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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莽原》青年同人文学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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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莽原》青年同人文学创作的影响 本文简介:《莽原》的成功创办实现了鲁迅长久以来的杂志梦。《莽原》先是周刊后为半月刊。《莽原》周刊于1925年4月20日创刊于北京,由鲁迅编辑,附《京报》发行,同年11月27日出满32期后停刊。《莽原》周刊的主要撰稿人为莽原社同人。莽原社成立于1925年4月11日,社员有狂飙社的高长虹、向培良、尚钺等人,又有未

鲁迅对《莽原》青年同人文学创作的影响 本文内容:


  《莽原》的成功创办实现了鲁迅长久以来的杂志梦。《莽原》先是周刊后为半月刊。《莽原》周刊于1925 年 4 月 20 日创刊于北京,由鲁迅编辑,附《京报》发行,同年 11 月 27 日出满 32 期后停刊。《莽原》周刊的主要撰稿人为莽原社同人。莽原社成立于 1925 年 4 月 11 日,社员有狂飙社的高长虹、向培良、尚钺等人,又有未名社的鲁迅、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曹靖华等。后因成员复杂而导致内部矛盾激化并决裂。《莽原》半月刊于 1926 年 1 月 10 日出版,由未名社发行。初由鲁迅编辑,1926 年 8 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接编。《莽原》半月刊封面署“未名社编辑部”,与《莽原》周刊有所区别。

  1925 年《莽原》问世前后,鲁迅正处于文体多样的创作高峰期。小说集《呐喊》已于 1923 年 8 月由新潮社出版发行,而《祝福》、《在酒楼上》等后来收入《彷徨》集的小说陆续发表于《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晨报副刊》、《语丝》等期刊上。后来收入《华盖集》与《华盖集续编》的杂感源源不绝地发表于《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猛进》、《语丝》等报刊,杂文集《热风》则于 1925 年 11 月出版。散文诗《野草》系列于 1924 年 12 月 1 日的《语丝》周刊上开始陆续发表,至《莽原》问世已经登载《秋夜》、《影的告别》、《求乞者》、《我的失恋》、《复仇》、《复仇》( 其二) 、《希望》、《雪》、《风筝》、《好的故事》、《过客》等 11 篇。《朝花夕拾》则于 1926 年 3 月 10 日《莽原》半月刊第 5 期开始连载。当时,鲁迅与《莽原》青年作者之间联系密切,青年作者受益匪浅。鲁迅对《莽原》青年同人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青春梦呓式的心灵书写,尤其是愤怒、伤感之情在他们的笔下得到充分表现。高长虹、尚钺、向培良、朋基等人散文中对青春躁动心情甚至是狂野之气的张扬恰与《野草》

  相求相应。二是乡土小说的写作。魏金枝、台静农、许钦文等以各具特色的乡村叙事为乡土中国留下生动剪影。三是关注女性。对女性题材的发掘与呈现是鲁迅在新文学小说题材方面的一大贡献。《莽原》同人的女性书写以对婚姻门槛内外的青年女性叙事取胜。他们发掘传统女性的婚姻心理是对鲁迅以及新文化运动关注女性问题的文学回响。

  一、青春梦呓: 《莽原》紧张而飞扬的心灵图景

  鲁迅的创作不论体裁如何不同,都呈现出同样的思考力度。因此,当时的青年作者总是将鲁迅的创作视为一个整体从中吸取营养。丸尾常喜就注意到《野草》与小说之间的精神关联: “《野草》的写作,中断了大约五个月。其间,创作了《孤独者》、《伤逝》、《弟兄》、《离婚》等四篇小说。除了《离婚》之外,其他三篇都是鲁迅的‘自我解剖’,……《野草》的思索进程为这些小说所承担。”[1]( P315)鲁迅的自我解剖凝结为深具意境的《野草》。鲁迅说过: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2]( P21)但鲁迅又从不轻易抹杀希望的存在。

  因此,《野草》的思绪常常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纠葛缠绕,造成紧张而梦幻般的心灵镜像,加之冷峻优美的语言,《野草》具有了浓厚的诗性美感。“五四新文学从一开始就拥有强烈的青春主题,它是少年中国政治隐喻在文学上的反映和变异……青春主题不仅把矛头指向过去,指向权威,更要直接指向现实的生存环境,张扬了一种不可调和的对抗性。”“青春主题给我们现代文学带来了强大活力,同时也不可回避地产生出某种幼稚性。”[3]青春写作的出发点是青春期的虎虎生气甚至是简单粗暴的叛逆气,其格调或激越高亢或低沉绝望。高长虹等人在《莽原》时期的努力是五四青春写作的一部分。他们观照青年人的心理世界,注重经营冰冷甚至可怖意象,刻意强调社会对青年的威逼与压迫,青年主体的战斗性与怀疑性就在反击与自我哀怜中建立起来。台静农回忆《负伤的鸟》写作时说:

  “回想五四后的青年,感于朦胧的爱情,踏空的现实,闪烁的光明又捉摸不住,于是沉郁、绝望,如本篇主人终于走向死亡,这样周围于我左右的朋辈,最为习见的。”[4]( P176)《野草》式的袒露自我内心与冷峻风格,合乎五四青年学生的欣赏趣味,并激发了青年作者对这一创作风尚的追随。《莽原》周刊梦呓式或内心独白式的文字数量很多。《莽原》周刊第 1 期上高长虹的《绵袍里的世界》与向培良的《槟榔集》便让许广平觉得“颇有些先生的作风在内”、“有几分相肖于先生”。[2]( P59)《绵袍里的世界》有着鲁迅驳诘、讽刺、偏激而深刻的风格,但高长虹拘泥于个人因贫穷而生的耻辱感,终未能像鲁迅那样放怀升华。而《槟榔集》之《第二 前途》则出现了鲁迅文中常常出现的场景与意向: 坟与路。冷酷骄傲的坟墓与无穷开展的道路构成压抑与茫然的世界。

  鲁迅评价高长虹: “我以为长虹是泼辣有余,可惜空虚。他除掉我译的《绥惠略夫》和郭译的尼采小半部而外,一无所有。所以偶然作一点格言式的小文,似乎还可观,一到长篇,便不行了。”[2]( P644)这一评价也适用于其他“莽原小鬼”如有麟、培良等人。对于高长虹等人来说,由个人心绪出发的散文诗写起来得心应手,警句式的文字也显得峭拔有力:

  光明藏在黑暗下面。诗人是光明的嗜好者,也是黑暗的嗜好者。诗人对于一切,不取回避的态度。诗的自身便是最高的勇敢。[5]攻击便是这样:它常遗弃了你的较好的,而说出你的较坏的,它常给你指出一条更远的路。[6]《莽原》周刊上的其他散文也往往呈现出激越、战斗、愤怒与怀疑的多重情绪,这与鲁迅的勇气、鬼气甚至怨毒有所呼应。大量的散文或散文诗逐渐凝聚成共同的反叛、生冷、怪酷之风。韦丛芜的《冰块》( 周刊第 6 期) 、尚钺的《心的狂笑》系列、劣者的《沉默》( 周刊第 15 期) 、高长虹的《黑的条纹 》( 周刊第 23 期) 等都显示出这一特点。这些文字中常常使用“冰”与“死火”的意象,而这些意象正是《野草》之《死火》的延续。所不同的是,鲁迅有绝不认输的强韧,青年作者则显现易于落败的心情。

  《莽原》青年同人与鲁迅一样充满了对灵魂、梦魇的兴趣。“影的告别”是一种方式,“我梦见”亦是一种方式。鲁迅在《野草》中连续写出“梦七篇”,皆以“我梦见……”为开篇句式。因此,“梦”是寻找《野草》心灵秘密的通道。[1]( P148)梦魇与死亡、身体与灵魂的分离、魂魄与肉身的对话常常出现。高长虹更是写出“我的尸首埋在海底,然我的死骨犹做干笑,笑声触着海面。”[7]《莽原》青年同人可以在梦幻与现实之间实现自由转换,从而制造亦真亦幻的奇形怪景,传递书写者内在的焦虑与紧张。鲁迅对“梦”的一再书写更是让青年人确信这一写作方式的独特魅力,似乎在梦幻气息与象征手法的叠加中,文本可以获得更丰富的内在意义。发表在《莽原》上的这类作品有:

  景宋《一死一生》( 周刊第 12 期,1925 年 7 月 10 日)
  成均《异床同梦》( 周刊第 13 期,1925 年 7 月 17 号)
  尚钺《梦幻的路》( 周刊第 14 期,1925 年 7 月 24 日)
  韦丛芜《我和我的魂》系列( 周刊第 15、16、19、22 期,1925 年 7 月 31 日、8 月 7 日、8 月 28日、9 月 18 日)
  高成均《力的缺乏》( 周刊第 17 期,1925 年 8 月 14 日)
  尚钺《奇嘴国———心的狂笑之一》( 周刊第 18 期,1925 年 8 月 21 日)
  尚钺《学生的梦》( 一) ( 二) ( 三) ( 周刊第 21 期,1925 年 9 月 11 日)
  尚钺《兽之国———心的狂笑之八》( 周刊第 23 期,1925 年 9 月 25 日)
  ……

  在梦幻书写中,有些作者写得比较稚嫩,有典型的学生气,如高成均的《力的缺乏》。这篇以教室中的白日梦写出极为常见的青春苦恼,即青春期的激动心情与茫然无措之感。向哪里寻求“力”? 这一梦中思虑的过程是激烈的,但得出的结论是孩子式的: 修炼力气,以力充实生命的缺乏。《莽原》第 24 期上景宋《力的缺乏》似是回应之作。以“血的喷出”作为力量勃发的比喻,反问“力真有缺乏的时候吗?”[8]韦丛芜的《我和我的魂》是颇有思辨力的白日梦。它以“我”与“我的魂”的对话指出: 漫长的人类史充满奴役、野蛮与血腥。这一结论是受到鲁迅《狂人日记》的诱导。文中魂魄与人身的对话设计依稀可见鲁迅《影的告别》的痕迹。四部分都以相同文字开始: “我和我的魂在一条无始无终的路上慢慢地走着谈着,颈上挂着圆门型的环刀,正和我们在路上所看见的人们一样。”[9]“无始无终的路”可看作人类无穷无已的历史,“颈上的环刀”象征人类被奴役的状态。人类对待奴役的态度有“忍受着最大的疼痛而不叫”、“感觉着疼痛而响亮大叫”、“刀口深入颈里而不觉疼痛”三种。“在呼喊的无意义与坚定的呼喊之悖论中可以发现作者对“反抗”姿态的肯定。“我”为了解除颈上环刀之痛,转而割伤“我的魂”,通过伤痛转移而暂时遗忘疼痛。[10]最悲哀的则是“和”之不可能,“我”与“我的魂”共同面临杀戮。[11]尚钺的梦幻书写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噩梦镜花缘”,二是青年学生白日梦。噩梦镜花缘传递出非理性状态下的焦虑,借噩梦象征生存的紧张与荒诞感。《心的狂笑》系列中的《奇嘴国》、《头之云里》

  与《兽之国》皆是如此。青年学生白日梦则多半具有清晰的批判与讽刺色彩。《学生梦( 一) 》反映普通学生期待抓住机会变成“爱国志士”,《学生梦( 二) 》反映学生拜访有实力的教员,渴望获得职位甚至飞黄腾达的机会。与鲁迅对青年学生的纯真热望相比,这两个梦无疑是在泼冷水。

  二、乡土小说: 回望古老中国与走向民间

  相对于散文创作,《莽原》上的小说创作也相当可观。鲁迅曾有描述:中坚的小说作者也还是黄鹏基,尚钺,向培良三个; 而鲁迅是被推为编辑的。但声援的很不少,在小说方面,有文炳,沅君,霁野,静农,小酩,青雨等。到十一月,《京报》要停止副刊以外的小幅了,便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其时所绍介的新作品,是描写着乡下的沉滞的氛围气的魏金枝之作: 《留下镇上的黄昏》。[12]( P258)除魏金枝,台静农、许钦文的乡土叙事令人难忘。许钦文的冷静与诙谐在鲁迅看来是危险的,但“他也能活泼的写出民间生活来,如《石宕》,但可惜不多见。”[12]( P256)这篇“活泼写出民间生活”的《石宕》震撼了读者对“乡土”的简单想象。因为乡土的贫瘠、忧伤、愚昧已经被鲁迅描摹殆尽。《石宕》则以活生生的生命惨境拷问人性。它写采石为生的匠人突遇塌方,有人当场身亡,尸骨无觅,更为残酷的是三位石匠并未受伤却被石块挡住逃生之路,他们的亲人无从救助,眼见着石匠慢慢饿死。而“过了不过半个多月,铎铎铎的用铁锤打击铁锥凿石的声音又从山底另一面起来,石匠们又在那里开石宕了,有时也是哼呀呵呀地嚷一阵。”[13]石宕事件以它的残忍冲击现代文明与人性,这与稍后萧红的《生死场》中的乡村之景有相似之处。

  与许钦文自觉于乡土叙事不同,台静农是被韦素园与《莽原》推向乡土叙事之路的,由此成为 1920年代最有特色的乡土小说家之一,他的小说发表于《莽原》( 尤其是半月刊) 及其后续者《未名》。在整理出《地之子》与《建塔者》两个小说集之后他便放弃了创作。因此鲁迅特意为之留存:台静农是先不想到写小说,后不愿意写小说的人,但为了韦素园的奖劝,为了《莽原》的索稿,他挨到一九二六年,也只得动手了。

  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 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12]( P263)而台静农不仅怀疑个人的写作才能,而且对文字的功用也发生怀疑,因此在成书之后“惭愧”: “有什么足以献给我同时代的前辈和朋友们呢? 我所有的是贫乏与疲困。”[14]( P118)鲁迅站在新文学十年的场域中发现台静农乡土写作的意义。茅盾也一样看重乡土写作。他在分析 1921 年 4 -6 月份的小说创作时认为: “大多数创作家对于农村和城市劳动者的生活很疏远,对于全般的社会现象不注意,他们最感兴味的还是恋爱,而且个人主义的享乐的倾向也很显然。”[15]( P9)而 1922 年以后,“题材的范围是扩大得多了。作家的视线从狭小的学校生活以及私生活的小小的波浪转移到广大的社会的动态。‘新文学’渐渐从青年学生的书房走到十字街头了。然而是在十字街头徘徊。”[15]( P12)台静农他们创作的乡土文学正是新文学注意广大社会、“到民间去”的体现。他们采取与鲁迅相似的启蒙视角重新审视乡土,挖掘古老中国的方方面面。

  台静农在《莽原》上发表的小说有《死者》、《天二哥》、《红灯》、《新坟》、《烛焰》、《弃婴》、《苦杯》、《儿子》、《拜堂》、《为彼祈求》、《蚯蚓们》11 篇。其中,除《苦杯》《儿子》外,其他作品皆写乡土。天二哥( 《天二哥》) 愚昧蛮横,身染疾病仍沉溺酒中,挑起拳脚之争,争得面子却送了命。无意义的争持打斗,与阿 Q 闲来无事招来拳脚如出一辙。贫困的得银娘( 《红灯》) 想尽办法超度被砍头的儿子的灵魂,看似荒诞的仪式却承载着最深的母爱。四太太( 《新坟》) 因为兵灾痛失一双儿女,从此陷入为儿女办喜事的疯狂幻境中。这可与祥林嫂并论。《拜堂》中叔嫂半夜成亲,相互依靠,卑微地活下去的强韧令人动容。

  1979 年 9 月刘以鬯在《台静农的短篇小说》一文中为长期以来被遗忘的小说家台静农打抱不平: “重视鲁迅的小说是应该的,忽视台静农的小说,几近浪费。像《蚯蚓们》、《拜堂》、《红灯》、《负伤者》这样的小说,都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宝贵收获。”[14]( P6)刘以鬯的遗憾,在 1980 年代以后的台静农研究中获得了有力弥补,台静农在台湾和大陆都经过了一个重新再发现的过程,现在已经被誉为新文学中深受鲁迅影响的成就甚高的乡土文学家。

  三、婚姻关口: 女性心理探幽及其现代意义

  关注女性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论题,婚姻自主、女性教育、女性工作权利等等都是经常探讨的。在小说创作中,鲁迅对祥林嫂的塑造堪称经典,祥林嫂集传统女性各种不幸之大成。《莽原》对女性话题的关注自是水到渠成之事,尚钺、小酩、黄鹏基等人的女性叙事很有特点。

  黄鹏基不在性别问题上大做文章,只是抓住少奶奶的伪饰作一番展演与讽刺( 《少奶奶的病》,《莽原》半月刊第1 卷第10 期,1926 年5 月25 日) 。少奶奶精打细算,刻薄寡恩,闲极无聊而自我臆想得病,狡猾求利的医生顺势判定为病人。少奶奶从此安心养病。医生就此大赚其钱。作品针砭了普通人的弱点。尚钺的三篇小说《八哥儿》、《冲喜》、《一块白布》构成女性在婚姻门槛内外的组诗,对女性婚姻心理的揣摩把握得委婉细腻。表哥丧偶之后常来走动,惹得面容不佳的素子( 《八哥儿》,《莽原》周刊第12 期,1925 年 7 月 10 日) 以为填房有望,矜持的她教八哥说话以图传情达意。但八哥到底不是红娘,表哥与他人成了亲。《八哥儿》与凌叔华的《绣枕》有异曲同工之处,都着力写出婚姻不能自主的女性无力挽留的青春、幽微的愿望以及暗处吞声的苦涩。

  《冲喜》( 《莽原》周刊第 24 期,1925 年 10 月 2 日) 是对“冲喜”这一极不道德的婚姻习俗进行描摹。16 岁的静子姑娘因寡母误信媒婆之言而嫁到夫家冲喜,孰料洞房之时亦是新郎殒命之时。全篇以静子姑娘临出嫁时的忐忑心理为主轴,既有无法说清的希望,又有着无限的担忧。而所有矛盾纠葛的中心就是无从想象却又要想象的所谓新郎。新郎的死亡无情宣告了静子的生命终结。稍后,台静农的《烛焰》( 《莽原》半月刊第 2 卷第 4 期,1927 年 2 月 25 日) 与之构成互补。《烛焰》以女方父母的欢喜与担忧心理为主轴,父母拳拳的爱女之心无法阻挡所谓“冲喜”,而过早熄灭的烛焰预告了女儿出嫁即守寡的不幸命运。两篇小说相互衬托,完整展现出女性在婚姻中的弱势地位与无奈。

  尚钺的《一块白布》( 《莽原》周刊第 26 期,1925 年 10 月 16 日) 重点铺陈松子出嫁前后的死亡之感。新婚之后,松子因一块验证贞洁的白布仍洁白无瑕而被退回娘家。在回家的路上,松子打定主意以忍受与屈服的态度活下去。尚钺要传递的是年轻女子因婚姻而产生的死亡之感,这死亡感来自于对夫权的恐惧。因这样不名誉的理由而逃离夫权掌控的松子为何如此坚定地接受屈辱生活的命运? 松子比祥林嫂勇敢,也许这是作者尚钺比鲁迅年轻,所以用比较乐观的态度塑造了松子。

  尚钺以不幸者素子、静子、松子构建传统婚姻制度中的女性群像,揭示出传统婚姻观念中女性被“物化”的本质。对女性容貌、妇德的苛责以及所谓“冲喜”习俗所制造的“出嫁即守寡”悲剧正是男性对女性“物的占有”之表现。女性被物化的结果就是女性自身主体性的缺失,无论是素子,还是静子与松子,尽管她们具有相当智力,但在缔结婚姻的过程中是缺席而无言的,被剥夺了发声的可能,这就难怪松子觉得新婚之夜的灯光照耀着尸体。

  相对于尚钺的女性立场,小酩的《未婚时》与《妻的故事》则是采用了男性视角。相比于尚钺笔下女性对婚姻的惴惴不安甚至大难临头之感,男性主人公“我”( 《未婚时》,《莽原》周刊第 5 期,1925 年 5 月22 日) 对母亲定下的婚事充满期待而且深感怀念,因为“我”儿时曾经有缘相伴过的姑娘还未及成婚就去世了。这一男性的回忆与感念对自由恋爱、婚姻自主之新思想产生了微妙的解构效果。全篇是美好追忆与轻盈忧伤而不是痛彻心扉的悼亡。这与女性的末路感、绝命感截然两样。可以说,传统社会中男性的优势地位所导致的潜意识中的性别优胜感是“我”现在可以从容回忆的根本心理动因。“我”《妻的故事》( 《莽原》周刊第 13 期,1925 年 7 月 17 日) 因创作之需而虚构爱情故事惹恼妻子。一番劝慰之后,妻子讲述了“她”在多年前与小和尚凡空秘密恋爱的经过。这一秘闻击碎了“我”的优越感。“我”与妻子的心理趋势走向是相反的: 丈夫由轻松写意渐渐转为虚弱与垮掉,而妻子从怀疑、哭泣到兴奋、欢笑甚至挑战丈夫的过程中不仅释放了女性的生存压力,而且逐渐恢复了女性的青春自我。

  《莽原》虽存世时间不算太长,但其在新文学生长过程中的贡献却令人惊喜。鲁迅的垂范意义与青年同人的努力共同营造了《莽原》的青春气息。青年同人在向鲁迅学习的过程中,发展出自身的青春写作,从对自我心灵图景的多层次多角度展现到对乡土小说、女性书写的热衷,都在标志着新文学成长中最可贵的青春激情与理想。而高长虹、尚钺、黄鹏基等人在后来与鲁迅渐行渐远,实在是很可惜的事。综观他们此后的文学发展,还是以与鲁迅相遇合的《莽原》时代最为出彩。《莽原》则因承载了这群文学青年与鲁迅相互碰撞出的思想与文学火花而成为一代文学名刊,并成为五四新文学青春写作最生动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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