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琼玲小说中的外省人形象及其意义 本文关键词：外省人，意义，形象，小说，王琼
王琼玲小说中的外省人形象及其意义 本文简介：在台湾，“外省人、闽南人、客家人之间的所谓‘族群矛盾’始终长期而顽强地存在”①，但导致其“始终长期而顽强地存在”的并非族群、省籍间的客观差异，而是“台独”势力的大肆炒作的结果，其目的在于“分化
王琼玲小说中的外省人形象及其意义 本文内容：
在台湾，“外省人、闽南人、客家人之间的所谓‘族群矛盾’始终长期而顽强地存在”①，但导致其“始终长期而顽强地存在”的并非族群、省籍间的客观差异，而是“台独”势力的大肆炒作的结果，其目的在于“分化瓦解台湾民众的中国、中华民族意识，在‘去中国化'’污名化‘中国的氛围中构建’台独‘势力鼓噪的所谓’台湾国‘’台湾民族‘的’认同政治‘”②。文学是“台独”势力的一把板斧。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台独”作家就渲染省籍矛盾，以悲情的笔调、怨愤的语气建构外省人丑陋、懒惰、贪心、残暴、抢占资源和不安于台湾等形象。众口铄金之时，趋之若鹜者、曲迎附和者、缄默回避者皆有之，但真正的知识分子敢于“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之不顾的人们和议题”③，他们数量虽少，声音虽弱，却能戳破黑幕，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王琼玲就是这样的本省知识分子。她在嘉义县梅山乡长大，是东吴大学中文博士、着名古典小说研究专家，现任中正大学教授“,被誉为 2009 年以来文坛最耀眼的一颗新星”④，其中篇小说《美人尖》“被誉为台湾的《金锁记》”⑤，由其改编的豫剧受到两岸戏迷的追捧。王琼玲以表现底层民众着称，作为被歧视，被排挤，被污名的底层人，外省人成为王琼玲密切关注的群体之一，在动辄会被扣上“卖台”帽子的时代，她以无比的勇气担起了为外省人代言的重任。
一、王琼玲小说中的外省人形象特征 在《老张们》（收录于《美人尖》，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初版）和《阿满的苹果》（收录于《驼背汉与花姑娘》，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初版）两个中篇小说中，王琼玲塑造了张太爷、张把总、张二爷、张三哥、四弟、老五、尾六儿、小七、张大隆等外省人形象，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省份，出身、教养、职业各不相同，但可笑的腔调、可怜的卑贱、可敬的品格构成他们共同的特征。
（一）可笑的语言 “他们来自天南地北……随身带来的很少，少到只有死不改口的乡音”,这“死不改口的乡音”成为他们撕不去的族群标签，“不只’鞋子‘与’孩子‘分不清',包子’和‘报纸’也没啥两样”的他们在本省人眼中是“真的是有够呆、有够笨！”他们“认真打拼去拜师学闽南语”“话一讲出来，离离落落又散喷喷，给人笑到腹肚疼”.
不仅腔调好笑，他们对语言的理解也令本省人啼笑皆非，本省人故意教去相亲的他们说“小姐、小姐！圆仔花！鼻头像苦瓜……”他们竟然真的说了，“当场把一个温温柔柔的美姑娘，气得蹬脚跳蹄，哭入去房间”,这些都成了本省人无聊时的笑料，每每讲起，“都笑到东倒西歪”.
（二）可怜的命运 王琼玲小说中的外省人全部卑微如同草芥，勾勒他们生命年轮的不是流畅、优美、弹性十足的曲线，而是弯弯曲曲、零零落落、断断续续的残丝废线。张太爷虽曾出身于“在山东可是呼得起风，唤得来雨，响当当的大家族”,但到台湾时竟只剩下他和总把子父子俩，总把子被时疫夺去性命后，他成了孑然一身的老人。二爷、三哥、四弟、老五、尾六儿、小七在大陆时就不富裕，“逃累了或退伍了”,只剩下“胡碴脸”“露脚趾的脏布鞋”,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虽然总把子一一为他们找到了饭碗，但生活仍是相当艰辛的：二爷为了上大学的养子以老迈的身躯给人抬棺材；三哥寄居在小学校的仓库，被赶走后不知所终；四弟的女儿在花季突然疯狂，两个儿子都娶不上老婆；尾六儿摆脱不了哥哥被炸死的梦魇，精神崩溃后割腕自杀；小七娶的却是个傻姑娘，一手拉扯大两个孩子，还要为儿子承担养育下一代的义务，终至绝望轻生；张大隆想娶个台湾妻子却被捉弄，想过个圣诞节却被禁止，想老家的孩子却只能抱着布娃娃喃喃自语……（三）可敬的品格 虽然王琼玲小说中的外省人命运多舛，但他们都有颗金子般的心。张太爷“叫儿子变卖掉最后的几两黄金，救活好几个身染肺痨、病得七荤八素的‘老乡’”.总把子在时疫暴发时把药省给老父，自己命丧黄泉，与二爷、三哥们非亲非故，却无偿为他们找到生计。二爷感恩图报，总把子去世后，他带着三哥、四弟们改姓张，替总把子承担起赡养张太爷的义务，听说妓女秋桂的不幸，立即答应娶其为妻，为养子克勤克俭，直到最后将大体捐献。三哥感情忠诚，为姊妻守身几十年。小七自杀前安顿好妻子的后半生，在大陆创办希望小学，在台湾设立文教基金，唯一没有考虑的是自己。张大隆兢兢业业，虽然自己衣衫褴褛，却经常替学生缴学费，带学生看医生，为学生买书包，送学生梦寐以求的大苹果。
二、王琼玲小说中外省人形象的意义 虽然王琼玲创作时，外省人题材小说已经很多，但她没有因袭前人，而是以自己熟悉的、自己家乡的外省人为原型，以悲悯和良知，塑造了新的外省人形象，这些形象是独特的、真实的、丰满的，其出现具有文学、历史和政治上的多重意义。
（一）构建了外省人形象谱系中的新典型 台湾小说中的外省人形象谱系由两大系列构成：外省作家小说中的外省人形象系列、本省作家小说中的外省人形象系列。
第一代外省作家小说中的外省人以白先勇《台北人》和桑品载的《岸与岸》中的人物为代表。《台北人》中的外省人大多是上层社会的官长、官太太和高级妓女，他们难忘在大陆时的风光，生活虽然依然安逸，但质量已今非昔比，因而时常感时伤怀、情绪消沉。《岸与岸》中的外省人以作者自己为原型，是先被国民党官兵欺负、上岸后又遭本省人欺骗的小难民，为活口，他成为国民党下层士兵，感受到了官长的关爱，主动参与偷袭大陆的行动，面对战友的尸首产生对内战的厌倦和反思。
第二代外省作家小说中的外省人以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和苏韦贞的《离开同方》中的人物为代表，两部作品中的外省人都是生活于眷村的中下层官兵及其眷属，他们大多坚信反攻大陆的神话，把台湾作为临时落脚之处，保持着原有的生活习惯和人际关系，自我封闭于外省人之中，时间的磨洗使他们慢慢失去反攻的信心，开始与本省人交往、通婚。其中，《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中的他们，落伍、古板，已经成家的与妻子、儿女沟通不畅，成为家中的多余人；未成家的在孤独难耐之下竟有猥亵小姑娘的下流，是二代外省人眼中可怜、可恼又可恨的怪人。《离开同方》中的他们大多很善良重情，与本省人相处和谐，其中有许多人熬到了解严之后，在台湾妻子的反对声和儿女的同情理解中，倾尽积蓄返回家乡或在香港见到原配和子女，然而对方的贫穷和衰老，以及彼此心灵的隔膜又使他们失望而归。
本省作家小说中的外省人形象系列可分成截然相反的两类。一类是自觉融入本省人的典型，陈映真的《将军族》中的三角脸为代表，他是流落于流动戏班的退伍老兵，同情本省女孩儿小瘦丫头的不幸遭遇，将退伍费悉数无偿送给了她，自己悄然离开，赢得了女孩儿的敬重和爱情，多年后重逢，双双为对方殉情。另一类是省籍分裂的“罪魁祸首”,以林央敏的《蒋总统万岁了》和利格拉乐·阿乌的《祖灵遗忘的孩子》中的外省人为代表。《蒋总统万岁了》中的蒋“总统”是罪恶滔天的极权统治者，他专制、狠毒、虚伪、无能，剥夺本省人的权利、霸占本省人的资源、愚弄本省人的感情，是本省人“不共戴天的仇敌”.在《祖灵遗忘的孩子》中，原住民被描述成纯洁、美丽、善良的羔羊，外省人则是吞噬羔羊的豺狼，像“我”父亲那样老迈、无能的外省人也能凭借“政治优势”娶到“我”如花似玉的原住民母亲，而“我”的母亲却如嫁入了狼窝，不仅受丈夫歧视，更受到眷村外省泼妇的欺凌，连“我”也被外省小孩儿孤立、凌辱。
王琼玲小说中的外省人无权无势、流落乡间、衣食无着；他们要为生计奔波，没有感伤的余暇；他们是家庭和母亲的依恋者；他们是国内战争的亲历者和受害者，对战争充满恐惧之情；他们得不到本省“嫩番薯”的青睐，只能娶到本省人不要的傻子、妓女和寡妇；他们人穷德高，非但从不恃强凌弱，而且扶助弱小、撒播仁爱；他们虽然操着外省腔，却努力学说着闽南话；他们从不轻视本省人，却在本省人嘲笑声中，主动融入本省人之中；他们既魂牵大陆的家乡，也热爱现在的家乡，寄望于两个家乡的共同繁荣。
这些外省人属于陈映真开创的生活于社会底层、赢得本省人好感的外省人形象系列，但又与前辈作家笔下的外省人形象有所不同，他们不是随遇而安、漫无目的的漂泊者，而是从大陆乡村来到台湾乡村的安土重迁之人；他们未赢得本省姑娘的浪漫爱情，只有苦涩的婚姻或终身的孤独；他们不是单枪匹马地苦斗，而是与其他外省人抱团取暖、互相扶助；他们比前辈经历的更多，也比前辈幸运，熬到了获准返乡的时刻，得以往返于双乡之间。他们是底层外省人的代表，其可笑的语言是他们的外在特征，可怜的卑贱是他们共同的悲惨命运，可敬的品格也是他们共同的道德品质，他们以鲜活生动的个性，真实再现了近七十年底层外省人的真实处境，是两岸分治以来由隔绝到互通这一典型政治、历史环境中的典型形象。
（二）表达了本省民众对省籍融合及两岸和平的渴望 文学形象是作家及其所属群体思想与心态的反映。《台北人》中外省人的凄凉与落寞反映了国民党上层人士赴台后对大陆生活的留恋和对未来的迷惘；《岸与岸》中外省人的惶惑与困扰表现了国民党下层士兵在“反攻”神话流行时对“党国”的信任与质疑；《离开同方》与《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是外省人备受攻击时，第二代外省人为父辈和同侪所做的辩护，传达的是他们对外省人地位的焦虑；《祖灵遗忘的孩子》表达了追求“转型正义”的原住民脱离汉人掌控、回归祖屋的愿望；《蒋总统万岁了》表露了“台独”分子推翻“外来政权”,实现“台湾独立”的图谋。
通过对外省人形象的塑造，王琼玲与陈映真一样表达了本省人对被夸大了的省籍矛盾的担忧以及消解省籍矛盾的愿望。与陈映真被贴上统派标签不同，王琼玲没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形态，她笔下的外省人形象更能代表普通本省人对外省人、省籍矛盾、两岸关系的看法。
王琼玲小说中的本省人与外省人有许多行为是一致的：《阿惜姨》中贫穷的本省人阿惜姨为路人提供免费茶水，穿着破衣烂衫的外省人张大隆为学生们买书包、付药费、送苹果；本省人阿惜姨在丈夫死于肺病时赶走儿女独自为丈夫送葬，外省人张太爷在儿子去世后不在人前掉一滴泪，并告诫老张们“任谁都不许哭”;《含笑》中的本省人含笑在驼背丈夫的殴打下养大子女，小七照顾着傻妻子并养儿育女……支撑这些行为的乃是两岸民间共同传承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中华文化精神。王琼玲并没有回避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差异，但在本省人和外省人一致行为的比衬下，这些差异变得无足轻重。
从对本省人和外省人相同品格的讴歌中可以看出，在王琼玲的心中，本省人和外省人都是中华儿女，都是中华文化的传承人，他们之间是平等的、相似的，不应彼此歧视、凌驾对方，而应该相互尊重、互助互爱。
在《老张们》与《阿满的苹果》中，不仅所有省籍通婚的家庭都其乐融融、毫无省籍芥蒂，就是普通本外省人之间也关爱有加，本省籍的乡长器重外省籍总把子的才华，本省籍阿满的父亲敬重外省籍教师张大隆，而外省籍小七也在本省设立文化基金，外省籍教师张大隆将全部心血献给了本省儿童。阿满说“:眷村小孩和本岛囝仔，既可以当死忠兼换帖的哥儿们，又可以是打得头破血流的死对头……哪有沟通不良过？”虽是童言，却道出了王琼玲对本省人和外省人相融的认识和坚定信念。
《老张们》和《阿满的苹果》均创作于两岸在“九二共识”下愈走愈近的时期。那些不报政治偏见、务实的本省人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两岸和平交往给台湾带来大量的商机、多种产业的繁荣和人民收入的稳定，而外省人因为具有连接两岸的先天优势，在促进两岸和平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本省人既同情外省人的遭遇，也能看到外省人身上的闪光点。在畸形的语境中，这些本省人大多不敢公开表明自己的真实想法，因此也就成了和外省人一样的“沉默的大多数”.王琼玲从小接触底层外省人，他们给她许多正面的影响，尤其是设立梅山文教基金的小七的原型，使她深知所谓省籍矛盾是被建构的谎言，产生了为外省人和多数本省人代言的使命感，同时，作为古典小说专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经常往返两岸的经历使她对两岸同根同源的体会格外深切，对两岸和平的渴望尤其强烈。于是，她以无畏的勇气塑造了普通本省人眼中可笑、可怜又可敬的外省人形象，他们是外省人形象谱系中的崭新形象，亦是外省人形象谱系中的新典型，通过他们，王琼玲代表多数沉默的本省民众表达了对省籍融合和两岸和平的渴望。
从王琼玲的外省人题材小说，更可见出她对本省人省籍及两岸思想的深刻认识，它们不仅具有文学的价值，也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现实意义，是值得两岸学者共同研究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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