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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崎丰子战争题材作品中的反战观

来源:免费论文网 | 时间:2019-02-13 09:47:49 | 移动端:山崎丰子战争题材作品中的反战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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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崎丰子战争题材作品中的反战观 本文简介:一、引言。  战后,日本经济在短期内复苏,使日本民众逐渐忽视了对历史过往的反省和问责。甚至有人认为日本只是战败,过去的事,可以忘记。而很多日本大众文学作家坚信:无论时光怎样流逝,二战是无法从历史中抹去的,与战争相关的很多事情尚未完结。唤起民众意识,引起社会反思,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主要目的之一。  日

山崎丰子战争题材作品中的反战观 本文内容:



  一、 引言。

  战后,日本经济在短期内复苏,使日本民众逐渐忽视了对历史过往的反省和问责。甚至有人认为日本只是战败,过去的事,可以忘记。而很多日本大众文学作家坚信:无论时光怎样流逝,二战是无法从历史中抹去的,与战争相关的很多事情尚未完结。唤起民众意识,引起社会反思,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主要目的之一。

  日本着名社会小说作家山崎丰子(1924年-2013年)于战后开始文学创作,生前共创作了16部长篇小说和9篇中、短篇小说。她经历过大正、昭和与平成3个时期,青年时期被强行中止学业、派往兵工厂加工弹药的特殊战时经历使她痛恶战争,也成为她文学创作的主要动力。在接受胡耀邦总书记接见时,山崎曾说:“之所以我的小说结尾经常带有反战思想,是因为我亲身经历过那场战争。”

  于是,她在而立之年后开始以文字的形式控诉战争,其大部分作品中贯穿着“反对战争”与“和睦共生”的思想,表达公众的不满情绪,揭露鲜为人知的史实,挖掘被刻意隐藏的事件成为这位平民作家的使命。为此,她身体力行,煞费苦心搜集资料,将作家生涯近四分之一的时间用于战争相关题材的创作,笔触涉及太平洋战争、广岛原子弹爆炸、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关东军溃败等历史场景,以此引发读者思考:战争到底是什么?

  二、“归”--山崎文学的反战主题。

  在山崎丰子的反战思想中,饱含着日本民族特有的“归”的元素。 “归”这个字,在日本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含义。根据《广辞苑(第五版)》的解释,“归”的主要含义是(事物或人)回归到原点或原始的状态。对于信仰宗教的普通日本人来说,无论事业怎样辉煌,人生多么精彩,大多希望落叶归根。但由于战争,许多人都未能拥有这样圆满的结局,不能魂归故里,令人无法释怀。

  山崎巧妙地运用了“归”这个元素,将反战思想融入作品之中,引导人们对战争的残酷性产生共识。“归”的运用在其创作前期就已出现,尤其是“发展期”和“巅峰期”①的一些作品以人物意外死亡为结局,以唤起人性的回归。比如《女人的勋章》中自杀的大庭式子和《白色巨塔》中病死的财前五郎,都是在事业达到顶峰之时意外陨落的。他们渴望在业界的残酷竞争中脱颖而出,却因执着于金钱与名誉,渐渐丧失自我,失去人的本性。在“战争三部曲”②中,山崎将重点放在主人公回归故土上,运用写实手法表现各种人物的悲欢离合,令小说高潮迭起。

  《不毛地带》中的一岐正,在西伯利亚服劳役时,认为不可能再回到日本,屡次尝试自杀。

  但是理智最终战胜了冲动,令他勇敢地活了下来。11年后,他终于如愿返回日本。虽然在近畿商事中平步青云,却于带领商社异军突起之时急流勇退,因为他始终惦记着那些客死他乡的人。

  小说的结尾,辞职后的一岐接任“朔风会”③会长的职务,回绝了秋津千里对自己的感情,只身踏上飞往苏联的航班,前往哈巴罗夫斯克、伊尔库兹克等地寻找日本人的尸骨。

  “飞机于暮色中继续飞行,眼前出现的白色大地不断扩大。再过不到1小时,就将抵达哈巴罗夫斯克了。(略)我终于来了,再等等我--一岐拿起放在旁边座位上的盛开的白菊花举在窗前。

  冰封的苍白大地上,突然浮现出这样的景象:战俘营中了望塔高高耸立,在袭人的寒风中,排成5列纵队的日军战俘从营门前出发,准备上工。(略)一岐的脸上,落下大滴的泪水。”

  “活下去,作历史的见证人”,这是已故的谷川大佐的声音。他曾经劝说一岐无论面对怎样残酷的命运,都要顽强地活下去[2].按照常理,受尽苦痛、九死一生的人回国后应充分享受生活,但山崎却设定了这种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结局,大胆揭发战后日本人精神层面的“不毛地带”.人们通过主人公的眼睛,看到了战后30年日本民众内心的变化过程,体会到了不一样的“战争与和平”.主人公一岐的原型是多位具有相似经历的人(濑岛龙三、草地贞吾、铃木敏夫),山崎将他们辛酸的过去逐一编织起来,最终凝结在一个人身上。换言之,其身上所体现的是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日本民众的苦难与悲凉,让日本民众再次领悟战争导致的“不归”的苦痛和能够“归来”的珍贵。

  《两个祖国》和《大地之子》同样以战争为背景,将“归”的主题引入更深层次。虽然故事结局不同,但“归属感”已成为众多人物的相同的渴望。

  太平洋战争、广岛原子弹爆炸、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等是许多日本文学作品中出现过的场面,若无新意,创作便会走入定式。为避免模式化,山崎丰子始终抓住美籍日裔这一鲜为人知的群体进行描写,挖掘平凡人难以察觉、且极易被社会过滤掉的、长久存在于他们个体之中的紧张与不安的精神状态。1978年,山崎受聘夏威夷州立大学进行讲学,期间涉猎了移民史、日裔收容所等材料,探访了很多第1代、第2代美籍日裔,听他们诉说亲身经历。当得知12万美籍日裔在“珍珠港事件”后被当作嫌疑人关进沙漠深处的收容所时,悲凉之情油然而生。为此,山崎通过大场景、多层次、多线索的描写引出主题,在有限的篇幅内,尽量向读者提供有关信息。

  在小说中,身为第2代美籍日裔的天羽贤治不停地转换着自己的身份:从收容所的俘虏,到美军情报部门工作人员,再到原子弹爆炸调查小组成员,最后成为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监听译员。虽然社会地位越来越高,但他却在一次次角色转换中越发感到得不到任何一方的信任,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宣读完毕后,因被怀疑无法完全忠诚于美国的他被终止继续担任现职、调往军用铁路运输事务所。渴望安定的贤治心力交瘁,最终在日本的土地上,抛下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子女,于审判厅内饮弹自尽。

  《两个祖国》的另一条主线是天羽贤治的弟弟天羽勇。在战争中,不同年代的人对自己的身份认知不尽相同:父亲天羽乙七始终认为自己是日本人;贤治则对日本尚存眷恋,对日本人仍有同情感;而勇却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公民。然而,勇的归属感在战争中多次遭到粉碎。作为土生土长的美籍日裔,勇为表明对美国的忠心,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加入美军参战,被编入由日裔、夏威夷裔组成的442部队。他在欧洲战场上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当美军第34师团德克萨斯大队被德军包围在德、法交界的山中时,美国政府把解救任务交给了442部队。在伤亡过半、补给匮乏的情况下,勇与部队终于突破重重包围,接近了德克萨斯大队。但接下来的一幕却令他怒火中烧。

  “3个小时后,(天羽)勇等人回到了根据地,250人的队伍就剩百十号人。(略)”德克萨斯大队,你们在哪儿?我们来救你们了!“马克队长的左臂被子弹击中了,鲜血染红了衣袖。他大声呼叫着,前面的草丛动了动。

  ”喂!是德克萨斯大队吗?“勇也不由得凑近跟前,周围的草丛动了起来,有人从地洞中探出了头。

  ”你们是谁?“德克萨斯兵问道。

  ”我们是36师团的442部队。“”啊!是‘小日本(Jap)'!“一个人从洞中爬了出来,喊道:

  ”喂!大家快出来!’小日本‘来救我们啦!“”什么’小日本‘!我们是拼死冲破敌人的包围来救你们的啊!“(略)然而,战斗还未结束。就在勇证明了自己作为美国公民的价值和忠诚不久,手榴弹划了一道弧线飞了过来,爆炸了。

  ”不!“勇的身体被爆炸的气浪抛向半空,他大声惨叫。[3]521-523”

  勇是在极度迷惘和悲愤中死去的,在他短暂的生命中,这种情绪始终藏匿于内心,令他无法坦然面对一切。从中可以体会到他对归属感的渴望,以及对怎样才能拥有、何时才能拥有归属感的焦虑。他不惜一切代价努力找寻,却直到生命结束仍未获得。也许有人会说,勇的战死十分遗憾,因为他战功赫赫,已经获得美国社会的认可和接受,只是没机会“享用”这种“归属感”所带来的欢愉而已。然而,通过兄长贤治的经历可以设想,即使满身伤痕的勇在战后平安回到他所期待的“祖国”--美国后,仍会遭到蔑视和仇恨,“Jap”这个称呼将伴随这名美籍日裔一生。

  可以说,无论美国人是否说出口,“Jap”的概念在他们心中早已根深蒂固。贤治的自杀再次证明:在强调“公民权益”的美国人眼中,美籍日裔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在《两个祖国》

  英译本的简介中,编者以西方人的视角对作品进行了如下解读:“山崎丰子笔下的人物遭受着来自太平洋两岸的偏见和猜疑,……作品引导读者思考’爱国‘的意义。在《两个祖国》问世25年后,英译本提供了一个了解战后日本的宝贵机会,并让我们重新思考现代世界中’日本人‘的真正含义”.

  对442部队的描写,是根据二战真实史料加工而成的。美国为避免舆论压力,从未明确提及相关事件。山崎丰子毫无顾忌地将这些事件写入小说,让读者看到了战争中不为人知的血腥和残酷,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了作家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小说命名为《两个祖国》,一是指主人公祖先的国家--日本,一是指主人公生长的国家--美国。这反而引起了第3代美籍日裔的质疑,因为在他们心中的祖国只有美利坚合众国,而对日本的忠诚则无从谈起。但是,正如该作品所揭示的那样:在特殊时期,他们表面上拥有“两个祖国”,实际上却无家可归,甚至遭到逮捕、关押或流放,无论对美国怎样忠诚,都无法完全融入那个社会。那场战争对他们的影响,将长期持续。

  与 《 两 个 祖 国 》 相 比 , 《 大 地 之 子 》 对“归”的主题表达得更直接、更强烈,遗孤内心深处对“归”的渴望,正是打动山崎的重要原因之一。小说主人公的身份是战后日本遗孤,历时二战、文化大革命、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合作钢铁厂项目等各个时期,以主人公“盼归”为发端,通过“未归”的过程,达到“重归”的结局,充分阐释了回归主题。

  作品从中国20世纪70年代起笔,运用倒叙的手法,随陆一心(原名:松本胜男)的回忆,讲述其悲惨经历。战前,松本一家受日本政府煽动,随“开拓团”来到中国东北,在日军败退时家人失散,胜男被卖到中国百姓家里。年幼的他始终怀着“归”的思想,从农村出逃后,被陆德志夫妇收养,改名陆一心。他受到养父母感化,渐渐体会到久违的归属感。新中国成立后他考入大学,在与同学赵丹青热恋时,却再遭打击:

  赵及其家人得知他的日本人身份后,断然提出分手。文化大革命中又要接受劳动改造,感情、事业上的双重打击,令他心灰意冷,内心已被抚平的伤痕开始隐隐作痛,再次失去归属感。此时除了坚持替他伸冤的养父母外,女医生江月梅也给予了他精神支持。江月梅后来成为了他的生活伴侣,让一直缺少亲情、缺乏安全感的一心再次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和归属感。文革后一心被调入北京钢铁公司工作,他表现突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一名普通人的生活。小说至此,似乎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命运多舛的主人公在参加中日合作的项目中,却戏剧性地与生父松本耕次相遇。后因“内部资料丢失”等事件被怀疑出卖国家利益,还因访日期间未能按时归队多次受到调查,虽然最后真相大白,但却给其身心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尽管生父多次劝他回日本生活,但是在饱尝各种辛酸、忍受无数质疑后,他仍旧决定放弃日本的富足生活,选择继续与养父母、妻子、女儿一起,在这片养育了他的大地上生活下去。山崎以这种方式重新诠释了属于日本遗孤的“归”的珍贵。

  小说结尾,1985年的中日合作项目宝华制铁开工典礼后,一心与生父畅游三峡,在耕次最后一次劝说其回日本时,一心借景抒情,以含蓄的方式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对中国人而言,长江是母亲河。从江水深处猛烈地传来赞颂长江的声音,一心的灵魂已经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了。

  一心的双眼涌出泪水,凝望着父亲的脸庞。

  “大地之子……”

  一心的声音融化在山顶吹来的风中,松本惊讶地转头看着一心。

  “我,是这片大地的孩子。”

  在峡谷的江面与岩石中,一心的声音清澈回荡。“大地之子……”,这预示着将与日本生父的离别,也是对自身命运的最终表白。松本一言不发,将目光转向河岸。他知道,自己与在这片大地中生长了40年的孩子之间,存在一条无法填补的鸿沟[5].

  显然,一心已经无法割舍养育了他多年的这片热土。几十年中他与养父母、妻儿的亲情超越了血缘,超越了国籍。尽管人生中有许多险滩,甚至有时命悬一线,但他始终没有失去对这片土地和人们的热爱。在这里,他重新找到了做人的尊严、人生的价值和实实在在的归属感。因此,他才能面对长江、面对生父发自内心地说出“我,是这片大地的孩子”.长江归海,一心与耕次的再次重逢,以各自回归真正属于自己的祖国而结束。作为“战争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作品,这个结局似乎为“三部曲”增添了总结性的注释:战争制造了种种人间悲剧,是人生不幸的主要根源。战争是残酷的,它阻断了一切亲情、友情和恋情,这些感情的缺失,造成人生中无法弥补的遗憾和记忆中的阴霾。

  《大地之子》单行本开始发行的1991年,正值日本偷袭珍珠港和太平洋战争爆发50周年。

  然而,人类并未汲取历史教训,仍爆发了大规模战争--“海湾战争”.随着战事的愈演愈烈,大批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大地之子》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出版,敢于直面日本侵略战争给世界人民、亚洲人民以及本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给全世界敲响警钟,意义之深远不言而喻。

  1991年,山崎丰子以“缜密、果敢的取材和丰富的文章结构”[6]荣膺日本“第39届菊池宽奖”,作品中“归”元素的充分体现,正是打动评委和读者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 “哀”--山崎文学的反战基调。

  “哀”字在现代汉语中意为“悲痛”“悼念”.《说文解字注》中关于“哀”的注释是:

  “哀,闵也。闵,吊者在门也,引申之凡哀皆曰闵。”[7]

  即,“哀”在中文词义上更倾向于表现“悲”或“伤”的感情。但日文的“哀”,语意远比汉语广泛。作为感叹词,解释为感物而发声,表示叹赏、亲爱、同情、悲哀等深深感动之意;作为名词,“哀”表达了被深深吸引的感觉,以及产生如此感觉的状态等意。

  在我国学界,很多学者通过“物哀”尝试探究“哀”的本质。“物哀”将“哀”具体化,使“物”意义广泛、深远,其内容“可以是人,可以是自然物,也可以是社会世相和人情世故”[米洋。贯穿日本和歌中的“心”[8].“哀”是日本独特的美学形态,文学作品“以哀为美”的艺术理念,将这种艺术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描写战争中的人或事时,“哀”的基调和“物哀”的情感最为自然贴切。

  山崎丰子的早期作品节奏较为明快,少见阴郁的色彩,人物性格开朗、幽默,将个人的自豪感融入其中,从赞赏的角度描写大阪的人杰地灵,使读者感受到大阪独特的人情世故。即使是描写死亡场景,人物几乎也都是在功成名就之后,于漫天烟花下、众人聚集的地方隆重辞世。

  然而,在“战争三部曲”的长期创作过程中,山崎却很少体会到快乐,多是在反思中度过的,情绪始终处于“哀”的基调当中。尤其是采访过程中获得的大量信息,加深了她对战争的憎恶和对受害者的同情。在“战争三部曲”中,山崎努力营造哀婉的氛围,以深入表达“归”“哀”等主题。其中的许多人物背负着战争阴影,在战争中饱受煎熬,父母、兄弟、姐妹、妻儿、挚友相继死去;战后的家园满目疮痍,物是人非;无论在和平时期事业上怎样一帆风顺,记忆中仍无法消除战争中时刻面对死亡的苦痛过往。那些曾深爱着却已逝去的人们,时常如幽灵般浮现在眼前,令他们极度压抑。即使在事业、爱情到达顶点之时,心中仍会掠过死亡的阴影,无法自我解脱,只能在无助中挣扎。

  这种“哀”的基调和“物哀”的情感符合读者欣赏日本文学的习惯和思维模式。当今日本社会中正直之人屡遭不公,圆滑之人反而得势,因而人们更容易接受受挫者、失败者或弱者,更容易理解他们的心境和行为。这里的“物”是抽象的,可以概括为“社会(外部环境)的动荡及由此带来的主人公的悲惨遭遇”.为此,山崎运用了“消亡美”“残酷美”等日本文学传统的艺术手法来表现“哀”,直接、直观地诉说“战争”

  这一人间悲剧,“哀”的基调贯穿于三部作品始终。《不毛地带》用近十分之一的篇幅,讲述主人公在战争期间及战后的悲惨遭遇。尤其对一岐正作为战俘在西伯利亚服劳役的详实描述,将整部作品的气氛渲染得极为凝重。《两个祖国》的开篇更是超出人们的思维定式,以静物描写的手法勾勒出“美籍日裔收容所”的悲凉场景,讲述了主人公的不幸遭遇,使丝丝悲凉和哀愁萦绕于读者心中。

  “这里是亚利桑那州的荒漠,只能看见太阳和黄沙。

  深蓝色的天空令人感到悚栗,下面是绵延不绝的沙漠,找不到一丝水分。紧贴地面长出的蒿草和铁树等灌木毫无绿色,几近干枯。(略)--就在这鸟都无法栖息的荒漠中,却存在一处异样的光景。

  四周被带刺铁丝网环绕,其中有一群人,他们静立于监视塔下、在荷枪实弹的美军士兵的枪口前,一丝不挂地排成队列。这是亚利桑那州与墨西哥州之间沙漠中的军营,裸体的人群是美籍日裔。自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后,他们便被当做敌国公民遭到逮捕、关押。’喂!小日本儿!不许动!‘美军士兵将枪口对着他们,大声吼道。他们共分5列,每列约3、40人。在摄氏43度的酷暑下被裸身罚站,所有人的汗水早已蒸发,后背出现晒伤。这一切,只因丢失一支汤匙所致。[3]7-8”

  这些美籍日裔大多生活、生长在美国本土,只因珍珠港事件被集中拘禁于沙漠之中,失去了做人的自由和尊严。这种遭遇本身就令人质疑,而因清点餐具时少了一支汤匙,便被说成是违反“禁止私带金属物”条例,受到毫无尊严的惩罚,造成他们心中无法抹去的阴影。这是战争引发的悲剧,更是主人公的人生悲剧。这种耻辱促使天羽贤治等人希望通过为美国工作赢得信任和尊严,但结局却是竭尽全力也未获得任何一方的认可,在失去亲情、爱情之后,连起码的人权也无法获得。心灰意冷的贤治最终选择了朝自己扣动扳机。作品以主人公的自尽结尾,令读者“哀”的情绪愈发高涨,启发读者对战争进行深入思考。

  在一般读者心里,死亡是“哀”的极限。但山崎却敢于冲破这个极限,刻画了“比死亡更痛苦”的人物,通过“求死不能”来展示人物痛苦的内心世界。天羽贤治尚可以用自杀来释放积压已久的痛苦,但当这剂“唯一的良药”都无法获得时,人物内心的痛苦之极是无法想象的。《不毛地带》中,一岐正被押送至西伯利亚服劳役,起初还对回国抱有一丝希望,但随着无止境的长期苦役,他发现这个梦想已变得遥不可及,只能平静地等待死亡的降临。于是,当遇到煤矿坑道坍塌事故时,他断然放弃求生的意愿,默默闭上眼睛,等待死神的到来。然而事与愿违,同伴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重生后的一岐正非但没有喜悦,反而十分懊悔:

  “这一次又没死成。今后将继续被视为朝鲜人,毫无希望回到日本,只能以西伯利亚在押囚犯的身份存活下去……一岐在剧痛中诅咒着自己的命运”[9].

  此时,能够战胜“哀”的只有理性。山崎运用一岐正的军人身份和坚毅个性,借助“风景的发现”,展示了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当一切回归平静之时,他终于明白了自己“活下去”的意义。

  “这时,墨染般的天空一角射出一道白光,顿时明亮起来。(略)极光将北极圈的天空染成七彩颜色,愈发显得壮丽,宛如七色窗帘不停摇曳于空中。从七色光中,一个声音在一岐的耳边回响。’活下去,做历史的见证人。‘这是川谷大佐的嘱托,声音仿佛从空中传来。一岐随声音仰望苍穹,暗自发誓:今后,无论将有怎样残酷的命运等待着我,都要活着回到祖国”[9].

  黑暗象征着一岐的心境,但无论内心怎样黑暗,总会有一丝光明指引前进的方向;黑暗似乎又预示着他今后人生道路的艰辛,但前方一定会有五颜六色的光明。当然,选择“生”,意味着在巨大负罪感的重压下继续忍受痛苦的折磨,然而“生”却是此刻唯一的选择。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山崎丰子的用心: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面对深重的苦难,逃避并不是办法,只有理性地面对,才是唯一途径。更重要的是,民众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各种手段改造社会,主动避免灾难重演。将感性意识升华至理性思维,是“战争三部曲”与众不同的特征之一。

  三部曲的主人公基本上以相对正面的形象出现,这就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对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批判性描写,使读者极易产生同情,不由自主地认为主人公的所作所为均为正道,甚至对战争罪犯都抱有同情感,这是违背历史事实和作者初衷的。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弱小人物如想保住饭碗甚至向上爬,必须忍辱负重,牺牲自我来协调社会关系,是在一种依附关系中挣扎的典型”[10].虽然他们饱受战争痛苦,但若对人物的理解过于理想化、纯粹化,就会误解山崎的创作目的。

  四、对日本文学“反战”的再思考。

  所谓反战思想,从广义上讲,是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一种态度或思想。二战后的日本文坛中许多作家的创作题材直接触及战争,描写战斗场面、军人生活和战后场景,创作数量较多,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战争伤痕文学”.但是,日本文学中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反战文学”,一直是我国日本文学研究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作品的创作时间、主题内容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有学者认为战后日本文学对战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日本的战争文学,不是一般概念上的战争文学,它不仅限于军事题材,还包括描写战争给人们心灵上留下的创伤、战争的残酷和蒙受原子弹的灾难等广泛的内容,具有浓厚的反战色彩。反战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反映战争造成人的心理创伤”[11].而有的观点则认为:“战后日本文学对侵略战争缺少反省和忏悔”[12],“在战争中不反战,就不是真正的反战;不是在战争中写作和发表的’反战文学‘,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反战文学‘.……全面侵华战争发动以后,日本不存在所谓’反战文学‘’抵抗文学‘或’反法西斯文学‘.这就是日本现代文学的一个特殊性”[13].

  对日本现代文学中是否真正存在反战文学的争论或将持续。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战争结束的近70年间,日本文坛确实出现了这样一批作家:首先,他们亲身经历过战争,战争期间尚处于幼年或者少年时期,即使内心充满对战争的困惑,也无法独立发出反战的声音;其次,他们不回避战争,关心与战争有关的人或事,随着认识的不断提高,开始触及战争的本质;第三,他们的作品以揭露、揭发的方式,打破人们的惯常思维,不避重就轻,不辩解掩盖,“努力唤醒人的自我意识,这对提高日本国民反战意识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14].

  作为女性作家,山崎丰子敢于逆流而上,通过主题先行的方式层层递进,描写宏大历史背景下的鲜活个体,表达反战思想。一方面,她坚持对日本统治阶级进行控诉;另一方面,她希望通过文字唤醒民众,认识罪恶根源。无论这些作品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反战文学,反战特征都比较明显。从时间来看,虽然相关作品基本上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但却充满了对战争的痛恶之情,为避免战争寻找良方,以达到促进各国交流,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虚实结合的创作手法令作品栩栩如生,对战争场景的描写不再一笔略过,而是从正面进行细腻、详实的描写。与其前期的作品相比,战争在故事中不仅仅充当时代背景,而是以各种主题的形式贯穿全篇。人物形象也逐渐从远离战场的普通百姓转变成现役军人、退伍军人、二战战犯、日本遗孤等战争中的各种角色。随着个人阅历的增加和创作水平的提高,山崎越发认识到那场战争给日本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在其作品中体现为反战意识的逐渐增强和反战思想的日趋成熟。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将这些事件和教训书写出来,成为这位平民作家的责任和使命。

  由此可见,日本文学存在一定程度的反战思想,既包含了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内容,又带有对日本对外扩张行径的反思。这种反战思想并非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而是于战后经过长期思索逐渐成熟的,带有滞后性。反战思想若能在战争爆发前或战争期间形成洪流,也许会影响战争。但在当时天皇制度下的日本,即使有一部分人极力反对战争,也没有与之相应的社会环境。我们应该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将这些作品仔细分类,以积极的态度给予相关作品一定的认识,无论是文学译介还是文学批评,尝试去发现作品中明确的指向功能和启发功能,肯定其中的先锋性和实验性。并给予充分的时间,让这些作品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效应。因为,这些作品中记录的许多文字,都是逃避战争责任的人欲极力掩盖的。通过文学传播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日本读者摆脱固定思维模式,直面日本人痛苦而沉重的过去,从而通过个人的视角独立探寻历史真相,揭示战争全貌,反省历史错误,预防悲剧再次发生。

  [ 参 考 文 献 ]

  [1] 山崎豊子。“虱”だらけの指导者·胡耀邦[A]. //『大地の子』と私。东京:文艺春秋,1999:85.

  [2] 山崎豊子。不毛地帯(四)[M].东京:新潮社,1983:621-622.

  [3] 山崎豊子。二つの祖国(上)[M].东京:新潮社,1986:521-523.

  [4] Toyoko Yamasaki.TWO HOMELANDS[M]. V. Dixon Morris,Translator.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8:Reviews.

  [5] 山崎豊子。大地の子(四)[M].东京:文艺春秋,1994:33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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