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胡适与“现代评论派”关系的商榷 本文关键词：胡适，商榷，关系，评论
关于胡适与“现代评论派”关系的商榷 本文简介：“现代评论派”得名于同人刊物《现代评论》，是192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派别，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有着重要影响。而在具体的思想文化活动中，“现代评论派”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旗帜人物胡适也多有交集，但由于复杂的人事关系与史料本身的难以穷尽，二者
关于胡适与“现代评论派”关系的商榷 本文内容：
“现代评论派”得名于同人刊物《现代评论》，是192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派别，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有着重要影响。而在具体的思想文化活动中，“现代评论派”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旗帜人物胡适也多有交集，但由于复杂的人事关系与史料本身的难以穷尽，二者之间的关系历来颇受关注又充满争议。闻学峰先生的《创办人、编辑人还是撰稿人---胡适与〈现代评论〉的关系再探》（以下简称闻文）一文尽管在具体论证过程中探讨的是胡适与《现代评论》刊物的关系，但闻文最终却依据“胡适仅是《现代评论》撰稿人”的判断，而作出了“把胡适称为‘现代评论派’的骨干或领袖是有欠公允的，更是缺乏足够的事实支撑”的结论。我认为，这一结论以及闻文在具体论证过程中“直奔”自身观点而去的某些表述与阐发尚有可商榷之处。
一、关于《现代评论》创办初衷与缘起的商榷 在行文理路上，闻文是通过对胡适本人的著述、《现代评论》的创办缘起与过程，以及有关当事人的回忆等多个方面的综合考察，来探究胡适与《现代评论》的具体关系的。在对《现代评论》的创办缘起及过程的描述中，闻文认为太平洋杂志社之所以要求与创造社合作创办《现代评论》且能够达成合作，其中一个重要缘起是“《太平洋》的不少编撰人员像周鲠生、王世杰、石瑛、杨端六、皮宗石等虽名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实际上是国民党党员或与国民党具有深厚的渊源，他们受国民党的要求和资助而谋求在北京筹办新的报刊。”接着闻文又以陈西滢等四人谈及《现代评论》受国民党资助的细节性回忆文字为佐证，最终得出了一个“基本事实”:“作为《太平洋》主要人物之一的王世杰才是创办《现代评论》的真正核心人物，而国民党则是《现代评论》的真正后台老板，王世杰等人在国民党胡汉民、汪精卫、石瑛（当时也是北大教授）等要员的要求和支持下，组织《太平洋》的多数编撰人员并联合创造社创办了《现代评论》。”这一表述值得商榷。
首先，即便陈西滢等四人的说法总体上可信，但在逻辑上，由《现代评论》最初创办受到国民党资助并不能顺理成章地推绎出国民党是“《现代评论》的真正后台老板”,这一表述无法不让读者误以为《现代评论》是在国民党官方授意下创办的政党刊物。而实际上，王世杰、周鲠生、陈源等《现代评论》创办人的初衷是希望刊物能“成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在本质上，《现代评论》的创办是这批欧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为了实践其启蒙理想而争取话语权的具体举措，是他们在1920年代中后期的公共领域开拓自身言论空间的具体实践。该派同人希冀以自己可以掌控的《现代评论》为主要阵地，从教育、科学、文艺诸方面进行学理启蒙，同时广泛讨论时政，针对社会公共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对其时的知识界予以“批评指导”.
其次，上述“基本事实”完全抹杀了《现代评论》众所周知的同人刊物的性质与其独立不倚、不主附和的办刊精神。就同人刊物的创办而言，在思想观念或文化理念上志趣相近的主办者自愿结合、坚持独立，无疑是确保刊物同人性质的首要因素。《现代评论》的创办首先就是基于同人之间（包括原太平洋社与创造社成员）共同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以及参与社会的政治需要；而崇尚自由与独立的办刊宗旨，也使得《现代评论》一方面远离政治，颇具启蒙情怀与公共意识，另一方面又容纳了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文人，在政治上有左、中、右之别。因此，闻文认为国民党是《现代评论》的“真正后台老板”、而《现代评论》是应国民党要员的要求和支持而创办的观点，肆意夸大了《现代评论》对于国民党的依附关系，与《现代评论》在政治立场兼容并包的事实是相抵牾的。尤其是在“与国民党具有深厚的渊源”的王世杰任主编的北京时期，《现代评论》体现出了更为独立的自我意识，整体上显示出了较之上海时期更为明显的批判立场与更为进步的思想倾向。
第三，结合上下文语境来看，闻文实际上是通过对其所引用的范体仁回忆的“升级”性论述而得出了上述“基本事实”,范体仁曾在《王世杰与现代评论派》一文中说：“王世杰等人原有政治野心……筹谋发刊一杂志。……国民党右派中常委石瑛（蘅青）回到北京，亦主联合北大教授发行一刊物。”对此，闻文表示“范体仁是王世杰在北京大学的学生、曾担任过《现代评论》的编辑兼撰稿人，他的说法具有一定的可信性。”但实际上，范体仁《王世杰与现代评论派》一文中的颇多说法存在着与史实不符之处，例如范体仁回忆“一九二四年一月，创刊《现代评论》第一期”,“发行地点在北京吉祥胡同”,而实际上《现代评论》创刊于1924年12月，发行所位于北京后门内慈慧殿胡同的慈慧寺内，而并非“现代评论派”部分同人所居住的（东）吉祥胡同。更为重要的是，《王世杰与现代评论派》一文写于1964年，受特定历史 语 境 的 限 制，该 文 大 有 检 举、揭 发 的 性质，所谓“现代评论派则始终反动，没有一个时期起过进步作用”,“现代评论派的中心人物王世杰和胡适一样反动”[4]（P142-146）。这种“以论带史”、乖违史实的论述源于其时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和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因而论者将“现代评论派”与官方政权作了过分紧密的联系，对王世杰及胡适等作了有欠公允的评价，并且以偏概全地以个别同人的思想倾向与政治态度涵盖了整个派别。因此，闻文依据同样的逻辑，主要从王世杰个人的政治野心来判断《现代评论》的创办缘起与初衷，并将《现代评论》受国民党资助描述为以国民党为真正的后台老板，是并不恰切和得当的。
二、关于“现代评论派”政治姿态的商榷
在闻文中，作者为了说明胡适并未参与《现代评论》的创办、编辑，有如下一段论述：“在《现代评论》创刊前后，胡适与汪精卫等国民党政治大员虽有一定的联系，但交往不深且时有政治分歧，他仍保持着‘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姿态，不大可能接受国民党的要求去创办《现代评论》。”这一表述不仅强化了《现代评论》的创办是应“国民党的要求”的观点，而且间接地将胡适与“现代评论派”
同人的政治姿态对立化，从而造成了对于“现代评论派”政治立场的歪曲，因为客观地说，“现代评论派”同样在创刊前后与国民党“时有政治分歧”,“保持着‘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姿态”,乃至“《现代评论》、《新月》活跃的十年”,也成为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段难得的黄金时间”.
首先，在文化自由主义的层面，“现代评论派”同人深受英美现代文明的熏陶，希冀以其为参照，通过思想文化的变革来改造国民精神，重建民族文化，最终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评论派”是一个注重文化启蒙的自由主义知识者群体，而对文化启蒙及其功能意义的重视本身就包含了一种企图独立于政治之外、或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思想主张。因此，“现代评论派”力主远离政治，而以理性态度关注教育改革、学术发展以及文艺创作，以实现思想文化上渐进的改良。另一方面，即便是在涉及政治、谈论时局的文章中，他们也“基本上以独立的文化人的身份表明了他们的看法”,因此是在独立而不依附的立场上赋予了《现代评论》作为社会公器的担当精神。
其次，在政治自由主义的层面，“现代评论派”倾慕于在西方现代政治体制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自由主义思想，深谙自由主义历来均以摧毁专制权力，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为其核心价值和主导意识，在他们看来，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障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使个人能不受强制地享有诸如生命、自由、财产等特定的权利。因此，《现代评论》创刊伊始就以西方民主和法治思想抨击来自“权力”的专制行为，反对专制政府对普通民众利益的侵犯，以期保障个人自由的实现。对吏治的批评[7],对警治的反对，以及对国民会议的倡导[9]等等，都体现了“现代评论派”对独裁军阀专制统治的抗议。尽管“现代评论派”最终并未摆脱对政治的依附，但就闻文所设定的“《现代评论》创刊前后”而言，却是“现代评论派”的自由主义言论立场与政治立场最为鲜明和坚定的阶段。也正因此，《现代评论》在创刊不久即因其自由立场而冒犯了执政府，而被京师警察厅暗地查收[10].
第三，“现代评论派”的自由主义姿态不仅仅体现在该派与执政府之间构成了颇为紧张的关系，他们与国民党的政治分歧在《现代评论》创刊之初即已出现，这在对待1925年初召开的“善后会议”的态度上就有着充分的体现。由于执政府以其所颁布的《善后会议条例》妄图包办、操纵会议，并对孙中山所主张的国民会议运动进行抵制和对抗，因此，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拒绝参加善后会议。而“现代评论派”同人尽管并不满意段祺瑞执政府，认为“国家根本组织的事体”最终应由国民会议来决定[11],但同时他们又认为国民党提出的国民会议尚不具备召开的条件，应先召集一个预备会议，既制定出国民会议组织法，又为国民会议的召开造成民治局面[12],而善后会议正是这样一个预备性质的会议。因而他们对善后会议予以了充分的注意和督责，并积极呼吁“民党分子和负时望的名流也应参加”.
不过，赞成善后会议的召开并非意味着“现代评论派”拥护段祺瑞执政府，相反，他们对执政府在会议中的独裁专制行为进行了激烈的揭露和批判，并对善后会议的失败结局予以了完全的否定，认为段政府也“失掉了他的存在的理由”,这无疑显示了“现代评论派”的自由独立精神。因此，在《现代评论》创刊前后，“现代评论派”基本上不依托党派力量而存在，同样与国民党有着政治分歧，并保持了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姿态，依据后来“现代评论派”与国民党政府的妥协而忽视其未妥协前的独立不倚，并非实事求是的态度。
三、关于胡适与“现代评论派”关系的商榷 依据胡适只是《现代评论》“撰稿人”的关系梳理，闻文最终得出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把胡适称为”现代评论派“的骨干或领袖是有欠公允的，更是缺乏足够的事实支撑”的结论，闻文关于胡适与“现代评论派”关系的这一判断是值得商榷的。作为同人团体，“现代评论派”的主要凝聚本就不在于具体的组织或人事关联，而在精神上的志同道合。在人事维度上，胡适因未参与《现代评论》的创办与编辑，或许称不上“现代评论派”的骨干分子，但在精神维度上，用“领袖”来描述胡适与“现代评论派”的关系则是并不失当的。居于精神领袖的地位，胡适对“现代评论派”产生了更具实质性的影响。
首先，胡适个人的思想及人格上的超凡魅力吸引了“现代评论派”同人，使他们颇为信服地视胡适为精神导师或领袖。在“五四”思想文化界，胡适执牛耳的权威地位和显赫卓著的声望名誉对文化转型时期的“五四”青年有着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群体中，身负时望的胡适更是居于毋庸置疑的领袖地位，他的充分西化的思想观念与价值理念在《努力》、《现代评论》以及《新月》等同人群体中具有引导性的作用。并且，胡适充满魅力的人格精神也受到后者的推崇和景仰。他既身受西方文明的洗礼，又恪守传统的文人道德；既秉持士大夫的精神意志，又有着现代知识者独立的文化人格；既专注于文化建设，且成果丰硕，又关注时政，并产生重大影响力，这些人格魅力促使其成为了欧美派留学生群体中的楷模式人物，而作为北京大学的教务长和代理文科学长，胡适对主要聚集于北大、并与之私谊颇淑的“现代评论派”同人的影响就更为显而易见。“现代评论派”主将陈西滢在列举新文化运动以来代表着思想文艺贡献的十部（实为十一部）著作时便首推《胡适文存》，并将胡适誉为“新文艺、新思想的先锋”;[15]而《现代评论》一般也被视为胡适所创办的《努力周报》的继续，不仅两份刊物在时间上存在接续关系，作者群之间多有交叉，而且《努力周报》“谈政治”又“兼顾到思想与文艺方面”,[16]而《现代评论》同样以政论为主，兼及学术文化与文学，二者在办刊方针与刊物风貌上也颇有相似之处。
其次，胡适与“现代评论派”共同信奉的自由主义思想使得他们之间产生了必然的精神联系，以自由主义为精神导向和彼此间的心理共性，“现代评论派”近于自觉地凝聚于胡适所高举的自由主义大旗之下，并呈现出与其相当一致的思想形态与文化风貌。第一，胡适较为自觉地认同西方文化的个体本位传统，以个人主义为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和核心，早在文学革命之初，胡适即竭力宣扬易卜生的个人主义，呼唤个性解放与自由意志，并由此发展出对于思想自由的坚定信仰，进而反对政府法令对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的限制与破坏。而《现代评论》在创刊之初也随即宣告了“独立”、“不主附和”的精神与“不尚攻讦”的态度[2],实际上正体现了对于个人意识、主体自由以及独立人格的选择与尊重。他们不仅指出“政府不能抹杀一切异己的意见，他只可以让一切人都可以有发表意见实现意见的机会”,[17]并将“人民个个都有自由发展个人才能的权利，个个都有平均发展个人才能的机会”看作是自由、平等精神的体现[18].第二，胡适选择以思想启蒙为基本路径以实现其自由主义理想，注重以民主、科学思想启发民智，改造国民精神结构，从而为社会政治变革提供理想的文化道德秩序。他所创办的《努力周报》正是要接续《新青年》未竟的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事业，“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 文 艺 上 给 中 国 政 治 建 筑 一 个 可 靠 的 基础。”（P217）“现代评论派”也承接了“五四”的启蒙主义立场，希冀通过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促进中国文化的变革，从而建立与理想的社会范式相适应的思想文化根基。因此他们以《现代评论》为主要阵地，普及学术知识，宣传科学思想，鼓吹理性教育，倡导民治意识与法治精神，秉持以人为本的观念进行文艺创作，企图多侧面地进行思想启蒙与文化重建。第三，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在政治上主张改良主义，通过和平、渐进的改良实现政治革新，促进现政府日臻完善，最终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现代评论派”也反对激进的暴力革命，力主温和缓进的政治改革，他们既抗议当局的独裁专制统治，又反对以武力彻底推翻其统治，所谓“靠民众的力量来解决国事”“较之利用武力之政策毕竟安全而较有希望”,因此他们主张组织有规则和秩序的民众运动来实现民治，积极鼓吹代议制和国民会议，企图以英美政体为参照进行建立民主法治社会。
当然，“现代评论派”在思想上引胡适为同调，视其为精神导师，并不意味着亦步亦趋地追随胡适，他们在诸多方面有着与胡适相异的看法。例如胡适提倡“整理国故”,以再造新的文明，而“现代评论派”主将陈西滢则主张文学的革新只需“饮别国的甘泉”,“移植异方的花木”.又如胡适在文学上主张写实主义，倡导通俗明白的平民文学，而“现代评论派”则注重性灵与情感的抒发，认为真正的艺术家“只创造他心灵中最美最真实的东西，断不肯放低自己的标准，去迎合普通读者的心理”.然而，某些方面见解与主张的不尽相同正体现了自由主义者的独立精神与兼容并包态度，因而并不妨碍胡适仍然成为其精神领袖，总的来说，他们在价值理念、思想态度与政治立场上与胡适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评论派”曾被冠之以“胡适派文人”的称谓，胡适也被视为《现代评论》的后台老板。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闻文爬梳和考证了大量史料，但在材料的使用与具体论证过程中却有值得商榷之处。一是在对《现代评论》的创办初衷与缘起的描述中，闻文忽视了《现代评论》颇为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而将其与国民党政权进行了过于密切的捆绑，实际上显示了闻文并未摆脱长期以来由于“左”的干扰而附加在“现代评论派”身上的政治偏见。二是闻文将胡适与《现代评论》的关系限定在“创办人，编辑人，主要撰稿人与撰稿人”之中进行排除性分析，但在论述中，为了排除前三种关系，闻文过于撇清胡适与《现代评论》以及“现代评论派”在精神思想上的相通之处，甚至将二者对立起来，从而间接造成了对于“现代评论派”政治姿态的歪曲。而在整体上，闻文将“胡适仅是《现代评论》撰稿人”的关系论证作为文末判断胡适并非“现代评论派”骨干或领袖的逻辑基础，固然提供了论证所需的“足够的事实支撑”,但同时也体现了拘囿于史事考据而轻学理分析的倾向。闻文强调用证据和材料说话，避免了凌虚蹈空，矫正了以往对于胡适与《现代评论》关系认识的诸多误区，但过分归之于考据一途又导致了闻文未能在二者关系的本质层面契其要领，毕竟仅仅用“撰稿人”来描述胡适与“现代评论派”因之而得名的同人刊物的关系似乎是远远不够的，它也无法揭示出胡适与“现代评论派”更为本质的精神维度上的关联性。胡适没有具体参与过《现代评论》的创办与编务工作，确是史事真相，但这并不妨碍他仍以巨大的人格魅力和卓然的领袖气质对“现代评论派”同人产生不可忽视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旗帜人物，胡适对于同样奉自由主义为圭臬的“现代评论派”显然具有精神引领的作用，因此以“精神领袖”来定位胡适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较为准确和恰当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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