有必胜把握。
但当战场不再是操演场时，平日训练的差异便立即显现。
面对逼近的敌舰，北洋舰队首先在布阵上陷入混乱。提督丁汝昌的“分段纵列、掎角鱼贯之阵”，到总兵刘步蟾传令后，变为“一字雁行阵”;随后交战时的实际队形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时间不长，“待日舰绕至背后时清军阵列始乱，此后即不复能整矣”。这种混乱致使今天很多人还在考证，北洋舰队到底用的什么阵形。
其次，还未进入有效射距，“定远”舰首先发炮，不但未击中目标，反而震塌主炮上的飞桥，丁汝昌从桥上摔下严重受伤，首炮就使北洋舰队失去了总指挥。黄海大海战持续四个多小时，北洋舰队“旗舰仅于开仗时升一旗令，此后遂无号令”。战斗行将结束，才有“靖远”舰管带叶祖圭升旗代替旗舰，升起的也是一面收队旗，收拢残余舰只撤出战斗而已。
第三是作战效能低下，击之不中，中之不沉。激战中掉队的日舰“比叡”冒险从我舰群中穿过，“来远”舰相距400米发射鱼雷，不中，让其侥幸逃出。目标高大的“西京丸”经过北洋海军铁甲舰“定远”舰，本已成射击靶标，“定远”发4炮，2炮未中;“福龙”鱼雷艇向其连发3枚鱼雷，也无一命中，又让其侥幸逃出。
北洋舰队官兵作战异常英勇，但对军人来说，胜利没有替代品，很多东西仅凭战场上的豪壮不能获得。
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环境中，军风严重毒化。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实际情况是“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水师最高指挥者丁汝昌，在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
章程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
章程规定的舰船保养也形同虚设，保养经费普遍被挪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谈过他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
至于舰船不作训练而用于它途，已非个别现象。如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等。在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腐败风气蔓延，训练则弄虚作假。
大战之前，“定远”、“镇远”两艘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3枚，唯练习弹“库藏尚丰”。一年前李鸿章已知此事，“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无人落实。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军风腐败的结果，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力图隐瞒这一代价，就要谎报军情。
丰岛海战，“广乙”沉没，“济远”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丁汝昌却报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是我方仓促开炮震塌飞桥的结果，上报却成“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实则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致远”在沉没前也未曾“将来船攻沉”。
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等五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给予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之中，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误判。
越是艰难处境，越考验军风、军纪。北洋海军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荡然无存。
首先是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
其次是有组织的大规模逃逸。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北洋海军十艘鱼雷艇在管带率领下结伙逃跑，最后“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就这样丢脸地毁灭。
最后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营务处道员牛昶炳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面对全军崩溃的局面，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
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官兵“恐取怒日人也”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显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牢记教训，而非掩埋教训
一支被人惋惜了一百多年的海军，对其教训的挖掘往往又伴随着掩埋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它又是近代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鸦片战争之后，国人皆知西方专恃坚船利炮，无坚船利炮要割地赔款。北洋成军，船不可谓不坚，炮不可谓不利，为什么反而更大规模的割地赔款？
从失败一刻起，当事者就开始诿过别人，洗刷自己。
丁汝昌曾向李鸿章报告说，“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遁逃，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认为败战就因个别将领的怯懦逃跑。
李鸿章则间接诿过于清廷：“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船，兵船果可恃乎？”这是最早的经费不足失败论者。
清廷则将责难集中在李鸿章身上：“满清文武，均议李鸿章应负陆海军战败之全责。”以为李鸿章只知避战保船，导致战败。
这些观点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不妨提出几种假设。
假设一，北洋水师皆有邓世昌之勇，如何？
自从战争与人类社会相伴以来，还没有哪一种力量像海军这样，尤其检验一支军队的整体实力。也没有哪一种兵器像军舰这样，每一个战斗动作的质量都是全体成员战斗动作质量的总合。同治年间有人仔细观察过西方海军的训练：“??每船数百人，终日寂然无声。??不但无故无一登岸者，即在船亦无酣嬉高卧之人。枪炮、器械、绳索什物，不惜厚费，必新必坚，终日淬励，如待敌至??虽王子贵人，一经入伍，与齐民等，凡劳苦蠢笨事，皆习为之。”真正的战斗力，只有这样产生于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训练、严谨的作风形成的整体合力。一支平素疏于训练却精于应付的舰队，战时无论怎样英勇，也难整合成整体合力。
假设二，北洋水师经费充足，多添快船快炮，如何？
持这样想法的人，仍以为北洋舰队败于装备性能，败于经费不足。同是主力舰，只备有一两枚主炮实弹去作战的海军，给它再强的兵器也归于无用。同是鱼雷艇，我方管带率艇冲出港外争相逃命。日方艇长铃木贯太郎却冒死率艇冲入港内，并创下世界近代海战史上鱼雷艇首次成功夜袭军舰的战例。其中的差距，不是船速炮速能弥补的。单就军事来说，甲午海战中最令人铭心刻骨的结局，莫过于庞大的北洋海军舰队整体覆灭的同时，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未
篇二：甲午的殇思 ——写在两个甲午之年
甲午的殇思 ——写在两个甲午之年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历来看重六十年一轮回的甲午之年。 1894-2014，两个甲午之年了！
发生在120年前的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道惨痛的伤痕。然而，岁月的皱纹常常将历史无情的淹没。
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它总是以自己的逻辑来给人以深邃的启迪。透过黄海海面上那弥漫的硝烟，透过那一本本历史书，我们能从已尘封了120的这场战争中，获得几多感概，几多启悟，几多忧虑，几多警示。
1894.7.25，一个不平常的日子，日军以偷袭大清帝国的运兵舰队为发端，不宣而战，挑起了蓄谋已久的甲午中日战争。
从黄海激战到鸭绿江的溃败，从大连的陷落到旅顺的屠城，从大东沟决战到威海卫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再到《马关条约》的签订，最后以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赔偿两亿两白银，以及不计其数的附带条件而告终。用历史书上的话说，这场战争大大的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进行了32年的洋务运动就此宣告破产。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中国战败后中国不乏像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有识之士，他们主导了戊戌变法，但它也在旧政治封建利益和其享有者的联合反对，抵制绞杀下，前后仅余百日便宣告破产。
百川东去，物是人非。回首甲午，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历史的走向，而且深刻的影响了亚洲的发展进程，直到今天还有挥之不去的影响。两个甲子年之后，世界仍然复杂多变，我们的周边仍不得安宁。东海，南海依旧风云诡异，波叠浪涌。今天钓鱼岛问题依旧余波未平，屡起争端。今天怎样才能防止甲午战争的悲剧重演？中国梦，强军梦能不能实现？面对这一沉甸甸的历史拷问，我们应该交出一份无愧于历史的答卷！
一百七十多年的沉痛的中国近代史，为现在中国实现中国梦提供了沉痛的历史警示。习主席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反映了中共人民的百年夙愿和共同心声，展现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但同时也面临着风险与挑战。
“惟其艰难，才显勇毅；惟期独行，才弥足珍贵。”今天的改革无论是利益的调整，还是机制的转型，肯定都要涉险滩，啃硬骨头。利益固化的藩篱不打破，机制的缺陷不克服，改革就“深”不下，“化”不了。“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改革如逆水行舟，再硬的骨头也得啃，再深的浅滩也得涉。只要有“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精神，以及强大的勇气和超常的胆识推进改革，才能开辟一片新天地，谱写中国梦，强军梦的新篇章！
篇三：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1-15)
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1-15) 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就是压在中国人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今年，又逢甲午。
中国，又被触痛。为了痛定思痛，为了痛定思痛，为了噩梦不再搅碎好梦；为了坎儿不致成为跨不过去的鸿沟；为了伤口不再被戳，为了流泪的人不再流血，为了流血的人不再流泪———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与《参考消息》联合推出“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大型专题报道，将连续刊发金一南、丁一平、皮明勇、肖裕声、罗援、彭光谦、孟祥青等一批军事研究领域名家大腕
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成果、心血文章。同时，新华网、新华社新媒体中心、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及其手机电视台等也将同步展开集成报道。
舒健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教授，军事学博士，大校军衔。
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对中日两国历史命运、对东亚战略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站在新的甲午坐标上回望过去，是为了让历史的智慧之灯照亮未来，让我们对未来看得更远、更准，以便更好争取和平美好的明天。>>
一、构建顺应历史潮流的大战略
甲午战争的失败，首先是清王朝维护其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安全战略的失败。
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调整、大洗牌的时代。西方列强以工业文明为核心，依靠近代化的军事力量，掀起掠夺瓜分世界的狂潮。面对这样复杂的战略环境，如何维护并发展自身的利益，是对清王朝战略能力的巨大考验。
但是，清王朝驾驭复杂环境的战略能力极为薄弱。
首先，在长期专制思想禁锢下，当时中国人的活跃思想被牢牢桎梏、扼杀，每一名社会成员都如同带着沉重思想镣铐的囚徒，已经完全缺乏时代迫切需要的战略创新能力。
其次，清王朝长期闭关锁国昧于历史浩浩潮流，很晚才认识到外来威胁是来自海上，很晚才认识到海上威胁绝非海盗行为，而是对整个王朝和制度的挑战。
第三，当此转型关键时期，最需要一个雄才大略、胸怀天下的领袖及其团队的筹划和决断时，运转200多年的大清王朝却正走向没落，权力核心昏庸无能，缺少必须的战略统筹能力。
第四，政治体制僵化落后，官场上下人人各怀鬼胎、尔虞我诈，早已失去战略执行能力。正如曾出使中国的日本政治家副岛种臣所谓：“中国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无践言之事。” >>
二、先行者将超额取得战略红利
鸦片战争后，当清政府真正感到西方文明优越性和国家安全严峻性后，开始了以军事近代化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不幸的是，变革主张从未被提升至王朝大战略层面予以重视。所谓“洋务”，在宫廷满汉全席上还算不上主菜。
因此，甲午战争前搞了30年的洋务运动，几乎是军事变革单骑独进。而在军事变革领域，也不过是围绕着军事装备和技术打圈圈——铁甲舰是一座座守卫要塞的移动炮台，海军不过是陆军的海岸警备队??既没有充分利用海军的主动性、机动性、进攻性，在战争中夺取制海权，也没有考虑海军舰队与国际战略之间的协同、海军建设与本土产业发展良性互动等战略问题。
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落后，不是将士在战场上拼命作战和流血牺牲能够弥补的，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少数顽固派的破坏。事实上，落后保守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心理，是阻碍中国军事变革强大的社会基础。一些所谓的反动派，不过是这一社会基础的产物和代表。如果没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基础，顽固派不可能发挥强大的破坏作用。 >>
三、战争全面考验国家精神意志
战争中，日军后勤补给困难。平壤战役中，日军只有够吃两天的干饭团和少量弹药，作战两天以上就只能放弃进攻。但交战仅一天，清军主帅叶志超即率队逃跑，将堆积如山的
枪弹物资留给日军。缴获的粮草如雪中送炭，成为日军的强心剂。其中仅军粮一项，足够进攻平壤的日军14000人一个多月所需。
旅顺号称“远东第一要塞”，令日军望而生畏。日军进攻其中的和尚岛炮台时，有的士兵将行李托付给战友作为遗物，有的将烟卷分得一支不剩，也不带午饭和干粮，不望生还。然而，日军花费近8个小时，屏息潜行攻进炮台时，清军早已踪迹全无。日军指挥官叹息说：若此炮台为我军把守，一个中队可阻挡百万之敌。
甲午一战，清军中不乏英勇将士，但更多是“养兵千日，用时一逃”的景象。清军大多不知道为谁而战？为什么去战？这些怯懦表现，实为当时中国政治、社会生态的一个缩影。 >>
四、大战略迫切需要强大的军队
甲午惨败对中国的震撼，超过近代以来任何一场对外战争的失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因外患而遭受的每一次失败，都产生过提前醒悟的先觉者，但大多数人依然在昏昏沉睡，没有社会意义的群体跟进。当连一个小小的日本都逼得中国割地赔款之际，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顿然弥漫整个华夏大地。中华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因此开始！甲午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大灾难，但是它具有积极意义：促使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何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回顾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百般屈辱，复兴之意于“国”，实为复兴其繁荣、先进与胸怀；于“民”，实为复兴其自尊、自信与自强；于“世界”，实为复兴其贡献、楷模，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
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却刻意歪曲，认为中国是试图复兴历史上的武功、版图抑或“不可一世”，并炮制出内容更丰富的“中国威胁论”。 >>
（十四）清廷同样输在国际法运用上
邢广梅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
对一个人、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而言，犯错误不太可怕，可怕的是重复犯错误。曾经成为近代中日两国命运转折点的甲午战争重新摆在我们面前，促我们深刻解剖、反思与自省，不仅仅是因为120周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更因为中日两国又分别站在了各自前行的十字路口。
如何对待历史、反思自我，成为影响两国未来走向、
相互关系以及亚太地区稳定与繁荣的关键。 >>
一、反思历史，有助我们深化改革
120年前，日本奉行的是海外扩张战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终结了日本的扩张，剥夺了日本占领的别国领土。100多年后的日本，和平主义衰退，军国主义还魂，扩张战略被重续，南千岛群岛、独岛、钓鱼岛以及东海油气开采等，成为当下日本战略实施的新着力点。对这样一个曾经侵略扩张成性、让亚太人民深受其苦的国家，西方一些国家却往往采取了宽容态度。而对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历史上曾多次遭日本侵犯的中国，他们却抱有一定的成见，认为日本“文明”优于中国。追根溯源，还要从甲午战争说起。当时，日本为了摆脱外国强加的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要求，选择了体现西方价值观的国际法体系改造自身，获得了西方国家的承认与接纳，成功实现“脱亚入欧”。在战争爆发以及结束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日本借用国际法话语体系，标榜美化自己、抹黑诋毁清军，给自己贴上“文明”的标示，给中国贴上“野蛮”的标签。可以说，甲午战争中，清廷本质上输于制度建设，直接输于军事方面，同时也输在对国际法的理解、运用及话语权争夺上。 >>
二、借助国际法，日本登上“文明”客船
甲午战争爆发前后的所谓“国际社会”是有特定意义的，其以欧洲为中心、由主权独立的欧洲国家组成，进而形成一套体现西方价值观、有约束力的近代国际法规则体系。基于此的国际社会，又被称做“国际法共同体”或“文明共同体”。而在“文明共同体”之外的国家则被划分为“半开化”（波斯、暹罗、中国、日本等）和“野蛮”（其他国家）国家两
类，不享有国际法人格。这些国家与“文明共同体”国家只能签署不平等条约，被施加最惠国待遇、租界、领事裁判权等;而要摆脱这种束缚，只有进入“文明开化”进程，由“半开化”或“野蛮”升级为“文明”。其“文明”标准有四个：有效的政府体制;能够保护其管辖下的生命、自由、财产（主要是外国人的）;国内法律体系健全;积极参与国际会议、加入国际公约，遵守包括战争法在内的国际法。
日本选择“脱亚入欧”道路后，即按照西方国际社会的上述标准改造自己。为此，明治政府确立了“文明开化”国策，派出大量政要学者去欧洲考察和学习国际法，并努力学习和运用国际法的“工具性”特点，学会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益”。1894年8月1日，日本天皇在对华宣战的诏书中，便高举起“日军将遵守国际法”的旗号;战争中，日本发行《万国战时公法》等手册指导日军作战，并随军配备法律顾问;其后，又出版《媾和类例》指导日本与清政府谈判媾和，发行《干涉及仲裁、战使、降伏》应对三国干涉还辽。
甲午战争后，日本又极力宣传其“遵守国际法”。如陆军第二军随军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在欧洲出版法语著作《日清战役国际法论》及相关文章，海军法律顾问高桥作卫在英国出版英文著述《中日战争中的国际法案例》及德语版评论集，并将该书提交给国际法协会使用。这些著述采取实证方法记述了如下“事实”：滞留在日本的清国臣民及财产受到日本政府的保护;日本军队对战争中误伤的中国居民予以救护并提供饮食照料，对中国居民财产秋毫无犯，救护受伤俘虏，对中立国的国民与财产予以保护，极为关注占领地公众卫生，日本红十字会不偏不倚救助中日两国士兵等。 >>
三、应对迟缓，清廷被贴“野蛮”标签
与中国作战的日本，在宣扬自己是“文明”之师的同时，忘不了抹黑中国，而中国对此几乎没有回应。 首先，日本刻意渲染战争的动机是：为了帮助朝鲜实现“独立”，阻止清政府武力干涉，被迫开战。将一场蓄谋已久的掠夺性战争粉饰成“文明对野蛮的战争”，给清廷贴上了“野蛮”的标签。
其次，在记述与清军的作战细节时，日方极力渲染和抹黑清军。高桥作卫称：中国政府命令击沉所有日本船舶（但却举不出任何击沉民船的例子）;中国不仅杀害战斗人员，还杀害战争爆发后滞留在华的非战斗人员（实际是为日军提供情报的奸细）;有贺长雄则说：中国是一个“文明未开化”的国家，其士兵虐待、虐杀甚至肢解日军伤病俘虏。所以，日本面临的是一个“不承认战争法，不对敌国国民的私有财产制定规则，不试图对其军队的抢劫和纵火暴行采取任何限制措施的国家”。日方塑造了“中国人在战争中不遵守国际法，其举动不符合‘文明’标准”的“野蛮”形象。 >>
四、赢得公平，需要加强法制建设
今天，曾经误导西方主流认识的日本著述依然安静地躺在世界各大图书馆，影响着新一代的年轻学者，对它的谬误至今未有中国学者“纠偏”;曾经掌握东亚国际法话语权的日本浸染于西方意识形态一个多世纪，对国际法运用的娴熟程度远胜于当年，其对钓鱼岛主权归属的狡辩、对子乌虚有的火控雷达照射事件的炒作、对中国舰机合法通过第一岛链海峡水道的虚张声势，都需要中国去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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