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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伦杂文特点分析

来源:免费论文网 | 时间:2019-02-13 09:46:13 | 移动端:魏明伦杂文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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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伦杂文特点分析 本文简介:法国作家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曾说:“作品和生活是一种奇遇的两张面孔。在奇遇中,生活认可作品,作品也认可生活。”[1]可以说,作家的人生经验与文学创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必然的联系。年少的经历、社会角色、人生阅历对于一个人的性格、气质、思维等的形成与发展往往起

魏明伦杂文特点分析 本文内容:

  法国作家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曾说:“作品和生活是一种奇遇的两张面孔。在奇遇中,生活认可作品,作品也认可生活。”[1]可以说,作家的人生经验与文学创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必然的联系。年少的经历、社会角色、人生阅历对于一个人的性格、气质、思维等的形成与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们是一个人的心智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阶段。杂文家魏明伦一生有着不同的身份角色、人生经历和社会阅历,但是他始终以一种怀疑的精神、理性的精神、超越的精神、批判的精神、探寻真理的精神去耕耘自身的创作园地。他不仅在人生的大舞台上展示着生活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而且以理性批判的眼光审视着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人,他用沉重的文字,以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扞卫着人类本应具有的真思想与真见识。

  魏明伦(1941年——),四川内江人,六岁就读于内江大名小学(魏家家族办的小学)。解放前夕,家道中落,后因养家糊口,遵父命而做伶人。七岁开始学戏,九岁登场,台上扮演生净末丑,台下自修诗词歌赋,由“三尺戏子”转为“一介书生”[2]。过早地接触社会人生,使得魏明伦的生活较之常人多了几分苦涩与艰辛,但同时也使得他对社会人生与人情世故多了几分体悟和理解。“这对像他这样一个锐意进取、刻意求成的杂文作家而言,实在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是他的杂文创作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3]直言不讳、秉笔直书的魏明伦就是以正直率真,敢于“离经叛道”“探险闯关”的精神,以“三独”(独立思考、独家发现、独特表达)、“三无”(无禁区、无偶像、无顶峰)的创作态度履行着一个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的承诺。

  一、魏明伦的杂文观

  “‘文革’结束后,文学界普遍使用‘第二次解放’来强调‘文革’结束对于个人、民族、社会,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五四的那种‘多元共生’和‘思想解放’,成为文学界创造‘新时期’文学的知识、想象的重要资源。”[4]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现象如“杂花生树”,其中,有一些文艺家开始投笔转向杂文写作。其原因从大的环境来分析,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一方面,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成就;另一方面,国家也存在着应时的矛盾,这使我们始终处于一个新旧交替,机遇与挑战并存,美丑交织,光明与黑暗周旋的转型期。因此,被大环境包围的知识分子的人格道义与心灵坚守就尤显重要。揭露弊病,疗救社会,启蒙民众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指向与诉求,这正是杂文的特质。正如沙叶新所说:“杂文与其他文体相比似乎一无所长,它没有小说那样会讲故事,没有诗歌那样擅长抒情,没有散文那么优美典雅,没有剧本那么引人入胜。但好的杂文自有其可爱之处,那便是它们勇敢和率真。”[5]

  魏明伦便是这样一个手持杂文之笔走向杂文创作的戏剧家。“童心便有读书癖,手指今余把笔痕”,虽然魏明伦六岁辍学,但他对文学的热爱从未停止。七八岁便将《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文言启蒙读物背得滚瓜烂熟。还未上小学,他就识字快,读书速度快,“无论古今中外,文史哲美,民谣俗谚,山歌洋曲,皆杂学会钞”[6]。随着知识的积淀与对戏剧的苦学,自80年代以来,魏明伦在戏剧创作方面硕果累累,闻名遐迩。而当他声誉正炽的时候,忽然笔锋陡转,“客串”杂文。魏明伦多次公开自己的隐衷:写剧本“依附性太强”,非艺术因素越来越多,不若杂文散文“自由”,如天马行空。80年代后期,魏明伦开始创作大量杂文,其实早在1957年,魏明伦就写过《鸣后之名》、《台风篇》两篇杂文来驳斥社论对于流沙河、石天河等人的批判,公开狮吼,批判当权者的淫威与猖獗,挑战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这也为他招致了祸害,虽未戴上“右派”帽子,但有右派言论,被罚往郊区天池农村劳动三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一种“弃民”的身份意识或多或少地影响着魏明伦,在其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但自从“文革”结束后,文学环境的宽松致使语言的“解放”,从而为魏明伦营造了一个宽松的广阔的创作环境与文学氛围,促使他开始大胆言说,“秉笔直书”,并逐渐形成了“三独”,即独立思考、独家发现、独特表达;“三无”即无禁区、无偶像、无顶峰的创作特色与原则。独立思考,就是惟真理与正义为独一的精神,要有不为长者与尊者讳的坚守,切不可人云亦云,在此基础上才有符合自己行文逻辑的,符合客观事实的独家发现;独特表达就是魏氏杂文创作中将戏剧与杂文结合的一种文学形式的探索。另外,在杂文创作的取材和构思方面,不能自设障碍,自取藩篱的自由的写作状态,这就是无禁区的表现;而无偶像就是要摒弃马首是瞻的奴性,坚定自由写作,独立思考的信念;无顶峰就是作家不可固步自封,停滞不前。在杂文的创作中要敢于“喜新厌旧,得寸进尺,见利(有利于适应时代,争取观众)忘义(僵化的教义、定义),无法无天”[7]。这就是魏明伦对其杂文创作过程中经验的概括,也是他一直恪守的写作原则。

  二、魏明伦批判锋芒所指

  魏明伦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三篇杂文《仿姚雪垠法,致姚雪垠书》(1988年7月)、《毛病呤》(1988年11月)、《半遮的魅力》(1988年12月)继承了鲁迅先生战斗精神的风格,对社会现象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在《仿姚雪垠法,致姚雪垠书》一文中,魏明伦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以貌似滑稽实则严肃的锋芒尖锐地揭示出姚雪垠“欲以刀笔代文笔,以讼案代争鸣”做法的荒唐可笑。将姚雪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心思一语道破,其所想所写,就是为创造一个干净理性的文学争鸣环境。“总是伟大领袖特别优待的人物,也应‘在法律彩面前人人平等’。”[8]

  对于现在文坛的风气,魏明伦嗤之以鼻,他深刻地揭露出在文学界某些知识分子“自诩杰作”“自拟法规”,未读其书,便下狂语进而大搞“私人官司”的恶毒思想,警示文人“妄充法人”,真正回到“文论轨道上来”。魏明伦深刻触及灵魂的思考是知识分子应当遵循的原则,他在身体力行地告诉每一位创作者责任与道义的真正内涵。另外,魏明伦将戏剧当中的“川丑”喜剧手法结合反讽,设置悬念处再掀波澜,“什么地方浓墨重彩,什么时候轻描淡写,又如何调动众多文艺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最大限度地孤立论敌”[9]。

  魏明伦舌战姚雪垠颇有他剧中易胆大的遗风——“胆大矣,心更玲珑。善于愚弄达官贵人、恶霸土豪。以毒攻毒,见子打子,各个击破。恶作剧后,对方竟然打不出喷嚏。当其头破血流,寿终正寝,易先生已飘然道谢贵龙码头,屁股上夹一双打靴,道出流浪去也……”[10]读来令人大快朵颐,乐不可支。此文蕴含了川剧《晏婴说楚》、《花子骂相》、《张松讽曹》的嬉笑怒骂韵味,但又有所变革。“引戏入文”“文中有戏”既表现了人物形象,又有故事情节,更包含丰富的哲理,收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奇效,读来实属妙文!艺术性的批判是由魏明伦多年编剧的经验以及一个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心灵坚守共同熔铸的。

  最能体现“董狐笔,鲁迅风”的文章《半遮的魅力》是魏明伦集思想性与批判性于一体的杂文。作者从艺术谈起至现在的选举、工资等等,均上演着“半遮”的欲说还羞的闹剧,“求全不如半字好”。任何社会现象不能理性地做到一种“透明”的公开。魏明伦究其原因,那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思想已然植进每一位国人的大脑中,人们对其恋恋不舍。不敢将实情说破似乎成为每一个国人惊人的一致行为,“半遮”的现象自然也就明晰了。而魏明伦对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给予了痛斥,他将人们不敢言说的真实铺陈开来,解开真相,用一种“真实”来表达作者独立思考后敢于言说的祈愿。作者的附记更是显示了魏明伦敢说他人不敢言的触及灵魂的畅快爽利之话。将自己的文章“宁可退回全尸,也不愿苟活半条命也”[11]!魏明伦不为尊者讳、长者讳的精神指向,是他一直独立思考、理性辨别的体现。敢说真话,是指其敢于正视历史风云,敢于直书社会波涛,这是魏明伦一生追求的目标。他的文风厚重不失理性,晓畅不失爽利。博古论今,视野开阔,自由心态,无情颠覆。纯粹的白话,鲜活的口语,无刻意谋篇布局之斧痕,有信马由缰之洒脱。

  九十年代初,魏明伦又以一篇《帅才不及帝王术》(1991年)和它的附录,再次敲响了时代的警钟。到新世纪揭开帷幕之后,眼看有些人沉醉于帝王崇拜和封建权谋权变的叙事潮流,迷乱于五彩斑斓的消费泡沫、娱乐泡沫和奢侈泡沫,魏明伦用警示的钟声打乱了浮华的舞步。不反帝制,不反皇权,只反贪官的做法无法触及封建专制的神经,无法肃清专制与封建的毒瘤,只有实施民主的手段方能彻底剪除。去除封建思想的责任与道义的思想在魏明伦的脑海中形成了强大的场域,它时刻提醒着这位忧患的杂文家。“将重点落在强调反封建的艰巨性、复杂性上,显示出作者高人一筹的深刻识见。”[12]其“逻辑的扣杀力”显现了魏明伦的大智慧与大才气。随思维的停止,文章也戛然而止,机警洒脱,具有极强的艺术张力。

  总之,魏明伦的杂文都与他的精神状态有关。他的批判锋芒指向一切封建的思想与行为以及现世种种阴暗的现象与陋习,拨云见日般投射真相。他的思想,拥有独立的灵魂与善世的价值观;他的作品,是叩问人的生命与灵魂的作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是文人的风骨!

  三、魏明伦在杂文形式、手法上的探索

  魏明伦在谈到自己的杂文时说过:“写戏是有心栽花,作文时无意插柳;偶尔到文学界客串几场,数量甚微,就那么几板斧。只求少而不粗,短而不浅,从内涵到形式皆斗胆独树一面鬼帜。”[13]在杂文的写作中,一直奉行“三独”的魏明伦,认为杂文创作不仅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以及符合客观规律的独家发现,还应当有独特的语言、手法、技巧等艺术形式,这才能使得杂文在内容与形式上达成完美的统一,真正具有一种独特价值、审美意味。魏明伦非常注重对杂文体式的创新,他将自己杂文不同的内容与迥异的杂文体式相结合,因而做到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使得文章体式能够自由灵活地表达作者独到的见解与思考。在杂文体式上魏明伦独创了碑赋体杂文。1994年后,魏明伦开始创作一系列碑赋体杂文,并汇成系列。《盖世金牛赋》、《饭店铭》、《深山骏马碑》、《会堂赋》、《牌坊赋》、《纪信广场赋》、《灶王碑》、《华夏陵园诔》等四十余篇骈体文由各地立碑,流传甚广。

  所谓碑,本是古人置于宫室、宗庙前面,有的是为了测日影,有的是为了拴祭祀用的牛羊,有的是立在墓旁,为了下棺时用的木碑,后改为石碑。碑文,指刻写在碑上的文词。[14]碑文,又叫碑志、碑铭。碑志就是以碑记事,“铭”则是铭刻之意,刻在器物上的文词称为铭文。后来则刻字于石,所谓“以石代金,同乎不朽”。传统的碑文就是一种适宜歌功颂德的文体,而魏明伦将此延伸至批判,以接近鲁迅的杂文曲笔手法来变革撰写碑文,这不得不说是魏明伦杂文独树一帜的新奇之处。

  魏明伦所写的碑文体杂文,洋溢着从董狐到鲁迅敢于讲真话的精神!例如碑文体杂文《灶王碑》(2002年)中,作者大胆直言:“曾记否?挖掉万家小灶,推行一口大锅。同进公社食堂,共饮清汤寡水。灶王爷冷落,水肿病流行。回想当时劳模盘中食物,不如当代乞丐碗里油荤!”作者在文中直书将灶台挪作它用,是“中国特色”,是我们过去的错举,而今“品尝满桌珍馐,寄语满堂贵客:好吃而不懒做,醉酒而不发疯,享乐而不腐化,致富而不忘贫。朱门之外,谁家还有冷灶?危楼之上,几户仍吸寒风?旧灶王说好不说歹,新灶王报喜亦报忧。上天讲真话,下凡查实情。安得遍地佳肴,普及全民餐桌”[15]。作者理性辩证地分析了正确对待“灶王”是衡量一个阶段最好的解读,人能除却浮躁,“回归常识”,科学理性地对待“灶王”,便可天下安稳。其文章的思想境界,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当中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的忧国忧民精神一脉相承。上述语言机警峭拔又不失哲思理趣,“深刻而不失于晦涩”,短小精悍,朗朗上口,好似可以听到剧场里的锣鼓点儿,铿锵有力,音色优美。戏剧要讲究命题、结构与词采,魏明伦将戏剧的收放凌漓与境生象外以及雅俗结合等优势与碑体杂文巧妙地结合,起承转合之余又有杂文的精神情绪,“正是古典文学的熏染和戏剧创作的浸润”形成了魏明伦思想与艺术完美结合的杂文风格。魏明伦以继承鲁迅风骨为目标,站在思想家的高度来探索思考,用戏剧家笔调来谈笑反讽,以杂文家的眼光来解剖分析,因而不时迸发出警句格言,盛开出一朵朵奇葩佳花。

  魏明伦对于创新杂文形式的思源从未休止,艺术家那种不安分的气质以及活跃的思维时刻灌注在魏明伦的写作当中,他还探索了多种文体性的杂文,如日记体杂文、赋体杂文等等。这种杂文形式的多样性无一不是为魏明伦的杂文观所服务的——“对世则忧患元元,对己则虚怀若谷”。例如在鼠年,魏明伦以《鼠年笔记》为题的5篇日记体杂文,尤其是其中《蓉城遇丁聪》(1996年5月1日)一篇,处处透露出因腐败现象而引起的焦灼情绪,处处流露出一种文人的忧患情怀。将日记的性情抒发与杂文的警醒批判紧紧地糅合,用于自己的主观书写当中,对日记的这种改革上的愿景使魏明伦做到了大胆创新,在文风上以求多种形式共存,表达深刻思想内涵的同时,又兼具艺术的品味,使得杂文“真正成为以议论和批评为主而又具有文学意味的一种文体”[16]。

  一位有利于世道人心的作家,总是会怀揣一份悲悯情怀和忧患意识关心人间疾苦,承受生命中的无常与变幻。作为一名具有“社会良知的代表者和人类精神价值的维护者”[17],魏明伦站在底层的、民间的立场上对现世的不公与悲剧迅速作出文学反应,用杂文这一特殊的文学形式,坚韧而执着对社会中存在的弊端给予尖锐的批判,将这份责任与道义苦吟成戏、苦吟成文、苦吟成碑。

  参考文献:
  [1]魏明伦.巴山鬼话[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魏明伦.魏明伦短文集[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
  [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姚春树,袁勇麟.二十世纪中国杂文史(下册)[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
  [5]王岩森.游弋于历史与现实之间——1978-2000中国杂文专题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
  [6]周禄正.巴蜀鬼才——我所知道的魏明伦[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7]刘成信.独树一帜的杂文作家——品味魏明伦的《巴山鬼话》[J].四川戏剧,2011,(1).
  [8]王岩森.艺术化的批判:当代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的杂文创作——以魏明伦、王小波为例(下)[J].宁夏大学学报,2001,(2).
  [9]邓经武.“魏明伦现象”揭谜——魏明伦与巴蜀文化[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10]王锦慧.留住文化的根——访“巴蜀鬼才”魏明伦[J].党建,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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