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披巾》中被迫害者的伦理抉择 本文关键词：披巾，伦理，抉择，被迫
《大披巾》中被迫害者的伦理抉择 本文简介：1、引言 辛西娅·奥齐克（CynthiaOzick，1928-）是当代知名的美国小说家。短篇小说《大披巾》（TheShawl）是奥齐克最负盛名之作，讲述了二战期间一位母亲同自己的孩子和外甥女在纳粹集中营所遭受的非人待遇的故事。在短小精悍的描述中，读者得以窥见战争所造成的人性的泯灭和死
《大披巾》中被迫害者的伦理抉择 本文内容：
1、引言
辛西娅·奥齐克（Cynthia Ozick，1928-）是当代知名的美国小说家。短篇小说《大披巾》（The Shawl）是奥齐克最负盛名之作，讲述了二战期间一位母亲同自己的孩子和外甥女在纳粹集中营所遭受的非人待遇的故事。在短小精悍的描述中，读者得以窥见战争所造成的人性的泯灭和死亡的孤寂。国内外学者对《大披巾》进行了多方位的解读，主要从创伤、叙事艺术、犹太主题和伦理学等角度进行探究。不过，纵观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来进行解读的期刊，发现学者们主要是从罗莎的母亲身份出发来探讨她面临的伦理两难并评价其所做的伦理选择。尽管小说中突出表现的是罗莎的母亲身份且对其他人物的描写并不多，但罗莎作为斯特拉的姨妈这一身份以及其他被迫害的犹太人的伦理选择也值得深入探究。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当时的伦理环境出发，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下解读《大披巾》中被迫害者的伦理抉择，以期更为全面地探究人性在面临生死抉择时刻的发展走向。
2、伦理环境导致不可避免的悲剧
《大披巾》中的伦理环境造成了诸如玛格达、罗莎等犹太人民的必然悲剧与无尽创痛。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聂珍钊，2010:14）。不少读者对玛格达之死扼腕叹息，并认为她的死亡有很大程度上是自私的斯特拉拿走大披巾以及嗜血的纳粹军人的戕害等主观原因造成的。诚然，玛格达之死的导火索是大披巾被抢走，但当回到《大披巾》中的伦理现场并深挖致死原因时，笔者发现这一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避免的。反犹主义在二战时达到顶峰，约有600万犹太人被纳粹迫害至死。1933年至1945年间，犹太人成为被上帝抛弃的“选民”，受尽苦痛却无法获得救赎。纳粹集中营是“一个没有怜悯的地方”，不停刮着“带着片片黑灰的恶风”（奥齐克，1994:56），恶风里裹挟着生化武器的缕缕黑烟，飘散着尸体被焚烧的碎屑与恶臭。这恶风不仅吹得眼睛不停流泪，而且吹得人心不断流血。身为“刀俎”的犹太人连活着都成为奢望，更无法去奢想未来会如何。
玛格达就是一个出生在这种环境中的婴儿，纵使身上流淌着德国人的血，却仍旧逃脱不了被戕害的结局。从小说字里行间的描述中，不难推测出犹太后裔玛格达拥有德国人的血统。玛格达的小脸圆圆的，“眼睛如蓝天般清澈，光滑柔软的毛发是浅黄色的。你简直可以说她是他们的娃娃”（奥齐克，1994:56）。玛格达的蓝眼睛、浅黄色的毛茸茸的头发等外貌特征同母亲罗莎完全不同，而这些美好样貌恰恰符合欧洲白人的体态特征。同时，鉴于罗莎身处纳粹集中营，除去和她一样被迫害的犹太人，四周只剩下如狼似虎的纳粹军人。此外，斯特拉常在默默注视玛格达时称其为“日耳曼人”（奥齐克，1994:56），这一切都间接证实了：玛格达是罗莎被强暴后所生的孩子，其父亲是集中营中看管犹太人的德国纳粹军人。纵使玛格达身上流淌着德国人的血，却是种族与血统混杂的“产物”，而这正是当时的德国元首希特勒言令禁止的。“人是一种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组成”（聂珍钊，2011:1）。兽性因子是一种非理性的因素，压制了人性因子，使人沦为毫无理智的野兽，无法分辨善恶，成为“没有灵魂的人的空壳”（聂珍钊，2011:10）。种族和血统本无优劣之分，但深受狂热好战者煽动的德国军人们早已丧失人性，任由兽性因子完全操纵头脑和身体，做出了种种令人发指的恶行。在迫害者眼中，同罗莎一样千千万万流着犹太人之血的女人们是仅供发泄性欲的工具。同时，如同玛格达一样“不受上帝祝福”的婴儿一旦被发现，等待他们的除了被折磨至死外，没有其他结局。
回到二战全面反犹这一历史背景上解读《大披巾》，从上述伦理环境中得以知悉人性处在一个完全沦丧的时期。在该种伦理环境下，小说中的被迫害者罗莎、玛格达、斯特拉等犹太裔的悲剧注定会发生。当时那些诸如纳粹军人等的迫害者丧失人性，变成嗜血的野兽，他们所做出的种种有违伦理的选择却又符合其伦理身份。面对生死抉择，被迫害的犹太人做出了何种伦理选择呢？
3、被迫害者的伦理选择
3.1、罗莎的伦理选择
罗莎拥有两个伦理身份，其一是玛格达的母亲，其二是斯特拉的姨妈。无论作为上述两个伦理身份中的哪一个，罗莎都是家庭中仅存的长者，肩负着保护幼者的责任。作为一位身处困境、遭受非人折磨的母亲，罗莎爆发出了全部的力量来保护孩子，是尽职尽责的好母亲。在食物极度紧缺、生存面临威胁的情况下，“身子越来越没有分量”的罗莎选择“几乎把自己的吃食都给了玛格达”。放弃食物意味着放弃生的希望，罗莎丝毫没有考虑自己的生存需求，这种牺牲源于伟大的母爱。此外，她想尽一切方法掩藏玛格达的存在，用大披巾紧紧地包裹住她，并且“睡觉时把屁股紧挨着玛格达的身子”（奥齐克，1994:56），生怕孩子会溜出去。所有的举动都显示出罗莎对玛格达无时无刻的高度保护。纵使玛格达是自己被强暴而生出的孩子，罗莎也深爱着她。当发现玛格达暴露在危机四伏的点名区，罗莎先去营房取大披巾，接着跑去追回玛格达，用披巾来遮蔽孩子。她在黑暗中“不费力气便找到了披巾”并一把扯下，“飞跑起来——她能飞，她只不过是空气——她飞进点名区”（奥齐克，1994:56）。从上述一连串的描写中，能够感受到极度虚弱的罗莎的焦急心态。出于母性本能，罗莎能一下子在黑暗中找回披巾并“飞”去找寻玛格达。但是，在与“死神”赛跑的过程中，她没能胜利。一切为时已晚，罗莎眼睁睁看着自己殚精竭虑保护了十五个月大的小宝贝儿被纳粹军官抛至带电的铁丝网而亡。可是，她不动也不叫，因为“如果她跑的话，他们[纳粹军人]会开枪的，如果她去捡玛格达的柴火棍似的尸骨，他们会开枪的，如果让她沿着她骨架子升上来的狼般的痛苦的尖叫爆发出来的话，他们会开枪的”（奥齐克，1994:57）。罗莎唯一能做的只不过是“搂住玛格达的披巾，用它堵住自己的嘴，往嘴里塞进去，使劲地填进去，直到她咽下狼的尖叫”（奥齐克，1994:57）。在面临救不救玛格达这一伦理选择上，作为母亲的罗莎选择了救。在是否抢回玛格达的尸身或公开表达苦痛这一两难关头，罗莎选择了“自动消声”。此时，“人性因子”在罗莎的身上发挥出最大的效用。罗莎因为母爱而选择救孩子，同时因为理性而选择抑制自己蚀骨的丧子之痛。
亲眼见证孩子之死却无能为力的罗莎，做出了符合当时历史环境的最佳抉择。在玛格达已然遇害，无论做什么都于事无补的情况下，罗莎能够做到理性地保全自己，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罗莎是一个好母亲，却不是一个合格的姨妈。罗莎“看到骨瘦如柴的斯特拉，毫无恻隐之心”（奥齐克，1994:56），并且不止一次地“相信斯特拉盼着玛格达快死，她[斯特拉]可以啃她[玛格达]的小屁股”（奥齐克，1994:56）。由于身处毫无人性的纳粹集中营，无法自保的罗莎把所有的精力与爱都给了玛格达，自然无法给予外甥女足够的关爱。此外，当感受到斯特拉对自己孩子的妒意和敌意时，罗莎对斯特拉的看法有了转变。她没有正面引导斯特拉学会如何去爱，而是置之不顾并有意无意地提防外甥女。当两种伦理身份产生冲突时，罗莎选择了母亲这一伦理身份而放弃了作为姨妈的伦理身份，她更为偏爱自己的孩子玛格达而忽视甚至有意地疏远外甥女斯特拉。鉴于当时非人的伦理环境，罗莎的选择可视为一种母性的本能反应。二者无法两全时，根据亲疏进行取舍的罗莎是可以被理解的。
3.2、斯特拉的伦理选择
玛格达之死的导火索是斯特拉抢走其大披巾这一伦理选择。在文中，斯特拉是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女，可以依靠的亲人只有罗莎姨妈。由于玛格达的诞生，姨妈罗莎不仅把宝贵的食物留给了玛格达，而且把原本属于斯特拉的独享之爱尽数剥离并转至玛格达身上。从生理上而言，少女斯特拉正处于青春发育期，急需营养的供给，所以她饿极了并且“什么都不给”玛格达 （奥齐克，1994:56）。从心理上来看，斯特拉极度渴望获得家庭的关爱和温暖，她既艳羡玛格达能被大披巾所保护，又对其夺走了姨妈的爱而衍生出嫉妒之感。此外，斯特拉知道玛格达流着德国纳粹军人的血，是罗莎被强暴后生下的婴儿。心中对纳粹军人怀有切肤之痛的斯特拉自然对“混血儿”玛格达十分冷淡，并且常自言自语称玛格达是“日耳曼人”。她对自己的小妹妹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爱怜之情，有的只是与日俱增的妒意。“人的理性与情感、理智和欲望之间存在着冲突”（宋仁希，2003:205）。当郁结的嫉妒感无处发泄，当内心变得冷酷，当寒冷侵袭而来，斯特拉的理性被情感取代，其理智被欲望战胜。斯特拉最终做出了抢走玛格达赖以生存的大披巾这一选择。斯特拉作为姐姐，并未履行好照顾妹妹的职责。其实，她完全可以搂抱着妹妹一块睡觉，但她只是自顾自地安稳躺于披巾上熟睡，弃玛格达的生死于不顾。在玛格达死亡后，斯特拉“一直很冷，一直冰冷。
寒冷进入了她的心头”（奥齐克，1994:56）。生性淡漠的斯特拉所做的伦理选择是二战时期纳粹分子的折磨导致的，是当时整个伦理环境造成的结果。斯特拉的伦理选择，从道德上而言是背离了犹太人的伦理；从历史背景上考虑，则有其合理的一面。
3.3、集中营中其他犹太人的伦理选择
被囚于暗无天日的纳粹集中营，不断遭受着屈辱与迫害的其他犹太人仍然保留人性的本真。在当时那个“吃人”的环境中，饱受折磨的犹太人面临着生存的困境，“进入到被强制性地接受统治和压迫的奴役生存的状态”（江畅，2004:429）。奥齐克曾描述集中营的环境：
“当他们谈到‘花’，谈到‘雨’，那是粪便，挺粗的一条条的粪便，还有从上铺缓慢地流下来的褐紫色的臭瀑布，这臭味同空气中弥漫的带油味的刺鼻烟雾混杂在一起。”（奥齐克，1994:57）。被迫害的犹太人压根没心思去欣赏营房外那充满活力与生机的夏日美景，也不在意“绿色草地上点缀的蒲公英和深色的紫罗兰”和“夏日蝴蝶的嗡嗡声”（奥齐克，1994:57）。他们唯一关注的是恶劣的生存环境，只能闻到尸体被燃烧时散发的恶臭。面临死亡威胁，人往往会为了自保而做出有违伦理的选择。罗莎心中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念头：“总有一天，有人会告发的；要不然，有一天会有人（不一定是斯特拉）把玛格达偷走并吃下去”（奥齐克，1994:56）。这一想法并非空穴来风。在当时的环境中，“吃人”不足为奇。尽管“吃人”违背伦理，却是不得已而为之。集中营里的其他犹太人，无法为罗莎、玛格达和斯特拉提供什么物质或精神上的帮助。在人人自危的时刻，大家选择的基本出发点是如何自保。不过，一直到玛格达死亡前，他们也没有向纳粹军人告发她的存在，也没有因饥饿而选择杀死她。“人性因子借助理性意志指导、约束和控制兽性因子中的自由意志，让人弃恶从善，避免兽性因子违背伦理”（聂珍钊，2011:10）。被迫害者能真切地感受到彼此遭受的苦痛，因此同在集中营的犹太人们选择了不去恶意地伤害弱者。他们的人性因子未被磨灭，理性得以留存。纵使“人性因子”尚存，其他被迫害的犹太人却无余力用“爱”主动地保护玛格达。从玛格达跑出营房这一事实，可以大胆猜想那时无人看护着这个尚未形成分辨意识的幼儿。也许玛格达是趁大家不在意的时候溜出去的，也许有其他原因。由于奥齐克并未在《大披巾》
中描述事情的经过，本文结合当时的伦理环境推断出玛格达在没有母亲陪伴的时候，是不被他人在意的。换言之，在人人自危的时刻，被迫害的犹太人们基本上是无法主动地去关怀弱小的。从这一点来看，尽管他们没有告发玛格达这个宝宝的存在，但未能践行犹太人自古以来秉承的团结互助的精神。他们疏于看管暂无母亲保护的婴儿，未能阻止玛格达的死亡。
4、结语
奥齐克借助描写《大披巾》中犹太人的悲惨遭遇，来折射二战时期整个犹太民族所遭受的磨难。“人性是一个伦理学概念，它是对人的属性趋善的描述”（聂珍钊，2015:16）。在善恶颠倒的时期，当人性即将泯灭的时刻，选择生还是死？选择保护自己还是拯救他人？这些道德两难无时无刻不在拷问那些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受难者。个人的伦理选择是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下基于各自的伦理身份而做出的。在《大披巾》中，罗莎选择倾尽全力保全孩子，同时能在玛格达死后理性地保全自己；斯特拉选择保全自己，没有考虑到“抢走披巾”这一行为会导致玛格达的死亡；集中营中其余被迫害的犹太人大多选择保留人性，避免恶意地对待弱者。反观纳粹分子的兽性，更凸显出小说中那些能够保留人性的被迫害者的难能可贵。通过解读《大披巾》中被迫害者的伦理选择，本文总结出人性是照亮黑暗世界，是带来光亮的宝贵“火种”，能将友爱和正义点燃。文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聂珍钊，2010:17）。奥齐克通过文学创作，将犹太人所受的苦难撕扯给世人看。她借助《大披巾》中罗莎和玛格达的悲剧，提醒读者在面对伦理两难时要谨记人性的重要性并严防体内的“斯芬克斯因子”失衡，以规避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而导致悲剧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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