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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校录的《张子野词》探析

来源:免费论文网 | 时间:2019-02-13 09:47:25 | 移动端:王国维校录的《张子野词》探析

王国维校录的《张子野词》探析 本文关键词:探析,王国维,张子野词

王国维校录的《张子野词》探析 本文简介:词集校勘是晚清民国间词学的主流活动,清季四大词人皆曾程度不同地参与其中,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的校词成绩向为学界公认,况周颐虽自述“校词绝少”,又谓“毋庸以小疵累大醇”,但实际上也曾非常深入地参加校词活动。[1](P119-P125)王国维也是这一词学

王国维校录的《张子野词》探析 本文内容:


  词集校勘是晚清民国间词学的主流活动,清季四大词人皆曾程度不同地参与其中,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的校词成绩向为学界公认,况周颐虽自述“校词绝少”,又谓“毋庸以小疵累大醇”,但实际上也曾非常深入地参加校词活动。[1]( P119 - P125)王国维也是这一词学主潮颇为独特的积极参与者,他的《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广为人知,他所钞校的多种宋元本词也被学界发现并被深入探究。[2]( P313 - P338)与朱祖谋专注校词、校而不论不同,王国维校词并不单纯限于文字求真,而更注重品评词章乃至作者水平之高下,并从中提炼词学理论。王国维的校词与其词论及创作密切关联。我们研讨其校词活动,可以探知其词学萌生、发展、演进的过程。[3]因此,讨论王国维的校词文献,对于探讨其词学有特别的意义,即使吉光片羽式的文献,也可能会对深入理解其词学有作用。本文着重探讨他校录的《张子野词》。

  学界对王国维校辑本《张子野词》所知甚少,谢维扬、房鑫亮编《王国维全集·题跋批语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版) 搜辑王国维词学题跋批语非常全备,但亦未见该本。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考察该书的文献特征及流传情况。《张子野词》四卷,一册,凡四十九页,半页九行,行二十一字,红格稿纸,工楷手抄,双鱼尾,象鼻处有清末北京琉璃厂着名南纸店“懿文斋”①字样,卷首钤“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 朱文篆印) 、“王国维印”( 白文篆印) 、“人间”②( 朱文篆印) 三枚印章,卷末有跋: “光绪戊申九月从知不足斋本迻录一过,以葛辑《安陆集》校之。国维。”[4]该稿字画一笔不苟,笔迹与今存王国维诸手稿相同,的是王国维亲笔手抄手校。

  该本《张子野词》是王国维手校手录的众多词集中非常特殊的一种。不仅很少见于书目着录,连王国维本人的着述中也鲜有提及。他的《词录》着录自唐至元的词别集凡三百馀种、自五代至明的词总集三十馀种,其中即包括张先词:

  《张子野词》二卷、《补遗》二卷《知不足斋丛书》本、《安陆集》本、侯文灿《十名家词》本,宋张先撰。《书录解题》云一卷。四库着录者为《安陆集》本,仅一卷六十八阕。侯氏本凡一百二十九阕,而知不足斋本为最完备,然前二卷羼入他人之词亦复不少。近仁和吴昌绶有三本校补本,尚未印行也。[5]( P11)从着录可知,王国维很熟悉张先词的三种主要版本,也曾作简单的比较,却没有进而言及自己校录的《张子野词》。这有可能是因为《词录》大致编成于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1908) 七月,而《张子野词》的校录时间则在当年九月。但《词录》成书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王国维皆随身携带此稿,却迄未订正该条;旅居日本后,将《词录》稿本转赠罗振常,亦有请其代为整理发表之意,因此《词录》原稿中,可见罗振常的多则补证,但罗氏的补证同样也没有涉及张子野词。[6]( P103 - P117)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王国维在《词则》乃至其馀的着作中并不提及自己校录的《张子野词》呢?

  王国维在词学文献方面的成就最主要的是词集辑录和校刊,与当时从事词学文献整理的很多词家不同,王国维的词集校辑有非常明显的时代指向,即唐五代词,其校辑对象通常来自于总集或者词选,这些词人的别集或久佚不传,或稀见本存于天壤间而王氏无缘寓目。《词录》中特别列出的“海宁王氏辑录本”、“海宁王氏辑本”、“海宁王氏录本”已反映了这种情况:

  海宁王氏辑录本: 金荃词一卷( 温庭筠) 、浣花词一卷( 韦庄) 、薛侍郎词一卷( 薛昭蕴) 、牛给事词一卷( 牛峤) 、牛中丞词一卷( 牛希济) 、毛司徒词一卷( 毛文锡) 、魏太尉词一卷( 魏承班) 、尹参卿词一卷( 尹鹗) 、琼瑶集一卷( 李珣) 、顾太尉词一卷( 顾夐) 、鹿太保词一卷( 鹿虔扆) 、欧阳平章词一卷( 欧阳炯) 、毛秘书词一卷( 毛熙震) 、阎处士词一卷( 阎选) 、孙中丞词一卷( 孙光宪)海宁王氏辑本: 檀栾子词一卷( 皇甫松) 、香奁词一卷( 韩偓) 、红叶稿一卷( 和凝) 、南唐二主词一卷( 李璟、李煜) 、聊复集一卷( 赵令畤) 、冠柳词一卷( 王观) 、顺庵乐府一卷( 康与之)海宁王氏录本: 张舍人词一卷( 张泌) 、赤城词一卷( 陈克)“辑录本”、“辑本”、“录本”虽名号不同,但并无本质区别,上列二十四种词,除《聊复集》、《冠柳词》、《赤城词》、《顺庵乐府》是宋人词集外,其馀二十种( 《南唐二主词》为两家,总凡二十一家) 后来结集成《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除《金荃词》、《南唐二主词》有别本流传外,基本皆为王国维的新辑本。而《聊复集》、《冠柳词》、《赤城词》、《顺庵乐府》四种,《词录》则皆注明原书已“佚”,今存本为王国维辑录。从这一点上,我们可知王国维对辑录和校勘在态度上实有轻重之别,辑录明显比校勘更为重要。因此,王国维虽然曾过录多本词集,甚至过录本中亦有校勘,但《词录》中也不再载录,例如柳永《乐章集》三卷、王安石《半山老人歌曲》一卷、宋以宁《王周士词》一卷、杨万里《诚斋乐府》一卷、陈深《宁极斋乐府》一卷,王国维皆曾手钞过录,《乐章集》更有王国维跋: “宣统改元夏五,假得仁和劳巽卿先生手钞、毛斧季校宋本《乐章集》,既校录于毛刻上,复钞此目及毛刻无而钞本所有之词,别为一册,钞毕附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校录本同样没有反映在《词录》中[2]( P319 - P321)。可能基于同样的原因,他更早校录过的《张子野词》也就不能记在《词录》中了。

  该本《张子野词》随后的流播收藏过程不详,民国五年( 1916) 正月,旅居日本的王国维携子归国,行前购买并整理藏书,“于海东书肆,购得《太平御览》、《戴氏遗书》等书。罗先生又贻以复本书若干种。

  先生亦以所藏词曲诸善本书报之。”[7]( P102)这一批“词曲善本”即所谓的“东洋文库所藏特殊本”,而《张子野词》不在其列; 王国维自沉后,赵万里整理其遗着时,曾罗列王国维手校手钞之书,但也没有见到该本。[8]( P145 - P179)其后不知何种因缘,该本《张子野词》被当时的中央图书馆( 今南京图书馆前身) 收藏,民国二十九年( 1940) 前后,唐圭璋先生在《金陵学报》第十卷第一、二期发表《宋词版本考》一文,首先在该馆注意到此书: “《张子野词》四卷,南京图书馆藏王国维手校本。”[9]( P126)民国三十七年( 1948) 十二月以后,随着内战局势升级,国民政府策划动用海军及轮船招商局的力量将中央图书馆、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机构的图书文物运往台湾[10]( P100),该本《张子野词》亦在其中,并最终成为如今台北“中央”图书馆的善本珍藏。

  作为王国维的亲笔墨宝,《张子野词》自具其文物价值,但作为张先词别集的一个版本,该本《张子野词》( 下称“王本”) 在文献学上是否还具有独特的价值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须考察张先词的版本系统。

  根据唐圭璋《宋词版本考》[9]( P126 - P127)、王兆鹏《词学史料学》[11]( P165 - P167)、蒋哲伦《唐宋词书录》[12]( P218 - P220)等书载录,张先词集宋时曾有刻本,即南宋嘉定间长沙书坊刻《百家词》本一卷,但早已佚去。明代以后的很长时间内,张先词别集都处于钞本流传的状态,重要的有如下数种: 一,明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本; 二,明钞清丁丙跋《张子野词》本; 三,清初佚名钞《宋元名家词钞二十二种》本; 四,清嘉庆、道光间刘喜海钞《宋元人小词三十四种》本。这些钞本皆孤本单传,学界能目验手抄者少。因此,毛晋刻《汲古阁六十名家词》时,将张先词遗落在外。清立国以后,随着词学复兴,学界逐步重视宋词集的整理刊刻,张先词因此先后出现了几个流传较广的刊本: 一,《张子野词》一卷,康熙间亦园刻侯文灿辑《十名家词》本[13]( 下称“侯本”) ,此本据吴讷《百家词》本刊刻,收词一百二十九阕[14]; 二,葛鸣阳辑《安陆集》一卷( 下称“葛本”) ,乾隆四十六年安邑葛氏刻本,附《复古编》后,收词六十八阕; 三,鲍廷博辑《张子野词》二卷、《补遗》二卷本( 下称“鲍本”) ,鲍本以宋菉斐轩钞本二卷为底本,录词一百零六阕,复从侯本剔除重复,编为补遗上卷,得词六十三阕,又从各类词选中辑张先佚词,编为补遗下卷,得词十六阕,全书总共收词一百八十五阕。[15]相较而言,鲍本在张先词集版本中最为全面,后来众多的版本纷纷承袭鲍本而来,例如黄锡禧校本、《强村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全宋词》本等等。

  王本亦据鲍本过录,并以葛本参校,其天头处往往有行书校语。因为鲍本吸纳了侯本,王本《张子野词》三种重要刻本,因此皆有实际的承袭。已有学者证明,王国维在校词时受到了吴昌绶的很大影响[16]( P47 - P48) [6]( P106 - P110),《词录》中也说,《张子野词》“近仁和吴昌绶有三本校补本,尚未印行”,从时间上看,王本校录紧随着《词录》成书,因此也可以说,王本可能也受到了吴昌绶的启发。从这个角度看,王本似乎并无特殊的文献价值,这也许是该书一直未为学界关注的一个原因( 另一原因可能是藏于台湾,大陆学界不能轻易获见) 。不过,仔细校读王本,可以发现,王本仍足以自立,而且在校辑过程中,王国维在有意无意间赋予该本一些特殊性,能让我们从侧面窥探他对词集校勘的隐秘心态。

  先看王本的文献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王本保存了鲍本文献之真,在某些方面可补后出诸本的不足。咸丰九年,黄锡禧惩于鲍本“误标之调,后添之题,不免杂厕; 引校异文,又间有显系讹谬者”,“辄为芟薙,以便翻览”[17]( P498)。黄锡禧所做的工作,归纳起来,大约有四项: 一是校词调; 二是保存张先原有词序,而删去“京口”、“怨别”、“不至”之类的后人妄添的词题; 三是对异文校删繁就简; 四是径改有误的专名,例如《定风波令·西阁名臣》小序中的“陈待举贤良”,黄校本改“待”为“令”; 《木兰花·宴观文画堂席上》,黄校本改“宴”为“晏”。这四项工作体现了黄氏对张先词的进一步整理,此后黄校本遂逐渐取代鲍本,甚至得到了朱祖谋的认可,成为《强村丛书》的底本,并同样因为朱氏的强势影响,成为包括《全宋词》在内的古籍整理类图书的底本。在张先词集诸版本中,影响当代学界可谓最为深远。但是,黄本并非尽善尽美,仍有一些误区,例如,他因未明《感皇恩》和《小重山》实属两调,便将张先集中所有《感皇恩》全部改成《小重山》,这一讹误后来因为在敦煌词中发现该词调而得到纠正。[18]( P95)考察王本,可知其中仍然保存《感皇恩》词调。另外,黄校本虽经过精心校对,却也存在着对鲍本的误改,试举两则:

  《于飞乐令》( 宝奁开) : “曲房深、碎月筛帘”句,“深”,黄校本作“西”。
  《天仙子·别渝州》: “凭仗东风交点取”,“交”,黄校本作“教”。

  无论是“西”,还是“教”,黄校本更动时都没有版本依据,当属误改,而“深”则明显较“西”为优: 月光透过帘幕,在地上投影下细碎的光斑,这样的景象应当是在房间深处才可以看见。黄校本的这两处误改在《全宋词》[19]( P71、P72)乃至吴熊和等《张先集编年校注》[18]( P183、P29)中仍得到延续,因此,王本对鲍本的这些承袭便具有特别的意义,能够提醒我们进一步完善对张先词的整理。

  第二,王本较全面地指出张先集中羼入的别家作品。鲍本最早注明了这些两见的作品,如《醉桃源》( 落花浮水) 、《行香子》( 舞云歌云) 二阕又载于欧阳修《六一词》,《虞美人》( 画堂新霁) ( 碧波帘幕)二阕又载于冯延巳《阳春集》。王国维则将此项工作进行得比较彻底:

  《醉桃源》( 湘天风雨) “此少游词也,误编于此”
  《相思令》( 苹满溪) “又见《六一词》”
  《更漏子》( 星斗稀) “别见冯延巳《阳春集》”
  《蝶恋花》( 槛菊愁烟) “别见《珠玉词》”
  《三字令》( 春欲尽) “别见《花间集》,作欧阳炯”
  《酒泉子》( 亭下花飞) “以下五阕均见冯延巳《阳春集》”
  《千秋岁》( 数声鶗鴂) “又见《六一词》”
  《御街行》( 夭非花艳) “别见《六一词》”

  虽未按断,但王国维在这方面的努力甚至超过了后来者,其后朱祖谋仅在校记中指出《更漏子》、《蝶恋花》、《千秋岁》三阕的别见现象,远较王本为少。但也不必讳言,王校亦有不严密处,例如,他认为《更漏子》一阕别见于《阳春集》即属误记,该词实别见于温庭筠《金奁集》。

  这些别见的词,王国维通常会根据别本所载对词作进行改动,或者出异文校,这种现象反映了他所理解的校对是颇为独特的,并不完全遵守校勘惯例。例如《更漏子》“满庭堆落花”,王本无校记,然鲍本、黄校本“堆”皆作“阶”,王本当即据《金奁集》改定,朱祖谋关于此词的校记可证: “‘满庭阶落花’,按是阕见《金奁集》,‘阶’作‘堆’。”[17]( P499)又,《蝶恋花》( 槛菊愁烟) “燕子双来去”,“来”字下,王国维有“一作飞”三字校记,即据晏殊《珠玉词》本校订。

  王本亦具有非常明显的特色,其表现,也可分两方面: 其一,王本与鲍本、黄校本存在大量异文:

  这些异文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绝大多数都没有版本依据。由上表可见,或因音近或义近致误( 吹 -催、城楼 - 城头、恨 - 怨、夜 - 衣) ,或因误倒而误( 情多 - 多情、清音 - 音清) ,大部份则是并无文献依据的词句改定( 满 - 乱、浮云 - 琼楼、年 - 岩) 。王本原据鲍本校录,二者之间却出现如此多的异文,颇耐人寻味。不过,这些异文的存在除了王氏校对因时间匆促而不及细辨外,也显示了他在校勘上的态度,即并不单纯追求文字校订的精确,反而有意忽视,甚至径行改动。

  其二,王本还存在一类特殊的现象,即与鲍本异文互倒:

  《御街行·送蜀客》,王本: “程入花溪还( 一作远) 远。”鲍本: “程入花溪远( 一作还) 远。”
  《醉落魄·咏佳人吹笛》,王本: “内家髻子( 一作要) 新梳略。”鲍本: “内家髻要( 一作子)新梳略。”
  《剪牡丹·舟中闻双琵琶》,王本: “柔柳摇摇坠( 一作‘柳径无人堕’) 飞絮( 一作轻絮) 无影。”鲍本: “柔柳摇摇坠轻絮无影( 一作‘柳径无人堕飞絮无影’) 。”

  这些文字上的颠倒可能也是王国维有意为之,其目的在于炫奇还是其他,现在已不得而知。

  可以说,王本虽在文献价值方面自足成立,却也存在着一些不合校勘原则的问题,甚至与王国维自己在《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中坚持的“既实事求是,又‘多闻阙疑’”的校勘原则相违背[20]( P221)。王本可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本,不仅可作为张先词集整理的一个参照,同时也能从中窥探王国维隐秘而略显矛盾的校词态度以及对张先词的态度,而后一方面,正可能是王国维在有意无意间留下的线索,即他并不自满于当校勘学者,而是更在意于理论方面有所创见。

  王国维词学在清末民初颇为特立独行,现有资料并没有记录表明他在此方面有直接的师承。其转向词学,最主要的原因是兴趣迁移: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其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近年嗜好之移于文学亦有由焉,则填词之成功是也。”[21]( P121 - P122)其最早的词学活动是创作,时间是光绪三十年( 1904) 春[22]( P394)。大略同时,他也逐步开始词学批评和校勘,其现存最早的校勘资料是周济《词辨》二卷和《介存斋论词杂着》一卷,作于光绪三十一年,其后跋云: “予于词,于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于北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于南宋只爱稼轩一人,而最恶梦窗、玉田。介存此选,颇多不当人意之处,然其论词语则颇多独到之语。始知天下固有具眼人,非予一人之私见也。”[2]( P332)可以说,从一开始,王国维的词学即具较高眼界和浓烈的个人色彩。

  无独有偶,王国维淡出词学领域也是因为兴趣转移,宣统三年( 1911) 底,王国维随罗振玉浮海东渡,旅居日本京都凡五年,学术兴趣渐由文学转向经史考据。[16]( P77)这一过程其实早有端倪,虽然王国维在民国七年( 1918) 至民国十年( 1921) 间仍有三首词作,但这些词皆为长调,同属应酬之作,与其早年的立论卓然有异,除此之外,他最晚的一首词则作于宣统二年除夕( 西历已入 1911) 。[22]( P568 - P579)而其关于词学、曲学的总结性着作如《清真先生遗事》、《录鬼簿校注》、《古剧脚色考》等作于宣统元年、二年间。

  这期间,他尚撰有部份关于词曲的题跋作品,如《庚辛之间读书记》中载有对《片玉词》、《桂翁词》、《花间集》、《草堂诗馀》、《尊前集》的题跋[23]( P439 - P448),但其倾向则更注重名物、版本考订。[16]( P64 - P87)因此,校辑《张子野词》是王国维专力治词时期的一系列词学活动中的一项,从时间上看,它刚好在王国维整个词学活动的中点,而且正好在光绪三十四年《人间词话》撰成之前[24]( P8)。那么,《张子野词》

  在其词学理论建构中,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人间词话》中涉及对张先词评价的仅有两则,其中一则如下:“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25]( P501 - P502)此则评论张先《天仙子·时为嘉禾小倅,以病眠不赴府会》,强调炼字之工,虽着墨无多,却与其论词主旨“境界”密切关联。在王国维的理论中,境界有有无之辨,“境非独谓景物也。感情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有内容之别,“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 有层次之分,“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物皆着我之色彩; 无我之境,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 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有小大之别,“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高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 ‘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在王国维的观照中,张先的“云破月来花弄影”又有什么样的“境界”属性呢?

  《天仙子》是张先的名作,“云破”句又是张先词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一句,历代论者皆对此赞赏有加,张先甚至凭此类句子得了“三影郎中”的雅号。不过,正如沈祖棻先生的分析,王国维对该句的赏鉴有别于流俗,“好处在于‘破’、‘弄’两字,下得极其生动细致。……他( 指王国维) 不注意‘影’字而注意‘弄’字,很有见解”[26]( P21)。当然,王国维看中张先该句是欲借以说明其境界理论,“云破”句当属“有境界”; 从内容上看属于“写境”; 在格局上则既描写大景物“云破”,又关注局部的景色“花影”,介于大、小“境界”之间; 而“破”和“弄”,则暗示着风、光、声、影之间的互动,是作者在细致观察景物后得出的,因此其境界也介于有我和无我之间[24]( P196 - P197)。可以说,这句词既完美地体现了王国维的境界主张,也同样证明了张先词对王氏词论建构的重要意义。

  校辑张先词,是王国维将其词学触角伸向宋代的有益尝试,也预示着词学发展的可能方向。王国维治词,自唐五代入手,对其评价也最高。前文曾引述,王国维较早接触到常州派特别是周济的词学理论,他赞同周济有关南北宋词的价值评判,但却一直对周济由南宋追北宋的学词途径持批评态度,而主张学习唐五代以及北宋诸家的“生香真色”、“透澈玲珑,不可凑拍”之处,这与常州词派先贤张惠言、刘熙载等的主张较为相似。尽管如此,王国维早期的词学校勘实践却主要集中在唐五代方面,虽然对北宋词有所体认,深入研究却并不多见。特别是在《词录》及《人间词话》成书之前,王国维校词实践中很少涉及宋人,仅《聊复集》、《冠柳词》、《赤城词》、《顺庵乐府》四家。直到校辑《张子野词》之后,他才开始大量地阅读、校对、题跋、考订宋人词集,若以时间先后为次,王国维校毕《张子野词》后对唐宋人词的研讨成果大略有:

  宣统元年闰二月、宣统二年四月,两次校跋《梅苑》[21]( P531 -P532); 宣统元年六月,校跋《寿域词》[21]( P534 -P535)、宣统元年二月至四月,校《乐章集》,作校记[21]( P716 -P727);宣统元年四月,校《山谷词》,作校记[21]( P727 -P733);宣统元年九月,校跋吴氏甘遁村居钞本《片玉集》[21]( P535 -P536); 宣统元年至二年间,校跋《宋名家词》五集五十册,于其中所收诸词集,基本皆有校跋[21]( P537 -P544);宣统二年五月,校跋《新刊古今名贤草堂诗馀》[21]( P544);宣统二年十二月,撰成《清真先生遗事》[23]( P535 -P536); 宣统二年或三年,撰《片玉词》跋[23]( P439 -P442);民国元年夏,撰《双溪诗馀》跋[16]( P82)。这一系列校词成果及从中提炼的词学观点,已无缘在其《人间词话》中有所反映,但却昭示着王国维词学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对周邦彦词作的重视。《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对周邦彦虽有肯定,但亦颇多指责和贬斥,但经过数次词集校对,他已将周词认定为“词中老杜”[27]( P423)。前后异势,反映的不仅是周词在王国维心目中的升沉,也暗示了其词学理论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是王国维深入研读北宋词后才有可能发生的,只是可惜王国维很快淡出词学领域,并未能够进行更全面、充分地阐释,其词学存在的一些缺陷也无由再获得弥补。

  但亦毋庸讳言,在唐五代乃至北宋诸家中,王国维对张先的重视程度较之其他重要作家要等而下之。《人间词话》提到“北宋名家以方回为最次”、“小山矜贵有馀,但可方驾子野、方回,未足抗衡淮海也”,《清真先生遗事》则云“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南宋惟一稼轩可比昌黎”[27]( P423),可知在王国维心目中,张先的地位与晏几道、贺铸等大致相当,是第二层次的词家。那么,王国维是基于什么样的标准而作出如此评价的呢?

  王国维论词,悬为最高标的的是境界。但如何能达到境界之高,王国维的表述则颇为微妙。在手稿本《人间词话》的后半部份,王国维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生发,并拈出情真、自然等概念: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其为词人所长处。”“尼采谓: ‘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

  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其实要求“自然”和“情真”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求真。王国维在“真”字上的要求非常严格彻底,不仅表现在词章题旨、作者感情、描绘对象及描绘方式诸方面,甚至在词章文字也要求真。因此,他不能容忍在词中使用“代字”,鄙薄善于模拟的云间词为“彩花”,又拈出“隔”与“不隔”的理论,并以“不隔”

  为高,在具体的词家评论中也一直贯彻这一原则。不过,即便是“真”,仍有高下层次之分,如前所引,宋徽宗和后主词同一“真”,层次却不同,王国维将此近似地分为“忧生”与“忧世”的不同,“‘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 ‘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忧生关注的是个体,忧世关注的则是群体,据其语意可辨,后者较前者要更高明。而且,王国维特别重视词的忧患意识和凄婉悲情,彭玉平认为“悲情是王国维持以衡量词人甲乙的重要依据之一”[24]( P294),毋宁说忧患、悲情的深广度是王国维持以判分顶级大词人和一般大词人的重要依据,正是因此,李煜才会因“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而被王国维认为是“神秀”、“有句有篇”,是词中的最高品级。在《人间词话》

  中,王国维还列出了一个“词之最工者”的名单,包括李煜、冯延巳、欧阳修、秦观、周邦彦。冯延巳“堂庑特大”,欧阳修“豪放之中见沉着,所以尤高”,秦观“足以当”“古之伤心人”、“词境最为凄婉”,其选录的标准正在于其词忧患、悲情的深广度。周济认为“子野清出处、生脆处,味极隽永。只是偏才,无大起落”[28]( P1643),王国维看来是认同他的看法的,即张先词深广度不足,以故才难厕身最顶级的词家之列。不过,张先词毕竟是唐宋词发展过程特别是从小令走向慢词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张子野词,古今一大转移也。前此则为晏、欧,为温、韦,体段虽具,声色未开。后此则为秦、柳,为苏、辛,为美成、白石,发扬蹈厉,气局一新,而古意渐失。子野适得其中,有含蓄处,亦有发越处。但含蓄不似温、韦,发越亦不似豪苏腻柳。规模虽隘,气格却近古。自子野后,一千年来,温、韦之风不作矣,益令我思子野不置”[29]( P3782)。在创作和理论建构中,王国维很自然地受到了张先的影响。例如,王国维的慢词创作,向来评价不高,有学者认为“静安长调,每苦意少而语繁,笔力欠重,境界欠大,通体浑融者甚少”[22]( P440)、“长调非静安所擅,……盖未于南宋诸家用力故也”[22]( P492),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即与张先颇有关联。词史上,慢词的兴盛较小令稍后,宋初大词人中,较为着意创作慢词的便是柳永和张先。柳永当然也有以小令作法填写的慢词,但其一大创造即为慢词引入赋法,为慢词的发展开了方便法门,更为引人瞩目,“屯田为北宋创调名家,……其佳词,则章法精严,极离合顺逆贯串映带之妙,下开清真、梦窗词法”[30]( P4911)。张先同样创作了大量慢词,不过,与柳永有别,他的慢词“亦多用小令作法”[31]( P3443)。此后以小令法作慢词的词家在词史上并不多见,除晏几道、秦观等少数几人外,罕有效法者,但却得到王国维的易代追崇: “长调自以周、柳、苏、辛为最工。美成《浪淘沙慢》二词,精壮顿挫,已开北曲之先声。若屯田之《八声甘州》,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彭玉平认为: “王国维将长调分为两种基本形态: 一种是精壮顿挫,类似元杂剧的结构方式; 一种是伫兴而作,类似小令作法。……所谓‘精壮顿挫’,主要是形容其词在情感表达上随着结构的起承转合而相应变化。……王国维以柳永《八声甘州》及苏轼《水调歌头》为例,认为其虽具长调之制,实用小令作法,故格调高远、韵味深长。”[24]( P244 - P245)王国维虽未点明张先,但对以小令作法写慢词的认同却是肯定的。

  此外,夏敬观指出张先在小令创作中多用古乐府作法[31]( P3442),王国维词创作中亦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其《南歌子》( 又是乌西) 、《阮郎归》( 美人消息) 二词即被论者以为“有古乐府的遗意”[22]( P476)、“有古乐府风调”[22]( P482)。

  综上所述,校辑《张子野词》是王国维词学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其文本足资参校,其反映的王国维校词的特别方面也足供玩味。更特别的意义在于,王国维对张先词的校词成果也潜移默化地融汇到他词学理论的建构过程中,特别是对张先词的体认被吸纳入“境界”说的建构中; 同时,他对张先词的深入研究标示着其词学视野拓宽至北宋,暗示其词学进一步的可能性变化; 而且,张先词在创作上也给王国维以印证,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观王国维词创作优缺点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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