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 本文关键词：苏俄，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中国，影响
苏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 本文简介：一、全盘接受的历史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通过俄苏的十月革命而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
苏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 本文内容：
一、全盘接受的历史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通过俄苏的十月革命而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359-1360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形成也应该是通过苏联十月革命以后所形成的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或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这个中介的。
随着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格局的变化，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形成了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正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主要是所谓列宁主义文学批评，其中包括斯大林的文学批评，也包括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沃隆斯基、波格丹诺夫、日丹诺夫等人的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正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内容有：
意识形态分析（党性，阶级性，人民性），民族形式论（两种民族文化论，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倾向性（政治倾向性，为政治服务，工具论）。这些在 20世纪 40 年代基本上被作为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内容反映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中，并且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 50、60 年代。
从 1923 年和 1928 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社、太阳社、茅盾、鲁迅等人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开始，经过“左联”时期 1930 年、1931 年、1934 年关于“文艺大众化”和“普罗文学”的争论的三次高潮，再加上 1931年到 1936 年关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理论就在逐步形成。而在这个形成过程中，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理论是一个重要的基本来源。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拥护者们基本上都是通过译介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论着来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因此，这一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基本上就是照搬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的那一套，除了列宁、斯大林、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甚至连“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派”、波格丹诺夫等人的庸俗社会学观点也基本上全盘接受了。“综观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期中国进步文艺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与传播，主要是唯物史观（历史唯物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对现代中国文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在新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发展中，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尤其是阶级分析方法，成了主要的文学批评模式与思维方法。‘时代’、‘社会’、‘阶级’等术语，替代了‘艺术’、‘人生’、‘人性’等文艺理论批评语汇。”
这样，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政治伦理特色得到了加强，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中国形态的初期特点：强调文学艺术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突出文学艺术的阶级性，提倡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艺术，要求文学艺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或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些基本特点的形成伴随着一系列论争和混乱，鱼龙混杂，真假难辨，正统马克思主义批评及其理论逐渐传入中国本土的解放区和国统区。它表明受俄苏正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直接影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首先体现为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的政治化，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可以被看成是政治向文艺的渗透。在表面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主张冲突的背后，政治因素在这场论争中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
同样，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论争，关于“自由人”、“第三种人”等的论争，都加强了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和阶级性。“虽然，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与资产阶级文艺观点的论争对象各有不同，但是，阶级论观点、文学社会政治功用的强调，是新兴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一以贯之的文学理论思路。”这些无疑都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直接影响相关，尤其是与“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派”、波格丹诺夫等人的庸俗社会学观点密切相关。比如，关于拉普派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无产阶级文化和文学”，当时的中国左翼作家先是全盘接受，接着当苏联 1932 年前后批判和取消拉普派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无产阶级文化和文学”观点和主张时他们又在苏联文艺政策影响下对拉普派和无产阶级文化派进行清算，从而又跟着苏联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1933 年 11 月，周扬的文章《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否定》，即是左翼文艺理论界对自己在苏联文艺政策影响下，创作方法混乱状态的清理和总结。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形成离不开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直接影响，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形成发展之中所带有的某些极“左”路线的负面因素也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传播的负面影响密不可分。20 世纪 20 年代末中国现代文学进步作家中产生了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其中有人全盘否定“五四”文学传统，无理攻击鲁迅、茅盾、冰心、叶圣陶等进步作家，这种错误倾向实际上是承袭了“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派”否定俄罗斯传统文学和排斥所谓“非无产阶级”或“同路人”作家的思想路线；30 年代初“左联”某些领导和理论家几乎照搬和运用了“拉普派”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及其他一些文学口号和主张；40 年代延安和解放区曾经大规模批判王实味、丁玲等人的文学创作和理论，实质上也是苏联独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排除异己的宗派主义表现；50 年代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历史唯心主义，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文学思想，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及其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等等，都可以看到日丹诺夫主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投下的阴影；50 年代初期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学习苏联老大哥套用和照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舆论一律”的思想指导下形成了文学艺术界公式化、概念化的流行。这一些极左路线的现象无疑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全盘接受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边倒”倾向是密切相关的。
1942 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针对着当时解放区和国统区左翼作家之间的论争和某些混乱思想而举行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是拨乱反正的理论表述，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的中国形态的雏形基本定型，大致上规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主要特点：文学艺术的反映论本质论，文学艺术的人民张玉能：苏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的影响 71性，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文学艺术的政治化（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这就是受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直接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思想的土壤之中培育起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毛泽东思想的文学批评。毛泽东思想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倾向，在当时解放区文艺工作的主要领导者周扬那里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和积极。周扬“极力主张‘艺术服从政治’，‘把艺术和政治结合得更直接、更紧密’。所谓‘艺术服从政治’，‘就是要求艺术表现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和利害，要求艺术表现党性。在组织关系上说，就是要求革命艺术家服从革命的组织’；所谓‘艺术结合政治’，就是‘要求艺术家参加实际工作，参加斗争，一方面用艺术创造服务于当前的斗争，一方面更深入更细心地研究实际’。
艺术与政治的结合，也是周扬根据《讲话》精神对文艺向生活突进作出的进一步说明，在此基础上，他进而提出了艺术与政策的结合。”这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以后，它的政治化倾向在一系列批判运动之中得到强化和传播。例如，批判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渗透到文学批评理论之中；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使得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倾向更加浓烈；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使得唯物主义反映论和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在文艺政治化过程中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批判人性、人道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广阔论”、“中间人物论”、“黑八论”等等，把文艺的人民性、阶级性、党性和政治化逐步推向极端，直到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前所谓“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专政”、“裴多菲俱乐部”
之类罪名，把毛泽东思想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倾向推向了最高点。它说明毛泽东思想文学批评及其理论，虽然曾经起到了极大地拨乱反正的历史作用，对一定历史时期的解放区乃至整个中国左翼文艺事业的方向、发展和作用发挥都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却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的某些负面影响，没有做到正本清源，回归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正确道路。1944 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周扬选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它无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接受、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成果。它选编、辑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普列汉诺夫、高尔基、鲁迅、瞿秋白等倾向马克思主义的作家理论家关于文学艺术、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论述，然而该书的后面却有一个“附录”，专门收录了联共（布）中央 1925 年的决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和 1934 年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这样的选编和和编辑实质上显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通过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苏联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来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这样就使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基本原理，又把苏联共产党关于文学艺术、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某些具有特殊性的文艺政策当作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的基本原理。在 1947 年以后《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几个版本中继续延伸着这样的误解和偏离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倾向，具体表现就在于，把日丹诺夫《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添加在“附录”中了。这就说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形成和建设的历史阶段几乎是全盘接受了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包括它的正确的东西和极左的东西，因此，在某些方面并没有真正回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立场观点方法之上，倒是接受了某些被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所误释的东西。这些被苏联的特殊历史环境和个人崇拜所误释的东西是到了一定的历史时期以后，才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所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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