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死亡观的内涵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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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死亡观的内涵及其价值 本文关键词：红楼梦，内涵，死亡，价值

《红楼梦》死亡观的内涵及其价值 本文简介：“文学巨匠曹雪芹是用诗意书写人生命本真状态的伟大作家之一，他远采汉唐盛韵，近得民间文学精华，旁及天国不朽之灵魂，在写实中充满着浪漫情怀，于喧嚣中获得宁静，在无望中守望希望。曹雪芹因《红楼梦》而不朽，《红楼梦》因曹雪芹而成为永恒的经典。正是因为有了《红楼梦》，我们才拥有了真正可以和世界经典

《红楼梦》死亡观的内涵及其价值 本文内容：

　　“文学巨匠曹雪芹是用诗意书写人生命本真状态的伟大作家之一，他远采汉唐盛韵，近得民间文学精华，旁及天国不朽之灵魂，在写实中充满着浪漫情怀，于喧嚣中获得宁静，在无望中守望希望。曹雪芹因《红楼梦》而不朽，《红楼梦》因曹雪芹而成为永恒的经典。正是因为有了《红楼梦》，我们才拥有了真正可以和世界经典文学作品对话的资格。”[1]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为我们展示出异彩分呈的死亡现象，既有正常人的非正常死亡，又有非常人的正常死亡。上至帝王将相，王公贵族，才子佳人，下至贩夫走卒，市井无赖，他们从生命的原始、浑沌状态，走到生命的结束，呈现出既是开放又是封闭的原型状态。人道主义作家曹雪芹始终怀着悲天悯人的现实主义态度，书写着他对生活真相的观察、对苦难人生的同情之理解和对复杂多样社会现象的追问，他用文学的形式探讨人类死亡观的文化价值和意义：中国人的死亡观的民族文化审美心理旨趣。因此，《红楼梦》中死亡观的文化意蕴应一分为三：创作主体的死亡观、文本呈现出来的死亡观、接受客体的死亡观，三者中以文本呈现出来的死亡观为主体，创作主体及接受客体的死亡观为辅助，这使得《红楼梦》中的死亡观的文化意蕴是复杂的、多维的、立体的和动态的，重新梳理《红楼梦》中死亡观的文化意蕴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心理特点，传承、发扬几千年优秀文化的现实需要。

　　一、《红楼梦》中死亡观的文化意蕴特征

　　一般而言，人总是怀着高兴和喜悦的心情期待新生命的诞生，而怀着悲哀、恐惧的思想等待死亡的降临，人在自己的啼哭声中来到世界，在别人的啼哭声中离开世界，其生命历程呈现原型状态，生命感性的存在状态高于理性意义。这可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社会现实、民族文化心理息息相关吧，中华民族历来推崇、珍惜、热爱和重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但是，从本质上讲，生与死是相对的，如果没有死亡，何以能彰显生的贵重呢？在这里，我们所强调的是人生命自然状态的终结。

　　其实，生命社会历史状态与精神状态的终结更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红楼梦》文本中既有生命自然状态的终结，更有社会历史与精神状态的结束，其间体现出的深层文化意蕴需要进一步的挖掘。伟大文学作品的伟大之处在于：关注全人类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哲学问题。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为我们展示出不同人物的死亡现象，有秦可卿死封龙禁尉、贾天祥正照风月鉴、秦鲸卿夭逝黄泉路、含耻辱情烈死金钏、（尤三姐）情小妹耻情归地府、（尤二姐）觉大限吞生金自逝、（晴雯）俏丫鬟抱屈夭风流、（贾元春）因讹成实元妃薨逝、（林黛玉）苦绛珠魂归离恨天、（贾母）史太君寿终归地府、（鸳鸯）鸳鸯女殉主登太虚、王熙凤历幻返金陵等十几处精彩而重要的死亡现象描写。笔者以为《红楼梦》中对于死亡描写最精彩的是：晴雯之死、黛玉之死与凤姐之死。《卷一·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中说明本书写作的目的之一是为“闺阁昭传”[2]1在这里曹雪芹以极大的勇气和胆识挑战传统男尊女卑的世俗观念，推崇女性自然美、纯真美，因此，他的人道情怀、人本精神和人性关照蕴含着自由、平等、民主的进步因素。在整部《红楼梦》中，他是女性的知心朋友，与书中的各种女性同胞同呼吸、共命运，他把那只生花妙笔深入女性心灵深处，探索女性个体与群体丰富的精神世界。如《卷七十七·俏丫鬟抱屈夭风流美优伶斩情归水月》中丫鬟晴雯无端被谴，忧愤而死。晴雯临死前，宝玉偷偷来看她，“晴雯哭道： ‘你去吧，这里腌臜，你那里受得，你的身子要紧。今日这一来，我就死了，也不枉担了虚名。’”[2]612二人虽是主仆，情若姐弟，这生离死别的场面感人至深，催人泪下。遥想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勇晴雯病补雀毛裘，二人的感情越来越深入，这种纯洁、美好的真实感情令人神往不已。

　　生人作死别，恨很那可论。且看宝玉悼念晴雯的文章，《卷七十八·老学士闲征诡婳词痴公子杜撰芙蓉诔》中说： “岂道红销帐里，公子情深；始信黄土陇中，女儿命薄！ ”[2]624勇晴雯貌美而性格孤傲，有着林黛玉或隐或显的身影，她因貌美性傲，在大观园中受到袭人的暗中诽谤，被无情驱逐，她的生命也因此而夭折，一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在瞬间凋零，令人惋惜。痴情、真情、纯情的宝玉为之撒下同情、无奈的辛酸泪水。这篇别出心裁的悼念文章，字字珍珠泪，句句芙蓉情，宝玉用痛苦心灵的熔炉冶炼出光芒四射的精神宝石。一是充满对晴雯不幸的无限惋惜、同情之情；二是为晴雯死后成为芙蓉花神而欣慰。宝玉对处于弱势群体的女性充满的同情与怜悯之情，更见于他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浊臭逼人的奇谈怪论中。强者对弱者的尊重是衡量人类文明社会的重要尺度之一。再如《卷九十七·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已经暗示着“木石前盟”将让位于“金玉良缘”,有情人终成眷属只是文学作品中理想的状态而已，现实多是痛苦和无奈。“猛听黛玉直声叫道： ‘宝玉，宝玉！你好……’说道‘好’字，便浑身冷汗，不作声了。”[2]773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语，两情相悦的宝黛偶然中被贾母等人人为地分开，直接致使黛玉死亡。才华横溢、性格孤傲的黛玉无法被社会所容纳和接受，她以死亡抗争社会、家庭对她无情地伤害。人性的毁灭展现出这个荒诞世界的残忍与丑陋。她的自然生命虽然结束，但是她的精神气质却是永恒不朽的。再如王熙凤之死，精明能干、貌美心狠的她在贾府呼风唤雨，春风得意。美中不足的是她只有一个女儿巧姐，没有儿子。因此，她也不能明目张胆地限制贾琏纳妾生子，但是“苦尤娘赚入大观园”后，尤二姐在绝望后，忍无可忍，“觉大限吞生金自逝”,风姐手段残忍、毒辣之令人发指。，最终自食其果。凤姐临死之前的惨状，令铁石心肠之人也流泪。“风姐心里更加悲苦。贾琏回来他没有一句贴心的话。”[2]880、“风姐此时只求速死，心里一想，邪魔悉至。”[2]880风光体面、好胜要强的风姐死前凄苦、可怜，失去婆婆、丈夫、下人的信任与欢心，她苦苦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原来是水中月、镜中花，只是一场醒来太早的梦幻而已。风姐追求体面、有尊严的贵族生活无可厚非，但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工于心计又令人厌恶，只能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2]37枉费了一番苦心，只能是“苦向金陵事更哀”[2]34这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人物形象，也是曹雪芹对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之一。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说：

　　“我们可以将小说中的人物分为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两种。”[3]因此，风姐是一个具有多种性格特征的圆形人物形象，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人性中的善与恶纠缠在一起，她具有优于男性的才干，却无法逃脱命运的控制与束缚，只因为她是女性，是不被社会、家庭认可的“女强人”,是女性就是悲剧吗？曹雪芹对此的态度是复杂的，他把棘手的问题留给读者去解决，这亦是他的聪明之处。

　　《红楼梦》文本中呈现出的死亡观的文化意蕴是深刻的、独到的，需要做出进一步的阐释，其开放空间是有限中蕴含着无限。

　　创造主体死亡观的文化意蕴。曹雪芹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少年时代曾经度过一段锦衣玉食的富贵生活。十三岁时，家产被抄，移居北京，过着“蓬牖茅椽，绳床瓦灶”[2]1的贫困的生活，但他生性豁达乐观，对社会、人生有着清醒而深刻地认识与思考，特别是对于死亡有着异于其他作家的敏感性，他在小说文本中可以超越死亡，但是在现实中，他可能是因年幼的儿子的夭逝而悲痛死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或隐或显地影响着、支配着他，这亦是中国文人的悲哀，他们的思想精神可以超越历史、社会、时代，但他们本人却是时代的牺牲品。曹雪芹的死亡使得《红楼梦》成为未完成的作品，这使得《红楼梦》完整性中存在着的不完整的因素，因此，这不仅是作者的遗憾，更是读者深深地遗憾。一代才女张爱玲的人生三恨之一是《红楼梦》未完。创作主体死亡观的文化意蕴使得《红楼梦》文本在完美中存在着不完美的诸多因素。

　　接受客体死亡观的文化意蕴。《红楼梦》文本的价值与意义的实现需要不同时代、社会、国家、民族接受客体的阅读与阐释。接受客体对于《红楼梦》中死亡观的文化意蕴起着重要的补充。

　　如《卷六十三·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死金丹独艳理亲丧》中说： “纵有千年铁门槛，纵须一个土馒头。”[2]490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人命运结局的相同或相似：难逃死亡。无论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都是造化玩弄下的“可怜虫”.

　　那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人既爱又恨，这是有限之人无法抗拒无限之天的束缚与限制的形式之一。假道士贾敬妄图长生不老，误服丹药而丧命，接受客体会对此嘲笑不已；下流、歹毒的赵姨娘害人害己，造报应而死，死时惨状吓人。“赵姨娘一时死去，隔了些时，又回过来，整整的闹了一夜。到了第二天，也不言语，只装鬼脸，自己拿手撕开衣服，露出胸膛，好像有人剥他的样子。可怜赵姨娘虽说不出来，其痛苦之状，实在难堪。”[2]880善恶有报、天道无私的传统文化观念深入接受客体的心理，这里赤裸裸地展现出人性之恶是如何毁灭的，有着警世、劝诫、教化的实用功利色彩。正如徐复观所说： “儒家思想，乃从人类现实生活的正面来对人类负责的思想。”[4]

　　接受客体在这里接受了灵魂的洗礼，会自觉提升责任感、使命感和担当意识。再如元春虽身为贵妃，享受荣华富贵，却“虎兔相逢大梦归”[2]33,死在深宫见不得人的地方。妙玉是“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2]33远离红尘、是非之地的她在栊翠庵带发修行，却死在最肮脏的地方，可怜、可叹、可悲，自由之人无法自由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接受客体因同情、怜悯能达到对精神的净化，进一步思考死亡的存在方式及与人类自身命运相关的诸多问题。

　　二、《红楼梦》死亡观文化意蕴形成的原因

　　美国文论家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指出：文体的变异，“部分是由于内在原因，由文学既定规范的枯萎和对变化的渴望引起，但也部分是由于外在原因，由社会的、理智的和其他的文化变化所引起。”[5]

　　文体的变化受内外因的制约，内因起着主导的、根本性的作用，外因是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这里可以借来分析《红楼梦》死亡观文化意蕴形成的原因。

　　《红楼梦》死亡观文化意蕴形成的内在原因：创作主体的自觉追求和文学自身的发展。古今中外的大文学家，都需要通过人格内部的对立来达到统一，形成自己的思想与精神的体系。如屈原、司马迁、李白等。首先，曹雪芹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深刻的社会生活体验与观察能力，使他对死亡的思考超越了一般性作家，他自己能坦然面对死亡，其实，每个人从出生后都是一步一步迈向坟墓的，道路、方式、手段可能不同，但是结果是相同或相似的。《红楼梦》死亡观的文化意蕴的深刻之处在于：从此岸到彼岸的那艘“诺亚方舟”荷载着渴望超越了苦难的现实的人们，他们在浩瀚无边的大海上搏击着人生的风云。其次，文学自身的发展、继承与创新。《红楼梦》中的死亡观的文化意蕴对于《金瓶梅》多有借鉴、创新。如秦可卿与李瓶儿、林黛玉与潘金莲、史湘云与庞春等人物形象有着或隐或显的对应关系，她们都属于正常人非正常死亡。性与欲的驱动使得《金瓶梅》中众多的人物是时代和社会的牺牲品，情与爱的力量让《红楼梦》中的男女主人公生死相依，缘定三生。三生石畔的神英侍者与绛珠草结下旷世情缘，在大观园中，宝玉与黛玉继续着在天上未完成的爱情神话故事，最后黛玉为情而死，宝玉为情而出家为和尚，这可能与黛玉之死有直接关系吧。黛玉之死是美的消失，使得这个本来荒诞、丑陋的世界面目更加狰狞、可怕。《红楼梦》死亡观文化意蕴形成的外部原因。

　　首先，明末清初的社会现实。怪人李贽提倡“童心说”被迫自杀、狂人徐渭自杀未遂、才子金圣叹哭庙会被杀……直接刺激着文人脆弱而敏感的神经，迫使他们正视、思考死亡。但曹雪芹性格豁达、开朗，他不忽视、不回避死亡意识既有历史原因，更有现实基础。清朝前期为加强思想控制，大兴“文字狱”,从肉体与精神上残酷折磨文人，使得大多数文人为保命而沉默不语。但是，大艺术家是时代的观察者、社会的记录者和生活的思考者，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展示出各种触目惊心的死亡现象，发人深思。其次，《红楼梦》中死亡观的文化意蕴对于塑造人物形象、小说主体及悲剧精神的补充作用。悲剧把人生中有价值与意义的东西展示给我们，“而曹雪芹则在《红楼梦》中着力表现悲剧精神，如宝黛之间的爱情悲剧、贾府衰落的社会悲剧、人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人生悲剧，”[1]《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正常人的非正常死亡更能引起读者的关注和思考。“曹雪芹大知识分子的人间现实情怀体现在他始终对人生、社会充满热情、激情，他执着地表现人性的复杂、多样，因此，他是人类灵魂的伟大探险者。”[6]

　　曹雪芹用生命的温度和热情表达着他对世俗社会生活和芸芸众生的眷恋之情，他珍惜生命的美好，推崇有价值、有意义的死亡，他的智慧、才情和勇气千古不会磨灭，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为美好理想而奋斗终身。

　　三、《红楼梦》死亡观的文化意蕴价值

　　《红楼梦》死亡观的文化意蕴价值体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以释道文化为补充，形成多元、开放、包容的中华文化景观。中国古代社会重视伦理道德，更强调实践理性的重要作用。释道文化为我们描绘出彼岸世界的美好，使得我们痛苦不堪的心灵又有了寄托与安慰的可能性。

　　儒家精英知识分子始终胸怀家国天下，求真务实的实干精神使得他们成为民族崛起的脊梁，因此，死亡意识使得他们倍加珍惜生命的价值，积极探索在有限生命中无限超越的可能性。成穷说： “儒家走的是一条现实的道路，用的是否定的方法，即‘大我’（社会）来完成‘小我’（个人） ,用‘名声’（语言）来延续‘生命’（身体） ”.[7]

　　曹雪芹对精英知识分子从政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借宝玉之口否定科举制度、官场衙门的肮脏与黑暗，宝玉逃避科举之路表面上是叛经离道，但是，儒家文化中的“孝”的潜移默化，使他又自觉遵守和践行孝文化，他及时给贾母、王夫人请安问好。王熙凤是效戏彩斑衣，极尽讨好贾母与王夫人，以便巩固她在贾府的地位。如果说为官做宰是精英知识分子的外在行动，那么孝文化就是内在的规范与要求；另一方面，他又对贤君明相寄予殷切地期望，希望他们公正、清明、廉洁，以天下苍生为念，缔造出辉煌的封建盛世，实现百姓安居乐业的“大同社会”理想。其实上述精英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亦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本身的弱点和缺陷，这些只能在统治者允许的范围内小幅度地修补。李泽厚说： “对待人生、生活的积极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辨，重人事、轻鬼神，善于协调群体，在人事日用中保持情欲的满足与平衡，避开反理性的炽热迷狂和愚盲服从……”.[8]

　　选择是智慧、勇气和能力，在行动中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大写的人。道家追求成仙，佛家追求成佛，但是，天上仙境与西方极乐世界是渴望而不可及的。如小说开篇的一僧一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等是真正得道成仙者，大发善心，携带宝玉到“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2]1来见识滚滚红尘中人事物，成就一段刻骨铭心的生死之恋。但是，假道士贾敬妄图长生不老，误食丹药而丧命；张道士贪财献媚，拍马溜须，滑稽可笑。

　　文中最有意思的是宝玉出家当和尚，他是看破红尘，还是寻求超越呢？这可能是为兑现对黛玉的爱情誓言吧，你死了，我就出家。其含义是在人间不能做一对神仙眷侣，我们在仙境或天堂可以生死不分离。这是有限之人对无限束缚、限制的有意识地超越，让人性回归本真地存在状态，让生命之花绽放出奇异的光芒。“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红楼梦》泽被后世、影响广泛，其死亡观的文化意蕴“既是功利的，又是审美的、艺术的；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9]

　　因此，《红楼梦》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曹雪芹的人道情怀、人本精神和人性思考有着不尽的精神原动力的意义与价值。《红楼梦》的魅力就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魅力！

　　参考文献：

　　[1]冯英华，刘姣。《红楼梦》戏剧化特征及其文化意蕴探析[J]. 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4（ 1） : 39- 44.

　　[2]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3][英]E ﹒ M 福斯特。冯涛等译。福斯特读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45.

　　[4]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8.

　　[5][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 北京：三联书店，1984:309.

　　[6]冯英华。《红楼梦》的赋化特征及其审美意蕴[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 （ 2 ） : 97与 105.

　　[7]成穷。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化[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13.

　　[8]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28.

　　[9]冯英华。李渔小说《无声戏》的戏剧化特征及其审美意蕴探析[J]. 四川戏剧，2013 （ 10） : 119-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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