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城镇小说中透露出的民国社会变迁 本文关键词：民国，小城镇，社会变迁，小说，透露出
现代小城镇小说中透露出的民国社会变迁 本文简介：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20世纪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民国时期的小城镇，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政治、经济中心和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广场，小城镇是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元混和体，是“城市的建设基础和经济雏形”. 在中国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
现代小城镇小说中透露出的民国社会变迁 本文内容：
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20 世纪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民国时期的小城镇，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政治、经济中心和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广场，小城镇是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元混和体，是 “城市的建设基础和经济雏形”.
在中国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研究小城镇才能看清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 “轨迹”. “五四”运动前后，随着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理性文明的进一步传播，现代化进程业已成为民族发展的一股内在要求。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盘剥势力不断加大，促使工业文明由都市持续而缓慢地向前推进。现代文明的因子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小城镇，与传统文化会通融合，不同程度地影响小城镇的社会面貌。相对依然古朴、沉寂的乡村，小城镇进入种种艰难的蜕变之中。至 20 世纪30、40 年代，众多的小城镇、尤其是沿海大型市镇，在外来工业文明的冲击之下，处于动荡分解的局势之中。通过大量形象、生动的历史画面，现代小城镇小说再现了 20 世纪上半叶乡土基层社会在外来文明冲击下的种种变革，揭示民族初步蜕变的身影，透露出社会巨大变迁的历史信息。
继洋务运动以后，维新派尤其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开启了中国传统政体的革新。至民国时期，受新的国家---政治观念的影响，基层政治体制的变革成为近现代以来政体变革的中心问题之一。基层权力逐步脱离传统的自治系统，日趋转向行政化。作为县域制内的政权中心，面对全面压力和全新的挑战，小城镇在不断迭更的政制变革中被迫接受调整。从沿海到内陆，自上而下的政权压倒了沿袭数千年的封建绅权和族权，取代传统的 “双轨制”,成为基层社会的政治权力中心。以县长为中心的新式政府代替传统的知县衙门，新式的乡长、镇长代替了联保主任，党务 “委员”取代先前的 “大人老爷”,新兴地方官僚的地位不断上升，逐步成为小城镇政权的中心力量。基层社会新旧权力交替之频繁，正如胡国光所言： “省当局是一年一换，县当局是平均半年一换”（茅盾 《动摇》）。在大革命运动前后，以方罗兰为代表的新政官员已取代传统士绅，成为地方社会的实权者 （茅盾《动摇》）。洋学堂出身的乡长在县里立案，擅自将竹山划归乡公所，剥夺了一族乡民掘笋的权力。族长的儿子挖了几根竹笋，也要被捕送县，身份没落、威风不再的族长太公不得不向本是小辈的乡长跪伏求饶 （王任叔 《族长底悲哀》）。即使在穷山僻壤的川西北，县、乡级议员选举，以及官员的种种考核，也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沙汀《生日》）。做过几天官班法政的陈三大王打倒了诨名 “疯子举人”的政敌，上台做了县长 （沙汀《龚老发团》）。
简陋工业自上而下的渗透，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以及现代农业技术的引进，促使传统市镇与殖民地经济的逐步融合，在小城镇这一城乡边缘区域，经济形态深深地打上了现代工业文明的烙印，市场经济体系冲击自然经济体系，传统的经济结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我国沿海某些地区已经出现了萌芽并有缓慢发展。20 年代后期至 30、40 年代，小城镇作家分别以各自故乡为蓝本，形象地描写了 20 世纪初期中国沿海城镇动荡不安、分崩离析的经济面貌。江南小城已经出现了 “小火轮”、轮船公司和丝绸厂 （茅盾 《霜叶红似二月花》《多角关系》）。传统手工业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走向没落。在王鲁彦以 “桥”、 “? ”命名的江南水镇，轧米船---外来工业文明进入乡土社会的象征物，巨兽般地穿行在 “小脚姑娘似的”柴船、“呆笨老太婆似的”冬瓜船和 “风流少年似的”小划船之间，吐着一团团令人憋气和眩晕的黑烟，夺走了手工砻米的生意。外来工业文明和商业资本惊扰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商业成规，伊新叔等依靠小本小利和人情、信用维持的传统商人，受到铁一般的价值规律和自由竞争的打击 （王鲁彦 《桥上》）。机械化工业的出现、资产阶级的萌芽，导致新型劳资与债务纠纷在唐子嘉与丝绸厂工人和普通小商人之间产生 （茅盾《多角关系》）。
与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相伴而生的，是新观念、新思想的萌芽，以及由此带来的价值观念的变迁和社会风气的流变。对大多数人来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已不再是普遍的价值观。在鲁镇，划分 “咸亨酒店”主顾等级的标准，表面上是身份，实际上却是经济地位。
“穿长衫的”因为 “阔绰”,可以踱进屋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做工的短衣帮则站在柜台外。孔乙己原是人人皆知的读书人，只是从来没有进过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的地步，因此虽穿着长衫，只能站在短衣帮中间。与此相关的，是传统 “轻商”意识的逐步淡化。时隔数年，在孔乙己的故乡，弃儒从商、外出经商供职的人物，在声势上已压倒了乡居的举人和秀才 （许钦文 《回家》）。短短十年间，王伯申从一个 “上不得台面”的普通商人，一跃而成县里 “数一数二的缙绅”.瑞姑太太一再感叹：“差不多的人家都讲究场面了。哪怕是个卖菜挑粪出身的，今天手头有了几个钱，死了爷娘，居然也学缙绅人家的排场。” “从前看身份，现在就看有没有钱了！”现代商业文化的冲击使得金钱逐步替代从前的 “身份”,成为社会普遍的价值标准 （茅盾 《霜叶红似二月花》）。在北斗镇 （沙汀 《淘金记》），对金钱的追逐冲击人们讲求风水、敬畏祖先的传统意识。开掘祖坟淘金，不仅是外姓人的贪欲，作为何家惟一传人的何人种也为之动容。袍哥的势力压倒举人的遗威，何家的地位一落千丈，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和抗争，何寡妇也终于允许儿子走进烟馆。作为举人的后代，这未免有失体面，但如今 “体面已经属于另一类人，而且有了新的解释”.十多年前，支撑何家门楣的是那有着功名的叔父，如今，似乎酒商才算得祖宗了。此外，最明显的，莫过于自由平等、个性解放意识的萌芽。神圣的父权开始受到挑战。民治对父亲王伯申所包办的婚事进行 “无声的反抗”,张恂如不满家庭包办婚姻，试图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 （茅盾 《霜叶红似二月花》）。女性社会地位得到改善，女子上学十分普遍。不仅在江南小城镇里的许静英 （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陶慕兰 （柔石 《二月》）、金佩章 （叶圣陶 《倪焕之》）有幸步入新式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即使在保守的内地小镇，妇女的受教育权也开始得到社会的认可。翠姨虽幼年丧父，寄人篱下，却也在亲戚家受到了民主思想的熏陶，呼吸到堂兄从哈尔滨携来的男女平等的新气息，萌生自由恋爱和读书自立的思想 （萧红 《小城三月》）。
随着小城镇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的转变，社会群体也发生明显的变化。首先是社会群体间的流动和各种新兴社会阶层的萌芽。各社会阶层、团体之间出现以往未见的两种走向。一是部分传统的特权阶层、富有阶级投资于工商业，成为新兴的小城镇商人或机器工厂主。其中，既包括昔日的士绅，也有曾经的地主和官僚，多如唐子嘉一般，靠地租和房租发家，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更新，积极地投身于机械化工厂，他们赖以生存的，不再是封建特权或单一的自然经济，而主要是庞大的机械和同样庞大的市场经济，活动范围逐步突破小城镇和乡村，向都市延伸。二是知识分子向平民阶层的流动。随着新式学校的开办，大量平民接受现代文明教育，出现了贺文龙、油三妹 （师陀 《果园城记》）、魏连殳（鲁迅 《在酒楼上》） 等平民知识分子；教育模式的转变和教师职业的兴盛，使得大部分小城镇知识分子走上了职业化的道路，身份和地位向平民阶层靠拢。其二是社会群体自身结构的变化。民国时期，各种社会群体的自身结构都发生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变化”.小城镇小说中，这一结构变化的中心是士绅阶层的分化与没落。千百年来占据乡土基层社会的一代特权阶级，逐步退出了政治、文化中心，向不同社会层面分化。
他们或迁往都市，成为 “都市寓公”;或如蔡兴和 （艾芜 《故乡》）走上经商之途，成为 “绅商”;或如李缙绅 （端木蕻良 《江南风景》）、胡国光 （茅盾 《动摇》） 以各种方式公开介入地方政权，充当 “绅官”;或如朱行健、钱俊人 （茅盾 《霜叶红似二月花》）一样，成为 “新士绅”. “白酱丹”等各种劣绅、烂绅充斥小城小镇。相对而言，陆三爹 （茅盾 《动摇》）、伍老先生 （端木蕻良 《江南风景》）、张八胡 （陈铨 《彷徨中的冷静》）等传统儒绅的身份和地位不断受到挑战，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和地方官僚、商人群体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受过新式教育的小知识分子正逐步取代孔乙己似的传统读书人，成为小城镇知识分子的主体。其中，既包括凡生 （许钦文《凡生》）、博物先生 （许钦文 《博物先生》） 式的半新半旧的读书人，以陶岚 （柔石 《二月》）、油三妹为代表的新女性，也包括陶慕侃 （柔石 《二月》）、蒋冰如 （叶圣陶 《倪焕之》）、葛天民 （师陀《果园城记》）、钱良才 （茅盾 《霜叶红似二月花》）式的年轻一代的 “新士绅”.知识分子开始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经商者有之 （许钦文 《回家》），涉身袍哥等地方团体者亦有之 （沙汀 《淘金记》）。
同样，地方官僚和商人的身份之驳杂也是前所未有。地方小官僚中，既有 “模范县长”一类追逐名利的知识分子 （沙汀 《模范县长》），也有胡国光、李缙绅等摆脱传统 “绅权”束缚，公开追求政权的士绅，在四川等防御区域，还聚集了大量军人和各种名目的地方势力。在传统小商人之外，商人群体中出现了绅商、机器工业主等新式商人，传统意义上的士绅、地主、新式的官僚和知识分子纷纷跻身其中。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形态结构与群体结构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变革促进社会群体间的相互流动，社会群体的调整与变化也直接带动社会关系的重组。知识分子、商人群体结构的变化，以及绅士阶层的分化与没落，在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 “士农工商”严格界限的同时，强烈地冲击传统的思想意识，改变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最明显的，莫过于以 “绅商”为代表的新兴商业群体的出现。所谓 “绅商”,一是指由绅而商者，一是由商而绅者。蔡兴和、王伯申式的 “绅商”的大量出现，不仅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观，且逐步发展为一种具有支配力的社会力量，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左右基层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偏远的乡镇，乡长冯文为了顺利完成抽丁任务，也不得不俯首帖耳地去听取“裕生号”老板大生先生的主意 （王任叔 《乡长先生》）。江南小城中，王伯申的势力则几乎与赵守义等传统豪绅相抗衡。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新士绅、平民知识分子等新群体的出现，他们或者如陶慕侃、蒋冰如，提倡新式教育，举办各类学校；或者如葛天民，致力于新型农业技术和生产模式的宣传与实践；或者如钱良才，推动社会福利和公平体制的建设，对于促进小城镇社会变革政体、改进基层社会的教育和文化面貌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近现代小城镇社会转型中具有“重要意义”.
从哲学的高度来看，任何一次社会转型皆具有一定的过渡性。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不排除某个时期、某一领域的突变，总体来说是一个渐行渐变的过程。20 世纪上半叶，传统的封建宗法体制虽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撞，但它的每一根触须仍根植于广大的基层社会，旧的思想意识在民众身上盘根错节。封建强权势力仍是小城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身既得的权益，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创新与变革。从内陆到沿海，随着新势力的不断壮大，旧势力的阻击、反扑也愈演愈烈，表现出垂死者异常顽固的挣扎。相对正逐步进入现代化进程的都市，小城镇仍笼罩在宗法体制之中，表现出超稳定的历史常态。崇古心理的作祟，旧思想、旧势力的阻碍，使得乡土中国的初期蜕变格外艰难，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在内的种种变革几乎都遭到恶意的抵制和不同程度的破坏。
新的东西没有完全被接受，旧的东西尚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整个社会处于新旧相杂、进退交替的复杂状态。
以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为背景，聚焦于小城镇这一特殊的社会区域，小说生动地展示了 “中国宗法农业社会顽固不愿退出历史，缓慢解体的超慢镜头”.在社会变革风云突起的沿海地区，以赵守义 （《霜叶红似二月花》）、蒋士镳 （叶圣陶 《倪焕之》） 为代表的 “旧派”缙绅依然掌控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脉搏。
为了 “整肃”风纪，赵守义、胡月亭、鲍德新等人成立所谓 “敦风化俗会”,对 “五四”新文化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宣称提倡自由平等是“比禽兽都不如”的行为，视各种新学说、新风气为 “冶容诲淫，人心大坏”.赵守义长期把持积善堂的存款，且处心积虑上告王伯申侵占学产公田，煽动农民砸小火轮，造成人命案后又串通官府打赢官司，企图扼杀新兴民族工业。为改进古老乡镇的教育，进步青年丁雨生邀集友人回乡办学。此事被教育局长所代表的旧派势力视为洪水猛兽，使出一切伎俩阻碍招生 （叶圣陶 《城中》）。蒋冰如和倪焕之等人发起的教育改良刚刚实施，就遭到以蒋士镳为代表的旧势力的强烈抵制。蒋士镳不仅假造地契，声称学校开办农场所占之地原为自家所有，诬陷蒋冰如强占地皮，并借小镇人的迷信思想，大肆渲染开垦农场挖掘坟墓对风水的影响，鼓惑镇民多方阻碍农场的兴办，恶意阻止小镇的教育变革。所谓的政体变革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旧势力争权夺利的工具。土豪劣绅蒋士镳利用自己在小镇的权势，以卑劣手段操纵乡镇选举。不但将所有未到场的人的名字都抄进自己的选票，甚至以廉价的利益诱导出入会场的轿夫为他投票。 “大革命”运动中，蒋士镳利用青年 “革命者”的盲目与幼稚，将 “打倒土豪劣绅”的矛头指向蒋冰如，自己却从 “革命”的对象，一夜之间变成革命的“同志”和军师 （叶圣陶 《倪焕之》）。黄和光则几乎被同样卑劣的手段挤出议员竞选。在许多小城小镇、尤其是内陆城镇，社会变革因此往往只是一种表象的存在，失去其原本的价值和意义。陈三大王虽然做过几天官班法政，之所以做了县长，凭的却不是新思想、新做派，而主要是拔贡大哥和哥老会兄弟的势力，他的狡猾、刻毒也远远胜过了 “疯子举人”.陈三大王与 “疯子举人”的那场较量因此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体变革，而是地方强权势力之间权与利的另一形式的争斗。
社会转型要能普遍、深入、有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富有弹性的、开放而富于适应力的社会系统；一是有一群接受革新观念的创导人物。这些人物从事创新，不是为了时髦，不是为了应急，而是真正渴望社会变革。20 世纪上半叶，传统势力对现代文明的拒斥、阻击，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社会的创新与转型，新兴群体在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局限则使得发生在小城镇的种种现代化进程显得格外艰难。
小城镇的 “新”式社会群体中，虽不乏方罗兰、钱良才式的真正以变革社会为使命的创新者，整体上却是鱼目混珠。其中既混杂大量类似胡国光 （茅盾 《动摇》）、陈莲轩 （叶圣陶 《小城纪事》）等革命的投机者，也有蒋华 （叶圣陶 《倪焕之》）、陆慕游 （茅盾 《动摇》） 等盲从者。前者往往是社会变迁中的没落士绅，对他们来说，参加所谓 “革命”,目的不过是满足一己的私利，并没有推动时代进步的真正动力；后者多为初出茅庐的青年，并不了解 “革命”的真义，或为了追求时尚，或只是因为重大的刺激来了，在表皮“做些枝节的应付工作”.这一类人物带给社会的只能是一种似进实退的 “伪”创新。无论是教育改革、议会的选举，还是大革命运动，都成为他们谋利、纵欲的新工具，或增加仕途资本的一种手段。与此相关的，是新人物的价值困窘。
大量作品显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已跨入资产阶级行列的新兴社会群体，仍然恪守封建伦理道德。无论是以王伯申为代表的新兴工商业主，还是陶慕侃式的 “新士绅”,旧的思想观念在他们的意识深处仍占据着主要位置。王伯申不仅拥有小城唯一的轮船公司，也是坐在西式洋楼里办公的第一人，俨然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却与封建保守势力一样，视新文化、新思想为洪水猛兽。王伯申送儿子到日本留学，并不是让他接受现代文明，而是躲避国内流行的新文化。在王伯申看来，“近来的学风越来越坏，什么家庭革命的胡说，也公然流行，贻误人家的子弟”.在儿子的婚姻大事上，王伯申专横独断，一意孤行，以 “父为子纲”、 “门当户对”等封建教条，强迫儿子与冯家小姐联姻。陶慕侃虽然是新式学校的创办人，思想意识却停留在传统文化之中，思维方式随同小镇流俗。他阻止陶岚到校任教，认为 “一队男教师里面夹着一位女教师，于外界底流言是不利的”.萧涧秋与陶岚的关系遭受校内校外的毁谤与嫉妒，陶慕侃 “也不以他妹妹底行动为然，他听得陶岚在萧涧秋房内的笑声实在笑的太高了”.学校教员出现了党派之分，在教务或校务会上争执起来，陶慕侃也以为是陶岚的行为所致。在他看来，“众口是可怕的，你应该尊重舆论一些”.对于萧涧秋帮助文嫂一事，附和众人说笑： “老弟，你有救世的心肠，你将来会变成一尊菩萨呢！”如此校长，所谓 “新式学校”之 “新”不能不令人质疑。
行动上做着向前的挣扎，精神却滞留在传统的思想意识之中，这正是小城镇 “新”式人物普遍面临的尴尬的文化处境。“旧思想”、“旧意识”使得这些活跃在器物、典章制度革新前沿的新兴阶层成为典型的 “新”旧人。小说以此揭示小城镇社会转型初期严重的文化 “脱序”
现象，及其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与制约。器物技术、典章制度和思想意识是人类文化的三个层面。其中，器物技术是文明最外露的物质形态，典章、意识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内核，三者彼此影响，相互牵制。器物技术不仅是整个文化变革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往往渗透到其他两个层面，对传统的社会结构，尤其是经济制度和人情风貌的变革产生意想不到的作用；制度的创新不仅为物质技术的变革提供制度保障，实际上也可以促逼思想行为的变迁。思想行为是一种文化的基本价值所在，唯有这一层次的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其他两个层次的变革，促进社会的全面创新。因此，任何一种形式的脱序，对整个社会转型都会产生巨大的牵制作用。20 世纪上半叶，随着封建王朝的崩溃，以绅权自治为代表的基层政体结构已经土崩瓦解，士绅这一昔日特权阶层逐渐走向弱势。赵老太爷不得不称 “革命”后的阿 Q 为“老 Q”（鲁迅 《阿 Q 正传》），赵七爷听到皇帝不坐龙廷的消息后，悄悄地脱下那件象征身份的宝蓝竹布长衫，把辫子盘在头顶 （鲁迅 《风波》）。
然而，七斤们却仍然与他们站在同一行列，做着旧意识形态的奴隶，成为他们作威作福、苟延残喘的现实基础。 “大革命”是 20 年代在乡土基层社会影响极广的一次政体变革，该运动以小城镇为中心，从根本上触及到传统的宗法体制。由于这一运动是政府自上而下的一种强制性行为，在民众、甚至变革者中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和行动基础，整个过程显得被动而混乱。不仅普通的小城镇人对 “革命”的宗旨不得要领，就是革命者本身也陷入迷茫与困惑之中。身为中南某三等县城的党部委员---小城革命的领导者之一，方罗兰虽然置身于小城变革的浪尖之上，却为眼前变换不定的世界所迷惑，缺乏坚定的信念和目标。在他看来，这世间变得太快， “它不耐烦等你，你还没找出，还没认明，它又上前去了一大段了”.意识的迷茫决定人物行为的摇摆性。方罗兰 “遇事迟疑，举措不定”,对于胡国光的投机行为感到束手无策，甚至在胡国光呼应夏应寅的叛变、在城中暴动之时，还连称 “惟有宽大中和，才能消弭那可怕的仇杀”,最后弃城出逃，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所谓的革命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劣绅投机政治的工具。由此可见，深层的思想意识不发生变革，停留在制度层面的“革命”也好， “维新”也罢，只能如茅盾所担心的那样，是 “穿了 ‘固有的’古衣冠，一套一套在耍旧把戏”.围绕江南小城轮船公司的经营和 “习艺所”的创办， 《霜叶红似二月花》集中展示这一文化脱序状态。由于轮船开班，上海市面上一种新巧的东西出来才一个礼拜，就出现在江南小城，各种 “新货”因此从都市里源源不断地运入小城，振兴了这里的市面。洋灯、洋布、洋纱窗帘等各种各样的 “外国货”已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原本森严的高门大户。为了扩大轮船公司的经营，王伯申提出创办 “贫民习艺所”,以此为由，逼迫赵守义交出长期把持的积善堂存款。然而，无论是借助现代工业文明挑战传统章制圣典、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王伯申，还是那些使着洋灯、衣着洋布的张婉卿们，都依然沉醉于传统生活，思想观念依然停留在传统文化之中。正如朱行健所说： “从戊戌算来，也有二十年了，我们学人家的声光化电，多少还有点样子，惟独学到典章政法，却完全不成个气候。”
轮船公司属于器物技术，即朱行健所说的 “声光化电”,尽管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王伯申之流的人物到底能办，“习艺所”则触及到传统的典章制度，直接危及封建代表势力的切身利益，因缺乏新思想、新力量的强大支撑，最终成为泡影。器物技术与典章制度、思想意识的脱序，最终也迫使王伯申的轮船公司陷入种种困境之中，艰难地徘徊在歧路。一切正像婉小姐那双“不上不下，半新不旧”的小脚，鞋是托人从上海带来的，然而，即使在上海最短的样式，对她来说还是既长又宽，填进了那么多棉花，还是要瘪下去，显出它的 “本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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