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 本文关键词：文学批评，生态，女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 本文简介：摘 要:生态女性主义探讨了控制自然与控制女性之间的联系,其理论既是“女性的”,又是“生态的”;同时它又超越了两者。与文化领域内的生态女性主义相呼应,文学领域内也将诞生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旨在以解放女性和拯救自然为使命,探讨文学中双重统治的联系,深化对
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 本文内容：
摘 要:生态女性主义探讨了控制自然与控制女性之间的联系,其理论既是“女性的”,又是“生态的”;同时它又超越了两者。与文化领域内的生态女性主义相呼应,文学领域内也将诞生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旨在以解放女性和拯救自然为使命,探讨文学中双重统治的联系,深化对父权制文本的批判。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控制自然与控制女性
一 生态女性主义的多元理论视点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学者F·奥波尼在《女人或死亡》(LeFeminisme ou laMort)这部着作中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的概念,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生态女性主义相信女人与自然有极大的亲近性,在生理上女性如月经、怀孕和生产过程的经验类似自然生态的循环,有其周期性存在。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女性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相连性,一方面大地孕育万物的自然现象被类比为母亲哺育子女的天性,表面上这种类比是一种赞颂,实际上是藉此建构一套规范女性的“自然法则”,以自然现象来界定女性的职责;另一方面在文明与自然的二元对立里,女性如同自然,代表的是原始、被动、情感、柔弱和神秘,需要由进步、主动、理性和强壮的男性来引导和开发。这种思考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不断地流露,例如将未开辟的土地或森林称为“处女地”或“处女林”。对此,瓦伦(K.J.
Warren)明确指出控制自然与控制女性都是在同一种体制下运作的,这个体制就是父权中心体制,推翻这个父权体制是女性运动与环保运动的基本工作。因此,生态女性主义者把自然与女性受压迫的遭遇相提并论,把解放女性和解决生态危机、反对压迫一并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但由于各自借鉴的理论方法不同或对妇女与自然双重解放的根本途径的认识不同,生态女性主义呈现出一个流派众多的多元格局,诸如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和哲学生态女性主义。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妇女和自然所遭受压迫的精神文化根源,把文化精神的改变视为妇女和自然双重解放的根本途径,并通过审视宗教、神学、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内妇女和自然界之间的象征性联系,发现对自然的压迫和对女性的压迫是相互关联与相互强化的,因而试图把自然从压迫性的男性文化中解放出来,以便把自己当作生命的承载者来尊重,并要求女性发现她们的真实本性,从而赞赏和认可这种本性。鲁斯(R.Ruether)把自然/大地视为地母(Mother Earth),把女性的生育能力看作自然孕育万物的过程。在《新女人/新地球》(NewWoman/ NewEarth)一文中,她以古欧洲时代的母系社会为例,说明因为当时的主事者是女性,而女性的繁殖力使得她们能体认到整个自然生态的生死循环现象,进而能够接受人类终将死亡的事实,所以并没有希翼超越自然局限的想法;但在父权社会里,由于当权的男性并没有生育的能力,他们不得不创造一个“生育”
整个宇宙万物的天父,以能够超越人类肉体的有限生命,在如此的父系宗教观下,人类以科学方法和工业技术来追求物质层面的无限发展。同样,凯勒(Evelyn Fox Keller)认为当男人必须将女人与自然的生产与创造力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时,首先他们必须消弭女人与自然的自主性,将女人与自然陷于被支配、被统驭的次等地位。默茜(C.Merchant)在《自然之死:妇女、生态与科学革命》(The Death of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Scientific Revo-lution)中,指出理性时代以前将自然视为一个养育万物的母亲———一个有生命体———的想法,使得人类认为挖掘大地的行为就如同谋杀自己的母亲,因而不愿任意破坏自然。但到了理性时代,因科学家证明地母不是一个有机生命体,人们便开始肆意侵占、破坏地球。在默茜等女性主义者看来,“大地之母”的理论可以制止人们侵害自然,因此她们赞美自然的生命力,赞美女性母性的生育、抚慰与爱好和平的特质。
社会生态女性主义着重妇女和自然所遭受双重压迫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根源,把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改变视为实现妇女和自然双重解放的根本途径,认为在家长制度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妇女和自然所受的压迫得以相互强化。范达娜·西瓦(Vandana Shiva)因致力于女性、自然生态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问题的研究而引人注目。她指出“生态女性主义需要一种新的宇宙观和一种新的人类学,这种宇宙观和人类学承认在自然界中的生命是合作、相互照料和用爱来维护的。”①哲学生态女性主义则从观念层次上分析妇女和自然双重统治的内在联系,认为人的行为受观念支配,对女性的控制和对自然的控制是由一种共同的观念结构决定的,要解放妇女和自然,最重要的是打破这种“观念结构”(conceptual structure)。瓦伦相信二元制和等级制都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而统治逻辑对于压迫性的观念构架才是最重要的,其理论贡献在于:“她从哲学的高度、从逻辑的推理中得出男性统治女性与人类统治自然之间的同一性,女性危机、生态危机乃至社会的道德危机之间的同步关系。”②只有用包括关联主义、整体论和多元论原则,作为本体论的生态女性主义才能动摇由二元思维、价值等级观念和统治逻辑三个支点搭建的父权制堡垒,实现自然和女性的真正自由。
由此可见,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既是一种女性主义理论,又是一种生态伦理学,同时还是一种多元文化视角”。③它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女性主义理论,尊重差异,倡导多样性,解构男人/女人、文化/自然、理智/情感等二元对立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吸取了生态主义的精髓———解放生命,反对压迫,追求完整的思想,把建构和弘扬女性文化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并把对性别压迫的批判发展到对任何形式压迫制度的批判之上。而且,它还对“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概念进行了更深的挖掘,认为其本质是“男性中心主义”(androcentrism)的,只有男性才是自然的压迫者,女性和自然一样同遭男性的统治,进而指出传统生态世界观的偏颇———只是重复统治的逻辑,而忽视了“父权主义”的前提。因此,生态女性主义不仅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性别与环境问题上,还使人们反省人本主义造成的所有已演化成病态的思维。它在批判地吸收各种理论的营养后形成了自身兼容并包的特征,而各流派之间的相互论争与借鉴,又促进了生态女性主义朝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作品,其前景相当乐观,这种新的文学批评无疑将给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领域带来一场“绿色”革命。
二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展望“批评就是鉴赏、判断,因此它应用和包含了标准、原则、概念;应用和包含了一种理论和美学,最终是一种哲学,一种世界观。”④在某种程度上,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对传统哲学具有巨大冲击力的新哲学,它志在改变人们看世界的方式,并以本体论哲学的姿态批判了传统哲学的父权制世界观,它所包含的价值体系为作者或批评家认知、表现和关照社会生活、世俗人生提供了一种新的尺度和准则。
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这里,“女性美德”和“生态原则”将成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新标准。凡体现了对整体的、相互关联的、稳定世界的追求,洋溢着关怀、同情、慈育温情的文学作品会受到生态女性者的极力颂扬;相反对文学中表现出来的扩张性的、灾难性的、工具性的破碎话语,弥散着男性支配和控制欲望的作品将遭毫不容情的抨击。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将不再孤立地考虑文学中人(性别)的问题或是自然的问题,它不仅要考虑人伦道德,更要弘扬生态伦理道德。美国批评家彻瑞尔·格劳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指出文学理论已经不能脱离它赖以生存的世界,以往文学理论大多将“世界”同义为社会,而生态批评的“世界”包含了整个生态圈。格劳特费尔蒂还特意解释了为什么生态批评家们青睐eco-(生态)这个词根而不是environ-(环境):后者具有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论色彩,暗示我们人类处于发号施令的中心地位,其他的万物则簇拥在人类的周围。⑤而且,文学批评的方法论也不是绝对孤立的,它必须和文学的本体论研究联系在一起考虑。新的文学批评方法的产生完全是文学新观念的需要。生态主义的传播促使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新的思考,正如瑞查·卡森(Rachel Carson)所说:“‘控制自然’(the domination of nature)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⑥于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开始尊重自然生命的独立价值;在文学领域内,则掀起了一场清算自然“边缘性”问题的革命,试图改变“非人类的环境在文学作品结构中作为场景、背景和事件的附属而存在”的传统,并挑战将自然摆在视阈之外,以语言为中心或文本为中心的20世纪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
追溯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的关系,不能回避西方当代环境运动的发轫之作———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2)。卡森关注自然与人的问题,凭借女性特有的直觉力和细腻的情感,用文学作为武器来批判社会弊病,从而将女性、自然和文学三者成功地结合在一起。随后一些生态女性主义者如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范达娜·西瓦,女诗人玛基·皮尔西(MargePiercy)做出积极的响应,以诗歌、散文或小说的形式进行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学创作。
生态女性主义的创作实践,为批评家致力于文学理论的构建提供了基石。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墨非(Patrick D·Mur-phy)认为文学和文艺乃是生态女性主义活动不可或缺的一环。她与贝尔(Barbara CurrierBell)等生态女性主义者依据文学,特别是“自然写作”素材,解释了妇女———自然之间的语言符号相联系的性质,宣称关于自然和女人的父权观念证明了“对地球和生存于其上的妇女的双重强暴和统治的合理性”,⑦并力图以此为基础建构一种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学理论,一方面用以重估文学课程中所谓“经典”(cannon)的主流作品;另一方面用以重新阅读女性作家的作品,如对多萝西·华兹华斯(Dorothy Wordsworth)文学地位的重新评价。
无疑,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借鉴女性主义批评与生态批评的方法,从自然和女性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与自然、女性的关系,揭露文学领域内两种压迫的联系,并以生态女性主义的价值标准对传统的文学史及文学作品进行新的评价;与此同时,它还基于这样一种文化共识:“女人,大地母神盖娅(Gaia),文艺之神缪斯(Muse)构成神圣的女性三位一体”⑧。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做根基性的建设,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一)揭示文学中自然与女性的关系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与自然是交织融合、密切联系的,这种联系包括符号上或象征的、经验上和地位上的联系。
1、在文学中,这种联系主要表现为符号上的或象征性的联系。女性被“自然化”的同时自然也被“女性化”。例如,地球常被比喻成哺育人类的母亲,温和的溪流被比做娴静的姑娘,葱绿的树木被比做青春的少女;女性是“水”和“生命”的同义词,她们相互补充,相互表现,相互象征;女人是海的凝望,有史以来对海的描写和研究(海的神秘,宁静,愤怒,变化……)都可以看作是对女人的描写和研究。西方火红热情的玫瑰,日本素雅粲然的樱花,中国傲雪清香的梅花,在各国文学中是女性集体之象征;在新浪漫主义女诗人的诗中,女性甚至被喻为“男性气”的山岭,“她伸展着…迎着北风轻轻地抽泣,用她的肩胛和胸脯推动着我们”。⑨女性是大自然细心的呵护者,而大自然是女性的避难所,她们相互慰藉,又互相依赖。
男性不仅常把女性比拟为美好的自然,有时也将其视为恶劣的、荒野的大自然,如肆虐的风暴,翻腾的海浪。不论是何种喻象,男性都想建构一套规范女性的“自然法则”,以自然现象来界定女性的职责,带有明显的男性话语的控制色彩。在英语文学作品中,一方面许多动物的词语被用来贬低妇女,如cow(母牛;肥胖的女人),chick(小鸡;少妇),serpent(蛇;魔鬼);另一方面人们常用代表女性的、具有性别歧视特征的词汇来描绘自然,诸如自然被强暴,秘密被揭穿,“处女林”被砍倒了。那些把自然女性化和把女性自然化的语言,不仅反映出对妇女和自然的统治和贬低,也表明了妇女的命运与自然的命运密不可分。
2、文学是妇女与自然共同的避难所,妇女与自然在现实的父权制社会中所遭受的磨难与欺凌,在文学中表现为体验上的联系。女性与自然都经历了一个从尊崇到旁落的过程,女性与自然都遭受了帝国战争的摧残、殖民扩张的征伐、工业文明的排挤。日本文学中“女怨”与“物哀”的精神相互融合,在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川端康成的女性系列小说中,女性个体或群体的悲剧命运,常与大自然融为一种惨淡的空的意境,女性在男性社会中的失意与惨淡惟有在自然中得到慰藉与应和,从而强化了女性与自然精神体验上的相知。女人似乎天赋与自然沟通的能力,她可以听到来自地下的呼唤,与树木耳语,所以,是金发姑娘(Goldilocks)走进了三只小熊的家,是小红帽与大灰狼谈话,是桃乐茜和狮子交朋友,是白雪公主与小鸟聊天,是灰姑娘把老鼠当作同盟,还有半人半鱼的美人鱼、被鼹鼠追求的大拇指姑娘。
3、文学中自然与女性的联系,还表现在地位的相似性上,这是生态女性主义尤为关注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对文学创作中将自然和女性都看作“他性”的文学创作模式怀有批判的兴趣,并审视主流文学中的妇女和自然的象征性关系,发现对女性憎恶和对自然界憎恶的内在相关性。无数的艺术家都竭力讴歌女人无与伦比的魅力,但这一切掩盖不住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自人文主义文学传统以来,文学的中心是人,而且主要是男人。男人占据着支配世界的权力宝座,并在那些以建立历史功业为题材的史诗里担任主角,而女性不过是个配角,自然似乎永远只是人类活动的一个场所和背景。究其原因,恐怕是父权制世界观影响着文学批评领域的价值取向。总之,文学中自然与女性亲密无间,反过来自然与女性对于文学也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当自然遭逢劫掠时,女性也受到奴役,艺术也将走向衰微。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旨在解放自然和女性,实际上也是解救文学自身。
(二)生态女性主义文本的发掘与阅读,文学领域双重压迫根源的追寻每一种文学批评方法,都会选择具有丰富解析潜力的文本作为批评的对象。不仅女性的自然写作,而且经典文本也都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合适对象。卡森揭露当前环境危机、体现生态哲理的系列作品,如《寂静的春天》、《海风下》和《海的边缘》(The Edge ofthe Sea, 1955)是早期生态女性主义文本。美国女作家苏珊·格里芬则用“自然思维”(非逻辑的,运用联想和直觉的)以及诗一样的语言来颂扬女性的“野性”。她的《自然女性》(Woman and Nature: The RoaringinsideHer)从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详尽地论证了剥夺、征服女性和自然的联系,在追溯人类(男性)认识、开发利用大自然以及自身在这当中的发展时,揭示了男人怎样逐渐地使女人物质化、使女人屈从,而他成为大自然主宰的过程。通过对女性的观察,格里芬得出了一个新颖而又颇有价值的结论:“我们知道自己是由大自然创造的……我们就是大自然。我是观察大自然的大自然。我们是具有自然观念的大自然,是哭泣的大自然,讲述大自然的大自然。”无疑,苏珊·格里芬接受了“女性更接近自然”的观点,但并不视之为卑贱,而认为那正是女性独特文化价值的基点。在书的结尾处,格里芬指出:“我们能够战胜那些贬低自然、物质、身体和女人的思想;但只有女人学会为自己和自然讲话才行”。格里芬还以诗歌的形式,并用女性文化主观的、激情的、形象化的声音反击男性文化客观的、冷漠的和空洞的声音。在《革命》(Revolution)一诗中,她刻画了一条由机械、冷漠的男性文化导航的、象征人类命运方舟的“在冰冷的水上的漏船”,我(女性)“不能上你的船”,“不能让你划那条船”,因为“我能看出/你是怎样的男人,什么将发生/那儿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父权制文化最终带给世界的是绝望的争斗。她认为,革命开始于对已经存在的现状说“不”,以便寻求未来的可能。
玛基·皮尔西坚决反对父权制社会的二分论,构想了一个介于物质与精神、人类与自然、阴与阳的运动界。在其科幻小说《时间边缘的女人》(Women on the Edge of Time)中,她虚构了一个乌托邦社会,这个社会抛弃了肇始于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的所有二元论,婴儿由孵化器生育,然后由三个共同的母亲(既有男性又有女性)来抚养,男人和女人都参与了生育与抚育的工作,在这个社会“人人都是既有男性气质,也有女性气质的。社会既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从而勾勒出一幅生态女性主义者憧憬的人类社会美景。与此同时,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男性经典文学文本采取一种“对抗性”的阅读方式,而西方文学主潮之一的启蒙文学便是首当其冲的。启蒙开启了现代性,以消除蒙昧、传布知识,建立永恒正义的理性王国为己任。但作为“理性”代言人的男性,包括男性文学家,把神秘、感性、“蒙昧”之象征的大自然与女性同贬黜为一种机能角色,并在文学中加以表现。
以英国启蒙文学之父笛福的创作为例,其代表作《鲁滨逊漂流记》与《摩尔·弗兰德斯》集中体现了启蒙理性精神和父权制对女性与自然的双重控制。鲁滨逊身上固然体现了一种冒险与开拓的精神,但充满了一味追求财富的血腥味。对他来说,无论是自然(荒岛、海洋、树木、动物等)也好,他人(“星期五”、黑人朋友等)也好,国家(他的海岛王国)也好,它们存在的前提都从属于他个人野心的实现,从属于他个人攫取最大的物质利益。鲁滨逊精神就是人们开发自然、占有自然的艺术表现。笛福虽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赋予女性中心地位的人,但身为启蒙时期的男性,他无法完全摆脱父权制社会的传统意识,其解放妇女、教育妇女的目的是让她们更称职地服务于男性,更好地被加以控制。笛福把教育妇女与驯马类比:“天啊,看看我们是怎样操心养一匹良马,把它练得多么驯顺吧,……那么为什么不这样对待女人呢?”20世纪工业文明社会中的文学依然残存着启蒙精神之迷失的理性与征服的梦魇。劳伦斯(D.H. Lawrence)等英国现代男性作家的作品仍有强烈的双重控制欲望。劳伦斯作品中的女性和自然有共同的处境,即工业文明给自然和女性双重压迫。劳伦斯宣扬男性“利必多”权威以调整两性关系的思想正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显现。在他看来,男人应有男子气,女人应有女人味,男人可以超越女人去追求他的事业,但女人必须严守她的纯洁性。“一旦女人得到了男人的理想,学会了男人的技艺,一旦她能自立于男人的世界,她就不再是女人了”,她将失去温柔、美丽的自然天性。劳伦斯极力否定或贬抑具有知识、意志与独立品格的女性人物。为此,他受到了西蒙·德·波伏娃和凯特·米勒等女性主义者的批判。因此,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任务之一就是用批判的眼光对男性中心主义文本作一种“对抗性”的阅读,把根植于人们心目中的男权主义思想与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祛除掉。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总结与构建在梳理了自然与女性的关系,发掘了丰富的生态女性主义文本,进行正面或对抗性的阅读之后,对生态女性主义作一番客观的、沉静的总结,是文学活动的“自然规律”。在比较思维的关照下,进行古今生态女性写作,中西生态女性写作,男女生态写作的赏析与评判将会变得饶有兴趣。在传统文学批评中,妇女寄情草木的文字常被讥讽为缺乏时代大气魄的闺阁之作。生态女性主义则从女性与自然的亲缘关系,对这一文学现象做出积极的解释,认为女性文学中的自然不失为文学主题学研究的一个有意义的课题。女性生态写作有个纵向的发展变迁,20世纪之前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往往是到大自然中去“寻求抚慰”,对大自然的悲怜实际上是对自身境遇的感喟;而当代女性的“生态写作”,处于生态危机的现实焦虑之下,少了些个人化柔情的感伤,而表现出拯救的激情与鲜明的环境意识。
生态女性主义还特别关注女性与男性作家对自然描写有何不同,通过对男女作家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从而探究不同性别的自然观念。如台湾的冯慧瑛探讨了男女文艺家表达生态关怀的异同,发现男性、女性艺术家的自然摄影作品在编辑形式、文字撰写风格、运镜角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女性作家的作品变化多样,呈流动的韵味,体现出温婉的女性书写特色,而男性作家的作品形式整齐划一,文字风格单一,文中不免存有父权制文本的宏大叙事。
细而察之,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也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文学品质,其一就是推崇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如苏珊·格里芬的《自然女性》和卡森的《海风下》(Under the Sea Wind, 1941)。《海风下》就是以一只黑撇水鸟、一只鲐鱼和一只美洲鳗为中心视点进行叙事的。这种叙事,避免了带着优越感进行沟通的间离,营造了一种对话的意味。女作家似乎不自觉地喜欢采用这一方式,如日本宫廷女官和泉式部、紫式部创作的日记文学与物语文学,平安女性散文家清少纳言的《枕草子》都采用第一人称主动语态,以敏锐的感受力,尽情地抒发了对自己周围事物的体察与关怀。这些女作家的创作似乎都在呼吁:人类应当学会从其他物种的角度,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成了“人类建立新的自然观的前提。”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深知自然和女性被压迫而带来的教训,“她们关注‘地方’(place)的概念,并通过人的物质空间界定人的社会身份,她们对女性的空间如阁楼和小房间感兴趣”。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自己的一间屋子》(ARoomofOne’sOwn),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Gilbert)和苏珊·古巴(Susan Gubar)的《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at theAttic),这些书名无不流露出女性对空间场所的眷顾。她们对空间的描写实际上是内在情感、感受、渴望与欲求的一种外化和隐晦的表达。对深锁的“阁楼”的诅咒即是对父权制的批判。“自己的一间房子”,“海的边缘”是饱受压制的女性对自在之境的憧憬。
从女性与自然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传统的文学作品,无疑具有一种全新的革命意义。但从理论方法上看,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除了其独特的视角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生态批评是它借鉴的首要对象。而以往的批评方法如意象派批评、主题学研究等,几乎都可以运用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中,甚至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批评也可适用。生态女性主义者从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和性别心理形成理论那里,获得了对控制自然和控制女性的心理学认识。格瑞(E·Gray)在《失去的绿色天堂》(Green Paradise Lost)中断言:“自然界被贬低,源于在性别心理方面自然界与妇女联系在一起。”男孩在成长过程中,为了强化与父亲的认同,形成“超我”,他们必须摆脱“恋母情结”,这时母亲成了他成长的障碍,他对母亲的态度也由爱转变为恨。同时他们追求对外在自然的超越,因此自然和女性一同被他们视为异己的、有威胁的客体,而加以强横的控制和主宰。
概言之,不同派别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偏好不同的文学批评方式,但具有相同的伦理关怀。每一位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首先必须是一位对生命、自然、女性和压迫者充满了爱护、温情的“善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也因关注全球性的生态问题而掩饰不住其熠熠的伦理光辉。它的伦理色彩体现在自然和社会两个领域。一方面它承认非人类存在物(如动植物、河流、山川等自然资源)拥有与人类平等的道德地位,另一方面它反对各种社会统治形式(种族歧视主义、阶级歧视主义、年龄歧视主义、帝国主义等),声援处于边缘的弱势群体(女性、黑色人种等),代表底层的利益。因此,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以文学形式承担起为正义、自由立言的救赎使命,它把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结合起来探讨,把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同父权制的批判相层递,表现了一种宏大的批评勇气。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虽不是一种既成的文学批评,甚至可以说它还没有成功地从文化领域切入到文学领域,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应该看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生成中”的,“研究前景相当乐观”的文学批评。面对当前生态问题日益迫切和全球化的局势,批评家希望通过文学批评的阵地来宣传生态女性主义,从而强化人们的环保意识,鼓励人们投身于环保实践。这也是文学作为独特思想传播载体的“媒介价值”所在。笔者真诚地希望:所有关心生态问题,并对父权制统治逻辑有认识的文学家,都积极地参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探讨和实践。
三 结 语生态女性主义虽温馨,但对它的质疑也颇多,它“引发的最179大争议就在于强调自然与女性特质的亲近性”。黛微恩(Victo-ria Davion)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吗?”(Is EcofeminismFeminism?)的质疑,认为毫无批判地赞美女性气质(the feminnine)并不合女性主义的主张,女性主义者应该批判性别角色的扮演,若以赞扬女性特质的观点来联结生态学的观点,只能称为“生态女性”(ecofeminine)。作为一种正在生成的理论,这些争议不过是发展中必然产生的内部对话。生态女性主义者批判父权制,她们追求解除不公的统治关系的决心,与其他派别的女性主义者不仅一致,而且用父权制理论来分析人对自然的压迫,强化了其批判的锋芒;生态女性主义还指正了生态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概念的缺陷,更本质地表明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源———父权制统治逻辑,从而为新生态伦理学的构建提供了精神资源。
来源：网络整理 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
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由：
免费论文网互联网用户整理提供；
链接地址：http://www.csmayi.cn/show/218743.html
转载请保留,谢谢!
