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宅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及犹太寻根主题 本文关键词：犹太，寻根，叙事，后现代，大宅
大宅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及犹太寻根主题 本文简介：内容提要:妮可·克劳斯是美国文坛升起的一颗新星，《大宅》是其广受赞誉的一部最新力作。本文从情节构建的虚构与真实、话语转义以及小说文本的多重叙事视角这三个方面分析《大宅》中的后现代历史叙事技巧与犹太寻根主题，指出小说作者克劳斯巧妙地运用后现代叙事技巧，重述了一段艰辛的犹太寻根历程，提醒人
大宅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及犹太寻根主题 本文内容：
内容提要: 妮可·克劳斯是美国文坛升起的一颗新星，《大宅》是其广受赞誉的一部最新力作。本文从情节构建的虚构与真实、话语转义以及小说文本的多重叙事视角这三个方面分析《大宅》中的后现代历史叙事技巧与犹太寻根主题，指出小说作者克劳斯巧妙地运用后现代叙事技巧，重述了一段艰辛的犹太寻根历程，提醒人们注意到直面过去和反思历史的重要性。
关键词:《大宅》 后现代历史叙事 转义 多重叙述视角 犹太寻根
一、犹太寻根: 虚构与历史真实通常人们认为对实际发生过的事件的记载即为历史，即为真实; 而文学创作则是与之相对立的虚构。然而，后现代主义史观摒弃这种二元对立关系，认为“文学就是历史; 文学深陷于历史之中”。当然，这并不是说文学创作完全等同于对实际发生过的事件的记录，而是说文学创作会不可避免地反映出某一段历史的真实，能够对通常被视为历史的解读起到补充和深化作用。海登·怀特也曾指出，“历史与虚构的区分已不像从前那样: 虚构是对想象的再现，历史是对事实的再现。目前，这种区分必须让位于这样一种认识: 我们只能通过将事实与想象对照或者将事实比喻为想象才能了解事实” 。历史和虚构相互交融，交相辉映。《大宅》对历史的书写体现了这种虚构和历史的关系。围绕书桌的命运，小说很快将读者关注的焦点引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沉重的历史背景: 犹太大屠杀，引向一段漫长的犹太寻根史。克劳斯在创作中并不拘泥于所谓的历史的真实记载或卷宗，而是将大量零散的历史史实与斑驳的艺术虚构融合在一起。她利用后现代历史叙事模糊历史与现实、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的理念，在一幅历史的画卷上绘制了一群形象各异的犹太人，并借他们突显犹太寻根的主题。
乔治·维兹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之一，是逃离德国纳粹统治的欧洲犹太人代表。这些人试图在新的国土上建立新家园，但是大屠杀的残酷历史成为他们前进的羁绊。他们身在犹太人家园，但他们的欧洲背景、遭受大屠杀的经历却使他们的精神处于孤立状态。这也是乔治无法长时间呆在耶路撒冷的家中，必须四处流浪，企图通过寻找书桌实现身份认同的原因。洛特作为德意志犹太难民，目睹了大屠杀血淋淋的真相。但是挥别家人，从集中营被解救出来对她来说是对家庭的背叛，是对犹太身份的抛弃。在逃离至英国后，她一蹶不振。作为一个失去了犹太身份的犹太人，她不属于任何地方，不属于任何族群，她的生活态度冷漠而消极。奈迪亚是被美国文化同化了的犹太人，但是她对“圣地”依然满心向往。归还书桌后，她专程到耶路撒冷再看一眼书桌，而她真正想看的是那片故土，那个千百年来犹太人世世代代想要回归的家园。地缘上的回归帮助奈迪亚暂时实现了精神家园的重返。这一系列虚构人物各有居所，过着外人看来体面而惬意的生活，但他们所代表的则是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在精神上始终处于被放逐和流浪的真实状态。在长期的大流散和遭受迫害的过程中，许多犹太人无法融入自己居住地的文化。正如卡丁奈·曼宁所说: “尽管被践踏入泥，但从未与踏入的泥土融为一体”。这些地方永远是“他乡”，他们永远期望着回到“故乡”。在虚实对照的情节建构中，克劳斯紧扣犹太寻根这一主题，展示了犹太民族的不屈精神及其“流而不散”的民族生存史。
克劳斯将这些虚构人物放置在精心设计的虚构故事情节中，再现了犹太人寻根、寻找家园的磨难和艰辛。乔治·维兹在盖世太保夜袭他家、父母被抓进集中营时侥幸逃脱，从此处于流离失所中，见识到了处处被边缘化的犹太人在夹缝中生存的艰难。因此，他决心“回归耶路撒冷”，这不仅是出路，更是使命。他要将双脚踏上从未踏上的故土，重回“流着蜜与奶”的迦南。
成家后，他向妻子要求，在新购置的房产中，“让我有一个房间。……属于我一个人的，就连你们也不能进入的房间”。在这个房间里，他开始了还原父亲书房的计划。可以说书房代表着他对过去的亲情和童年的向往，更是他过去身份的象征。然而，残酷的经历使他变成一个毫无生活目标的赚钱机器，即使双手触碰耶路撒冷的故土，他还是感受不到作为犹太人的身份认同。他必须寻找到在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中缺失的身份之后，才能真正找到自己作为犹太人的“根”。不在场的家具时刻提醒着乔治身份的缺失，身份缺失造成的惶恐和紧迫感也加快了乔治着手寻找家具的步伐。这为他战后返回欧洲，不择手段、冷酷无情地夺回家具埋下了伏笔。“战争结束后，维兹返回布达佩斯，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敲开邻居家的门，将颜料泼在他们脸上，带着一群雇佣来的暴徒走进他们家中，找到被窃取的家具，背起来就走” 。这种过激的寻根行动可能只是其内心焦虑的外在表现，他其实不只是在找寻曾经属于他的那些物件，他要寻找的是一个答案，一个有关他是谁的答案。
显然，维兹是虚构的。可是他所经历的一切哪一件不是犹太人的真实写照呢? 可见虚构与真实从来都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无论虚构叙事抑或真实叙事，其载体都是话语。库里·马克( Currie Mark) 指出，“作家用于描述真实事件的想象话语不一定比纯粹想象的故事更真实。这一切都取决于人们怎样去组织和解释存在于人性中的想象”。构成历史事实本身的东西“就是历史学家已经试图像艺术家那样，通过选择他借以组织世界、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隐喻来加以解决的问题”。詹姆逊也曾指出，“历史不是文本……，但是，需要补充的限制条件是，如果不以文本形式出现，我们就无法触及历史本身”( qtd． in Waugh 89) 。文本的呈现需要有情节结构的安排，也就是说，历史叙事并非简单记录所发生的事件，其中包含了重新描述的过程。惟其如此，才可以实现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阐释。而这种重新描述则无法避免虚构的成分。克劳斯正是利用了历史叙事中虚构与真实的关系，借助想象对某些历史片段进行重新描述，通过虚构与真实的对照，让我们见识到非同寻常的真实。
小说中的人物洛特也是一位作家。她的作品中有一则题为“孩童是花园的灾难”的故事。《大宅》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及犹太寻根主题故事非常隐晦地影射了法西斯统治时期，秘密警察趁着午夜将被杀害儿童的尸体掩埋在一家华丽公园的地下的事件。公园的主人只在意自己的园林技艺，不惜对独裁政府趋炎附势，委曲求全。蜂拥而至的人们对花园美景赞不绝口，似乎没有人意识到他们踩踏在遭到纳粹屠杀的儿童们的骸骨之上。洛特暗示，故事中的发生地是她的出生地纽伦堡。这貌似虚构的情节其实并非纯粹的想象。根据史料记载，1938 年 10 月 28 日，大约一万七千名居住在德国境内的波兰裔犹太人被捕，之后被驱逐到波兰边境，政府拒绝承认他们的合法身份。两方政府的不人道行为最终造成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被遗弃在德波边境荒凉不堪的地区。盖世太保在那里建立了几处临时集中营( Burleigh ＆ Vippermann 89) 。洛特作品中提到的兹邦辛集中营就是其中之一。而距离兹邦辛不远的兹邦希内克就是洛特故事中花园的原型。德国建筑师弗里德里希·维尔借鉴花园的设计对城市进行规划，从而建设了兹邦希内克。而残杀儿童则暗指在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中，对有缺陷的新生婴儿的清洗( 弗里德兰德尔 12) 。可见，洛特的虚构在阐释一个可能的历史事件的同时，也帮助我们发现了一段历史真相。
同样，在另一段虚构的故事中也包含着一段凄惨的真实。奈迪亚与丈夫一起受邀参加一位德国舞蹈家在家中举办的晚宴。席间她发现舞蹈家的卧室中挂着一幅另类奇特的画作。“这是一幅生机勃勃的画，色彩明亮的笔画勾勒出的几张若隐若现的面孔好像从沼泽中露出来的一样，甚至还能辨别出有的还戴着帽子。画面上半部分的面孔是倒置的，仿佛画家在作画时把膝盖上的画纸转了半圈，便于轻松作画” 。舞蹈家解释说，这是童年时邻家的犹太姐弟画完送给他的。这幅画背后埋藏着一个悲伤的故事: 尽管这个犹太家庭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但是突然有一天，母亲驱车带着儿女到树林深处，在车上洒满汽油，一家三口烧死在了汽车中。犹太人家庭和谐美满的表象下是深重的创伤。纳粹势力的残酷迫害使他们别无选择———要么尊严被践踏而屈辱地死，要么保留自尊而高贵地死。这是 1935 年 9 月 15 日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代表大会通过纽伦堡法令后发生的事实。而所谓的“纽伦堡法令”的宗旨就是解决所谓的“德国犹太人问题”和剥夺犹太人成为德国公民的权利。这不仅使得犹太人在近代以来的“解放犹太人运动”中所获得的权利丧失殆尽，还为后来纳粹大屠杀打开了缺口。到 1935年底，有 8 千犹太人因各种无法忍受的迫害而自杀，7． 5 万犹太人流亡国外。
奈迪亚的故事就是对这段历史的独到阐释。由此可见，在《大宅》虚实交错、似虚还实的叙述中，犹太人追溯历史的努力和血泪得到了极大的渲染和释放; 大屠杀对犹太人鲜明的民族文化身份的强化也得到了突出的表达。另一方面，通过《大宅》的叙述，读者对已经被确定为历史史实的那些过去的事件也获得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犹太寻根以及犹太民族文化身份有了更多的认同感。
二、意象: 历史叙事中的转义行为在文学作品中，总有一个或多个意象会被作者反复提及、刻画、赋予特殊意义。这种刻意重复和描述的意象不仅与作品的主题交相呼应，不断提醒读者反思这些意象代表的意义，而且在反复的再现中深化了主题。《大宅》中，克劳斯别有深意地选择了书桌这一意象，并通过其隐喻转义反映当时犹太人遭受迫害的严重程度和由此造成的难以抹平的创伤。
“转义”一词源于希腊语，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论述，隐喻( metaphor) 是对事物名称的借用，他从意义转换的角度对隐喻分类，而意义的转换正是转义的基本含义。怀特对话语的转义行为有过专门的讨论。他认为“转义行为是话语的灵魂”，因为“转义行为就是从有关事物如何相互关联的一种观念向另外一种观念的运动，是事物之间的一种关联，从而使事物得以用一种语言表达，同时又考虑到用其他语言表达的可能性” 。怀特进一步解释说，所谓转义就是比喻，是一种“把不熟悉的东西转变成熟悉的东西的过程” 。所以，当我们使用转义的时候，也就说明我们已对表达预制了原领域经验与目标领域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而不必考虑转移所关联的两个语义场内部的事物是否真正存在相似性。在怀特看来，转义的预设特征为话语的延伸奠定了基础，而话语的延伸性又为历史书写从文学向历史“转义”提供了语言学保障。
《大宅》中精心设计的书桌意象实践了怀特所谓的“转义行为”。克劳斯让这一意象在作品的表层形式上反复出现以加深读者的印象; 同时在潜文本的层次上，对作品的主题构成隐喻，承担深化主题的任务。与书桌意象相互关联的实际上是克劳斯在小说中所聚焦的犹太知识分子这个独特群体及其所承载的厚重的犹太性。书桌的漂泊历程隐喻着犹太民族几千年来的民族大流散史。这张书桌在近六十年间几经转手，它虽一声不发，却总引人注目。按照小说情节发展的时间顺序记录，它的流浪轨迹是: 二战爆发之前，它被置于匈牙利维兹家的书房里; 后被德国纳粹分子搜刮充公，下落不明; 1948年亚瑟与洛特初识时，它出现在洛特位于伦敦的一间小公寓里，然后随洛特一起搬入夫妻俩在海格特地区购置的房屋; 1970 年洛特将其转送给丹尼尔，随后者跨越重洋来到美国纽约; 1972年丹尼尔回国将其交由奈迪亚保管; 直到 1997 年，莉亚在父亲乔治·维兹的授意下致电奈迪亚，谎称自己是丹尼尔的女儿，想要取回自己父亲的遗物。于是，这张巨大的书桌最终来到耶路撒冷。如果从维兹的“没有耶路撒冷，犹太人算什么?” 的问题看书桌最终的归宿，读者会蓦然发现: 书桌的漂泊史契合的是犹太民族的漂移离散史。
书桌虽是一件家具，但它赋予了奈迪亚犹太民族身份认同的精神源泉。在“全体起立”这一章里，叙述人奈迪亚描述到: “十九个抽屉，有大有小，其中一个半开着。在他们即将离开我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如果说有那么种神秘的力量帮助我文思泉涌的话，这奇怪的数字和古怪的组合一定代表着某种指引。……这些抽屉标志着一种根深蒂固的非凡的逻辑，一种必须以这种精确的数字和组合才能表达的意识模式”( 16) 。显然，书桌在这里不单是一件家具，更是一种精神的源泉。有它，奈迪亚便有了叙说的灵感和动力。她变得越来越依赖这张桌子，桌子也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她感受着这张桌子的神秘力量，似乎它可以将其所承载的过去通过某种神秘的逻辑传递给她，再由她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书桌赋予她灵感，使她得以透视德国舞蹈家家中的那幅画，以舞蹈家儿时伙伴的经历为原型创作出犹太母亲弑子的小说，讲述犹太人在当时压抑的环境下别无选择，要么自杀，要么被杀的悲惨命途。犹太母亲弑子后自杀的惨剧间接地证明了犹太人想要获得生存自主权的愿望。奈迪亚与书桌朝夕相处的过程可被视为接受和反思那段屠杀犹太人历史的过程，是将历史内化为特定“意识模式”的过程。是书桌帮助奈迪亚逐渐明确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以这一身份去回顾历史，以文字为工具去唤起更多的人回顾并反思历史。
书桌同样见证了犹太难民洛特的压抑和逃避。洛特的丈夫亚瑟这样描述书桌: “在简陋狭窄的房间里，它使其他家具都黯然失色，好像一只危险的猛兽占据了一整面墙，将其它可悲的小家具们都挤到远远的角落里，就像受到了某种邪恶的引力一样，它们紧紧地靠拢在一起”。这张书桌似乎有着神秘的、可以吞噬一切的力量。克劳斯将犹太人遭受杀戮的沉重历史暗喻为这张体积巨大的书桌，用体积重量等实物度量衡来展现那段无法抛弃的历史———它《大宅》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及犹太寻根主题庞大而沉重，甚至给人以压抑感，但是你却无法忽略它，必须正视它的存在。作为一个从集中营成功出逃的犹太女子，洛特是本书中为数不多的大屠杀亲历者。面对纳粹的恶劣行径和深重的历史创伤，她选择躲在角落里独自隐忍、疗伤。“她与悲伤抗争，尽力掩饰它，想将它分成更小的部分，然后将它们散落在永远不被人发现的地方” 。不堪回首的过往使洛特变得不再相信任何人，包括她的丈夫亚瑟。亚瑟感言: “让我痛苦的是她认为不能带着她的痛苦向我求助”，她“拒绝被人所知。或者厌恶被人所知，尽管她渴望出名。因为这触犯了她的自由”。她“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她是这房间里唯一一个没有时间行乐，或者可以说根本没想要去利用时间及时行乐的人” 。也许她选择与亚瑟在一起的主要原因是亚瑟受过的高等教育使他学会尊重女士的选择和隐私。与其说她爱亚瑟不如说她更爱亚瑟为她提供的日复一日的平淡的、隐姓埋名的生活。她的刻意回避恰好说明历史对她的创伤之深，她对那段历史的痛恨和恐惧之切。可是就像房间里的那张大书桌一样，那段历史也是洛特必须要去面对的。正如“游泳池”一章中的记述，书桌虽被着力掩饰，但效果适得其反。对于任何一个民族而言，历史都是一笔宝贵财富。不愿回顾历史甚至抛弃历史，就会失去整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纽带。遭受过巨大身心创伤的大屠杀亲历者洛特对那段历史的刻意躲避使她成了一个“无根”的犹太人。书桌这一意象在洛特身上反证了犹太人回顾历史、寻根溯源的重要性。
三、多重视角: 话语的无限阐释空间《大宅》是一个开放性的文本。作者通过看似无序的时间和地点的组合，实现了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穿梭，并以回忆的方式重构犹太人过去遭受杀戮的那段历史对现实世界，尤其是对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后代的伤害。克劳斯在《大宅》中避开第三人称全能视角，选取不同的讲述者，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围绕书桌这一主体意象，把与书桌有关的犹太寻根史从不同角度展开，构建了一个多面立体的寻根故事。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身份各异却有共通之处: 有亲历大屠杀的欧洲裔犹太人及其后裔，有居住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有在美国居住生活的犹太人后裔，还有与大屠杀同时代的其他欧洲人。因此，他们对同一物件的回望有着多样性甚至矛盾性。正如托多罗夫所指出的，“在文学方面，我们所要研究的从来不是原始的事实或事件。从两个不同的观点观察同一个事实会写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事实。一个物体的各个方面都是由我们提供的观点所决定的”。多样性和矛盾性其实更贴近事物存在的本质。因为这里的“每个叙述者都彼此保持距离……同时，每个叙述者也帮助构成一幅赫然可辨的社群图景”。如此一来，读者便可获取更多的信息，获得更完善的认识。
再进一步讲，叙述声音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设计还另有深意: 一方面，这样的设计凸显了犹太人与其他族裔的不同，从行动和话语等方面勾勒出大屠杀在不同程度上对犹太人民造成的难以愈合的创伤; 另一方面，这些人物的选择看似并无特殊标准，可以从犹太人泛化到任何人，但是恰恰在这随意中，克劳斯已经从单纯探讨犹太人遭受大屠杀的真相扩展到了对人类命运的探讨，进一步引导读者挖掘其背后深刻的历史内涵。英国小说家福斯特在谈到作者选取叙事手法时指出:小说技巧中最复杂的问题，不在于按某种公式行事，而在于作者使读者接受自己的能力。小说家当然可以变换他的叙事视角……。而且我发现这种扩展和缩小认知范围的能力( 视角的转换正式扩展和缩小的征兆) ，这种可以有时彰显有时隐藏什么的权利，正是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的最大优势之一，这也正好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认知能力对应起来。
《大宅》的叙述方式对应了人们日常的认知方式。不同的叙述者交替叙述，相互补充甚至相互抵抗。这样的相互交替和对抗便产生了作品悬念，增强了叙述的戏剧性效果。而由叙述视角的转换产生的悬念则会引发读者对相关人物进行重新认识，以进一步确认其身份。克劳斯充分利用了这样的转换，让叙述者轮番登场，各自呈献出一幅图像。这些色差显着、对比强烈的图像刺激着读者积极参与情节的构建。在引导读者阅读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不断地对散布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信息进行整合，实现文本理解与建构的格式塔，从而促进作者、作品和读者三方面的沟通和交流，形成了文本的多重阐释空间。
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会发现，小说中的各个部分都有伏笔，暗示某种特定的语境关系，但是却在情节上留有空白，等待读者填补。小说中有许多细节描写看似不连贯，甚至毫无关系，各个讲述人分别代表各自的团体，若非书桌的缘故他们可能一生都不会有交集。然而，正是因为他们身份各异，立场有别，各自表达了他们或主观或直接的体验，才帮助读者通过发现并识别这些刻意隐藏的联系，自行将克劳斯有意制造的空白填补起来，最后构建成一段有关犹太人的六十年历史。读者也进而认识到不同文化中的犹太人在生活中所面临的身份认同的危机感———他们无论在地缘上归属于哪里，身份认同的危机一如既往，伴其一生。
此外，意识流技巧在多重叙述视角中的应用加强了时间和空间的零散感。这种零散感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犹太民族历史上几百年来的漂泊流离。叙述者在时空中跳跃，以不同的思想意识表述相似的主题，这吸引着读者积极主动地串联起零散的意识碎片。无论是“全体起立”里的奈迪亚，“真善”里的艾伦，“孩子们的谎言”里的伊萨贝尔，还是“游泳池”里的亚瑟，他们的讲述都表现得零碎、跳跃。例如，父亲艾伦描述与儿子多维奇相处时，思绪总会跳跃到从前。父子俩在过去的和谐互动映衬出父子当下关系的冷漠和疏远。在艾伦来回跳跃的叙述中，读者看到的是父子之间因为缺乏沟通而产生的隔阂。而这种隔阂的背后则隐藏着两代人对身份以及身份中的犹太性的不同认识，对犹太民族和家园的不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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