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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南通范当世的散文创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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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南通范当世的散文创作分析 本文简介: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的范当世(1854-1904),江苏南通人,字肯堂,兄弟三人中居长,世称范伯子。他以诗享盛名,世誉其诗能合苏轼、黄庭坚。其实,他的散文颇具特色。范当世早年被聘往张之洞麾下的湖北通志局修志,后应吴汝纶之邀北上冀州讲学,再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幕府任西席,都出于他散文创作的卓越成就

清末南通范当世的散文创作分析 本文内容:


  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的范当世( 1854 - 1904) ,江苏南通人,字肯堂,兄弟三人中居长,世称范伯子。他以诗享盛名,世誉其诗能合苏轼、黄庭坚。其实,他的散文颇具特色。范当世早年被聘往张之洞麾下的湖北通志局修志,后应吴汝纶之邀北上冀州讲学,再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幕府任西席,都出于他散文创作的卓越成就。他的散文创作,渊源于桐城诸子,这从他的交游可见一斑。范当世私淑曾国藩,有诗云: “我有无穷私淑泪,只应寂寞赴湘流”[1]( P305),又有诗“生晚十年吾已矣,居常默默问湘源。”[2]( P161)他对曾国藩是“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曾深情地说: “余十七岁赴江南乡试,犹及见曾文正公复在,及来师武昌,距公没仅十载耳。”真是“蹉跎仅十载,不得同杯觞。觌面成私淑,沿流到武昌。”[3]( P84)不能亲炙曾国藩,能师事曾门弟子张裕钊、吴汝纶也是人生无尚快事。

  范当世于光绪六年( 1880) ,与其友张謇、朱铭盘谒张裕钊,执弟子礼,学桐城古文。范氏上其所为文,张裕钊认为范文“辞气诚盛昌不可御,深叹异,以为今之世所罕觏也。”张裕钊还以云为喻,用浓丽、繁缛的文字作赋一篇,描绘云之奇特变幻,以此熏染伯子,教他作文之道。[4]( P35)张氏还把得范生为弟子的事告诉吴汝纶,并说“公当贺我! ”[5]( P157)光绪八年( 1882) ,在张裕钊的邀请下,范当世去湖北通志局为张主持修纂的《湖北通志》,担任“婺妇传”部分的主笔,历时两年。又得张裕钊介绍,师从桐城派最后的宗师吴汝纶受古文法。光绪十二年( 1886) ,范氏应吴汝纶聘请北上冀州讲学。当时,张裕钊主保定莲池书院( 后吴汝纶主持) ,贺涛主冀州信都书院,范伯子主武邑观津书院,府、州、县三学鼎力,张、贺、范三人并肩,在吴汝纶主导下切磋文艺,教授弟子,冀州风气为之大开,学术蔚为大观。在此期间,张裕钊评点了范当世许多诗文,对范文进步作用巨大,张裕钊“诙诡”的文章风格,直接影响了范当世的文章。

  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汝昌中,吴汝纶是唯一的桐城籍作家,他对范当世帮助巨大。他邀请范当世游冀州书院四年,又竭力促成了范与桐城才女———姚蕴素( 姚莹之孙女) 的婚姻,继而介绍范氏入天津李鸿章幕府任西席四年。吴氏长范氏十四岁,二人亦师亦友,诗文切磋,互相引重。

  吴氏《与姚仲实》一文,总结概括了从桐城诸子“气清体洁”到曾国藩“雄奇瑰伟”,到张裕钊“谲怪诙诡”风格的演进。他固然赞赏方苞文章“绚烂之后归于老确”,但更欣赏张裕钊散文“意思之诙诡,辞句之廉劲”。他认为“文章以气为主”[6]( P359),又认为“说道说经不易成佳文,道贵正而文者必以奇胜”[7]( P51),特别青睐具有雄奇之气、奇崛之气的文章。他在《答施均父》中又说: “窃观自古文字佳者,必有偏鸷不平之气,屈原、庄周、太史公、韩昌黎皆是物也。”因此他对范氏屡试不第的偃蹇遭遇非常同情,鼎力帮助,又特别欣赏范氏文章所表现出的排奡、奇崛之风,甚至屡屡自叹弗如。

  另外,范当世的散文也受到刘熙载的影响。光绪四年戊寅( 1878 年) ,他至兴化,以弟子礼贽见刘熙载,刘赠《艺概》等书。他“退而上所为文数十篇,则先生以为可喜。”次年,刘熙载主讲上海龙门书院,范当世秋八月即前往,“先生穷日夜之力而与之言”,“定所谓《亲炙记言》者七纸。”[8]( P5)刘熙载是范当世艺文的启蒙老师,《艺概》是范氏创作的圭臬。刘熙载认为言为心声,“作诗不必多,所贵肝胆真。”( 《题杨一丈诗文集二首》之一) “品居极上之文,只是本色。”刘熙载肯定文学的发展,提出“变”的观念,他说: “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一合一辟谓之变,然则文法之变可知已矣。”( 《艺概·文概》) 范氏主张为文者首先要有人品( “诗品出于人品”正是刘熙载语) ,作本色、平实、自然之文,在平实基础上再兴变化,这正是受刘熙载影响所致。

  由范当世的交游可以知道他所接受的文学主张。他秉承古文传统和桐城文绪,把自己置身于以儒家学术为核心的“道统”和韩愈所构筑的文统中,认为学古文应“先本后末”,“养气以舒调,蓄德以达辞”[9]( P136)。“养气”、“蓄德”的基础是《语》、《孟》及六经,还要学习《庄》、《骚》、《史》、《汉》、《选》及唐宋八家,这些都是英明伟杰之士乘势而为之。在内忧外患的近代社会,西学“格致家言有足观焉”,也必须学习。学习古今中外先圣先哲的文章,扩大眼界,拓展胸怀,通晓历史,通达时务,他特别提出要有“通人之识”,从而“通时务,达世用”。[10]( P64)如此“积学多年,不患无意; 轩辕万里,不患无题。”平实说来,放笔为之,做到“自然”、“雅正”,这是作文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持之既坚而多读多作,必有气机大顺之时。气机顺而变化兴焉。”正如姚鼐所说“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到了“变”的阶段,就有微妙且无穷尽之能事了。他说: “古人佳文大抵必多所磊砢不平而含蓄不露,意思稠叠而随手包裹不碍於奔放,着字数百而旁见侧出之虚影不啻数千,空明澄澈,而万怪惶惑於其间。”风格随意摇曳,内容含蓄丰富。还说: “骂讥王侯将相而敬慎不渝; 文章虽极诙嘲,而定有一种渊穆气象。”讥讽诙谐与庄重肃穆类似相反的风格均可浑融于文中,“所谓胸襟不至豪杰,不足谈古文; 德器不类圣贤,亦不足以俯笑一世耳。”[11]( P32)只要希圣望贤、进德修业,文章怎么做都可以。范当世的作文理论,基本是桐城路数。

  传统古文“文以载道”,桐城诸家“学行在程朱之后”,在思想上都强调为“阐道翼教”而作文。这“道”的内涵却因时因人而异,在方苞曰“义”,在姚鼐曰“义理”,在曾国藩则于“义理”之外又加上“经济”一词,突出文章要“经世致用”。要言之: 儒家经典、内圣外王之道,人伦日用、社会风俗教化之旨,经世致用之方,是中国“载道”古文的大传统。至于“道”在具体作家作品中所诠释的“理”,论述精辟与否,演绎精彩与否,就看作者的学养和艺术造诣了。范当世散文“一以贯之”,以义理开文道,语言畅达,主旨精醇,文理自然。其弟子金鉽在《范肯堂先生事略》中云: “先生自谓谨守桐城家法”,刘声木在《桐城文学渊源考·范当世传》亦如是说。

  比如范当世《万星涛之母寿序》,讨论社会风俗礼仪的变迁。曾国藩为人作文祝寿,强求其说要合于古礼,吴汝纶认为今寿礼优于古冠礼,范氏则认为古冠礼与今寿礼同等重要,风俗教化,止于至善,非一朝之事,一定要由一个重要事情为契机,郑重其事,普视众听,化育万民。冠礼行,天下父母捐弃动物之爱,责子成人之道; 寿礼行,做人子的表彰父母训育之仁德,并潜移默化,身体力行。二者互为终始,民风因此而向上,善莫大焉。这样的文章符合桐城派提出的“雅洁”标准。范当世有些散文富于雄辩,标新立异,说理畅达,如《辨柳子厚八骏图》。柳宗元《观八骏图说》大意为,世人闻说周穆王的座驾“八骏”甚“骏”,就从“异形”求之,如此求出来的马“若龙、凤、麒麟,若螳螂”,荒诞不经。寻仿圣贤如果同样如此,就有人认为“伏羲牛首,女娲形类蛇,孔子如倛头”,这样是一定寻访不到圣贤的。“骏马”还是马,圣贤也是人,寻访圣贤要从普通人中去寻找。范氏反其意而辩道:

  求圣人与人相同之处,则必求不到圣人所以为圣人之处,反而会自甘于平庸; 普通人的智慧不足以寻求圣贤与人相同的地方,如果寻异寻到圣人“若牛、若蛇、若倛头”的地步,自会返本正源; 孟子说“尧舜与人同”是因为他“好异而谢不能”,所以才“退而求其同”。孔子从来以貌取人,所以才会犯“失之子羽”的错误。总之,范氏认为寻圣贤就是要从其奇异之处入手。范文思路奇特,但层层推进,有筋有骨,极富个性。吴汝纶欣赏此文,张裕钊则不以为然,此文文后自注: “作此等文时,挚父先生特欣喜过当,而吾师不谓然。复书论矫强、自然之分与真伪、雅俗之所判,其端甚微,其流斯远。当时悚然听之。其最称许者,则题张氏墓固一首耳。”

  张裕钊最称许的是《与张氏墓图》一文,也是一篇很有新意的议论文,该文演绎推理说: 山川有形有穴是有“气”贯通其间,“气”者,人文气息也。“气”如果不至,山川为之寂寥。只要这“气息”一旦得以附着,“奇怪殊异者”就会“瑰然成就於其间”。如遭贬谪的苏子泛舟赤壁之下,借奇特的山川发“文气”,于是有了前后《赤壁赋》,文风从飘渺到诡异。甚至张裕钊及曾门弟子的兴起,也是这种沉潜的“气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显现。范氏这篇文章有“诡异”之风,张裕钊晚年崇奉“诙诡”,自然最称许此文了。

  范当世散文议论多,说理多,叙述少,描写更少,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说范文: “简奥苍坚,台隶桐城。”曾国藩不满于“桐城诸老,气清体洁”,为振桐城古文枯淡之弊,倡导雄奇之风。张裕钊有“因声求气”,光绪六年,张裕钊初读范当世文,直觉其辞气“盛昌不可御”,击节称赏。以范氏《况箫字说》为例,该文阐发“声音之道”,认为“为学要诸道”,为道本斯文,为文系诸乐。吴汝纶读后给张裕钊写信说: “姚氏于文未能究极声音之道,弟于此事更未悟入。往时文正公言: ‘古人文皆可诵,近世作者如方姚之徒,可谓能矣,顾诵之而不能成声’,盖与执事之言若符契之合。近肯堂《范当世字》为一文,发明声音之故,推本《韶》、《夏》而究极言之,特为奇妙。”[12]( P35)寒碧评曰: “肯堂承桐城、湘乡文绪,于声音之道用意甚勤,诗中亦有‘茫茫九等味,纯以声和之’,‘往矣周孔隔地天,手语自听交鸣弦’之句。……此文逼近昌黎,辨裁昭晰,辞气紧近,洵推佳作。”[13]( P273)范氏“辞气昌盛”的雄文,又如《刚己字辞》,勉励弟子要做“无欲”、“不惧”、“不窳”、“为龙为虎”的刚者强者,该文写得境界阔大,纵横捭阖,音节铿锵,长短句交错,一气直下。寒碧评为“大笔盘礡”。

  范氏散文“昌盛辞气”的特点源于何方? 首先源于他的才气和恣肆的性情,二是源于游历。贺涛说范当世文章恢弘的气势是因为他足迹遍天下。他生长于江海交汇的南通,视野开阔,加之“恣山水之好,又远客四方以博其趣。”后又游走大江南北,在冀州四年,他“自津沽浮海,南至沪,又并海而北,绝江而抵通”; 走泰山,过黄河。又去金陵、武昌,“不半载走江海万里,凡吴楚胜地,古人所穷探极赏更百千年而号为名迹者,一纵所欲,以盛昌其文。”[14]( P46)另外,他饱读圣贤书,长于辨析古今哲理,为文理直气壮。他一生九次科考而名落孙山,满含悲愤抑郁之气。加上历经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件,国难家愁,集于一身。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深厚,文气畅达。

  范当世自云“谨守桐城义法”,但并不死守而是有所创新,他沿着张裕钊所创的“诙诡”一路而走得更远。光绪二十年( 1894) 张裕钊七十寿辰,范当世写了《武昌张先生七十寿序》,文章既没有宣扬寿主品格,也没有赞美寿主学术、功业,仅是安慰先生勿为遭遇而悲伤,劝张先生乐享晚年。其实文章影射了张裕钊的实际遭遇,张裕钊主讲莲池书院,意气正盛,却为李鸿章所排挤,无奈之中愤然离保定。光绪十五年( 1889) 他应湖广总督裕禄之聘主讲江汉、经心两书院,旋辗转襄阳书院,北上秦地,流离迁徙,孤苦无依。李鸿章虽排挤张裕钊,但他因在北洋海军和与日本战事上一味妥协软弱退让,遭到全国口诛笔伐。文中又提到通政黄体芳上书弹劾李鸿章,“拳拳焉惟相国之务去”。说黄体芳一生清廉劲直,敢言人之不敢言,60 岁告病辞官,“典质为食,归无一椽可依。”范当世文中感慨张裕钊、李鸿章、黄体芳三人“同官共学而邈不相收”。

  吴汝纶评价这篇寿文: “大作濂亭寿文实为奇作,所请陪客与主人全不相涉,有如时文家所谓‘无情搭’者,文乃错综变化,尽成妙谛,诡谲多端。此由才气纵横,体格雄富,因能因方为珪,遇圆成璧。令我俯首至地。”[15]( P117)范氏《与姚夫人书》又转引吴汝纶语曰: “此作真可谓神奇,直当比方欧而上之,非千年以内之物。曾公及廉老最工之作,乃不过如斯。”贺涛读此文,给伯子书曰: “信乎子之谲于文也”[16]( 卷一),给张裕钊书云: “其文甚高,恐无以相胜。”[17]( P79)张裕钊做寿,遍邀朋友门生作寿文,范当世寿文奉上之后,吴汝纶主动退避,放弃做寿文的打算。贺涛寿文则另辟蹊径大书特书张裕钊书法艺术以作规避。可见范当世《武昌张先生七十寿序》为一时之重。范当世散文在桐城文派中当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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