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郭沫若对沈从文的四次批判 本文关键词：郭沫若，抗战，四次，批判，从文
抗战后郭沫若对沈从文的四次批判 本文简介：郭沫若批评沈从文，是现代文坛的大事。 很多人指责郭沫若的批评导致了沈从文的改行，甚至哀叹一位优秀的作家就此消失了。这样的指责比较容易，但本着对历史负责的原则，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郭沫若为什么要批评沈从文？仅仅是因为个人恩怨或郭沫若容易冲动的浪漫气质么？ 现在我们关注的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批评
抗战后郭沫若对沈从文的四次批判 本文内容：
郭沫若批评沈从文，是现代文坛的大事。
很多人指责郭沫若的批评导致了沈从文的改行，甚至哀叹一位优秀的作家就此消失了。这样的指责比较容易，但本着对历史负责的原则，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郭沫若为什么要批评沈从文？仅仅是因为个人恩怨或郭沫若容易冲动的浪漫气质么？
现在我们关注的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批评，大多是《斥反动文艺》中那几句话。其实，抗战结束后郭沫若一共批评过沈从文四次，《斥反动文艺》是最后一次。这四次批评都事出有因，关系到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而不是简单的个人恩怨。
郭沫若对沈从文的第一次批评，是批评沈从文在1946年《从现实学习》中对以民盟为代表的国共之外的第三方面力量的误解。
在《从现实学习》中，沈从文批评了两种力量：一种力量为“在朝在野”“用武力推销主义寄食于上层统治的人物”;第二种力量指“在企图化干戈为玉帛调停声中，凡为此而奔走的各党各派”.《从现实学习》完成于1946年10月27日。10月，国民党在军事上攻占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安东，并准备单方面召开“国大”.共产党要求停战和谈，并坚持要求中共和民盟在未来的联合政府中占有14个国府委员的名额。民盟等第三方力量为国共和谈积极奔走，同时争取自己在未来的联合政抗战后郭沫若缘何批评沈从文□ 李 斌府中拥有发言权。可见，沈从文批评的第一种力量实际指正在进行内战的国共两党。而“为此而奔走的各党各派”当指以民盟和社会贤达为代表的第三方面力量。因此，《从现实学习》并非仅仅自言其社会重造的理想，而是介入了当时的政治纷争。
沈从文对闻一多的误解引起了普遍反感。在《从现实学习》中，沈从文用“愚人一击而毁去的朋友”来评价闻一多。他说闻一多固然值得尊敬，但没有死的人对国家更有意义。这一说法引起了民盟成员、闻一多和沈从文共同的学生、时任西南联大讲师的王康的愤怒。王康以史靖为笔名于1946年12月21日至12月25日在《文汇报》分五次连载两万字左右的长文《沈从文批判》，他笔带感情地驳斥说：“好一个‘愚人的一击'!谋杀闻先生的仅仅是’愚人‘一击可以遮掩的吗？
沈先生，你为了讨好，真是煞费苦心了，你可知一个杰出的人才可就在你轻描淡写之下被’毁去‘了吗？”事实上，人们都清楚闻一多的毙命是当局指挥特务干的。1946年9月，民盟正式发布《李闻案调查报告书》，以大量确凿证据，确证凶手和主使都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部”,要求“课问国民党及其特务机关的责任”.事实既已大白天下，沈从文10月写《从现实学习》却还将闻一多之死说成“愚人一击”.难怪王康愤怒指出：“沈先生不仅在积极地帮凶，而且消极地一字一句的都在宽恕和抵消反动者的罪过。”
沈从文对于第三方面力量的第二个误解，在于他认为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力量努力奔走的目的只是在政府中有官可做。《从现实学习》中提到的“国府委员”,正是当时谈判所争焦点之一。但共产党和民盟争取国府委员名额，并非为了做官，而是涉及联合政府是否依然属一党专政的重大问题。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其中第一部分为《政府组织案》，规定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大会未举行前，应充实国民政府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委员名额为40人。
“国民政府委员会之一般议案，以出席委员之过半数通过之。国民政府委员会所讨论之议案，其性质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之赞成始得决议。某一议案，如其内容是否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发生疑义时，由出席委员之过半数解释之。”后来国共谈判中一项重要的争执就在于国府委员的名额，争取名额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在决定重大事项上取得主导权。
沈从文认为第三方面力量争取国府委员名额的目的是为了做官这一说法，受到郭沫若的批评。郭沫若在《路边谈话》中不点名地说：
“既有口谈民主而心想做官者。扩而充之：凡谈民主者皆想做官者也。更扩而充之：凡不谈民主者不想做官者也。更扩而充之：凡反对民主者反对做官者也。我虽然是在做官而却反对做官，故我最清高，最杰出，最不同乎流俗。这是新京派教授的又一逻辑。〔附注〕大学教授亦朝廷命官也，不要忘记。”此文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沫若文集》第13卷时，郭沫若在“新京派教授”后注释说“此人指沈从文”.
郭沫若第二次批评沈从文，是对《从现实学习》中所建立的独特文学秩序的否定，希望不同文类、不同文体都能获得同样的重视。
在《从现实学习》等文中，沈从文鲜明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建立起一种独特的文学秩序。他将小说置于文类的金字塔尖，诗歌、杂文等文类被归于低等级中。在小说中，沈从文根据主题和题材的不同，又设置了不同的价值等级。对于不以小说见长的多数作家学人，沈从文批评为“既无特别贡献，为人还有些问题”.
沈从文高度看重文学作品的功用，他认为，相比其他知识分子，“在习惯上，在事实上，真正丰富了人民的情感，提高了人民的觉醒，就还是国内几个有思想，有热情，有成就的作家”.他所谓的“作家”,主要指小说家。
沈从文看不起杂文，认为杂文已经消失，“无可追寻”.他说：“在争夺口号名词是非得失过程中，南方以上海为中心，已得到了个’杂文高于一切‘的成就。然而成就又似乎只是个结论，结论且有个地方性，有个时间性，一离开上海，过二三年后，活泼热闹便无以为继，且若无可追寻。”在小说和诗歌中，沈从文尽管也能欣赏诗歌，但更看重小说。
他在私信中说，小说比诗更难，作家应该挑战更难的工作。沈从文觉得新闻通讯不如小说好。他尽管在不同的场合称赞徐盈、子冈的新闻通讯，但当子冈采访他时，他却劝子冈去写小说。
不同的小说所选择的题材和表达的主题是不同的，沈从文对此也有价值等级评判。
他希望小说家承担起“观念重造设计”的重任，“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二字的含义”,“凝固现实，分解现实，否定现实，并可以重造现实”,沈从文小说的主题多是在“夜深人静，天宇澄碧”下所作的抽象思索。
而对于正在进行新的实验的解放区小说，他一概否定。
从上述文学观念出发，沈从文认为，除表达“抽象观念”的小说家之外的作家学人大多无足观。他批评抗战期间昆明的部分民主人士“在学识上既无特别贡献，为人还有些问题”;批评丁玲等作家去延安“是随政治跑的”,“反倒没有什么作品”,嘲笑丁玲“到铁矿上去体验生活，写了文章还要请工人纠正”.
沈从文的这些意见发表后，受到广泛的批评。郭沫若在写于1947年初的《新缪司九神礼赞》中说：“关于所谓文艺的范围，我不想把它限制在诗歌、小说、戏剧、批评里面，虽然现今的文艺朋友们，尤其是搞小说的少数温室作家，他们把文艺的圈子画得很紧，除掉自己的小说之外差不多就无所谓’创作‘.他们藐视诗歌，抹杀批评，斥戏剧为’不值一顾‘.文艺的天地应该更要广泛。”所谓“少数温室作家”,指的正是沈从文。于“温室”之外，郭沫若在诗歌、小说、戏剧、批评方面举出了一大群作家的名字。将文艺扩大范围，值得郭沫若列举的就更多了：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杜守素、翦伯赞、侯外庐、胡绳、于怀、许涤新；“把现实抓得那么牢，反映得那么新鲜，批判得那么迅速”的新闻记者；“机智的锐敏，深刻，丰富而健康”的漫画家；“划破了黑夜的天空”的木刻家；“在杀人的苛重捐税与无形的检查制度之下，拖着沉重的高利贷，作朝不保夕的滴血的奋斗”
的戏剧电影家；“在人人的心中作着无声的怒吼”的音乐家。文章最后，郭沫若饱含深情地歌颂了这些文艺家，同时不点名地批评了沈从文：“说你们没有货色拿出来见人者，那是帮凶者的诬蔑！但你们受着这种诬蔑，也正是你们的光荣。”
郭沫若对沈从文的第三次批评，是批评沈从文在《新书业和作家》中的观点。
继《从现实学习》后，1947年初，沈从文写了《新书业和作家》。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站在“职业作家”的立场，希望能够在政府的帮助下，建立一个健全的、有利于新文学发展的出版市场。沈从文认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职业作家”一直生存艰难。他将这一原因归结为新书业和作家之间的“不健全待修正的习惯”.为了改正这一习惯，沈从文要求出版家不要将自己的事业当成“纯粹商业”,而应该“想到作家也应算作机构的一个重要部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经费。沈从文认为政府在这方面已有所作为，关键在于出版部门“在固定版税制度外，肯为作者想点办法”.在讲到创造社时，沈从文认为，创造社“一面感于受当时有势力文学社团压迫，一面感于受出版方面压迫，作品无出路”,于是自办出版，“终因为经济方面转手不及，不易维持”,最终倒闭。
郭沫若读完这篇文章后，发表了《拙劣的犯罪》，严厉批评了沈从文在创造社历史叙述中体现的“不顾事实，自我作故的态度”.郭沫若以当事人的身份，认为创造社既没有“受当时有势力文学社团压迫”,也没有“受出版方面压迫”.尤其是创造社的结局，它是“遭了国民党的封闭，于是寿终正寝”,而并非经济方面的“不易维持”.从创造社倒闭原因说开去，郭沫若认为：“书业的不振或不正和作家的受罪，分明是政治问题。一句话总归，政治的不民主使凡百正业崩溃，书业自不能除外，作家也不能除外。”这跟沈从文从书业本身找原因，其分歧显而易见。
郭沫若对沈从文的第四次也是最严厉的一次批评，出现在《斥反动文艺》中。
沈从文于1947年10月21日及11月9日、10日先后在上海《益世报》和北平《益世报》发表《一种新希望》。该文将“政治上第三方面的尝试”作为“书呆子群收拾破碎，以图补救的措施”之一。“第三方面”指的是以民盟为代表的调停国共冲突的各民主党派。沈从文将“政治上第三方面”遭遇挫折的原因归结于“人事粘合不得法，本身脆薄而寄托希望又过大，预收绥靖时局平衡两大之功，当然不易见功”,指责民盟被解散原因在于民盟自身。
1947年9月至10月，民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国民党政府新闻局局长董显光一再发表谈话，认为民盟反对内战即为附和共产党。10月7日，民盟中央常务委员、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被国民党陕西戒严司令部枪杀。10月13日，国民党御用团体“中国文化界戡乱建国总动员会”认为民盟参加“叛乱”,要求“政府不宜再承认民盟合法之政党，而应以乱党视之，明令解散”.10月23日，民盟在南京的两处办事处均被军警围困，检查出入人员。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要求各地治安机关对于民盟分子一切活动“严加取缔，以遏乱萌，而维治安”.当晚，民盟总部负责人张澜、黄炎培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总部暂时停止活动。
沈从文的《一种新希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指责民盟被解散在于民盟自身的原因，这体现了沈从文的个人私见。其实只要稍稍具备理性，都不会如此指责一个横遭解散的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没有武力的在野党。
民盟的被解散，正如香港史学家叶汉民所说：
“此举无异将自由主义民主派完全排斥于主流政治之外，显示出国民党无法容纳西式民主，象征着西式民主运动在中国的边缘化。”
沈从文手无寸铁追求民主自由，对于同样手无寸铁追求民主自由的民盟如此落井下石，在原则问题上是非不分，在事实上只能成为独裁政府的“帮凶”.所以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中点名批评沈从文自抗战以来发表的一系列政见，特别是《一种新希望》，“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文素臣是《野叟曝言》中的人物，以做君王的谋士为理想。郭沫若的批评，事实上指出了沈从文为国民政府出谋划策、开脱罪责的行为。
我们可以看出，郭沫若对沈从文的四次批评都事出有因。这些论争不是局限于文艺圈内的局部事件，而牵涉到国共双方、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力量、主要报刊杂志等当时中国具影响力的各种势力，不是简单的个人恩怨，背后是鼎革之际知识分子的道路和选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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